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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size=4]百年性情·民国·国民党·先行篇[/size][/color][/b]
网人说：出来混，老婆总是要换的。这话用在历代革命者身上很合适。革命者与同时代的北洋军阀不同。军阀们在婚姻方面大多秉承旧观念，可以纳妾，绝不轻易休妻。袁世凯和元配妻子于氏的关系那么僵，可老袁预备称帝时，于氏还是准备做正宫娘娘的。革命派则受到西方思想的洗礼，主张一夫一妻，不要纳妾。既然如此，那就只好换老婆了。在正史上，这叫做协议离婚。
[b][color=#548dd4][size=3]【孙中山的伴侣们】[/color][/b][/size]
孙中山一生有过好几位异性伴侣，可长期以来提起孙夫人，人们总是想到“国母”宋庆龄，虽然他们在一起不过十年光阴。对近代史熟悉一些的人，会知道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她毕竟是孙科的生母。直到很晚才有更多资料披露出来，于是人们知道还有一位陈粹芬女士，在革命最艰苦时期一直陪伴着孙中山。此外他还有至少一位日本妻子（注释1）。
孙中山与卢慕贞是包办婚姻，婚后感情不错。他的三个子女全部都是卢夫人所生。他们本是同乡，都是广东香山县人。卢慕贞的父亲卢耀显曾在檀香山经商，可惜早亡，致使卢家由盛转衰。而孙中山的家境本来并不富裕，但后来他大哥孙眉跑到檀香山去闯天下，能够寄一些钱回来，经济条件就大有改善。这样在两家议婚时，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
孙中山的这门婚事由长兄孙眉遥控策划、由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一手经办。据说孙中山小时候很顽皮，父母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香港去读书，后来又送去了檀香山的长兄孙眉那里。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成绩很好，但思想也很激进，让孙眉很不放心。他就想了个办法，让父母给弟弟在老家娶一房媳妇。他天真地希望婚姻能够约束这个弟弟。
1885年正式成亲时，孙中山的名字还是孙文。他年不满20，卢慕贞比他小1岁。卢夫人是位传统女性，有着传统女性的优点和缺点。她心地善良、尊老爱幼、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切以老公为中心，把家里建设成老公的稳定大后方。可是现在人们纷纷认为她和孙文不般配。孙文是个美男子，而她相貌平常。她还裹了小脚，文化又程度不高，特别是没受过西方文化熏陶，难以理解革命，革命成功后也跟不上潮流。
刚结婚那几年，孙文完成了正规的大学教育，并取得了行医执照，但他从未停止过对时局的关注。从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时起，他就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政治。在此后动荡的革命岁月中，卢慕贞受到牵连，带着年幼的孩子东躲西藏，一会儿跑到香港，一会儿跑到檀香山，后来总算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安顿下来。她全力照顾家庭，尽着一位传统妻子的本份。
好不容易熬到了革命成功的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卢慕贞也带着孩子们来上海与他团聚。当时有一批同盟会会员把卢夫人尊为国母。可是据说卢夫人难以适应民国的新生活，做孙夫人做得相当辛苦，所以当1915年孙中山因为宋庆龄的缘故而与她协议离婚时，尽管同盟会很多同志都反对，可是卢夫人却愿意让贤，以便让更合适的人来坐这个位置。30年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孙中山早年受洗，其后又与各色各样的基督教信徒关系密切，但据可靠证据指出，他本人并不真的信仰基督教（注释2）。倒是卢夫人本来没有信教，在她离婚前夕却在夏威夷成了基督教徒。
（注释1）网上流传的文章《孙中山一生中四个妻子》，对孙中山的婚姻情况介绍得比较详细，作者是苗体君、窦春芳。
（注释2）孙中山是否为基督徒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孙中山本人写过反思宗教的文章，宋庆龄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孙中山并不信仰上帝。
孙中山的第二位关系密切的女子陈粹芬，在他的海外革命生涯中多年伴随左右，实际上可能是与孙中山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在一起将近二十年。由于家谱上把她列为孙的侧室，因此现在很多文章里称她为孙的妾或者侍妾。妾这个概念完全是旧式的，恐怕不但孙中山不会承认，陈粹芬本人也未必中意。最合适的称呼莫如“革命伴侣”，很好地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孙中山一心要开创新中国，旧式婚姻亦在他革命之列。陈粹芬正是因为思想激进，赞同革命，才会追随孙中山的左右，乐意跟着他出生入死。她既会骑马又会打熗，绝非普通的传统女性。
孙中山早在1891年就认识陈粹芬了。那时他与卢慕贞结婚不过七年多，长子孙科才刚出世。从现在公开的照片上看，陈粹芬完全够得上靓妹的标准。她文化程度不高，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妨碍他们的结合。孙中山在海外奔波革命，陈粹芬跟在他身边，既是他的同志，也承担着妻子的职责，照顾他的生活。这样一过就是好多年，直到后来陈粹芬染上肺结核，怕传染，才主动离开了。可是她病好以后也没有与孙中山复合。民国成立后，陈粹芬更加淡出公众视野，远离南京，住到广东孙眉的家里。孙眉以孙家长房的地位，给了她一个侧室身份，卢夫人和儿孙后辈们也认。
不但孙中山的家人对陈粹芬一直敬重，老同盟会员也都知道她，亲切地称她为陈四姑。据说由于她革命成功后不要名不要利，因此得到了老同志们的高度赞扬。不过自民国成立后，她与孙中山的关系就一直被主流宣传机器隐瞒着。在这点上，海峡两岸的步调相当一致。1960年陈粹芬去世，各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直到1986年，她的养女婿孙乾才将她的坟墓迁葬到翠亨村的孙氏家族墓地。李敖在1987年就出版了力作《孙中山研究》，里面专门有一章对陈粹芬进行详细考证，可那本著作在当时的传播也是有限的。
进入21世纪后，社会主流观念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伟人们的一生里多几个女人不但不是坏事，似乎反而是好事。于是乎，陈粹芬的形象终于重见天日。2007年国内推出了一部主旋律电影《夜·明》，就是讲述孙中山与陈粹芬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的名言是：“因为爱，我选择离开”。
孙中山未被正史承认的妻子尚不止陈粹芬一人。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书中指出了他还有一位“樱花夫人”。这事最早是日本共同社报道出来的。日本的一位老教授久保田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孙中山1901年在横滨避祸时，藏匿在时遇到了一位日本商人的家中，就认识了这家的女儿。当时孙中山36岁，而日本女孩只有14－15岁，还在上中学。孙向女孩的父母求婚，遭到女方父母拒绝，于是他直接向女孩求婚，获得成功。两人在横滨举行了简短的结婚仪式（注释3）。这一段婚姻只持续了几年，两人聚多离少，可是也产生了一个女儿。
据考证，这位日本夫人的名字叫做大月薰。她与孙中山的女儿后来送了人，起名叫宫川富美子。大月薰后来又结了两次婚。她在1970年去世，享年82岁。她与孙逸仙的这段婚姻，知情人极少。无论是大月薰还是女儿宫川富美子，考虑到孙总理的巨大声望，多年来都没有声张此事。等事情终于见报时，女儿宫川富美子也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了。李敖先生议论说：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应该让“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在历史上加入她们“伟大的名字”。
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使到了现在，中文文献里对孙中山以及早期的反清革命者们的一些事迹仍是隐讳的。在日本可以找到关于他们的更全面的资料，但不为中文读者所知。据说孙中山在日本时有不少绯闻，也不止一次光顾妓院。著名网人林思云曾抖出更多的猛料。据林思云从日本的资料上了解，孙中山在日本还有一位情人名叫浅田春，很年轻就去世了。后来孙中山与宋蔼龄也有过同居关系。在大陆和台湾，一直都说宋蔼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而在日本的记载完全不同，直言他们是情人关系。民国成立后，到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住在友人梅屋庄吉家里，又看中了梅屋的女儿梅子，曾向他求婚。但梅子拒绝了他，因为她看到孙的身边还有一位宋蔼龄。再后来，宋庆龄从美国学成归来，孙中山见到宋庆龄，一下子就堕入情网。宋蔼龄敌不过妹妹，便主动退出。这些记载散见于日本方面的资料，林思云说：“仅供参考，信不信由你”。
宋庆龄可能是孙中山一生最爱的女子。据友人梅屋庄吉的夫人回忆说，孙中山曾说过，“我自从遇到庆龄，才知道什么叫爱”，“只要和她结婚，哪怕是明天死了我也不后悔”。他们之间的故事，官方版本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再重复了。以后讲到宋氏家族时，还会再说宋庆龄。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很早就离开家乡去檀香山做生意。他后来在那里发了财，被当地人称作“茂宜王”。但后来他把财产几乎全部拿出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自己搞得倾家荡产。孙眉一开始何以能够在海外做得这么成功呢？他可能是走了一条捷径。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推测，她的伯祖父很可能与当地的一位“公主”结了婚。孙眉16岁出国闯天下，年纪轻轻就在夏威夷的茂宜岛拥有上千亩牧场，如果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孙穗芳后来几次去茂宜岛探访，确信孙眉的确与当地土著人结过婚，并留有后代。孙眉在25岁时返回广东老家，又娶了谭氏为妻（注释4）。
