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以此挽回东北战场败局。这一机密军事行动，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从四条地下情报渠道获悉，是中共情报斗争史上辉煌的一笔。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中共华北局社会部获得、平西情报站系统交通员送出的。
1941年初，根据中央社会部意见，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1948年5月，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社会部合并，成立华北局社会部）在妙峰山下涧沟村建立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主要任务是领导平津和东北地区情报工作、护送人员、运送物资、电讯联络等。该站一直工作到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党的情报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获得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秘密情报就是其中的闪亮一笔。
傅作义的这个绝密计划的所有作战命令、部队调动，国民党华北“剿总”都用密码传递，具体工作由傅作义的亲信参谋处长和作战参谋何祖修办理。
但是，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担任司书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甘陵情报组的刘光国、金××等人，感到部队要有大动作。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要打什么地方、怎么打，于是，就巧妙地向参谋处的同事、绘图员崔德义了解情况。崔德义对他俩毫无戒心，很坦诚地说：上峰让我绘制石门、阜平一带的地图，在阜平一带地图上还要标上轰炸目标，立即给空军送去。崔德义虽然也不知道行动的具体内容，但从绘图内容分析，行动目标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带。
10月22日，作战参谋何祖修亲手把发给94军的关于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战命令、计划交给司书刘光国、金××抄写。他们俩掩饰住内心的兴奋，在抄写的同时，凭借平素训练的强记本领，把作战命令、计划全部背了下来。
23日上午，华北“剿总”下达偷袭行动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门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馆，将情报向负责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汇报。为了准确无误，两个人又把情报核实一遍，立即分手。
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离华北“剿总”偷袭行动时间（27日）只有3天了。用地下电台发报是最快捷的。不巧的是，此时甘陵情报组的王文密台，由于天线被隔壁一个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线，担心暴露,报务员王文撤回了解放区。所以，分手后，甘陵把情报整理一份要点、一份详细材料，让情报组成员戴继清把详细材料密写下来，缝在一件内衣里。
当天中午，甘陵与平西情报站交通员刘之骥在中华门内小松树林（今毛主席纪念堂位置）接头。甘陵一边走一边对刘之骥说：情况紧急，电台不行，你赶紧回边区送情报，请你背下情报要点：傅作义令郑挺锋带4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及爆破队，定于10月27日开始，经保定向我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深入奔袭，企图破坏我后方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
甘陵让刘之骥背下情报要点后，又交代他办两件事：到解放区后，找军事机关或党的机关，用电话一字不差地报告给机关的首长；打电话时，请聂司令员通知你所在地的军事机关，派车将你送到总部，还有密写详细资料交给聂总。
两人分手后，刘之骥找到隐蔽在大蒋家胡同的华北局社会部徐水交通站50多岁的交通员靳国璋，在前门东站乘下午3点火车出发。火车到河北涿州西南的松林店镇后，不能走了。这时天色已晚，刘之骥、靳国璋沿公路继续步行南下。一路上，只见傅作义部队的运输汽车鱼贯而行，气氛十分紧张。半夜12点左右，刘之骥、靳国璋到达高碑店。没有了汽车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继续前进，他俩只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
10月24日，天刚蒙蒙亮，刘之骥、靳国璋离开小店，沿拒马河、穿越青纱帐，直奔定兴县西边的南高洛村（现属涞水县）。在南高洛村，刘之骥、靳国璋在小脚老太太、交通员何阎氏家吃了点东西，又赶往易水河畔的西洛堡村。
中午时分，两个人终于赶到了属于解放区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兴县公安局局长黎平琪。继续赶路来不及了，干脆用电话报告。于是，刘之骥借定兴县政府的电话，接通军分区。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和情报的真实性，刘之骥报出了自己的秘密代号“C01”、上级领导甘陵的秘密代号“B01”。军分区做完记录后，答复立刻报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军分区通话后，刘之骥又和满城情报站站长王兴华通电话，复述以上军情，让王兴华立即报告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
之后，刘之骥派交通员靳国璋赶往满城情报站，向王兴华提交藏在内衣里的那份密写详细情报，用情报站电台报告许建国部长。10月25日一早，刘之骥在西洛堡村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知道情报要点已经到了党中央手里，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