第一次无意间看到老太太的照片是在一个闷热的夜晚，照片中八十几岁的她着一身黑花蓝底旗袍，一头银色卷发，状态从容淡然，微笑着注视着镜头。
她有一双老年人罕见幽邃晶亮的眼睛，从她的眉眼判断，年轻时一定是位不折不扣的美人，那种超脱于时空的气定神闲、鹤发童颜下的婉约气质。时光虽然磨蚀了她的容颜，但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尘埃，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惹得人人惊叹。都说岁月是最无情的小偷，可这岁月好似忘记她了一般，只留下难以忘记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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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民国北洋政府高官家庭。当时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引得一片官宦子弟无尽的追求，可她丝毫不在意富二代们的追求，对她来说，你们再有钱，却还是要拼爹。
1930年，姚念媛因家里安排去了英国留学。
有一句话说，一旦去了新的环境，认识的第一个人就会特别有好感。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学的姚念媛，阴差阳错的认识了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
郑康琪对姚念媛也十分中意，套路嘛，不外乎都是一些惯用追女生的方法。这一来二去，让姚念媛的少女心也按捺不住。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郑康琪。
虽然家庭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大小姐姚念媛可是一位为爱皆可抛的主，执拗的性格非是郑康琪不嫁，父母也拿姚念媛无可奈何，一挥手，罢了，那就成婚吧。
1937年，等学成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动荡不安的局面，让刚回国的两人是一脸迷茫。随后两人一起南下重庆进了外交部，并被派去驻澳长达七年之久。
战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们在悉尼度过了漫长安静又美好的岁月。
1949年之后，夫妇两人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上海。
一座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外表华丽光鲜，脚下却是暗藏汹涌的无尽黑暗。
他们住在市中心绿荫中半遮半掩的三层小洋楼，有仆人数名，专门的厨师、管家，国内外银行都有存款，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出门有车接送，喜好研究古玩，家里陈设全是明清时期的古董瓷器，朋友也以外国人居多。──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一方绿洲”。而当时偌大的上海滩，保持这种“解放前”生活水准的不过十来户。
1957年，丈夫因病去世，姚念媛纪念丈夫随之改名郑念，取起思念之意。丈夫死后，开始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因为她的留英学生身份，以及工作于外资企业。后来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把她定为“英国间谍”。随即抄了她的家，把她打为阶下囚。
红卫兵抄家砸毁古董的时候，她用身体护住古董，以免丢了古老的文化。可棍杖无情，只认资本，统统砸碎，一件不剩。那个年代的土地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土，人们忍受着一场又一场尊严和人格的摧残。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里，她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无人交流的孤寂，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
“那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绝对不能做假供。假如做了假供，好好好，不要打扰我了，我承认自己是间谍，这个案子就结了。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这是郑念在监狱中每日每夜都会内心重复的话。如果真的就这样招供了，那间谍，汉奸的身份则会背上一辈子。她咬着牙，抬着头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为。
一个人，哀莫大于心死。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种进入万劫不复却无法出去的感觉。如同无边黑暗中，独自找寻方向的小鸟，可它永远都飞不出这黑暗。飞行对它来说，只是机械式的拍打翅膀，行尸走肉一般。
福楼拜有句话：“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在狱中，大部分囚徒都万念俱灰，狼狈不堪。这对郑念来说，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她依然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不能因为风吹乱我的头发，我却不去搭理；油污弄脏我的衣服，我却无视一切。那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贵族基因，在她的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
郑念借扫帚打扫屋子，每天清洗自己，甚至在看守员嫌麻烦时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使得看守竟无言反驳，因为毛主席的话便是一切，是不可忤逆的“圣旨”。
不论她遭受怎样的折磨，就算是两千个日夜里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嵌破皮肤，鲜血直流，甚至入厕后拉裤链都疼得撕心裂肺，双手差点残废。她依然没有放弃。
她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就在快要挨过这段时间的时候，却从看守员嘴里得知，自己进监狱后不久，女儿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痛到不能呼吸，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活着出去，去调查我女儿的死因，就算是她最后吐着鲜血肢体僵硬地趴在地上，我也要去看看那块沾满她鲜血的土地。
一个坚强和隐忍的母亲，用自己内心的精神力量，去对抗着无尽的黑暗审判。比起漫长岁月中的等待，大把脱发、牙龈出血和思维的衰退更令她恐慌；她开始强迫自己每天花几个小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以来对抗接下来的日子。
最终凭借自我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郑念在1973年无罪释放。
当她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她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只是从监狱的大门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经过了她曾经的家。
随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她不与人任何人交流，她害怕周围的人都是告密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停格在她的双眸上。
主管她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闯进她的家门。警察在门前不理会看门的老赵，就直接冲进起居室，并在地毯上吐了一口鲜绿色的浓痰。郑念第一次看到了权势造成的无礼态度，以后，她认识到，党的下级官员往往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在她心里，任何凭借野蛮行为达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蛮的力量。
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纸，这位双鬓落雪的老人，却始终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高贵优雅。她计划自己的将来，希望能把剩下的日子活得更好。
1980年，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出国之前，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她不忍心再看见文明在野蛮的暴力下流失。
虽然去美时已经65岁高龄，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
她每天早晨，都会在花园里锻炼身体，和隔壁的邻居一起聊聊天，到上午十点她才返回书房，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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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岁高龄的郑念，独居异邦，没了丈夫，失去女儿。一个人去超市购物，一个人驾车高速路上，一个人做菜，一个人睡觉。孤寂的生活还常常伴着病痛，那是可以想象的艰难，即便那样，见过她的人，无不感叹她的美丽。
她的邻居总会叫她去家中吃饭，但她每次都以自己还能动的理由委婉拒绝了。她只是不愿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孤独年老的妇人，她更愿意把自己活成一位迟暮的女王，拥有高贵的神情，和优雅的姿态。
漫长的岁月里，唯有文字和痛苦的回忆与她作伴，她无比思念死去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每次都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到在棍杖下痛哭，无助的女儿，那像是一针肾上腺激素，刺激着她。最后，呕心泣血地写下了震惊社会的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并在英美出版书籍，在1988年被程乃珊母女翻译，在大陆出版。
八十岁她，依然精神抖擞地穿梭于各大高校做演讲，和学生们一起谈论东西方历史，同时也拿自己为蓝本鼓励海外游子努力学习。
她还是时常把“Let the past rest”(让往事过去)挂在嘴边，并鼓励劝慰着世人“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郑念把多余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让他们能够在外学习减轻一些负担。
九十岁的郑念，活脱脱得像高贵的伊丽莎白女王，无视岁月的痕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偶尔会去舞厅跳跳舞，娱乐一下自己的夜生活，满脸灿烂的笑容是她留给舞厅里那些绅士难以忘怀的礼物。她也会驱车前往郊区，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又或者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无比。
她始终相信，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希望自己过得像女王一般优雅，就必须得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件事。她不把年龄当做借口，她总是说，你需要学习，为什么年龄会成为你的绊脚石？难道年龄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吗？
郑念的往日今昔，很适合杜拉斯说过的那句话：“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的容颜。”她把所有的痛苦和辛酸活成了一种生活的调味品，在她眼里，任何辛酸都比不过生死，除却生死一切都是小事。
就是这么一位坚韧高贵的女性，无情残酷的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让她变得容光焕发，在美丽中增添了一丝坚强与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