（注释3）关于这段日本姻缘，还有一个说法是：孙中山最初认识大月薰时是1898年，当时她只有11岁。孙中山向她的父母求婚，父母以女儿年龄太小予以拒绝。到1902年，大月薰年满15，已可以结婚。孙中山于是第二次求婚，这次大月薰的父母可能看出孙中山是个大人物，于是答应了，并主持了他们的结婚仪式。
（注释4）参见孙穗芳著的《我的祖父孙中山》。
[b][color=#548dd4][size=3]【黄兴与徐宗汉】[/color][/b][/size]
清末民初的革命先行者们，大体可以按籍贯分成几拨。广东出了一批人，以孙中山为首，最早拉起来的组织是兴中会；湖南有一批人，领头的是黄兴，成立了华兴会，骨干分子包括大名鼎鼎的宋教仁、章士钊；江浙的革命者组织了光复会，最出名的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这几批人在日本碰到一起，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做了一把手，黄兴做了二把手。此后孙、黄并称。
黄兴一生有两次正式的婚姻。他的元配夫人廖淡如是父母包办的，后一位妻子徐宗汉是在革命期间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尽管黄兴的8个子女当中有5位是廖淡如所生，但文献上对她的记载很少。黄兴的子女当中还有一位女儿，母亲的身世不详（注释5）。
黄兴的第二位妻子徐宗汉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革命女性。她本名徐佩萱，是孙中山的老乡，也是广东香山县人。所以黄兴既是湖南人，又是广东的女婿。徐宗汉的家族属于香山县的望族之一。她的一位伯父是清末的洋务派大员徐润，曾协助容闳办理留学事宜。徐润还有一位侄女叫徐文，是后来的红色外交才女龚澎的母亲。徐综汉的姐姐徐慕兰也是革命女杰之一。她们的故事以后还会提到。
还是先来说黄兴和徐宗汉。徐宗汉年青时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是一位新派女性。她早年结过一次婚，丈夫是广州富商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虽是这是包办婚姻，但夫家是新派人物，她嫁过去后反而在那个圈子里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夫妇之间也很和谐。可惜李晋一早亡，留下了一双儿女。夫亡后，徐宗汉于伤痛之中加入了同盟会，从此与男子一样参与武装起义，常与刀熗弹药为伍。
她与黄兴的爱情故事很有浪漫色彩。当年孙中山与黄兴去马来西亚筹款时，在那里第一次遇到徐宗汉。她很有语言天赋，已经学会当地语言，就给他们充当翻译。后来到了1911年，黄兴亲自参与黄花岗起义，在战斗中受伤，右手两个指头中了弹。他历尽艰险摆脱了清军的追捕，正在筋疲力尽之时，遇到了徐宗汉组织的一个革命队伍，终于得救。徐宗汉对负伤的黄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由于医疗条件太差，黄兴的伤口开始溃烂，徐宗汉赶紧找到自己的好友张竹君。张竹君是当时少有的女医生，也是地方上的一位名人。通过她的门路，黄兴被转送到香港就医。在香港的雅丽氏医院，医生决定立刻手术。院方把徐宗汉当成了黄兴的夫人，要她在手术文件上签字。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是张竹君鼓动她以病人家属名义签字。总之徐宗汉签了字，他们此后也真的结成了夫妇。
徐宗汉与黄兴婚后不久，民国即告成立。此后她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抚养烈士遗孤以及战时孤儿。黄兴对徐宗汉一直非常敬重，曾对友人说，徐宗汉的能力比他自己强。1913年黄兴在给徐宗汉的家信里说：“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他们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五年。1916年，黄兴因劳累过度，骤然病逝。徐宗汉此后仍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也有交往。黄兴与徐宗汉结婚，但与第一位夫人廖淡如并没有离婚。黄兴去世后，廖、徐二夫人共同养育着10位后代，包括黄兴的8位子女和李晋一的2位子女。徐宗汉1944年在重庆病逝。一直到临终，她对黄克强都念念不忘。
（注释5）关于黄兴的子女情况，参见《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一书，作者吴东平。这本书中有关黄兴的章节中说，黄兴的8位子女中，廖夫人生有3子（一欧、一中、一寰），2女（振华和德华）。徐宗汉生有2子（一美、一裘）。书中说黄兴另有一女，名叫黄文华，但没有介绍来历。
[b][color=#548dd4][size=3]【陶成章与孙晓云】[/color][/b][/size]
陶成章是清末革命的元勋之一。在说他的故事之前，得先讲讲当时的政治背景，因为他与孙晓云的婚姻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意外产物。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各派的反清革命者在日本组建同盟会，光复会也入了伙，陶成章成为同盟会的干部。可是没过过久，陶成章、章太炎他们就发现与孙中山等人格格不入，无论是革命理念上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没有共同语言，更何况还有金钱上的纠纷。在发生了种种不愉快事件之后，陶、章等人终于离开同盟会，恢复了原来的光复会。新的光复会对孙中山一直大肆攻击，分裂革命阵营，搞得同盟会十分被动。
光复会的人行为激进，崇尚暴力革命，多次谋划暗杀。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光复会实际上是夺取江南地盘的主力军。清朝政府倒台后，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就无法掩饰了。同盟会的大将陈其美看到光复会在江南一带的雄厚实力，就开始排挤陶成章等重要成员。民国正式宣告成立后不到一个月，陶成章被人暗杀于上海。此为民国第一大案。现在人们知道，这起暗杀的直接实施者是蒋介石，幕后策划者是陈其美。现在的史家们还认为，蒋介石就是从这起暗杀事件之后，才开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的（注释6）。
现在可以说陶成章和孙晓云了。孙晓云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受陈其美的派遣，打入东京的光复会。这么说来她是同盟会安插在光复会的女间谍。据说她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陶成章，如有可能最好把陶除掉。可是她政治立场很不坚定，与陶产生了感情，盯梢盯成老婆，嫁给了陶君。这可算是辛亥革命版的《色戒》。
孙晓云是浙江女子。她早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她加入革命组织为的是自己的理想，不是为了无聊的内斗。在放弃了对陶成章的偏见之后，她就开始进行同盟会和光复会两派的调解工作。但是陶成章既知孙晓云的来历，怎么还能与同盟会化解？
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孙晓云也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尹锐志等革命女杰组成女子光复军，参加了夺取上海的战斗。上海光复后，陶成章才从南洋回来。随着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激化，陶成章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很成问题。他不敢与家人团聚，自己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与孙晓云联络也得靠偷偷传小纸条。他当时给孙晓云的一封便笺保留了下来，是这样写的：“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从弟 东生白 十一月十一日 ”。不久蒋介石也会晤了陶成章，套出了他的住址，次日在广慈医院将他熗杀。陶成章写给孙晓云的纸条成为他的绝笔。
孙晓云在陶成章死后生下了他的遗腹子，取名陶珍。母子俩改名换姓过着隐居生活。共和国后，孙晓云母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多方关怀（注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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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6）孙中山在陶案中的角色一直存在争议。陶成章生前与孙中山有很多过节，但他被刺后孙中山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要求陈其美缉拿凶手。李敖认为孙中山肯定是知情的，最近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也支持这一论点。从客观上看，陶成章死后孙中山的确少了一大政敌。
（注释7）孙晓云的结局参加网上文章《历数民国开国女功臣的爱情大结局》。
[b][color=#ff0000][size=4]百年性情·民国·革命女性[/color][/b][/size]
在清末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女性开始崛起，走上了扛起半边天的崎岖征途。与前面已经开始造反的太平天国妇女不同，辛亥的革命女性大多文化程度高，来自上流社会。辛亥女杰们往往首先是女权主义者，其次才是反清革命者。她们先是自己出去留学，绝大多数是去日本，学成后再鼓动更多的妇女出去留学，或者自己动手兴办女学。
妇女要革命，受到阻力是必然的，而这愈发激起她们的斗志。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她们同时打出“女权”与“救亡”两面大旗，说国家兴亡，匹妇亦有责。男革命者对女革命者一开始是非常欢迎的。有学者指出，革命党欢迎女性，一则显示自己的思想开明，二则可以调动男子的爱国热情（注释1）。
就这样，新女性与革命党开始了一段蜜月期，拿起武器与男人并肩作战。辛亥革命前后，江浙一带一下子涌现出好几支女子革命军，领头的多是从日本回来的女海归，成员多是各地新办的女子学堂学生。她们的努力得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鼓励。
