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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四文学社团[/b]
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
清朝末年，曾经出现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运动，但不久便失败了。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大量输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些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出现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适应这种思想革命形势要求而出现的，它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1917年初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难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进步报纸刊物已经有所酝酿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章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希望一些觉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够创造出“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陈独秀发表了《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了中国文艺应当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同少数学友研思辩论文学改良的问题，并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酝酿与鼓吹实际上可以视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 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发难的第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还依据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的接近，提出了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高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反映了反对虚伪艰涩的封建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历史要求，使得文学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了。陈独秀在文章中还表示,愿同国内外文学界豪杰之士一起,“不顾迂儒之毁誉”,而明目张胆地与“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这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实际上成为发难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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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许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赞同”的态度。他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917年 3月致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和白话文学应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或从文学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论证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势在必行的。1917年8月,钱玄同还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
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就文学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便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表示面对政府的压迫和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坚决态度。鲁迅在斗争中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也批评了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毒”，深刻地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他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1919年1月,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杂志创刊，发表了反对封建礼教、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和创作。《晨报》第 7版（副刊）、上海《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也相继改为白话刊登新文艺作品。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
新文学创作成绩的出现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 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新诗创作，以此向旧文学表示示威。1918年 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也都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以描写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为特征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创造新的生活的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迥异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的特色。
“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的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丐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余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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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b]文学研究会[/b]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白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研究完成了其部分目标。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文学研究会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他们相信从事小说戏剧等的创作也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这种"为人生"的"新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强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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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创造社[/b]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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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幻洲》半月刊创刊[/b]
