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是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毛泽东曾说：“《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与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
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
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等著作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
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可见叶氏从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
这方面，如对于袁枢的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习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
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
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燕永成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