不过，腐朽的清政府推翻起来容易，强大的男权可不是一两代革命女性丢几颗炸弹就能搞定的。民国成立后没几天，革命女性就尝到了历史倒退的滋味。她们与男革命者也开始分道扬镳，在后来的岁月里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悲欢。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群体，尽管在今天，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已鲜为人知，但她们所推动的妇女解放实为中国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她们的主张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底色的一部分。
（注释1）参见《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女子军事团体源流考》，作者是中山大学的赵立彬、李瑾。
[b][color=#548dd4][size=3]【唐群英大闹《长沙日报》馆】[/color][/b][/size]
同是革命女先驱，唐群英现在的知名度远不如她的朋友秋瑾。但在民国初年，她可是个声名远播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她领着一群娘子军脚踢参议院，掌掴宋教仁，大搞暴力示威活动。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女子参政，这在当时是公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唐群英是湖南人，本是曾国藩堂弟曾传纲的媳妇。她在二十几岁就遭遇了家庭的重大变故，独生女儿和丈夫先后去世。唐群英做为一名孀妇，一反当时常规，从婆家回到了娘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独身生活。不久她追随秋瑾去了日本，并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加入同盟会的第一位女性（秋瑾是光复会的）。她参加革命不是光耍嘴皮子，而是真拿起武器冲锋陷阵的，后来她因战功还荣获了“二等嘉禾章”。
革命成功后，唐群英和姐妹们悲哀地发现她们遭男革命者背叛了。于是有了三次娘子军暴力示威活动：第一次是为了《临时约法》中取消男女平等条款，唐群英领人大闹南京的临时参议院，砸了窗户，打了警卫；第二次是上北京去争权力，与议长吴景濂当面激辩，声称如果袁大总统不承认女子参政权，她们也不认他这个大总统；第三次，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宣布放弃男女平等，拒绝让女性入党。这个纲领是由“宪政之父”宋教仁亲自宣读的，唐群英等女会员在台下听得真切，气得冲到台上给了宋教仁一巴掌。林森跑过来劝架，也挨了她一掌（一说林森躲得快，没挨着）。
唐群英后来又领人砸了《长沙日报》馆，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为什么报纸对这事那么有兴趣呢？因为事情牵涉到了她的私人生活，扯进来一个名叫郑师道的男子。
事情发生在1912年12月份。有一天《长沙日报》上忽然用大号字体刊出一条结婚启事，宣布唐群英与郑师道结为夫妇。唐群英一看就火了，说哪有此事？便带着女伴们找到报社要求更正，可是报社不干，说他们只管登广告，其余概不负责。娘子军于是大闹报馆，不但把玻璃砸碎，招牌摘走，连排好的铅字版都掀了，搞得第二天无法出报。正史上在提到此事时说，由于唐群英倡导女权，遭致保守派忌恨，《长沙日报》说她要和郑师道结婚，是在故意造谣，诋毁她的名誉。
实际上这件事到后来在正史很少见到记载，野史则津津乐道。在野史里，郑师道通常被描写成一个呆子，唐群英则被说成一个玩弄感情的女强人。最不堪的描述见于不肖生（向恺然）的《留东外史》，文字虽俗，可故事讲得很让人回味。这部纪实小说的第48章里提到此事，说唐群英这个母大虫，大字不识几个，偏偏会办报。有些男人傻不拉唧的老是在幕后帮助这种女人，想讨点便宜，“殊不知这种女子绝没有多大的便宜给人家讨”，完全是利用你。郑师道这个书呆子就是给唐群英利用了。他开始时在唐群英的报馆效力，与她有些“文字姻缘”，后来又有了肉体关系，郑师道便以为自己得到了爱情。他三十好几了还没个家，而唐群英是个寡妇，他觉得很合适，就要求结婚，可人家唐群英才不想结婚，生怕今后的自由受到约束。可她又不愿意这么放弃郑师道，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就私下订了一个没有证人的婚约，“当下敷衍得书呆子死心塌地”。郑师道一心等着结婚，可每次提到，唐群英总是支支吾吾。郑师道以为唐群英是不好意思，索性瞒着她跑到《长沙日报》上去登结婚广告，以为这样一来生米就能做成熟饭了。谁知唐群英看报后大怒，领人砸了报馆。
李定夷的《民国趣史》也专门拿一个章节讲述此事，没有不肖生写得那么直白生动，但更加曲折，对唐群英的评论也更为阴损。他在“裙钗韵语－潇湘风流案 ”一章里说，郑师道这个人本来有点神经病，曾经干过拿锡箔纸包鸡蛋假装炸弹吓唬参议员的勾当。可是他与唐群英却是事先有婚约的。两人还在天津的日本白屋旅馆出双入对，俨然一对夫妇。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唐群英不承认他们的婚约了。到底出了什么变故呢？《趣史》里还给出了不同说法，一说是唐群英在北京的时候跟郑师道还好好的，后来在汉口两人却发生龌龊，唐群英移情别恋，打算一脚踹掉郑师道。另一说是，唐群英本来与郑师道私定了终身，可是开始时不敢明白宣布，因为还没有通知她的母亲和哥哥。于是两个人一起回湖南，打算向唐家禀明此事。可是到了长沙以后，唐群英把郑师道安排在小旅馆里，自己回家后就没动静了。郑师道等得不耐烦，就径自去了唐府，这一下，唐群英的母亲－－一位前清的诰命夫人，才发现了女儿的私情，大为羞愤。唐群英的哥哥知道这件事后更是气得要上吊。唐群英一看家里这么反对，就要悔婚。
不管什么原因，总之野史上说是唐群英跟郑师道订婚在先，又要悔婚，郑师道急了，就跑到《长沙日报》登广告去了。
《趣史》里接着还讲报馆被砸以后的故事。双方打起了官司，唐群英要求报馆澄清她的名誉，报馆要求唐群英赔偿损坏的财物。事情越闹越大，舆论也分成两派，一派挺唐，一派挺报。郑师道呢，他也没闲着。他手上有好多唐群英跟他要好的证据，比如诗词啊，信件啊，而且“语极秽亵，不堪入目”（到底写了啥秽亵不堪的东西？难道是“我爱你”？）。郑师道还是舍不得唐群英，到处替她说好话，但是总不肯放弃结婚的念头。《长沙日报》对唐、郑二人是一起恨上了，总经理文斐放言说二人是淫妇奸夫。
长沙警署将砸报馆的事备了案，并提起了诉讼，可预审时唐群英拒绝出庭。《趣史》里并没有批判唐群英藐视法律，而是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唐群英不敢出庭，是害怕跟郑师道当庭对峙，自己那些丑事被曝光，“届时丑声四播，必较现时为尤甚”。知情人还说，唐群英拼命跟《长沙日报》过不去，就是要掩盖她跟郑师道的奸情。
《趣史》里又介绍了预审的经过，说地方检察厅长在这次预审中做出了对唐群英不利的裁决，即：宣布诉讼成立，将来要正式开庭审讯，而届时唐群英必须到场。《趣史》解释说，这个厅长之所以这么判决，是为了打击一下当时女权分子的嚣张气焰，因为包括唐群英在内的几个女将“遇事干涉，肆行无忌，不挫其锋，殆有不可收拾之势”，所以该厅长对唐群英特别痛恨。
这场官司最后结果怎样，《趣史》里没有提。别的文章里说，后来是湖南督军谭延闿从总督府拨出一笔钱来给了报馆，把这场风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注释2）。不过《趣史》里提到，郑师道当时在长沙一直不肯消停，不但想把唐群英的隐私都公布出来，还打算付印。现在有的男朋友不甘心被女朋友甩掉，就把她的私人照片放到网上，如出一辙。后来唐群英指使自己的好友张汉英（也是当时女界的风云人物），拿着手熗把郑师道硬是赶出了湖南地界。
（注释2）这一条参见当代人高芾著的《野史记》“结婚启事”一节。又，当时的《长沙日报》属于官办报纸，是都督府的机关报，谭延闿督军拿公款弥补报社，实际上是认栽了。唐群英与《长沙日报》的纠纷，也有当时官办报与民办报的矛盾纠缠在里面。
[b][color=#548dd4][size=3]【沈佩贞大闹《神州报》老板住所】[/color][/b][/size]
沈佩贞是一位多姿多彩的民初新女性。她本是革命元老，当初在天津筹划起义，被清廷逮捕过。辛亥革命时期她又组织女子尚武会，招收女学员为武装起义做准备。革命成功后，尚武会解散了，男女平权也成为春梦一场。唐群英等人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沈佩贞也是其中一名积极分子。冲击参议院、大闹国民党成立大会等暴力示威活动，都有她的份。
在女子参政同盟会受到袁世凯打压瓦解之后，唐群英表现出政治家的素养，回家乡去办女报，兴女学。虽然半路出来个郑师道瞎搅和了一番，但于大业无妨。唐群英后来穷困潦倒，还受到蒋介石国民党的照顾。沈佩贞则走了另一条路。国民党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国民党，转而投靠袁世凯，自然被视为机会主义分子。她自印了一张名片，叫做“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说自己是老袁的学生。这也对，她早年的确是在老袁办的女子学堂里上过学。后来袁世凯准备称帝，她又自称“洪宪女臣”，摆明了支持复辟帝制。
袁世凯一开始时对沈佩贞是礼遇有加，不但聘她为总统府顾问，一度还派她去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不过这种风光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她很快就卷入了一场乱七八糟的丑闻，而且被打倒后再也没能东山再起。由于她支持复辟，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国民党以后翻过身来也不会再保她。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里有两节专说沈佩贞。刘成禺是国民党那边的人，对叛变了的沈佩贞自然评价不高。他说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活跃女性可以分成三种，一是高尚派，二是运动派，第三种是流浪派。这第三种就是沈佩贞领头的，手下有刘四奶奶、王三太太等人。刘成禺还说沈佩贞跟政府内的权要都“深相结纳”，拜江朝宗为干爹（江是北洋系军人，曾混到过内阁总理），认段芝贵做叔父。她还给这些政客们拉皮条，帮他们介绍“女志士”。沈佩贞做官时，有个正儿八经的办公室，有秘书、干事等助手，刘成禺说这些都是江朝宗为这个干女儿张罗布置的。
《世载堂杂忆》接着说，沈佩贞当官时每天不干正经事，只是“会客张筵”，以方便官场之人联络感情、走后门。沈佩贞在一家娱乐场所“醒春居”跟别人喝酒猜拳，结果被《神州报》给曝光了，“描写当时丑态，连刊三日”。又据别的野史记载，《神州报》报道说沈佩贞和江朝宗在醒春居不但一起喝酒猜拳，还嗅女人的小脚。