1926年10月1日，创造社后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创刊。由创造社和光华书局后出版。全刊分上，下两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叶灵凤主编，专载文艺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载杂文、述评。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刚、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汉年、田汉、蒋光赤等。
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一无所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停刊，共20期。
1923年11月18日，成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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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b]新月社[/b]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前期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期创办《新月》月刊(1928.3.10)，《诗刊》周刊(1931年)。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从徐志摩、胡适发起的早期的聚餐会、新月社到《晨报副刊》的《诗镌》和《剧刊》；从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到《诗刊》和《学文》，“新月”经历了从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历时11年的复杂过程，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领域，更旁及文艺理论和美术，尤其是跳出“文艺”的象牙塔，关注到了现实政治。就文艺而言，他们拒绝所谓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迷信“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他们讲究“人性”，崇尚的只是走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就政治而言，他们反对专制，推崇民主和法治，呼唤人权。他们个体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有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向往和坚持，他们自由地谈论文艺，自由地和左翼论战，自由地谈论政治。在历史的长河中，新月的岁月只是一个瞬间，却永远定格在了现代中国苍穹黝蓝的夜幕上。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丁西林、陈西莹、林徽音，以及梁启超、张君劢等，聚集在北京。这些人多曾留学英美，志趣相投，来往日久，他们便有了组织一个俱乐部，开展一些文化活动的愿望。他们说是希望与“几个爱做梦的人”在艺术上“开一条新路”。于是，说干就干，他们决定结社。但是，给这个新成立的社团起一个什么名字？这时，有必要引出另一位人物。
当时，南开校长是天津人张伯苓。张伯苓有一个少16岁的弟弟叫张彭春。张彭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人称“九先生”。人们以为他行九，其实只因他出生那年父亲59岁，故取乳名“五九”，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九儿”了。
张彭春于1892年生。字仲述。1904年张伯苓和严范孙创建了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张彭春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班。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他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说，是易卜生使他这个学哲学的年轻人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6年夏，风华正茂的张彭春获硕士学位归国，回母校任教。当时南开的新剧（即话剧）活动在张校长的积极提倡下正蓬勃开展，每逢节日都要演戏，这已成为学校的传统。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就名声在外，所以一回校便受到热烈欢迎，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九先生走马上任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将南开的新剧活动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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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导演制度，张彭春便将西方的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南开新剧团，排演了自己在国外创作的剧本《醒》。尽管《醒》还比较稚嫩，然而它的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醒》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胡适的《终身大事》，要早３年；张彭春在排演这出戏时，开始运用了一套完整的、效仿欧美的导演方法，比1922年留美归来从事戏剧导演工作、被话剧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也要早６年。
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女留学生蔡秀珠，两人由相识到相恋。1921年5月，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1922年４月，张彭春的论文通过博士学位。６月，长女明珉出生。
1923年９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之聘，携带妻女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同年11月，他的次女降生。女婴健康可爱，夫妇俩欣喜万分。为弥补当初没照顾好长女，他们对这个新的小生命百般呵护，并要给她起一个最美丽、最动听的名字。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由于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因此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
在这时期，张彭春正同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女儿“新月”这个名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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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诗剧《齐德拉》[/b]
