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一词，最初只是地域概念。按照清代学者包世臣的定义：“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对外交流，清廷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负责管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对外通商，又称三口通商大臣，简称北洋大臣。至此，“北洋”才被赋予政治概念。
“军阀”一词，最早可见于《新唐书·郭虔灌传》：“郭虔灌，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晓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台管。”这里所说的军阀是褒义，指有军功的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与我们后世所称的军阀含意截然相反。
把北洋、军阀二词连在一起而成为政治概念，并成为袁世凯北洋势力的专有名词的，是针对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人继续掌握军政大权的现实。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到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蒋介石，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达16年。约在1918年到1919年间，孙中山、梁启超、李大钊等几乎在同时使用“北洋军阀”一词而称执政者。那么，北洋军阀究竟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回顾历史，这一切都要从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战争谈起。
袁世凯。来源/［法］菲尔曼·拉里贝《拉里贝的中国影像记录》
兴于曾李
北洋军阀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军阀集团的根本特点是拥兵自重，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在此意义上，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首开创建私人武装的先河。
自清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笼络汉族地主以加强和巩固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又一直对汉族地主怀有戒备之心，始终采用以满制汉的策略以确保自身的绝对统治。
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后，满洲贵族养尊处优，日益腐朽没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列强势力纷纷涌入。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八旗、绿营组成的清军一触即溃，无力抵抗。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重用汉族地主，允许地方兴办团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奉咸丰皇帝之命在湖南长沙督办团练，开始了他筹办湘军的活动。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筹办团练。鉴于绿营兵战斗力低下，没有统一指挥的弊端，曾国藩摒弃了那些行伍出身、“官气”十足的旧官兵，亲自物色各路将领。各路将领又利用宗族、师生、亲友、同乡关系，物色“营官”。“营官”物色“百长”，“百长”物色“什长”，“什长”物色“部卒”。这种层层依附的关系，使各军各营成了各级头目的家兵，而整个湘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曾国藩的私人武装。湘军以营官自招的成军方法，从组织上保证了曾国藩在湘军中牢固的统帅地位和军队归他私人所有的性质。
清人绘曾国藩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861年，曾国藩派门生李鸿章去安徽原籍招募军队，组建了淮军。淮军的建军原则与湘军一样，其将领不是乡党、亲故，就是父子、兄弟。他们同舟相济，患难相依，结成死党。就此而言，淮军与湘军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都是以封建宗法势力为纽带组成的汉族地主武装。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曾国藩和湘军势力尾大不掉，成为朝廷的眼中钉。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不采取“裁湘扶淮”的策略。1870年，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被迫辞去直隶总督之职，转而推荐李鸿章来担当此任。直隶因近在京畿，位置十分重要。直隶总督又兼任北洋大臣，是管辖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军政的行政长官，掌握重兵，其地位远非其它地区总督可比。
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大力发展淮军势力。19世纪70年代，他筹划海陆军备，派遣留学生去西方各国学习军事。80年代以后，他又聘请德国军官为军事教练，还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后来北洋军阀的著名成员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均出自北洋武备学堂。而李鸿章对清国防最大的贡献，当属创建了一支现代化海军——北洋水师。在经济建设方面，李鸿章自19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金陵机器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大小几十家企业，占中国官办近代企业的一半以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末轮船招商局仓库。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于李鸿章从1870年到1895年一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在此期间办理洋务，形成了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庞大势力集团，成为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大的政治势力。因此，人们约定俗成的称其为北洋势力，“北洋”也成了李鸿章的代名词。
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时期的“北洋”尚不能被称作军阀。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私有，而曾国藩、李鸿章时期都没有实现这一点。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主动解散了大部分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也始终接受清廷调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曾、李时期的湘、淮军具有某种程度的军阀性，但不完全具备军阀的形态。