《神州报》的老板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叫做汪彭年。他哥哥汪康年名气更响，是《京报》的创办人。汪彭年的《神州报》为什么要跟沈佩贞过不去？刘成禺说《神州报》不过是据实报道。但后来也有人分析，汪彭年当时正在谋求参议员的位置，发一些攻击沈佩贞的报道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总而言之，沈佩贞看到《神州报》的报道后十分愤怒，要求汪彭年登报澄清并赔礼认罪，被汪拒绝。于是沈佩贞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娘子军冲到汪彭年的府上，高声叫骂，还摔桌子砸板凳，闹得个不亦乐乎。汪彭年见势不妙，早就从后门溜了。可是当时他家里偏偏住着一个旁人，是议员郭同。郭同看见娘子军们的胡作非为，就出来和沈佩贞理论，结果被她们当作替罪羊，一顿饱打，把他的裤腰带都打断了。刘成禺回忆说，他当时正好吃了宴席回来，经过汪府，看见郭同提着裤子与众女对骂，双方骂的话都十分难听。
后来郭同把事情告到了北京地方审判厅，结果厅长判郭同胜诉。刘成禺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整个打人事件都有江朝宗的参与，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江朝宗没有保她。所以当沈佩贞被判刑半年后，大哭说：“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
根据刘成禺的解释，江朝宗之所以没有庇护沈佩贞，是因为袁世凯发了话。袁世凯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沈佩贞打人及后来吃官司的报道，同时又看到报上有诗歌讽刺朱启钤的三小姐开着汽车出风头，十分气愤。虽然沈佩贞打人和朱三小姐开汽车兜风两件事毫无关系，但在袁世凯看来，她们都是女人，这首都妇女界风气实在太坏，于是下令严打。这下江朝宗也无可奈何了。
此后的沈佩贞似乎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后来人们提起她，几乎都忘记了她曾经和秋瑾、唐群英等人一样参加过反帝反封建革命，为妇女争过解放。人们就记得她是个女流氓了。据说杨度大才子在与沈佩贞见过第一面后，转头就把她跟妓女相比，并且感叹说，这年头纯洁的女人都在妓院，堕落的都在官场（注释3）。
（注释3）参见网文《重新一识沈佩贞》，作者不详。杨度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干将之一，可能是因为称帝的事情才与沈佩贞会面。
[b][color=#548dd4][size=3]【傅文郁带头伤风败俗，破坏女权运动？】[/color][/b][/size]
民国初年，在引人侧目的女子参政同盟会里面，还有一位傅文郁。据一位老革命回忆，当时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与宋教仁激烈争吵的，除了唐群英、沈佩贞，还有一位就是傅文郁（注释4）。在正史上，傅文郁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十四五岁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青年时代”，后来又结了婚，回归传统的家庭妇女（注释5）。
不过在李定夷的《民国趣史》一书里，傅文郁被描写成一位“艳帜高张”的时髦女子，还跟沈佩贞共同拥有一个善于拉皮条的男朋友名叫赵显华的。李定夷在这本《趣史》有整整两节专门献给革命女性，一节讲唐群英和郑师道，另一节叫做“女杰艳史”，讲的就是傅文郁。
李定夷说，傅文郁和沈佩贞带着三五个女伴跑到开封去，打着建立女子参政同盟支部的名义，其实背地里不干好事。傅文郁还跟暗娼有来往。她是个“年可二九淡妆轻抹之美少女”，做公开演讲时，引得一般好色之徒都去围观，搞得秩序混乱。傅文郁跟赵显华的关系人尽皆知，他们俩一起住在金台旅馆。可是这个赵显华是个混混，在旧社会就是干拉皮条的。民国成立后，赵显华冒充知识分子，趁着新社会新风气，借兴办女学的名义勾引良家妇女，劣迹斑斑。赵显华又跟沈佩贞勾搭上，借着她的名头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北京骗人钱财。
这一次赵显华又带着傅文郁等一干女子来到开封，同行的还有赵的一个相好－－妓女刘青湘。傅文郁为了赵显华，竟然吃起刘青湘的醋来，以致二女在旅馆里厮斗，不成体统。后来，有个在北京受赵显华欺骗的洋货店老板，在开封意外地发现赵的行踪，立刻报了警，于是赵显华和刘青湘双双落网，傅文郁也跟着臭了，“于是傅文郁之丑行，尽人皆知矣”。她被迫搬出金台旅馆。
总之，傅文郁领人到开封筹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分部，李定夷认为她不过是和皮条客男朋友一起来上演艳史。他还以惋惜的口吻说：赵显华被抓后，“以傅之年少英资，若洗心革面，致力于学，尚不为晚”，可是傅文郁居然还不醒悟，竟还要在报纸上登广告说自己搬家了，新地址在某处某处。结果好几个男人又开始往她的新住址跑。
小傅筹办妇女参政组织，希望国民党男士王某赞助，王某答应了。李定夷评论说：“夫既提倡女权要求参政，固当独立自尊，坚忍不拔而后有济，何必仰仗此辈男子为耶？”
小傅又打算组织新式剧团，排演男女同台的新戏，以向社会各界筹款。李定夷说，河南的剧场从来没有女演员，中州又是“文明最古之邦”，而傅文郁却在搞男女同台演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还跟一般轻浮浪荡的新剧作家沆瀣一气，只怕又要搞得争风吃醋，难怪要遭开封各界人士的反对。傅文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打算成立女子新剧团，还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幸亏有某某诸君出来主持正义，写信对傅文郁做出了严厉警告，这才使她打消了念头，为中州保留了一片净土。
李定夷表示，现在正是女权萌芽之际，绝不允许社会败类混迹其间加以破坏，所以他才对傅文郁在开封的行为“不厌苛求，详加探访”。
（注释4）参见程梦余的《参加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网上可以找到。
（注释5）见《北京文史资料》第62辑"人物春秋"栏目，网上找不到。
[b][color=#548dd4][size=3]【更多革命女性轶事】[/color][/b][/size]
·张竹君一辈子独身
在清末的革命圣地广东，张竹君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她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之一，从西医学堂毕业后在广东开办了两所西医院、一个女子学校。她救死扶伤深受百姓爱戴，被亲切地称为“西关小姐”。据说她有一次外出碰到强盗，自报姓名之后，强盗也放她走路，没有再为难她。她在1904年离开广州去了上海，在社会名流的支持下继续开医院、办学校。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的赤十字会（不是红十字会）从上海前往战区武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救助伤员，被赞为中国的南丁格尔。
张竹君出身于富裕家庭，思想新潮。她的朋友圈子里除了徐佩萱（即黄兴夫人徐宗汉）等闺密外，还包括马君武、胡汉民、朱执信、周自齐这样的辛亥元老。马君武对张竹君十分倾慕，先后数次向她表露出求婚的意思，却都被她婉拒。还有一位卢少歧也向她求过婚，后来也无结果。据说她的心上人是早已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史坚如，所以她一生不嫁（注释6）。
（注释6）张竹君与史坚如，参见网文《历数民国开国女功臣的爱情大结局》，作者不详。
·张汉英愿替丈夫坐牢
张汉英出身于湖南的书香世家，与唐群英交情极好。张汉英的丈夫李发群是她的同乡，与她门当户对，两人也十分恩爱。张汉英先去了日本留学，而且是公派的。第二年，李发群自费留学也到了日本。在东瀛岛国，他俩一起参加革命，成为战友。1906年，李发群从日本回湖南去支援萍浏醴起义。起义失败后，李发群又与两位革命同志一起在扬州策划暗杀两江总督端方，结果事情败露，被端方逮捕下狱，关押在南京（注释7）。
（注释7）李发群的简介参见中国醴陵网的古今人物栏目。
在狱中，李发群的处境很艰难。他的一位同伴已被端方判斩，他自己终日带着沉重的刑具，饱受折磨。张汉英听说后，立刻从日本返回，求见端方大人。端方跟她家有交情，论资排辈起来还算是她的老师，当时官派她去日本留学，也是端方拍的板。所以这次她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她对老师说，丈夫本来就有病，随时可能病死在狱中，这样官府岂不是白抓了他？不如我去替他坐牢吧。
端方对张汉英倒很客气，还请她在家里吃饭，可是她哪里有胃口？在席间，“汉英临食悲泣，不能举箸，左右皆为掩涕”，把端方都给感动了。他当然不会因此释放李发群，不过看在其妻的面子上，改善了他在狱中的条件，去掉了刑具，换了个监房。以后那几年，张汉英就在日本和南京两地来回跑，时不时去探监，就这样一直熬到溥仪继位。新皇帝登基后照例大赦天下，但因李发群是革命党，开始时并未获得赦免。张汉英再次四处疏通，终于得到大人物的帮助，李发群才算出狱（注释8）。民国成立后，李发群跟随黄兴，一度出任江苏省民政司长。但在二次革命时，张勋攻陷南京，李发群遭到杀害，妻子张汉英至为悲痛。
张汉英是南社的女诗人之一，有文名。辛亥后她与唐群英一起兴办女学。但在李发群死后不久她也跟着病死，轮到唐群英大恸。
（注释8）这段故事参见傅熊湘的《张汉英传》。
·吴芝瑛与廉泉妇唱夫随
吴芝瑛是清末民初的才女，是安徽人吴汝纶的独生女儿。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号称桐城派古文的最后一代宗师。吴芝瑛虽然从来没有冲到过反清革命第一线，但与几位革命志士有很深的关系。她不但是秋瑾的好友，还是著名刺客吴樾的堂姐（注释9）。
（注释9）吴樾在1905年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火车站引爆炸弹，造成多人死伤，自己也在那次行动中死难。
吴芝瑛嫁给了无锡名士廉泉。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夫妇二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妇唱夫随（我没搞错顺序）。廉泉曾在北京做官，后因不满朝政，于1904年辞官迁居上海，在那里购置房产建了别墅，起名“小万柳堂”，吴芝瑛就自称万柳夫人。廉泉在上海还与人合伙创办文明书局，介绍西方思想。秋瑾从日本回国，廉泉家是她的落脚点之一。后来秋瑾被杀，吴芝瑛与徐自华一起，冒了极大风险收其遗骸并安葬，廉泉对此事一直给予积极支持。吴芝瑛略通洋务，她义葬秋瑾的举动被西方报纸高调报道，所以清政府明知她和廉泉同情革命党，也没敢把他们怎么样。
民国二年，女革命者傅文郁在天津发表讲话，“妄论时政"，触怒了当局，险些被捕。廉泉那时正好去天津，见傅文郁危险，就赶紧给吴芝瑛拍电报告知此事。吴芝瑛虽然从来没见过傅文郁，但一听说，马上就给北京有关部门写信求情，说傅文郁不过一弱女子，哪里有那么大能耐颠覆政府？请当局网开一面，让小傅南下到我这里来读书。这封信还真管用，京畿军政执法的陆总长给小傅发了护照，允许她跟着廉泉一起南下上海。傅文郁因而逃过一劫（注释10）。
（注释10）参见民国姜泣群所著的《朝野新谭》之”傅女士脱网记“一节。
