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苏洵说：“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有官而无课，是无官也；有课而无赏罚，是无课也。”
考课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考课是对官吏才能、职守的一种考核。根据考核的结果分别优劣等次，或奖或惩，所谓“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
早在《尚书?舜典》中，便提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按照孔颖达注琉，“黜陟幽明，即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以使职官“纳于百揆”，而不致废弃“事业”。
另据《周礼》，周时已有大计、大比的记载：“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殊赏令。”“听出入以要会，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殊赏……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有学者认为，《尚书》、《周礼》中的记载多有后世人的附会，因为在世卿制度下考课官吏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它说明了“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是由来已久的。
至战国，官僚制度取代世卿制度。为了使国王任免的官吏尽职尽责，保证新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上计作为考课官吏的措施逐渐制度化。
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政绩包括户口统计、垦田与赋税数目、库藏数字、刑狱治安状况、灾变危害等如实写在统计的簿册即“计书”上，然后上报相府和国君。
《商君书·禁使》说：“十二月而计书已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荀子也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上计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将一年的赋税预算收入、户口增殖写在木券上，剖而为ニ，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由国君亲自考核。考核的结果，优者升，劣者免，有的当场收印夺官，甚至收捕入狱。由于考课注重垦田与赋税，以及刑狱治安情况，因此，它是关系到加强国家统治与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项国策。
秦时，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强调对官吏的考绩与奖惩。《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有官吏行为规范的“五善”与“五失”。五善为：“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失为：“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泰；三曰擅裚割；四曰犯上弗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五善毕至，“必有大赏”；五失犯一，则予重罚。特别是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如断案不当或有意失轻失重，分别为“失刑”罪、“纵囚”罪和“不直”罪，各“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两汉官僚制度的发展，推动了考课的法律化。两汉对官吏的考绩仍以上计为主，并且颁行了单行法规，《上计律》，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的《史律》也是专门的考察官吏的法律。
按照汉制，郡国属县“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长官年终向丞相府、御史府报告工作，所谓“考绩功课，简在两府”。上计的范围和程序是：“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计）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重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
汉代考课，一般是一年一小考，称为“常课”；三年一大考，称为“大课”。为了防止偏私，考核均采用会议形式，公开举行评议。主考者可以提出种种问题，受考核者需据政绩实情回答，然后逐级汇总，由县而郡，由郡而朝廷两府（东汉则为尚书台三公曹），最后是丞相（东汉为尚书令或录尚书事）总其成上奏天子。
汉代把官吏考核当作国家大事对待，因此天子接受上计往往采用国家大典的方式，常于每年正月初一群臣朝贺时举行，有时也在封泰山、祀明堂时“受计”。张苍在秦时担任过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由于考课为国之大事，有时皇帝也会亲自受计。如，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春于甘泉官受郡国上计。这是丞相在岁末考课百官之后，于第二年的新春百官朝贺之时向天子报告考课情况，同时奉上天下郡国计簿。
考核官吏后，赏有增秩（增加俸禄）、迁官（升官）、赐爵（以二十等爵位分别功之大小以赏之），罚有降俸、贬职、免官，违法犯罪者依法治罪。
韩延寿为东菜太守，令行禁止，狱讼大减，考课为天下最优，升任左冯翊。赵广汉“为阳翟令，以治行优异，升迁京兆尹，职掌京师。”黄霸为颖川太守，“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迁京兆尹，职掌京师”，但京官难当，以不称职，仍令回颍川太守。由于黄霸動于公务，郡中大治，不久升任御史大夫，直至丞相。
有学者认为，汉代考核官吏能够坚持标准，反对“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的论资排辈做法，有功则升，无功则退，退而后有功者还可起用，不以一事定终身。所以，汉代官场得到新陈代谢，颇有生气。
晋时，杜预奉命制作考课法，于泰始四年（268年）六月以颁诏的形式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