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时候，京官们可以得到的待遇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每年有固定的俸禄，平日里每月还可以领到公费，数额在一两白银到五两白银之间。部院衙门里，也会提供免费的伙食。而且，为了显示对官员的优待，朝廷还允许他们出行时可以乘坐轿子。当然也有一些明确规定，在祭天、登基的场合上，除皇帝外，官员一律不得乘轿。
在京官员，一律不得乘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只能乘坐两人抬的轿子。不过，即便是二人抬的轿子，京官也比普通百姓规格高。
民间使用的二人抬轿，都是青布小轿，颜色朴素。只有新娘结婚时坐的轿子，才稍微颜色鲜艳些，但也有一些限制。而京官的二人抬轿，则是锡顶黑色轿。
清朝允许官员坐轿子，可是，大部分京官在出门上班的时候，却没有选择坐轿子。有些人选择坐马车、骡车。要是觉得沿途过于颠簸，很多京官们甚至直接选择走路。
光绪年间，被光绪调入军机处的四品军机章京谭嗣同，就是长期走路上班的典型。当时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里，每天都是走路一个多小时到达上班地点。既然可以坐轿子，清朝官员却不喜欢坐轿子，也是有缘由的。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囊中羞涩。清朝京官收入一向不高。顺治、康熙时期，京官的收入，主要来自正式俸禄。这些俸禄按照规定的官阶品级发放。一品官员每年俸禄是白银180两，禄米90石。二品官员每年俸禄155两白银，禄米77石5斗。
九品官员及不入流的官员，每年俸禄仅剩30两左右的白银，15石左右的禄米。长安居，大不易。这么低的银子在京城生活，基本只能满足日常使用。而且，朝廷还经常以国库不足为由，让官员捐出俸禄。京官们的日子常常过得十分窘迫。
到了雍正年间，京官待遇开始提升。京官中，各部院堂官，也就是尚书一级官员，都有资格领取一笔恩俸。这笔恩俸的数额，跟官员的正式俸禄数额相同。也就是说，京官可以领到双倍俸禄。
而户部官员，则有一笔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往往能达到正式俸禄的数十倍到上百倍。乾隆年间，京官待遇再次上调。无论品级，都可以领到恩俸的双倍俸禄待遇。
但是，京官收入的上调，并没有太大改变官员使用轿子的频率。因为京官还是很穷。官场上各种人情往来，每年给老师、师母的孝敬，同僚、同乡的拜会，都需要花钱。
所以，张之洞后来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说道：“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如晚清名臣曾国藩，当年在京城当一个翰林院小官时，也是清贫度日。
而且，在雍正年间，朝廷推出另一项规定，官员置办轿子，雇佣轿夫，都需要自己掏银子。这笔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光是雇佣轿夫，花费便是极高的。清朝的时候，轿夫虽然不是正式编制内的人员，每年工资在三、四两白银间，但是，京官们要雇佣的轿夫数量，往往不只原本轿子规格所使用的轿夫。
因为过去轿子坐人的话，重量大概在两百斤左右。所以，对轿夫有极高的要求。轿夫不仅需要年轻体壮，更要保证足够的协调，才能让乘坐轿子的人，不会感到十分颠簸。
这是需要经过一定训练才能做到的。如果路途较长的话，轿夫需要轮换才能保证路途的顺利进行。一般来说，都需要两个班次的轿夫。如果路途更远，轿夫数量更多。
而雇佣轿夫的花费，朝廷又不会报销。乘坐的轿子的时候，又需要一匹马在前面引道。这又是一笔数额不小的开销。即便京官每年有地方上供的“炭敬”、“冰敬”两笔收入，但依然不是一般京官可以承担的。
这些轿夫们又常年在衙门内厮混，大多是些老油条。如果平日薪资，逢年过节的奖金没拿到手，便可能会刻意刁难。京官们虽然官职在身，大权在握。
可是，往往也是无可奈何。比如说，轿夫故意摇晃，让官员在路途不得安稳乘坐，也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轿夫们还会一起抵制那些极差的雇主。更让京官们更加不愿乘坐轿子。
更何况，京城中，高官亲王实在太多，乘坐轿子，如果稍有不慎，容易被人说成太过招摇。现实的窘迫和不便，很东西让很多京官放弃乘轿，选择走路或坐车。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贫穷锻炼人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