吴芝瑛极富人道主义精神，豪不拘泥于政治成见。清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满族重臣良弼。按旧例，良弼为大清死难，清政府对其家属应给予抚恤。可是良弼死后不久清政府就倒台了，抚恤之事便无人再提。可怜良弼家里并不富裕，又没有儿子，只留下三个女儿，日子十分艰难。吴芝瑛知道此事后就写了一篇言辞极为恳切哀怨的文章，呈交有关部门，为良弼的遗属争得了一点抚恤金（注释11）。吴芝瑛在上海还帮助名妓李萍香脱籍。为了把李苹香赎出来，她把家藏的明朝大画家董其昌的手迹都典当了。这个董其昌手迹并不是吴芝瑛娘家的，而是丈夫廉泉的家藏。
李苹香与文化名人章士钊、李叔同都有罗曼史，他们的故事以后再说。
（注释11）为良弼遗属争抚恤之事，参见蔡东藩的《民国演义》第五回 彭家珍狙击宗社党 段祺瑞倡率请愿团。
廉泉与吴芝瑛情投意合，不过廉泉娶有不止一个妾。他们晚景凄凉。由于一连串事故，他们不得不变卖在上海的家产，回到廉泉的老家无锡。但在1931年，廉泉独自去了北京，并在那里出了家，不久病逝，葬在北京。吴芝瑛则留在无锡，几年后也病逝。夫妇二人似未能同穴安葬。
[b][color=#ff0000][size=4]百年性情·民国·国民党·元老篇[/color][/b][/size]
[b][color=#548dd4][size=3]【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天足缘】[/color][/b][/size]
廖仲恺与何香凝是一对著名夫妻，他们的婚姻被后人称为“天足缘”。廖仲恺与何香凝都生于19世纪80年代，都在清朝末年渡过自己的青少年岁月。在当时，待嫁女子是小脚还是天足，已经成为一些男人结婚时要考虑的大事。自然的，那时绝大多数男人还是要娶个小脚太太，但是极少数接受了新思想的男子已经把小脚视为国耻，予以坚决排斥。由于这极少数男子中很多成为历史名人，所以在这部名人八卦史里，小脚与大脚的纠缠就会不断出现。
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在汇丰银行做事，长年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廖仲恺就在那里出生，自小就受西学影响，完全能够接受天足。而且他们家又是客家人，本来的习俗也是妇女天足。廖竹宾在临终时留下遗嘱：儿子将来必须娶一个天足媳妇。按新派人物的观点，父亲如此干涉儿子的婚姻，儿子是可以反抗的。不过老父的这条嘱咐本身符合时代潮流，廖仲恺自然谨尊遗训。
可是在当时，要在门当户对的人家里找个没缠过足的女子实在不容易。别说那是在19世纪80年代，就是再下一代出生的、20世纪00后当中，缠过足的千金小姐还是一群一群的，催生出很多不幸的婚姻来。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赞赏何香凝小姐坚决拒绝缠足的非凡勇气了。或许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的任性，可她运气好，赶上了新时代。
何香凝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妻妾成群的富商之家。她父亲何载（何炳桓）是个半开明半守旧的人，开明之处在于愿意送这个女儿去念书受教育，守旧则表现在坚定地要给她缠足。其实这也是为了女儿今后的前途着想，不缠足将来怎么嫁人呢？何香凝一直到7岁才由母亲开始给她缠足，结果白天把裹脚布缠上，晚上就被她偷偷剪开。第二天再缠上，晚上再剪开，如此反反复复，母亲打骂也是没用。到最后还是老爸心软了，宣布放弃。很多文章都说，何香凝小时候拒绝缠足是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在广东，太平军一直是被当作英雄传颂的。
等何香凝长大成人，一双大脚的恶果就显出来了。她14时，没有婆家，15岁也没婆家，16岁也没婆家......估计老妈没少在她耳边唠唠叨叨。可是何香凝没把这当回事，天天忙着吸收新鲜事务。其实何老板对这个女儿倒是很欣赏，在她17岁时就让她协助自己管里帐目。好不容易等到她19岁那一年，算虚岁都20了，忽然有一天，何老板听说有一位廖公子不但愿娶大脚媳妇，而且只肯娶大脚媳妇，于是大呼万幸，赶紧把女儿嫁了过去（当然是通过媒人）。那是1897年，廖仲恺22岁。那时廖仲恺的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家境处于衰败之中。
廖、何二人的婚姻是传统的包办婚姻，但婚后二人情投意合。刚成家那两年生活穷困，他们却善于苦中作乐，把廖仲恺叔父廖志岗家的顶楼装修了一下，就成了温馨的两人世界。有一年过中秋，何香凝还写诗“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后来他们就把这间陋室命名为双清楼。再后来何香凝自号双清楼主，他们的儿子廖承志也用过“双清楼后人”的落款。
何香凝对丈夫后来的事业帮助极大。廖仲恺在香港完成西式中学教育后，有心去日本留学，苦于没钱。廖仲恺的叔叔倒是有钱，可是不愿意资助。那时何香凝对他已非常崇拜，就把自己的私房钱连同珠宝首饰统统拿了出来，凑足了路费和学费供他东渡求学，为这事又跟娘家的亲戚闹了好多别扭。不久她自己也去了日本。他们在那里一起认识了孙中山，先后加入了同盟会。
与大多数辛亥女杰一样，何香凝也是一位果敢泼辣的女性。这种性格后来还救了廖仲恺一命。那是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把时任财政次长的廖仲恺也抓了起来。廖仲恺自知凶多吉少，连给一双儿女的诀别诗都写好了。后来何香凝找上门去面见陈炯明，严厉质问了一番，陈炯明给搞得很没面子，只好把廖仲恺释放。他几个小时后就开始反悔，可是悔之晚矣（注释1）。
廖仲恺在1925年死于暗杀，何香凝一直活到1972年。她临终前提出了一项违反当时常规的请求：不要火化，要与廖仲恺葬在一起。党中央同意了她的要求。廖仲恺、何香凝的合葬墓位于南京的中山陵园区，现在是个旅游点。
（注释1）参见网文《何香凝虎穴救夫》，作者不详。
[b][color=#548dd4][size=3]【孙科的两位小秘 1】[/color][/b][/size]
做为孙中山惟一的儿子，孙科并没有成为中华民国的二世祖。此事充分表明了辛亥革命的反封建性。实际上，孙科虽然在父亲的影响下很早就走上从政之路，但从来不是个能够呼风唤雨的大腕。1948年他因为竞选副总统一事，竟然牺牲了自己心爱的“二夫人”蓝妮。这对他个人来讲固然是个悲剧，但对国家政治来说倒不是坏事。
孙科的正式夫人是他的表妹陈淑英，夫妇二人感情不错，共同育有二子二女。陈淑英基本上一直陪伴着孙科，起起落落，直到终老。除了陈氏夫人之外，孙科还与至少两位女子有过更深入的关系，一位是蓝妮，另一位名叫严蔼娟。这两位都是孙科在担任立法院长期间的秘书，可后来只有蓝妮做了大家默认的“二夫人”，严蔼娟连非正式的名份也没混到一个，虽然她也生了女儿孙穗芳（一说她与孙科先后生过两个女儿）。
[b][color=#548dd4][size=3]【孙科的两位小秘 2】[/color][/b][/size]
蓝妮（蓝巽宜）是民国的奇女子之一。她不但做过孙科的妻子，靠个人奋斗成为大富婆，她还是当代美国华裔名人骆家辉的岳祖母。蓝妮是苗族人，据说是云南苗王的后代，故有“苗王公主”之称。其实她父亲蓝世勋是老同盟会员、英国留学生，母亲是大家闺秀。蓝妮从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是上海名媛圈子里的人，与苗王早就不搭界了。不过她那家族遗传的出众美貌以及独特的家世背景更增加了她的魅力。
蓝妮一生有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嫁给上海高官李调生的次子李定国。她与李定国生有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李振亚就是骆家辉的岳父。李、蓝二人的这段包办婚姻并不如意，后来蓝妮主动提出了离婚。可见，蓝妮是先跟李定国离了婚之后才嫁给孙科，孙科与骆家辉本来没什么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蓝妮的前夫。但既然有了这么一种转折亲的存在，骆家辉也就算跟孙中山沾亲带故了。骆家辉是奥巴马政府内少数受到重用的华裔之一，他跟孙中山的这门亲戚，大概是热心的记者们帮着攀上的。
还是来说孙科与蓝妮。原来蓝妮在1934年与李定国离婚后，受到老同学的关照，得以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她当时虽然离异，却正二十出头的大好年华，光芒四射。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孙科遇见了蓝妮，对她一见钟情。当时孙科人到中年，担任立法院长，也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两人在party之上攀谈起来，相见恨晚。不久孙科就给了她一个offer：去南京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蓝妮立刻答应了。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并很自然地切换到男女关系的正轨上。那时陈淑英夫人正在澳门养病，没在家。
孙科认识蓝妮时，民国的民法已经出台，在婚姻方面有了一夫一妻的规定。不过为了照顾当时普遍存在的妻妾成群现状，又说妾不算妻，娶妾不算重婚罪。然而，当时的社会新风气已开始反对纳妾，即使在男子当中反对妻妾制的也占了多数（注释2）。国民党政府在解释法律时，既对妻妾家庭给予照顾，同时也要求政府的高官不得纳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孙科与蓝妮的关系就受到社会的非议。他并没有正式迎娶蓝妮，只是私下里摆了几桌酒席，还笑称自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他又给蓝妮写了张字据，宣誓自己只有陈、蓝两位太太，绝无第三位。这张并无法律效力的字条，就交给蓝妮收藏。
（注释2）民国时代民意对多妻现象的态度，参见《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一文，作者：陈蕴茜、叶青。
[b][color=#548dd4][size=3]【孙科的两位小秘 3】[/color][/b][/size]
蓝妮的出现丝毫没有动摇大太太陈淑英的地位，却严重伤害了孙科的另一位“私人秘书”严蔼娟。实际上孙科认识严蔼娟在先，两人在1932年就开始同居，已经相好了几年。但孙科一有了蓝妮，就打算让严蔼娟下岗，而那时小严已经有孕在身。严蔼娟不甘心被抛弃的命运，要上法院去讨个说法。后来大老板杜月笙和司法泰斗吴经熊出面调解，小严才放弃打官司的计划，孙科则是花钱消灾，同意支付她和孩子的生活费。
严蔼娟和女儿孙穗芳后来的命运相当坎坷。孙科开始时还肯给钱，后来抗战爆发，孙科随政府迁往重庆，钱也就停了。严蔼娟拖着一岁多的女儿嫁了人。后来女儿常遭继父的歧视、毒打，有一次打得很厉害，伤及耳朵，落下病根。严蔼娟后来一直放不下孙科，不断与他纠缠。孙科在抗战结束后又给过她钱，但对她已很反感。1949年严蔼娟带着孙穗芳去香港，再次找孙科要钱。那时穗芳也已经懂事，察觉到母亲是把自己当筹码来要挟孙科，内心十分痛苦。严蔼娟在香港带着女儿去过一次孙科的家里。当时只有亲奶奶卢慕贞出来见她们。由于孙穗芳长得很像孙科，卢慕贞对这个孙女非常怜爱。但是孙科就是硬着心肠不肯下来相见。