新月社成立以后，最初以小型聚会形式出现，后发展成俱乐部形式举办年会、灯会、书画会和演剧等活动。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5月8日在北平度过他的64岁生日。“新月社”为给老诗人祝寿，特地用英语排演他的著名诗剧《齐德拉》，邀请张彭春担任导演，由林徽因、徐志摩分别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布景绘制则是梁思成。5月8日和10日分别演出两场，鲁迅、梅兰芳等文艺界名人前来观看。演出结束，徐志摩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一个……”
[b]《诗镌》[/b]
这段时间，闻一多、徐志摩等虽已经开始写诗，但一时影响还不大。该社真正活动，并产生影响，是1925年以后的事。这一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国，在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而这时，徐志摩又刚好接办《晨报》副刊，希望“露棱角”，他便和有志在文学上“导潮流”的闻一多结合起来，在《晨报》上办了《诗镌》。
《诗镌》于1924年4月1日出版第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编辑。当时参加活动的主要诗人还有饶孟侃、朱湘、刘梦苇、孙大雨等。徐志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也就是说，他们不满意五四运动以来产生的没有格律、过于自由的新诗，希望创制一种人们能够接受的新诗的格律。《诗镌》共出11期，它以爱国主义和反伤感主义为旗帜，提倡新诗格律，影响很大。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朱自清称他们为格律诗派。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体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b]《诗刊》[/b]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韶洵美、余上沅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此时，新月社也就转移到上海，称为新月派后期。1928年春创办《新月》月刊，30年代初期又创办《诗刊》季刊。这一时期参加的主要诗人有徐志摩、孙大雨、饶孟侃、邵洵美、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等。此外，参加活动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人。闻一多只参加了《新月》第一期的编辑，以后就不再参加活动。 1931年，陈梦家受徐志摩委托，编选了《新月诗选》，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诗歌，并撰写了一篇长序。这成了人们评价新月派诗作和诗人的最集中的资料。
1931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诗刊》接着停刊。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四卷第七期后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1933年9月23日由胡适在“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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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诗格律化运动[/b]
新月社不是纯文艺的社团，但主要活动和影响却在文艺方面。在文艺活动中，思想倾向上有一个逐渐右转直至与进步文艺运动相对抗的过程。可成员的文艺创作状况比较复杂。他们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对于新诗格律化和艺术美的探求有一定意义，同时也带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1926年，新月社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传统的中国戏剧艺术。此外，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
胡适，1891生，原名胡洪，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期间，发起组织新月社。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抗战胜利后，1946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梁实秋，原名治华，1902年1月17日生，浙江余杭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梁实秋，1903生，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参加新月社，为该社主要成员。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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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
闻一多，1899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为新月社主要成员，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其后，历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等。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1896年生，浙江海宁人，富商家庭。中学与郁达夫同班。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并于同年应父命与年仅16岁的张幼仪成婚，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赴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徐志摩于婚外爱恋林徽音，并于1922年3月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异。同年8月辞别剑桥启程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经常发表诗作，1923年与胡适等成立新月社，为主要成员，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任翻译，后随泰漫游欧洲。同年认识有夫之妇陆小曼并相恋，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1927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1929年兼任中华书局编辑。1930年秋，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在此期间，徐志摩为了生计，往返于北平与上海之间疲于奔命，然而仍旧难以满足早已移情别恋的陆小曼，只是碍于旧情与面子，不好再次离异。他已陷于深深的痛苦中。1931年11月19日，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死于泰山脚下，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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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绅士诗人，徐志摩可以说是新诗的诗魂，人称“诗哲”、“诗圣”并不过分。他的行为与品格也同样受到同人、朋友、学生的赞赏与爱戴，他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虽为文坛风流佳话，亦留有诸多遗憾，但他那天真无邪，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令人敬佩。难怪这位英年早逝的诗坛巨星的噩耗传来，震惊了海内外，胡适连呼：“天才横死，损失的是中国文学！”
