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消息传回之后，汉武帝与群臣都声讨李陵罪过，唯独司马迁为李陵伸冤，指出李陵兵败情有可原，功可抵过，最后认为“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即李陵不是真心投降，而是伺机准备反匈报汉。
与整个朝廷唱反调，司马迁下场可想而知，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按律当斩。当然，为了编写史记的未竟事业，司马迁以腐刑（宫刑）赎身死。
传统认为，司马迁这是不畏强权，是一位正直可敬的史官；同时，李陵后来举动证明司马迁判断正确，汉武帝错怪一员大将。但笔者认为，汉武帝没有做错，错的反而是司马迁不合时宜，只是书生意气，未为大局考虑，因此汉武帝处罚司马迁是有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受刑的原因，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陵投降匈奴的时代背景
浚稽山之战中，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三万多匈奴精锐骑兵，且战且退七天七夜，还杀了一万多匈奴，最终在救援不力的情况下投降，的确情有可原，司马迁说的是“真话”。单就李陵之败来说，司马迁实事求是了，但就当时的汉匈局势来说，司马迁却没有“求是”。
汉朝建立之后，汉匈之战就拉开了帷幕，但汉朝前七十年处于防御，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战略反攻。更为重要的是，在李陵降敌前后，汉武帝频繁用兵，正是汉朝反攻匈奴的另一个高潮期，李陵投降就发生在这一阶段。
霍去病封狼居胥后，汉匈大致保持了15年休战期，但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再度攻打匈奴，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90年。其中在公元前97年，即李陵投降后的第三年，李广利、公孙敖就率领17万兵马攻打匈奴。也就是说，李陵投降发生在汉匈战争的关键时期。
大战当前，扰乱军心者皆可斩杀
大战当前之际投降，哪怕情有可原，也肯定不可能被认可，因为一旦认可必然动摇军心，因此李陵必然被问罪，汉武帝至少表面上肯定无法谅解李陵。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如果当时只是为李陵减少罪行还好，但他为李陵做“无罪辩护”，这显然打击军心士气，只能说司马迁书生意气不懂时局，因此他被处罚也是顺理成章的，即“大战当前，扰乱军心者皆可斩杀”。
其实，对于李陵战败情有可原，汉武帝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他只是把李陵家人下狱，后来因为公孙敖诬告李陵帮匈奴真心练兵，汉武帝以为李陵真投降了，才下令处死李陵家人，之后李陵听到家人被杀也就真心投靠匈奴了。可见，汉武帝是名义上严惩李陵，但实际上也理解李陵的，事情坏在公孙敖诬告。
总之，站在汉武帝的立场，他根本不可能在大战当前之际宽容李陵，也不会允许他人动摇军心，司马迁过于书生意气，一味追求细节真实，说的是事实却对当时汉朝士气不利。
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看看历史就知道，任何一场大战之前，正常的主帅都不可能任由流言肆虐，哪怕流言说的是事实也不行，这是最基本的认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受刑可谓“咎由自取”，但因为司马迁是史记作者，兼之李陵的悲情色彩，从而让司马迁被后人同情。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司马迁遭到刑罚的原因，在如今中国面临大敌、大战的时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今，中国面临的大战，就是突破西方围追堵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复兴。但在这场复兴之战中，总有一些打击士气之举，比如一些打着记录（以偏概全的）事实的旗号，刻意制作一些迎合西方、抹黑中国的作品（中国人想要获得西方艺术奖项等，基本都要反映中国负面形象），难道只能任其行事？或许，汉武帝对待司马迁的态度值得考虑，当然时代不同，处罚办法不能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