－－注意：孙穗芳（fang）不是孙穗芬（fen）。穗芳是严蔼娟，穗芬是蓝妮的女儿。
孙穗芳小时吃了不少苦头，却是个非常顽强的人，把苦日子给挺了过去。严蔼娟后来把她送回上海外婆家。她因受家庭出身的拖累，无法进大学读书。于是她想到了宋庆龄－－她的另一位祖母。她提笔给奶奶写信求助，宋庆龄给她回信，一面劝她端正态度，不上大学照样可以为人民服务，一面又祝愿她第二年可以进大学。第二年她真的进了同济建筑系，也不知道是不是宋庆龄起了作用。孙穗芳长大后苦尽甘来，后来去了香港，又嫁入豪门，丈夫是香港富商王时新的儿子王守基。她是《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的作者。（注释3）
（注释3）孙科与严蔼娟、孙穗芳的故事，参见《时代的弄潮儿：43位战犯的后半生》一书，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b][color=#548dd4][size=3]【孙科的两位小秘 4】[/color][/b][/size]
蓝妮后来也没有与孙科走到终老。她的存在一直是孙科的一个政治包袱。1948年孙科参加副总统竞选，被政敌抓住蓝妮的把柄进行攻击。后来孙科竞选落败，竞选班子里的幕僚把很多责任推到蓝妮头上。孙科在那时并没有回护她，反而有意和她撇清。蓝妮一气之下与孙科分居，反正当初就没有什么正式婚约，因此说分就分了。分手之际，蓝妮早已进军上海房地产业多年，有一笔资产，比孙科手头富裕得多。不过49年后她去了香港，继续做生意却赔了本。她后来靠了女儿和亲戚照顾，依然能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再后来，蓝妮成为我朝的统战对象，于80年代回到上海，在爱女孙穗芬的陪伴下渡过了幸福的晚年。蓝妮及女儿的故事以后还会说到。
1949年后，孙科与夫人陈淑英一起过了一段海外漂泊的生活，又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他们后来并无固定收入，全靠儿女接济，生活逐渐陷入贫困，有段时间甚至要靠自己种菜吃。孙科本来已经无心从政，但1965年后还是设法去了台湾，重回蒋介石政府担任考试院院长，为党国发挥余热。75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与严蔼娟的女儿穗芳，“相逢一笑泯恩仇”，父女相处倒十分融洽。孙穗芳虽然那么晚才完成认祖归宗的夙愿，现在却是孙中山后代中最为活跃的一位。
[b][color=#548dd4][size=3]【戴季陶的风流之苦 1】[/color][/b][/size]
能够四处风流，往往让很多男士羡慕。但是等真的轮到自己头上，也有人为自己的风流品性而苦恼。戴季陶就是这样一个人。
《陈洁如回忆录》里有一段说到蒋介石回忆戴季陶，说一个日本女子带着个孩子来找戴季陶，戴同学却避而不见，要蒋介石替他挡驾。这段描写绘声绘色：『戴季陶听到我（蒋介石）的喊声，登时怔住了。爱子这个名字让他受不了。他向我招手，要我轻轻进入他的房间，关起门来，小声说：“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页已是明日黄花。当时我真个销魂，但仅此而已。我不要再提过往云烟。我现在自己有妻子有儿女，无法恢复跟爱子的关系，我不要看到她或这个孩子。所以请你务必想个借口，赶快帮我请走她。告诉她我不在这里，你说什么话都可以，只要把她弄走。告诉她你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我。” 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窘迫之状，于是我问他：“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吗？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小男孩！” 戴季陶不耐烦地摇摇手，并且皱紧眉头，不高兴地说：“我已有自己的家庭———儿子、女儿和老婆！我要爱子的儿子做什么？我的那一段生活已经完结，你懂不懂，把她弄走！快点弄走！”』熟悉掌故的读者们都知道，那个被戴季陶拒绝承认的小孩就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
戴季陶是孙中山早期的追随者之一，年青时又与蒋介石交好。他在理论上很有一套，是国民党的一大笔杆，先是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又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光是在考试院长这个位置上就做了长达20年。戴季陶是一位思想和性格都很复杂的人，可用“一言难尽”四字形容。这不但表现在他的政治态度上，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对女色的处理上。
戴季陶很早就离开四川家乡去日本留学（他原籍浙江吴兴），此后因二次革命而流亡，又再次东渡避难。年轻时的他生得一表人才，又好酒好色，到了日本，在这两方面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到后来这段经历却又令他烦恼，因为他不但欠下风流债，留下不敢相认的私生子，而且年轻时养成的放荡习性到后来难以控制，令他极其苦闷。
戴季陶又是一位怕老婆的男人。妻子给了他很多支持，却也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他的元配妻子钮有恒，是浙江湖州人。她的娘家虽不富裕，却有地位。从结婚开始妻子既处于强势地位，年龄比他大，家世比他好，连参加革命也比他早，是秋瑾的追随者之一。她本人非常能干，成婚后在湖州老家靠自己的本事积起数百亩田产，并把这些家财中的一部分用于福利事业。戴季陶称妻子为”姐姐“，人前人后都很敬重，他曾对儿子戴安国说：““你母智慧高出于我，你父少修少德，少年失于学养，而今多病，未老先衰，你要学习你母，忍耐精进，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就因为戴季陶对妻子既敬且怕，所以1919年当他在日本的情人带着他的儿子出现在上海时，戴季陶吓得要死，生怕给太太知道，赶紧把日本情人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蒋纬国为自己的身世之谜纠结了半辈子。由于戴季陶年青时太风流，围绕他的儿子戴安国的身世也一直传闻不断。曾经有种说法，称戴安国与蒋纬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后来戴安国过继给了戴季陶。后来又有人纠正说，其实戴安国是戴季陶与一位中国女子所生，但是归在夫人钮有恒的名下。
不管怎样，钮夫人对夫妻之事的欲念很淡薄，与丈夫无法协调。戴季陶虽然惧内，但身边少了女人就难过。他所从事的事业需要常年奔波，而钮夫人一直留在湖州老家打理自己的业务，夫妻常年是两地分居。这种状态显然是培养婚外情的温床。为了照顾长期单身在外的丈夫，钮有恒就把自己的外甥女赵文淑（赵季官）安排到戴季陶身边，以照料他的生活。不过，孤男寡女这样成天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最后的结果不说大家也知道。据说，钮夫人在发现他俩的事后一开始还很惊怒（可见那时有些革命女性也够单纯），但最终是无可奈何。实际上，赵文淑与戴季陶相处的日子还更长些。
赵文淑来到戴季陶身边后的第四年，生下一个女儿。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直到钮有恒二十多年后去世，戴季陶才与赵文淑正式结婚，仪式办得十分低调。很多文章里把赵文淑说成是戴季陶的妾，其实不妥。国民党是反对纳妾的，虽然无法在全中国完全禁止，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这种纪律还是要讲的。赵文淑在没有正式成为戴季陶的第二任妻子之前，只能算做二奶－－有关系，甚至有义务，但是没名份。除了她之外，戴季陶还有一位三奶，名叫赵令仪。赵令仪比赵文淑晚几年到戴季陶身边，是另一位党国元老张静江“介绍”给他的。她虽然此后一直跟在戴季陶身边，但从来没有转正。
戴季陶的各种风流轶事中，最神秘的要属他与号称“帝国之花”的日本女谍南造云子的绯闻了。他与南造云子的故事目前尚停留在“据说”阶段。根据传言，南造云子在抗战前后引诱了好几位国民党高官，其中一位就是戴季陶。南造云子不但依赖戴季陶的地位保护自己，还从他那里套走一些机密情报。有的文章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生死难料，而戴季陶在南京却出人意料地倒向何应钦那边，主张对西安进行轰炸，这就是南造云子在他身边活动的结果。
戴季陶于1949年2月自杀。有人认为，导致他自杀的主因就是南造云子，而不是什么党国的前途。据他的妻弟赵文田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被一位自称是记者的人勒索，那人自称掌握了戴院长与南造云子的很多内幕资料，除非戴给他一笔封口费，否则就把那些事情全部写出来到国外出版。戴季陶后来真的拿金条换回了这些材料，一把火烧毁，但此后依旧提心吊胆，精神崩溃，最后选择一死了之。
不过这位传得神乎其神南造云子，是否真有其人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她不象川岛芳子那样四处留痕，而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言南造云子最后是死于军统的暗杀，但有人指出，有关军统的各类回忆录中从来出现过这个女间谍，日本方面也找不到关于她的任何记录（注释3）。
不管是不是因为南造云子，戴季陶在临终那段日子里都处于极度抑郁之中。他自杀是有前科的。早在1922年，戴季陶就已经自尽过一次。那是在回四川探亲的途中，他从船上投水自沉，幸亏被老乡救了起来，活转以后就开始信佛了。那一次投水的原因他自己后来有过交待，说当时心理正在经历种种煎熬，在公与私两方面都陷入苦境，无处逃避。他特别说到：“而更有一件逼迫我很深刻的，是五六年来一件很错误的恋爱，种种魔障缠绕，自己偏偏认假作真，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注释4）。
（注释4）戴季陶早年投水自尽以及信佛的事迹，多种文章都有提到。戴本人后来写过一篇《八觉》，回忆信佛前后的种种因由。不过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八觉》的全文。
接着再8一下戴季陶和蒋纬国，这个我在正文里没有写，但是昨天贴的时候又谷钩了一下，发现很有意思。蒋纬国是戴季陶与蒋介石两人之间的一个敏感问题。戴季陶自己在重庆时曾经公开表示，他年青时生活太放荡，以至于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像蒋校长那样生有两个儿子。下面转贴一段回忆文章：
『那天中央政校在重庆小温泉举行纪念会，根据学校校委会的排定，由戴传贤来主持并向全校师生做报告。会前新闻系主任马星野通知我在中山堂讲台西角安排一张课桌和长凳，由我担任记录，拟将记录稿作为新闻系的实习报纸《南泉新闻》的特稿。