新月社除了徐志摩、胡适，以及丁文江、林长民、张君劢、黄子美等最早参加聚餐会的成员以外，又有更多的名士加入。如果说聚餐会的成员组成相对比较单纯的话，那么，新月社的成员组成就复杂了许多。它们中有像徐志摩、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有政客、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因为如此，在外人的眼里，新月社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有人因为社里有银行家，就认为新月社是资本家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政客，就认为新月社是某党某系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北大教授，就认为新月社是北大学阀的机关；有人因为社里有男有女，就认为新月社是过激派。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２〕，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３〕，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
但老例，刽子手和皂隶既然做了这样维持治安的任务，在社会上自然要得到几分的敬畏，甚至于还不妨随意说几句话，在小百姓面前显显威风，只要不大妨害治安，长官向来也就装作不知道了。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４〕，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
[b]语丝社[/b]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社团。从1924年底自1930年初，历时约五年多时间，以《语丝》周刊为依托,围绕着鲁迅和周作人，在"语丝社"的旗号下聚集了一批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作家和学者,其中既有"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亦有1920年代中期于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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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要认识语丝社，首先得认识<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是新文学运动早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出版于北京的<晨报>原名<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副刊》是<晨报>的副刊，它于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孙伏园任《晨报副刊》总编辑的时候，得到了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人的大力支持。到1924年，《晨报》总编辑由刘勉己取代了蒲伯英，他对孙伏园编辑的副刊极为不满意，决定进行改革，将已经确定好文章的刊物中鲁迅的作品<我的失恋>取掉。孙伏园辞职，而又决定在报刊事业上有所发展，并企图通过创建另一个刊物来“报复”《晨报》，尽管语丝社的成立有着更有广阔和复杂的政治时事及思想上的背景，但这次“抽稿风波”成了《语丝》出现的直接催化剂。 同时，我们要认识语丝社，还得了另一个文学社团：新潮社。语丝社的筹备会上，除章小川外，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新潮>是由北京大学学生所办的刊物，它呼应<新青年>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的立场，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鲁迅主张将《新潮》不要办成一个纯学术的刊物，而是应将重点放在对于中国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批判上。
在新潮社中，周作人更一度担任主任编辑，另一个原因是《语丝》社在当时没有自己的出版与发行基地，所行的工作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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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语丝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容忽视的要了解一个出版机构：北新书局。北新书局是由新潮社转化而来。这种转变显得很自然。在后期，新潮社相当于一个出版机构了。由于李小峰大学毕业后专注于这一块事业，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新书局的老板，其它社员也默认了这个老板的身份。 在北新书局创办初期，鲁迅给予了李小峰许多帮助。除了经济上的帮助外，还在装帧等方面给予了指点。并亲自参加到其中。鲁迅后来与李小峰及北新书局保持了十年多的关系，直到生命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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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书局成立之后，《语丝》的印刷，发行等事务性的工作，就全部交由李小峰经管。北新书局后来移到上海，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合作，并不只限于《语丝》周刊。鲁迅与郁达夫一起为北新书局主持了另外一种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奔流>，并长期为<北新>半月刊提供译稿。但北新书局与鲁迅关系中不和谐在鲁迅定居上海不久即出现了。1927年，李小峰和孙伏园因为经济问题发生纠纷。鲁迅在致章川岛的信中有所提及，在1928年9月致章川岛的信中，鲁迅再次表示了对李小峰的不满。最后发展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语丝》是一个没有严格组织程序的文学团体。周作人虽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而实际上在语丝社中行使着主编的权利，说明周作人在语丝社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地位。可鲁迅在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不在周作人之下，可为什么行使主编之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主要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语丝社的基本班底都是原新潮社的成员，而周作人曾经担任过新潮社的主编；二是语丝社由孙伏园提议，在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中，孙伏园倾向于周作人。三是鲁迅没有出席过语丝社的一些会议，与社员之间的联系较少；四是当时鲁迅是教育部职员，作为政府官员，不宜参加民间社团。综合而定，自然在北京时期的语丝社主编是周作人。鲁迅虽然没有担任主编，仍是核心人物。他对于《语丝》编辑方针，会通过其他几位主要社员进行传递到周作人那里，并对于出版，印刷，发生都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意见。 语丝社和新潮社还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且为之呼应并摇旗呐喊的文学社团，而《语丝》更是《新青年》的继承，它前期在批判封建思想陈旧观念腐朽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它以几条战线上同时和社会黑暗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得它在2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发生的作用几乎不亚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
