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商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姓子名契，别称“阏伯”，因帝尧将他封在商地，主管观测大火星的火正，后又封契为掌管百姓教化的司徒，因此其部族就以地名为号称为“商”，于是“商契”成为商人始祖。因此，商契是商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先秦国语记载：虞夏商周四朝代表性人物为“虞幕能听协风（春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即周后稷）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

问题在于：虞幕、大禹、周弃的功劳，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但唯独商契是“和合五教”，也就是和合五种教育，或五种伦理道德（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属于精神层面的功劳，那么为何古人说商契能“和合五教”？

商契为何称为商契？

在汉语中，“契”主要有两个含义，即刀刻与契约，其中契约衍生出符合、投合等意思。而甲骨文卜辞的情况，恰好符合“契”之含义。

首先，在甲骨或其他动物骨块上刻字，恰好需要用刀刻写。甲骨文研究表明，上面不少属于先写后刻。

其次，一条完整的甲骨文卜辞，包含前辞（叙辞、述辞，介绍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贞辞，问占卜何事）、占辞、验辞四个部分，刻契时间不一。

简而言之，就是问题、占辞（还要根据占卜结果提供祭祀贡品，以希望神灵解决问题）、验证结果，问辞、占辞可能在同一天完成，但验辞往往则要一段时间看结果才能刻写。因此，甲骨文卜辞犹如与鬼神签订的契约，需要长久保留故而在龟甲骨块上刀刻。

值得一提的是，完整卜辞包含何人、何地、何时、何事、怎么做、结果如何等几个部分，就相当于一篇完整文章，因此卜辞可能是中国文章的起源之一。中国以西的一些文明，早在上古时期不仅有成熟文字，还有大段大段的完整文章，仿佛天生就会，着实令人惊讶。

以此来看，商契难道被认为骨块契刻文书开创者，故而被称为“契”？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甲骨文中的“契”，其字形反而揭开了一个更大的史前秘密。

甲骨文中的“契”，由“丰”与“刀”构成，其中“丰”中间的一竖，代指一根木头，其上三横画表示刀在木头上刻下的划痕。因此，“契”的本意是在木头上刻画，而非在骨头陶器上刻画！

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象形、指事基本都为独体，会意形声都为合体，“契”由两个部分组成，应为会意字，但里面依然带有一些象形痕迹。但考古表明在尧舜禹之前，中国已有骨刻文或陶刻文，如果以此造“契”，那么应该要表现出骨或陶的信息。反过来说，既然表现的是在木头上刻画，那么说明“契”字始造于在木头上刻画的时代。

据此，所谓“契”之名，是不是因为发明或推动在木头上刻字，又因他是商族人，故而被称为“商契”？

难怪契能合和五教

根据史书记载，商契是尧之火正，禹之治水助手，因此商契是尧舜禹时代之人。

在尧舜禹时代，中原地区至少已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最典型的是陶寺遗址朱书，文字结构非常工整，下图是其中的“文”字，甲骨文中有此字形，另说明当时已有类似毛笔的软笔。如果当时仅在造字之初，那么“文”不可能有如此线条与结构的，这个话题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且不谈。

文字是应社会需求而造，史前古人往往不会造出现实不需要的东西。既然文字是社会需要的，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尧舜禹时代的文字载体是什么？

以目前考古实物来看，当时主要是陶文（在陶器上用软笔书写）、骨文（比如始于4600年前的骨刻文）。但研究发现还有一种没能保存下来的载体，这就是木块或竹块制作成的简牍。

甲骨文中的“典”是手捧简牍文书的象形，“聿”是手执笔的象形，“册”是简牍成册的象形等，说明商朝已有简牍文书。同时，2010年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了一件牛骨刻辞，其中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就与竹简排版极像，其他甲骨文虽无竖横，但也是简牍文书的写作习惯。学者黄德宽就指出：“甲骨文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

其实，甲骨文犹如是与鬼神的一种特殊契约，但商朝是一个大帝国，日常还有不少政务公文，必然需要性价比更高的文字载体，因此使用简牍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