上午八点半，戴传贤手持一串念佛珠踏上了讲台。他那天的讲题是《青年成功之路》......他说：“我念佛不是想信佛教，而是自我忏悔。忏悔什么？我是在忏悔我青年时代的荒唐。虽然青年时代的荒唐已经使我受到了惩罚，但一个人对自己的错误总该有思想上的认识和良心上的自责。”......到了东京离开中山先生的监护，我和校长共居一室雇一日本下女服侍生活，那日本下女供奉得我们非常体贴，于
是我们两个青年人竟然遏制不住自己，就和她同居了。我因为过去在沪长期纵欲，已经染上恶疾，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翌年，下女生一男孩，就是校长的二公子纬国。我看到校长连得经国、纬国，而我犹是伯道无儿，常自恨自悲。几十年来每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痛恨自身青年时期的荒唐，因此我就手持佛珠，每拨一珠就自责一遍......戴讲至此，竟然潸然泪下。就在这高潮时突然室外三番号高鸣，原来是蒋介石突然来了......蒋把记录稿看了一遍，然后就发言道：“今天我来小温泉与各位同学见面纯属临时决定，故不准备讲什么。我刚阅记录稿，戴院长以革命前辈的身份，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过失，深深自责，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他所讲的都是我们当年的真实情况。他引孙总理在二次革命时对我们的一节谈话，正合乎今天我们纪念孙先生诞辰的意义，他用先总理的遗言来教育训诫你们后辈，还对照自己忏悔自责，是你们真正的良师益友，所以现在就请大家再听戴院长继续讲下去。”......』
上文摘自《钟山风雨》纪云/文
当时民间已经有传言说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可是戴同志一口咬定纬国就是委员长的孩子。再转贴一段文章，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蒋纬国的暧昧身世，今天人们已经很清楚，但是，当时的蒋纬国本人并不清楚。据他本人回忆，回到重庆后不久，在宋美龄的书房中发现约翰·根瑟所写Inside Asia一书，其中影射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为了某种原因过继给蒋介石了。蒋纬国为此询问戴季陶，戴拿出蒋介石送给他的十二寸带框相片以及一面镜子，对着蒋纬国坐下来，把镜子放中间，自己的头搁在一边，蒋介石的相片搁在另一边。他要蒋纬国照镜子，然后问蒋纬国：“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当蒋纬国回答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时，戴季陶笑着说：“那不就结了吗！”』
上文摘自杨天石先生有关蒋介石的著作，网文的标题是《蒋纬国的身世之谜是蒋、宋矛盾的原因》
从各种报导综合来看，蒋纬国后来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生父是戴季陶，但也没有明确肯定。不过他对蒋介石一直都是非常尊敬的。
我个人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戴季陶要给老蒋留面子，一口咬定纬国是蒋的亲生子。戴季陶说他自己年青时在上海生活太放纵，丧失了生育能力。实际上蒋介石并不比他好多少，蒋介石的日记现在曝了光，看得出他在色欲方面也是历尽挣扎的。而且老蒋可能才是真正丧失了生育能力的那一个，有传言说，蒋经国也不是蒋介石亲生，是借种生的。
[b][color=#548dd4][size=3]【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color][/b][/size]
正史上的汪精卫是个受尽唾骂的反面人物，但是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汪精卫是少有的廉洁。他只有一个妻子陈璧君，此外并没有明确的二奶。坊间一直盛传汪精卫有地下情人，而且还俩，一是辛亥女杰方君瑛，第二个是相貌酷似方君瑛的施旦。但这些毕竟都是传闻。从几位知情人的说法来看，汪精卫与方君瑛关系密切，却没有多少私情。至于后来冒出来的施旦女士，主要也是存在于野史当中，到底有没有那回事还很难说。
想当年，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等人都是被孙中山革命精神鼓舞起来的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振兴中华的伟大信念走到了一起。汪精卫和方君瑛认识在先，相识于日本。当时方君瑛与寡嫂曾醒、以及她的哥哥、弟弟一起留学日本。方君瑛一家是革命家庭，她的弟弟方声洞后来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汪精卫加入孙中山的组织后，受委派去南洋筹款。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他遇到了后来的夫人陈璧君。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个富商，一直热心地支持革命，是孙中山革命党的提款机之一。陈璧君在家里一直阅读革命党寄来的《民报》，早就见识过汪精卫的笔杆子，等后来见到他本人，如此一表人才，立刻燃起了心中的爱情之火。那时她只有16岁，在受到汪兆铭哥哥的感召后，再也不满足于在家里做个阔小姐，非要出去干革命不可。她的母亲卫月朗也是个前卫女性，就跟着女儿一起去了革命圣地日本。在那里，陈璧君与方君瑛、曾醒、何香凝等女同志们住在一起，是她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她与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终生。
汪精卫、方君瑛、陈璧君，那时各自都有婚约在身。如同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他们都把旧式的婚约视为枷锁。不过每个人的性格和际遇不一样，对旧婚约的善后也不同，导致了以后截然不同的结局。三人当中以陈璧君最是爽快利落，很干脆地退了婚。虽然她父亲开始时不太高兴，但后来还是让步了。小陈可能也是运气好，她的未婚夫是她表哥梁宇皋，在退婚问题上并没有为难她，说退就退了。方君瑛就不一样了。她不但没能退掉婚约，反而在家里的压力下，在日本和未婚夫王简堂正式成亲。强扭的瓜不甜。据方君瑛的侄女回忆，婚后第一天方君瑛就与王简堂吵架，愤而出走。但她毕竟是有夫之妇，就算对汪精卫有意思，这下也与他失之交臂了。
至于汪精卫方面，家里有个未婚妻刘氏，早就定了亲。后来汪精卫以自己参加革命、随时会掉脑袋为由，让兄长替他退婚。但刘氏姑娘坚决不肯放弃婚约，此后终生未嫁，让汪精卫内疚多年。
陈璧君自小性格泼辣，对心上人主动发起追求攻势，不过一开始汪精卫并没有动心。直到1910年，汪精卫与革命同志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失败后被捕入狱，这段感情才有了转机。小汪入狱后，陈璧君积极设法营救，首先就花了大把银子贿赂狱卒，让他在狱中受到优待。小陈还写了一封又一封的鼓励信，让身陷囹圄的汪精卫得到很大安慰。就这样，汪精卫接受了陈璧君的爱情，还在牢里给她写情诗。有传言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临行前已抱定必死的决心，陈璧君心里跟着一激动，满怀豪情地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于是她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心上人，跟他睡了一觉。以汪精卫一贯谨慎的作风来看，这不太可能。不管怎样，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汪、陈二人就举行了盛大婚礼，成为革命者中的爱情佳话。后来有人说，那次行刺摄政王的最大成果不是撼动清王朝，而是成就了一桩姻缘。
汪、方、曾、陈这几家人交情十分深厚。民国成立后的前十几年是北洋当国，汪精卫一度远离政治，携陈璧君到法国留学。方君瑛和嫂嫂曾醒后来也去了法国，大家住在一起。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在法国出生，小时候就是方君瑛帮着带的。女儿汪文惺也受过方氏姑嫂的照顾。两个孩子后来都管方君瑛叫七姑（注释6）。再后来，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嫁给曾醒的弟弟曾仲鸣。曾仲鸣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后在河内被军统特务错当成汪精卫给打死。可见他们这几家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方君瑛是位悲情女子。她于1923年在上海吞服大量鸦片自杀身亡。那时她刚刚从法国拿到数学的硕士学位回国不久，忽然自杀，让亲朋好友至为震撼。汪精卫十分哀痛，为“七姊”之死深深自责，觉得自己没能好好照顾她。可能就是汪精卫这些充满感情的表述，催生出后来越传越神的“汪方地下情”。
这段绯闻的源头大概是196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汪精卫恋爱史》，作者是李焰生。到现在，这段故事已经演化得非常成型，连汪、方二人的花前月下吟过什么诗、说过什么话，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而陈璧君－－这个一向不讨大众喜欢的女人，更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可恶的妒妇角色。故事说，就是因为陈璧君后来发现了汪、方的恋情，对方君瑛进行了大肆侮辱，才导致一代女杰上吊自杀。
通行的故事版本还说，后来汪精卫又认识了一位相貌酷似方君瑛的女士，名叫施旦。她本是曾仲鸣的下属，又结了婚，却对汪精卫一往情深，甘愿抛弃丈夫来到汪精卫身边，充当汪精卫的前地下情人的替身。汪精卫也因为看见施旦就想起方君瑛，所以对她格外钟情。这个施旦还巧舌如簧，一番话把母老虎陈璧君都搞定了，让她默许自己待在汪先生身边充当秘书和管家。施旦在摊牌时对陈璧君说：“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注释7）陈璧君大概被这番话雷得外焦里嫩，无语凝咽。
汪精卫以及方君瑛的后人，都对这种传闻作出过澄清（注释8）。从比较可信的资料来源看，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方君瑛、曾醒二人一直很尊敬，陈璧君是绝不会对方君瑛恶言相向的。而汪精卫一生洁身自好，对太太相当忠诚，这点在民国的领袖人物中间也很难得。他与陈璧君的感情很好，给她写了不少真挚的诗文。陈璧君对汪精卫的维护更是不遗余力。
............................................