《语丝》杂志出版不会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出版了另一份杂志<现代评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希望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观念来改变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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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丝》中，周作人和鲁迅起了极大的作用，两兄弟的关系破裂于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历来有种种说法，分析和猜测。两人的关系成了“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但1924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里，两者却因为《语丝》连在了一起。尽管两人从来不见面，写起文章与旁人作笔斗的时候却是一个鼻孔出气。但鲁迅攻击徐志摩和陈源等人时，笔尖带刺，从不会给他们留情面，相对来说，周作人平和一些。他与徐志摩的关系一直不错，并且进行过相互约稿。在《现代评论》杂志创办之后，还参加了这个杂志组织的聚会。在《现代评论》中与陈西滢的“叫局事件”中却表现的相当激烈。徐志摩，胡适的劝解均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周氏兄弟的配合作战，还有一个倒证：就是当狂飙社的高长虹与鲁迅发生冲突并对鲁迅进行攻击的时候，周作人主动出来用文章攻击了高长虹。
鲁迅一生坚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和党派，也不轻信任何新潮的学说观念，思考问题总是从“本心”出发，“依自不依他”，“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到革命的最后一息。
周作人也是一生强调“个人”的首要性，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智者”的形象，也正由于他的“怀疑与否定一切”以及“无所崇信”。有人说周作人是“复古派”的，这是不正确的。他要“复”和“古”是“禁欲与纵欲的调和”，不过是他的灵魂空处贵族趣味的投影而已。但在周作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只有贵族趣味，也有平民精神，而且在他的意识里这是两种可以并行不悖的东西。周作人宣布要取消“文学家”的招牌，他显然不是要去当思想家，更不是要去当改革家和革命家。他不做“文学家”，而是要去做“文章家”。
周作人的办刊思想是：他既要“反抗”也讲“趣味”，他在“批评文明”与“批评社会”的同时也不会忘了“生活的艺术”。编辑时更不因读者而改变。全部《语丝》的历史中，当属于周作人任主编时期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最大。凡属于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几篇相关的评论文章。
周作人担任主编的另一成就是举荐和培养了作家废名，因为废名加入，《语丝》的文学性加强，废名是较“纯粹”的文学家，后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的编辑从北京转向上海。同北京版《语丝》相比，上海版《语丝》给人的感觉是一份更接近文学的刊物。这个时期，推荐出不少新人。
从第五卷开始，《语丝》由柔石作主编，这当然全靠鲁迅的的大力推荐。作为一份名声已经在外的老杂志，它过去的宗旨，风格和编辑思路肯定会对他造成影响和制约。这当中除了惯性的延续，柔石对于鲁迅的敬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体现柔石“学术性”的还有翻译文章。
《语丝》的“杂感”与“美文”，是精神自主的个人所呈现出的心灵世界的不同方面。“杂感”更多地关注社会，而“美文”则带着更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信息，但思想的自由和判断的独立则是共同的。语丝社作家对于自身的定位是人文学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意地与“黑狗咬黄狗”的政治保持距离，也与“纯粹”学术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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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不相同，后来更有种种变化．语丝社自1924年在北京创刊，到1930年3月于上海出版最后一期，共出260期，前后经历7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最终因为编辑中心的转变，主编的变化而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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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成员[/b]
主编：孙伏园、周作人
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韩侍桁、杨骚、陈学昭等
[b]主导思想[/b]
语丝社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实际上继承了《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鞭挞社会丑恶与黑暗的精神传统。在思想、文化及政治各条战线上,语丝社与“现代评论派”、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新军阀及社会上的各种新与旧的黑暗势力发生了激烈的交锋。
[b]社会影响[/b]
周刊发表杂感、短评、随笔为主，兼及其他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有关社会、历史的研究文章。语丝社以鲁迅为代表，在反对封建思想、反击复古逆流的斗争中，在围绕北京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抨击北洋军阀统治，揭穿所谓“正人君子”帮闲面目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革命文学的讨论中，都起过积极作用。但被泛称为语丝派的人们的立场、思想倾向各有不同。早在北京时，周作人、林语堂主张所谓“费厄泼赖”，不打“落水狗”，鲁迅曾立予批驳。后在上海时，创造社、太阳社指责语丝社主张“趣味文学”，认为是革命文学的对立面。事实上，鲁迅当时就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革命文学的正确主张。他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和周作人、韩侍桁等人否定革命文学，是根本不同的。
[b]浅草社[/b]是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社团，1925年《浅草》停刊后，浅草社同仁和杨晦等在北京成立沉钟社。
浅草社的创作以"自叙传"式的抒情小说为主，受到了创造社尤其是郁达夫的很大影响，其主要作者林如稷、陈翔鹤，陈炜漠等的一些作品，在主题、题材、结构、表现手法上都带着模仿郁达夫早期作品的痕迹，但是也有独创性，他们更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物复杂纷繁的心理世界，如写人物意识与潜意识的交织，写人物跳跃的、刹那间的感觉感受并以此组织安排情节等，从而开拓人的内心世界和灵魂深处，丰富了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表现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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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七)，林如稷生于四川省资中县。少年时代，林如稷受其父影响，接触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20年，18岁的林如稷开始用白话写小说、散文和新诗，其中小说《伊的母亲》《死后的忏悔》、诗歌《盼春》等均发表在当时的《晨报副刊》。1921年，林如稷就读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结识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应修人等作家。当时，以江浙籍为主的作家如沈雁冰、周作人等组成了文学研究会;以留学日本的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组成了创造社;以浙江籍学生应修人等组成了湖畔诗社，林如稷也想将四川籍文学青年组织起来，结成文学团体。当时，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王怡庵、李开先、马静沉、陈竹影等人，从小受到我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浓厚的文学兴趣，而且都由于不满四川的窒闷空气而到北京、上海求学。他们有的早就彼此熟悉，林如稷与王怡庵在成都时就认识，离开四川以后仍有联系。同乡、朋友，有近似的经历，有共同的爱好，自然就有形成团体的愿望。