成于袁氏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北洋势力是中国抗击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清军在陆路溃败，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李鸿章的声誉因此一落千丈。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被清廷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于1901去世。
继李鸿章之后，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不仅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事业，还在其基础上大为发展。如大办新政，编练新军——“北洋常备军”，不久由清廷统一称为陆军，但习惯上仍称袁世凯训练的军队为“北洋新军”或“北洋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近6年，结成了一个远比李鸿章势力更为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时候的“北洋”才真正成为袁世凯的北洋集团。
袁世凯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督办安徽团练，累官至漕运总督，是一名重要的淮系政治人物。生父袁保中系地方名绅，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可以说，家庭环境对袁世凯的仕宦生涯有深刻影响。因为两次应试均名落孙山，袁世凯决定投笔从戎。1881年，袁世凯投入淮军名将吴长庆部下，次年随军到朝鲜镇压壬午兵变。因表现突出，为吴长庆、李鸿章看重，战后被授予官职，以同知用，并赏戴花翎。1885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成为中国驻朝鲜的全权代表人物。驻朝期间，袁世凯曾为朝鲜按西法练兵，培育朝鲜的军事力量，取得显著成效。袁世凯在朝鲜的军事实践和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为其后来独立练兵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像，取自［德］阿尔方斯·冯·穆默《德国公使照片日记》，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李鸿章走向没落，却成了袁世凯的晋升之阶。1894年冬，正当清军节节败退时，清廷令广西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邮传部侍郎胡燏棻在天津马厂组建4750人的“定武军”。定武军参照西洋方法进行操练，聘请德国人汉纳根为教习，从装备、武器、训练、阵容等方面改变了湘、淮旧军的落后状况。次年，定武军转至天津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这些士兵就是清最早的新军成员。而一贯善于投机钻营的袁世凯通过各种关系，上下贿赂，走通了关键人物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等人的门路，在他们的保荐下接替胡燏棻到小站练兵，开始了他经营北洋军阀的政治生涯。
袁世凯接替胡燏棻以后，将定武军的编制由原来4750人扩充到7300人，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支军队以洋熗洋炮武装，并参照西洋方法进行正规训练，其组织系统也仿效西洋。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周围的文武干部结成了“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由文武两部组成，以武为主，以文为辅。武职人员主要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陆建章、李纯、段芝贵、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张怀芝、杨善德、田中玉、鲍贵卿、雷震春、姜桂题、刘永庆、赵国贤、吴长纯、张勋等；文职干部主要有徐世昌、田文烈、阮忠枢、吴仲贤、尹铭缓、路孝允等。小站班底成员是北洋集团的核心，后来在清末民初政治舞台上独步一时。
经过数年经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已经与颇有影响和实力的甘军、武毅军并称为“北洋三军”。后甘军、武毅军、毅军及新建陆军合编为“武卫军”，划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由荣禄统一指挥。
1899年，山东爆发义和团运动。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入山东镇压义和团，使其幸运地躲过了之后的一劫。就在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华，荣禄统帅的武卫军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全军溃败，唯独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在山东没有受到损失。正因如此，当慈禧太后由西安回到北京时，能够守卫京师的就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了。再加上李鸿章病死，袁世凯便继承了李鸿章昔日的位置，在担任直隶总督的同时兼任北洋大臣，成为各省督抚中权势最显赫的人物。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认识到旧军不足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1901年10月下令各省加紧编练新军。袁世凯则利用此机会，从1902年开始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在保定着手打造“北洋常备军”。北洋常备军拥有当时全国最精良的武器，到1905年已发展到六个镇的编制，人数也从原来的7300人发展到约7万余人，成为清王朝的劲旅。其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另外5镇都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下。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取自［德］阿尔方斯·冯·穆默《德国公使照片日记》，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以北洋六镇兵力作为其政治资本，成为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声势显赫、权倾内外的军阀首脑。
