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成语东山再起要叫东山再起，而不是南山或其他的什么山呢？
我们说一个人再度出任要职或者失势后重新得势，会说他是东山再起。在这里，为什么是“东山”而非“西山”、“南山”、“北山”呢？让我们来仔细探究一下。
东山再起：语出《世说新语》谢安隐居东山的故事
“东山再起”一词源自古书对东晋大才子、着名政治家谢安的记载。南朝宋刘义庆召集门下食客共同编撰的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排调》记载了谢安在隐居东山时与友人和家人之间的两件小事。唐初名相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的《晋书·谢安传》则对谢安从隐居东山到出仕建功立业的整个过程有详细的记述。
出生在名门世家的谢安有隐居之志，无出仕之心，常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流连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过着“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自在生活。王羲之在他着名的《兰亭集序》中记载的“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那场兰亭集会，谢安就是提议者之一。
当年谢安隐居的地方是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市东部地区。其实刚开始时谢安有过一次短暂的做官经历。扬州刺史庾冰仰慕他的名气，多次让郡县官吏督促逼迫，谢安不得已，只好勉强赴召。但仅隔一个多月，他就辞职回到了会稽。待到后来他的哥哥去世，弟弟又因罪被贬为庶人，家族势力面临很大的威胁，他才真正有了出来做官的想法。出仕后他竭力辅政，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指挥将士以少胜多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出军事史上的奇迹。谢大才子于第二次离开“东山”之后取得的成绩、获得的权势不可谓不壮观。
《世说新语》是对崇尚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的集中体现，固对谢安后来建功立业的事情并未多言，只记载了妻子和朋友与他开的几句有关隐居东山的玩笑，从中可以看出魏晋人士谈吐简练有味，机变有锋。《晋书》是正史，自然要完备地记载谢安的事迹，我们也从中体会出了“东山再起”一词背后隐含的强大气势。
方位词“东”、“西”、“南”、“北”的文化内涵
有人说，如果当时谢大才子隐居的地方不是东山，那么今天恐怕就没有“东山再起”这个词了，真是这样吗？
在汉民族的传统方位观念中，“东”、“西”、“南”、“北”不仅表示四方或方位空间，还和尊卑、阴阳、男女、生死、兴衰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语中的四方是根据太阳确定的。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特点，空间域是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认知域之一，其中东西南北的方位关系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朴素的空间认识。太阳因其固定的运行规律、最易为人所感知而成为原始先民们确定方位时的参照物。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如此一来，“东”和“南”便是给人送来光明和温暖的方位，有光明、温暖、新生的特点，人们因此也对东方、南方怀有敬意；“西”和“北”是给人们带来黑暗和寒冷的地方，有阴暗、寒冷、死亡的特点，使人心存忌讳。
传统观念中东方（日出）为尊、西方（日落）为卑，南方（向阳）为尊，北方（阴面）为卑。古人认为春从东来，因此司春之神被称为“东后”、“东君”“东帝”等，《吕氏春秋》中有天子“迎春于东郊”的典礼；皇帝和官舍在“东堂”，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东对”，太子居“东宫”。由于东方主生，属阳，而男性在阴阳二分的哲学范畴中属于阳，这样东和男子就联系了起来。当年王羲之因为在东床上露着肚皮躺着而被前来王家挑选女婿的东晋书法家郗（xī）鉴看中，成为“东床快婿”。如果之前你认为“东床”之“东”与“东山”之“东”仅是巧合，那就太过天真啦。
由于是日落之处，“西”就没有“东”那么受待见了。唐代司马贞撰写的《史记索引》中有“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的说法，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是东尊西卑的观念在居住区上的体现。古人常用“西”表示死亡之所，“西归”、“西迁”、“上西天”都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日落西则阴暗生，由此“西”和属于“阴”的女性在古人的观念中被联系在一起。那个多次舍身出家的梁武帝有“君如东扶景，妾似西柳烟”的诗句。由于“西”常跟消极、悲观的情感相联系，倒也是古诗文中的常客。“古道西风瘦马”、“昨夜西风凋碧树”、“谁念西风独自凉”……“西风”虽冷，却吹出多少千古名句。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在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形成的文化观念中，“南”被赋予了尊位。《说文解字》中说“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向阳的地方阳光明媚，草木茂盛，所以人们由崇拜太阳与火进而崇拜南方。古代房屋、座次都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南”象征着长寿富贵，“南山”、“南岳”、“南极”、“南山叟”等词语，就被人们用来象征人长寿。
“南”主生，“北”主死，北方被认为是幽暗之地，死亡之所。古代北方之神、恶神、死亡之神叫“北君”，所以人们比较畏忌。南北对举时美好的现象属南，不好的事物归北——陶渊明就在《咏贫士》中说“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古诗文中东南常与富贵相伴，西北则与贫寒相随。但这也不绝对。南宋时期北方沦陷，朝廷偏居一隅。北归又成了很多南渡文人心头之夙愿。陆游在气息奄奄之时还不忘让家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即使在很多“繁文缛节”已被废弃的今天，宴席中不同方位的座次仍显示着尊卑有别。“面东背西”为尊，其次是“南向”（位在尊者左手），再其次是“北向”，最卑的位置是“西向”。一般宾向东，主向西；长者向东，幼者向西。而《史记·鸿门宴》中同是抗秦领袖的刘邦去项羽的军营，项王、项伯“东向坐”，客人刘邦则“北向坐”，由此可以看出楚霸王的骄横。
总的来说，在这四个方位词中，“东”从古至今都具有一种所谓的“坐标”引领作用。不管是从认知的考量上，还是在造词的理论上，“东”都应该是最早产生或最先定位的。辨认方向时，原始先民们最直接的感知就是日出日落。所以在这四个基本方位词中，“东西”应是基础方位词，“南北”是参照“东西”次生的方位词。对于造字时的先祖而言，在天则以日为参照，在地则以木为参照。故而“东”“从日在木中”。
所以，方位词在汉语中的应用从来都不是一件随便的事，而是与一定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因素相关联。若是当年谢安隐居在“北山”，恐怕“北山再起”一词也火不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