于是，林如稷积极奔走，联络有关人员聚谈，聚谈的地点也是在他租来的房间。林如稷不仅在上海活动，还到北京召开有关成员的会议，因而促成了社团重要骨干之间的交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组织，1922年夏，以四川籍青年学生为主的一个文学社团--浅草社在上海成立了。(关于浅草社成立的时间，有说是1923年，甚至有说是1924年的)林如稷不仅在组织工作方面，而且在文艺创作上以自己的实际成绩支持着浅草社。林如稷的诗歌及小说的数量，都居浅草社成员之冠。难怪1922年10月林如稷出国之后，浅草社即开始松散。林如稷是浅草社公认的积极组织者。
1922年夏，林如稷作为发起人同陈炜谟、陈翔鹤、邓君吾、冯至等成立了浅草社。1923年，浅草社出版了《浅草》季刊和《文艺》旬刊。该社受早期创造社影响，颇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却显示了他们在文艺方面的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眼睛与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此期间，浅草社社员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一些翻译作品。
大约在1923年秋，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浅草社主要成员汇集到了北京。有一位在北京大学毕业的东北青年杨晦，其时在厦门集美学校教书，在北大一位教授家里结识了陈炜谟等，成为了文学朋友。由于浅草社社员因各种原因渐渐失散，陈炜谟等有另组新社的打算。到1925年秋冬，这四位友人便组织了沉钟社，一同办刊物，取名《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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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钟》之名，借自德国作家霍普特曼名剧《沉钟》，以剧中人铸钟者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他们借用来，以示艺术上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周刊创刊号首页眉端复引英国作家吉辛句:"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一日。"凡此,足见该社之风格与特点。
沉钟社成员的创作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时的陈炜谟、陈翔鹤是小说方面的作者，冯至主要写诗，鲁迅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同上)，而杨晦着力创作戏剧，他发表在《沉钟》杂志上的《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本，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着的不幸与悲哀。杨晦的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片断，篇幅短小，生活气息浓厚，口语运用得尤为出色。如果说沉钟社其他成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漫主义，那么杨晦的剧作却较多现实主义成分。
沉钟社除了创作，还有翻译，可以说是创作与翻译并重。他们译介有俄国安德烈夫、契诃夫、匈牙利裴多菲，德国莱辛、歌德、霍夫曼，奥地利里尔克，法国伏尔泰、古尔蒙、法朗士，英国吉辛，瑞典斯特林堡，美国爱伦•坡等的作品。
《沉钟》周刊1925年10月10日创刊，至第10期停刊。1926年 8月 10日，改为《沉钟》半月刊，出版第1期，至第12期又停刊。
林如稷离开浅草社后，到了法国留学。1924年，林如稷在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等。1933年，林如稷和杨晦决定把中断了五年多的《沉钟》半月刊复刊，1933年10月15日正式复刊，为第13期。1934年 2月28日出至第34期停刊。至此，断断续续坚持了12年之久的浅草社及沉钟社实际也解体。对沉钟社，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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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林如稷[/b]
林如稷，1902年生，四川资中人。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等，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76年逝世。
[b]陈翔鹤[/b]
陈翔鹤，1901生，重庆人。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创作有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1969年逝世。
[b]陈炜谟[/b]
陈炜谟，1903年生，四川泸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历任北京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英文讲师，重庆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逝世。
[b]冯至[/b]
冯至不是四川籍，但是，成为浅草社与沉钟社的中坚。他除了是一位优秀诗人，教育家、德语文学专家、翻译家。
冯至，1905生，河北涿县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0年赴德国留学专攻德国文学，兼修美术史和哲学。1935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交系德语教授、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译协名誉理事。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1981年当选为联邦德国美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通讯院士。1983年获联邦德国歌德学院歌德奖章。1986年获民主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金。1986年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1987年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艺术奖。用其所得一万马克设立了"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
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十年诗抄》、《冯至诗选》、《冯至选集》和《立斜阳集》，散文集《山水》、《东欧杂记》等，历史小说《伍子胥》，传记《杜甫传》，译有海涅《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199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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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杨晦[/b]
杨晦也不是四川籍，但是，沉钟社的中坚。他青年时代的经历便带有传奇色彩。
杨晦，1899年生，东北辽阳人。幼时入私塾。1917年，他斗胆报考了全国
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的外语几交白卷，但作文却名列前茅。他被破格录取，成了一名北大学子。
两年后，传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北京学生愤怒示威游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声浪中，游行队伍来到了卖国贼曹汝霖官邸赵家楼旁。紧闭的铁门更加激怒了义愤填膺的青年学子，他们搭成人梯，爬上墙头，跳进院落，打开大门，而接待他们的仍是空宅一座，卖国贼早已逃之夭夭。怒不可遏的人群点起了一把火炬，将这座代表卖国和屈辱的宅第点燃了。杨晦因个子矮小，被同学举上墙头，他是首先冲进赵家楼的几个先锋之一，他是火烧赵家楼的爱国志士之一!