盛极而衰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新的统治者出于对袁世凯的忌惮，将其罢官，放归原籍。袁世凯回乡后表面上在籍闲居，实际上仍为北洋军的幕后遥控者，对朝廷中枢的举动了如指掌，暗中等待时机重返朝堂。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南方新军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北方新军则指挥不灵。清廷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起用袁世凯，以节制北洋诸军。袁世凯的权势达到新的高峰，北洋军阀此时已成为清王朝命运的主宰者。袁世凯利用南北对立的局势左右逢源，谋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得到南方革命党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由清总理大臣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完成了窃国事业。从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合法”建立起全国性的统治政权，拉开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幕。
袁世凯的军队。取自［德］阿尔方斯·冯·穆默《德国公使照片日记》，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掌控国家政权后，北洋军阀的势力也不免盛极而衰。1915年，袁世凯不顾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复辟帝制。这一逆天之举不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了北洋军阀内部的互相倾轧。他手下两员最重要的将领皖系军阀段祺瑞和直系军阀冯国璋都不支持，前者称病以示反对，后者敷衍搪塞，不肯出力。段、冯不肯支持袁世凯也不是偶然的。自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就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因此对他们多有猜忌。最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下被迫退位，不久便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中势力强大，声望显著者有三人：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但徐世昌是文人出身，没有自己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直接带过兵。面对段祺瑞、冯国璋的虎视眈眈，他自知不是对手，退居河南乡村。冯国璋与段祺瑞一样，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大将，当时坐镇南京，领兵二万，颇有实力。但是，冯国璋在云南护国战争兴起后，以调解人自居，企图独树一帜，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因此声望大减。
与徐、冯二人相比，段祺瑞更具优势。一方面，段祺瑞有自己的派系和军队。他在清末多次出任各军官学堂的总办、督办，北洋六镇的中、高级军官多出自其门下。进入民国后，段祺瑞利用身为陆军总长之便，在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军人集团。另一方面，与冯国璋不同，段祺瑞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捞到了大量政治资本。因此，段祺瑞在袁世凯之后把持了政权。
徐世昌、段祺瑞和冯国璋
继皖系军阀之后，直系军阀掌控了北洋政权。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中直隶籍军人所组成的团体，创始人为冯国璋。冯国璋出身直隶，以擅长练兵而受袁世凯重用。1903年，冯国璋受命筹办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在学堂招生中，直隶籍学员占总人数的六成左右，相比其他地区的生源具有明显优势。冯国璋在督办学堂期间，还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在学员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赢得了“教头”的美誉。这就使许多北洋将领愿意以他为中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直隶人为主体的势力体系，后发展为直系军阀。凭借直系军阀的强大势力，冯国璋在皖系掌权期间也获得了副总统的身份，并联合南方势力，时刻准备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
到了1919年，冯国璋去世，直系军阀转而以吴佩孚为首。与皖系军阀相比，在军事力量上，吴佩孚的直系军队更加精锐，能征惯战，在战场上取得过多次胜利。在政治手腕上，吴佩孚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幕僚，又聘请了一些外国顾问，颇有要在中国实行现代政治的样子。他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出现，一面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迎合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一面反对皖系军阀亲日媚外的卖国政策，利用全国人民爱国救亡的热情，赢得了舆论支持。在外交策略上，吴佩孚采取了南联孙中山、北联张作霖的策略，使皖系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两面受敌，最终失败。直系从此取得了控制中央政权的地位。
北洋军阀的最后一任领袖是并非“嫡系”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不是袁世凯的“小站班底”，而是东北地区的土匪出身，与段祺瑞、冯国璋等袁世凯嫡系不可同日而语。他一心想由东北地区“入关”，跟直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因而与吴佩孚进行了三次“直奉战争”。最终，吴佩孚兵败南下，张作霖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但严重的内耗使北洋军阀已成强弩之末。正在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国共联合北伐。由于利害矛盾及个人恩怨等原因，当革命军打到长江流域时，北洋军阀们仍然勾心斗角，无法真正联合起来，这就给了革命军对他们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
张作霖。来源/张筱强、刘德喜等《图片中国百年史 1894-1994 上》，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
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北洋军阀当时的主要力量——吴佩孚和孙传芳所部的主力。值此穷途末路，北洋军阀们才勉强推举损失最小、实力尚存的张作霖为大元帅，妄图作最后挣扎。但这不过是螳臂当车。1928年，国民党继续进行后期北伐，北洋军阀在这场战争中迎来覆灭。张作霖战败后撤回关外，阻碍了一些激进日本军官吞并东北的野心，因而在皇姑屯遭到暗杀。张作霖死后，东北易帜，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最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