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信史”，就是遵循一定写作规范，时间清晰、资料详尽、直言真实，是有藉可查、真实可信的历史，与之对应的是野史。其中，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秩序，也即历史中的“历”，因为没有时间秩序，那么项羽真能打关羽、张飞真能打岳飞。
纵观世界各国信史，无论规模、还是最早出现时间等，中国信史都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第一。但问题是，中国为何拥有庞大而悠久的信史，背后到底有何原因？现代考古改写认知，信史的出现其实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缺少相应土壤的文明是很难诞生信史的。
中国的历与信
西方塑造的中国人形象，往往缺少时间观，也缺少信用观，但实际上这是标准的污蔑，刻意的贬低，因为纵观世界万族，大概没有比中国更注重时间与信用的民族了，考古就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是标准的农耕文明（考古表明中国农业始于1.4万年前），首先需要的是“守时”，因为一旦错过农时，就可能颗粒无收。至少在8000年前，中国就开始探索如何掌握农时，贾湖遗址就能证明这一点。距今6500年的濮阳西水坡遗址，清晰的表明中国已经掌握观象授时，晚上观察青龙、白虎星象等，白天通过立表测影观测。及至陶寺遗址时，中国至少已经掌握20个节气。
因此，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人必须重视时间，否则就可能饿肚子，这种时间观烙印在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后来成为中国信史中的时间要素的渊源。
同时，古人在观象授时时，发现年复一年，与农时相关的时间会如期而至，比如每年夏至冬至等会准时到来，于是产生了信用观，也即文献中记载的“至信如时”，最大的诚信犹如天时一样。
可见，中国信史中的“历”与“信”，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漫长的演化期，悠久的演化史。
文明以止的特质
周易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来看，中国是先有天文，然后再有人文，因此学者冯时认为中华文明史有8000年，还真不是自嗨，这是有传统文化依据的。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文明以止”，是指古人将（相对）不变的知识传承下去，由此就将“天文”转变成了“人文”，变成了他们掌握的东西。显然，这是“知识传承”，必然涉及到记录，即将前人的知识记录下来，然后传承给后世。对于这一观点，现代考古让人大吃一惊。
距今7000年的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的圆形陶器上面刻画了原始的“九宫图”（洛书），距今7300年的安徽双墩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九宫图，后来在距今53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商代殷墟遗址、西汉汝阴侯墓中，都出土了相似的九宫图。也就是说，中国洛书起源史至少已有7300余年，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基本没有太大变动，证实了“文明以止”思想。
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青龙白虎北斗星象图（见上图，由蚌壳构成，北斗图斗柄是两根人腿骨——立表测影中的“表”，周髀算经中的“髀”）。但在4000年后的春秋战国时，即现代考古发现的曾侯乙墓中，在一个木箱上竟然发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青龙白虎北斗星象图。
可见，“文明以止”的特质，让中国很早就出现记录的传统，这无疑是中国记录历史传统的渊源。
通过上文分析，归纳一下核心有三点：
首先，农耕文明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时间观，这是历史之“历”的渊源。
其次，中国文明以止观，形成了记录的习惯，将知识传承下去，这是记录历史的渊源。
第三，漫长的观象授时，让中国人发现天时的诚信，由此产生信用观，这是信史之“信”的渊源。同时，文明以止观更要求“信”，当时古人眼里的知识传承容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出现虚假，否则将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搞错农时会导致全族饥荒。
当具备了历、信、记录习惯时，那么中国信史也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当然，道路是曲折的，真正规范的信史出现，这要等到春秋战国时期，但也有学者认为周代没有统一的历法，故而真正信史始于汉武帝颁布太初历之后。
与中国相比，世界其他文明缺乏这样的基础，自然也就很难早早的、自然而然的出现信史，基本只能在后世受到中国影响才产生信史，比如欧洲是在16世纪之后才出现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