杨晦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戏剧创作，以及文艺评论。他的文艺评论文章在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显示了卓越的学术见地和高洁的学术风骨。他的文艺论集《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初版)，正是这两方面的生动体现，也是四十年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之一。
1952年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学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由于晚年政治运动的干扰，也由于严重的眼疾，当杨晦先生想要整理、撰写自己的《中国文艺思想史》和《元曲论》时，已经力不从心。这不仅是杨晦先生终生的遗憾，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的严重损失。
1983年，杨晦先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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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四文学基本特征：[/b]
1）思想观念的现代性：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五四文学最突出的转变。思想观念包括政治观念、伦理观念、教育观念、历史观念、家庭观念等等。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生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因为文学对生活的表现和对人的表现，关键就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待与评价生活，来看待与评价人。五四文学用新文化的人生观念感受、理解和思考人生问题，提倡自由的人生、个性的人生、进化的人生。用新文化的价值观念衡量和评价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批判旧生活，憧憬新生活。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是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科学精神。如鲁迅对“吃人”问题的发现和对“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强调，乡土文学对农民悲惨命运和愚昧精神状态的表现，郭沫若对自我形象和个性解放要求的极度张扬，郁达夫对人的感性欲求和精神苦闷的倾诉要求等。
（2）情感体验的现代性：五四文学在情感体验上的现代性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对群体性情感的淡化和对个体性情感的强调；二是对规范化情感的否定和对自然化情感的推崇。强调个体性情感，就是重视个体情感的复杂性、细微性、差异性，重视不同个体对感情体验的自我特征，如郭沫若用“炉中煤”、“年轻的女郎”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的感情，闻一多用“死水”表达自己对社会黑暗与腐败的失望和愤懑，徐志摩用“雪花的快乐”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体验。强调自然化感情，就是重视自然情感的自发状态和天然状态，重视感情的无拘无束的抒发与展示，如郭沫若《天狗》、《晨安》等诗中的感情状态，刘半农和湖畔诗人对爱情的大胆表白，闻一多《发现》对极度激愤心情的强烈表达。
（3）思维和想象方式的现代性：五四文学在思维和想象方式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强调主、客二元分离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思维的特点。这表现为如下几点：突出主体的地位和自我的形象，显示出思维和想象方式的个性化特点，如鲁迅小说、郭沫若诗歌、郁达夫散文的构思与写作特点。强调对生活和心灵表现的矛盾性、冲突性、复杂性，如鲁迅和乡土文学所表现的人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冲突、人的性格与命运的冲突，鲁迅《野草》和郁达夫小说对自我心灵的解剖及对灵魂的拷问。科学思维的介入所带来的描写方式和创作方法的变化，如对“精细的观察”、“逼真的描写”的强调，写实主义的兴起，对人的内在心理认识的深化和心理小说的诞生。现代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对生活表现形象系统的变化，如小说中人物形象和环境形象的变化、散文和诗歌中形象形容与比喻方式的变化。
（4）艺术形式的现代性：五四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变化，总的特点是自由化表达原则对程式化表达原则的取代。具体形式为：体式多样的现代小说取代了体式单一的古典小说，如鲁迅小说形式的多姿多样，诚如茅盾所言，“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篇篇不一样”；自由体新诗取代了格律体旧诗，如郭沫若《女神》中各种诗体、诗形的多样化；通俗灵活的语体散文取代了艰深刻板的文言散文，胡适提倡“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文章的语体化使散文文体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话剧取代了古典戏曲，改变了戏曲程式化和脸谱化的情节、人物、背景的表现套路，使其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
（5）[b]语言系统的现代性[/b]：五四文学在语言系统方面的变化，总体上是用白话语言系统取代了文言语言系统，确立了现代文学语言书面语。具体来说包括：叙述语言的变化，显示了现代叙述语言在叙事功能方面多样性、隐蔽性、客观性的特点。描写语言的变化，显示了现代描写语言在写人状物方面细微性、似真性、深入性的特点。抒情语言的变化，显示了现代抒情语言在表达情感方面个体性、自然性、细致性的特点。议论语言的变化，显示了现代议论语言在论辩说理方面逻辑性、辨析性、透彻性的特点。可以说，文学语言系统的变化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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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理性精神的张扬。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于启蒙。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精神。
二，伤感的精神标记。被新思潮唤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闷，彷徨，伤感。问题小说有感伤的情怀，乡土小说诉说着乡愁，自述传讲着“零余者”的故事，诗，散文，戏剧都不免渗透着感伤情绪。
三．个性化的追求。五四是文学史上个人表现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野草》表达的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就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四，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探索。在鲁迅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影响下，现实主义逐步发展成主流。但相当多的作家向往浪漫主义，要求遭作品中抒发强烈的主观情绪，这不只反映在创造社“身边小说”一类作家、作品上，在多数作家与各种文体上都有所体现；现代主义方法也有所表现，如鲁迅、李金发不同特征的象征主义，创造社的潜意识揭示，新月派对中国现代新诗形式的探索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五四创作方法多样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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