（注释6）据汪精卫的后人自己讲，汪精卫的长子名汪文婴名字中的“婴”，就是为了与方君瑛的“瑛”相谐，而长女汪文惺的名字，是与曾醒的“醒”字相谐，这两个名字含有对她们的感激之意。
（注释7）施旦对陈璧君的话参见网文《汪精卫不为人知的地下情人》，作者不详。
（注释8）关于这段绯闻的澄清，可参考高伐林先生的文章《汪氏后人驳斥不实传言：汪精卫“婚外恋情”真相》。高伐林在美国采访过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文章说，老夫妇俩还向作者出示过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给他们写的一封长信，对《汪精卫恋爱史》一书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另外，网上可以找到一段电视节目的视频，题目为《时间的玫瑰之方君瑛：一代革命女侠的自杀之谜》。这段节目对汪、方、陈三人的关系做了梳理，对种种流言进行了澄清。
陈璧君为人厉害是出了名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汪精卫被热血青年开熗行刺，中弹后血满衣襟。他对随后赶来的陈璧君说：“我完了，我完了！” 陈璧君顿时翻脸，叱道：“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即使后来组建了伪政府，她在日本人面前，表面上都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当然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日本傀儡的事实。
陈璧君是民国的政治女强人之一，不过她锋芒太露，树敌太多，往往给汪精卫帮倒忙，手腕比宋美龄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有不少人相信，如果不是身边有个陈璧君，或许汪精卫不至于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降日，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太深，而陈璧君对汪、蒋裂痕通常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绝不试图弥合。
共和国后陈璧君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宋庆龄和何香凝两人念及旧情，都曾为她向上面求情。人民政府表示，只要陈璧君肯为当年的汉奸行为悔过，就考虑放她出狱。但是当宋、何二人去劝说陈璧君时，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给两位夫人回信说：“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陈璧君说到做到，至死不肯承认是汉奸卖国贼，因而也就一直没有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最后病死在监狱里。
[b][color=#548dd4][size=3]【张静江不是个好媒人】[/color][/b][/size]
张静江是个奇人。他既是位大富豪，又是国民党元老。如果说蒋介石上台是因为得到所谓江浙财阀的支持，那么张静江也算财阀之一。他出身于南浔的大家族，还在前清时就跟随公使孙宝琦去了法国，在那里卖中国土产，特别是丝绸，赚了大钱。可贵的是，张静江既有商业手腕，又有政治眼光。当孙中山还在海外流亡时，张就看好他，向他提供宝贵的革命资金；当蒋介石还在上海滩游荡时，张静江又看准了这个革命后进，把他推进国民党高层。蒋介石曾经说过，戴季陶是他的益友，张静江是他的良师。
张静江自己的婚姻生活是比较顺利的。他的第一位妻子姚蕙生长于书香门第，与他门当户对。岳父姚菊岐曾担任过山东学政。正是通过了岳父在官场的关系，张静江得以结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通过李石曾，他又打通了孙宝琦的门路。孙宝琦担任驻法公使，他也跟着去了法国。妻子姚蕙与他一同出国，在法国生了五个女儿。姚蕙中年病逝，张静江十分悲痛，特地置办了一口水晶棺材安放夫人的遗体。
1919年，张静江娶了续弦朱逸民。朱逸民最著名的事迹要算为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婚姻铺路了。她与陈洁如是女校的同学，两人十分要好。要不是因为这一层关系，蒋介石就不会在张静江家里认识陈洁如了。在得知蒋介石情迷陈洁如后，张静江便热心做媒，极力为把兄弟促成好事。本来陈洁如的母亲不想答应这门婚事，可是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之尊，亲自上门说情，陈母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了。不过这桩婚姻最后的结果是害苦了小陈。据说张静江后来与蒋介石关系越来越冷淡，也是与陈洁如的遭遇有关。
张静江还为戴季陶做过“媒”，把他的义女赵令仪安排给戴季陶做三奶－－赵令仪一直是戴季陶的女人，但一直没有获得过明确身份。
张静江自己有个大家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的12个子女中有10个是女儿。张静江是个开明的老爸，年轻时自己还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搞得姚蕙夫人所生的五个女儿个个追求婚姻自主。其中老三张芸英违背父意，毅然嫁给了搞电影的陈寿荫。宋子文也追求过张芸英，却被冷淡地拒绝；四女儿张荔英更让老爸生气。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30岁的革命前辈陈友仁。陈友仁是国民党左派，张静江是右派，这门婚事把老爷子气得七窍生烟（注释9）。
（注释9）关于张静江的家事，参见《张静江张石铭家族：一个传奇家族的历史纪实》一书，作者：宋路霞、张南琛。
[b][color=#548dd4][size=3]【海归陈友仁的两段传奇婚姻】[/color][/b][/size]
民初的传奇人物层出不穷。比如陈友仁，是国民党政权下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却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他出生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特立尼达岛（西印度群岛之一），受孙中山的感召而参见革命。他的第一位妻子就很传奇，是家乡的一位混血儿，名字叫做Alphonsine Agatha，中文名叫阿加莎。据陈友仁之孙陈一文指出，祖母是一位法国将军与岛上一位黑人女子所生。虽然是私生女，但阿加莎的法国父亲并没有抛弃她，让她保有自己的姓氏，并让她受到正规教育。后来阿加莎与陈友仁结婚，自然而然地卷入了中国革命。
1920年，陈友仁在上海办报纸断了资金，决定变卖家产。阿加莎只好夫唱妇随，亲自张罗，结果把他们在特立那达的财产卖了个好价钱。陈友仁大喜之下，把这些钱都拿去搞革命了。陈友仁与阿加莎生有7位子女，只有4位长大成人。以前的一些文章说陈友仁的妻子叫梁玛丽，是不对的。梁玛丽是陈友仁的母亲。
阿加莎在1926年因癌症病逝。四年后，陈友仁在巴黎结识了张静江的三女儿、画家张荔英。尽管陈友仁比自己年长30岁，但张荔英认为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荔英在写给父亲张静江的长信中表示，自己本来打算终身专注于美术，不嫁人的，但遇到陈君之后改变了想法，她与陈友仁从友谊变为彼此敬爱，现在有意结婚，陈友仁除关心政治、爱好文学之外，也是个美术爱好者，支持她的美术事业......
既然女儿心意已绝，老爸张静江也就听其自然了。他们在巴黎的婚礼，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友仁与宋庆龄同属国民党左派，二人又是朋友。一度风传陈友仁与宋庆龄有染，这种传言对宋的伤害很大。陈友仁与张荔英结婚后，谣言不攻自破。但又有人说陈、张二人的结合是宋庆龄给做的媒。陈友仁自己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妥，他只不过是通过宋庆龄而认识了张荔英而已。张荔英嫁给陈友仁后，无怨无悔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二战期间，夫妇二人都被日军关押，后改为软禁。陈友仁1944年逝世，张荔英后来定居新加坡，继续从事艺术事业，到90年代去世。
[b][color=#548dd4][size=3]【张群是个模范丈夫】[/color][/b][/size]
大体来说，民国时信仰了基督教的人，婚姻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张群。
张群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后来去日本留学时认识了蒋介石，与蒋结为至交。不过张群后来并没有进黄埔军校，不属黄埔系，而成为政学系的一员干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交情也逐渐变成一种上下级关系，完全听命于老蒋。
张群与妻子马育英都是基督信徒，他俩就是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认识的。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3年，相亲相爱，老来儿孙满堂。马育英去世时86岁，张群更为长寿，享年105岁。
张群后来在总结自己的婚姻时说，他们俩始终是“相处如友，相敬如宾，互谅则佳，互助则亲，风箫夜奏，鸾镜生春，同心永结，德业日升”。张群晚年在台湾出版了《谈修养》一书，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养生之道做了总结。这本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
[b][color=#548dd4][size=3]谭延闿誓不娶妾[/color][/b][/size]
谭延闿为湖南的名人谱上又增加了一个响亮的名头。他在清末就已经是一位名人，袁世凯当权期间曾任湖南督军，后又倒向南方的国民党。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中，谭延闿常常扮演老好人，因此得了个绰号叫“甘草”。正因为他资历高又没脾气，所以在国民党政权内出任过军事部长、代理中央党部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各种党内外要职。
谭延闿在政治上没有原则，在个人生活上却坚守住了一个信条：不纳妾。这倒未必全是因为受到新思潮的感召，主要是他对妻妾制度有着切身的痛恨。谭延闿的母亲是个从丫环提拔上去的妾，虽然生下他这样一个很有出息的长子，在家中却一直地位低下，每次吃饭时都只有站在桌子边伺候的份。母亲去世时，因为是妾，灵柩不能从正门出去。后来家族里想了个变通的法子，让他以长子的身份，自己趴在棺材上，才算从正门出去了。因为有这样的刺激，他发誓自己终生不纳妾。后来他的确做到了这点。
这里要顺便回头再说一下袁世凯。袁大总统也庶出，对非嫡子的身份也很敏感，为这事还跟自己的正室夫人于氏闹过别扭。在生母的丧葬问题上，袁世凯有着极为相似的遭遇。当生母刘老夫人去世时，袁大人已官至直隶总督，正是风光之时，于是大张旗鼓、风风光光地办了丧事。但在墓穴问题上却跌了大跟头。他想把母亲与父亲葬在一起，却遭到嫡出的异母哥哥袁世敦的坚决反对。虽然袁世凯官大，但奈何不了袁世敦这个家长，最终也没能让父母同穴。袁世凯对这场遭遇也采取了激烈的对抗行动。他倒没说不纳妾，但从此再也不回项城老家了。袁世凯后来在彰德洹上村为母亲挑选了一块风水极好的墓地，顺便把自己的家也安到了那里（注释10）。
接着说谭延闿。实际上他不但不娶妾，连继室夫人也不愿再要。他的夫人早亡，留下一子三女。可能是担心后母会苛待几个孩子，谭妻临终前恳求他不要再娶，谭延闿郑重地答应了。后来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有意把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他表示要信守当年对亡妻的承诺，拒绝了孙中山的美意。这才有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联姻。
谭延闿的小女儿谭祥与宋美龄是留美同学。不过蒋介石先前为了笼络谭延闿，曾收谭祥做了干女儿。蒋宋一结婚，谭祥很尴尬，这下同学成了“干妈”了。不过这个辈分问题并没有阻碍两家人的交情。蒋、宋二人还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了爱将陈诚。
（注释10）袁世凯的事参见张永久著的《袁世凯家族》。
[b][color=#548dd4][size=3]李烈钧娶了部下的美艳遗孀[/color][/b][/size]
李烈钧是辛亥元勋之一，民国后曾任江西督军。宋教仁被刺后，正是他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熗。李烈钧的妻子华世琦是个才貌双全的美女。她的娘家是无锡望族，因父亲在福建做官，所以在福建出生。她本人接受了新式教育，据说还会拉丁文。她本是李烈钧的一位部下龚永的妻子。后来龚永在战争中死难，华夫人又嫁给了李烈钧。夫妻二人十分恩爱，一共养育了十个子女。
不过关于这段婚姻，还有一则血淋淋的传言。有人说李烈钧垂涎华夫人的美貌，为了得到她，简直是不择手段。华夫人的前夫龚永其实正是死于李烈钧之手。说这话的人是篆刻家陈巨来。他在《安持人物琐忆——李烈钧与华夫人》一文中说，龚永本来是李烈钧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副官。李烈钧初任江西督军时，龚永请假回福建老家结婚，新婚归来来后，就把结婚照片拿给人看。李烈钧一见照片上的美人，“为之目眩神移”。后来李烈钧故意安排龚永回福建出差，却假借福建孙督军之手，把倒霉的龚永给抓起来就地正法。随后李烈钧又派人对龚的遗孀华二小姐百般抚恤。不久李烈钧离开江西到了上海，就派人把华二小姐接到上海，再通过她哥哥华苕进行说合，于是华小姐便成了李太太。李烈钧本来还有一位大夫人，这华氏夫人在上海自然就另成一家。陈巨来说，他之所以知道这些隐秘内情，是因为华夫人的姐姐是他的表嫂。陈巨来还回忆说，他的母亲一见华夫人，“即云：生平所见美女，华二小姐为第一”（注释11）。
网上还能找到华家的后代华泽钊的回忆文章，说姑母华世琦年轻时被李烈钧追求，开始时没有答应，后来是宋庆龄做了好多工作才点头的。
（注释11）陈巨来是现代著名篆刻家，与张大千、吴湖帆等人为友。他的《安持人物琐忆》回忆民国时代自己在上海时所见所闻的名人轶事，其中多有男女八卦。《万象》杂志在1999年开始连载他的这一系列，深受好评，被誉为新版的《世说新语》。他关于李烈钧的八卦未免过于生猛，不过至今尚未见到李家的后人出来与他打名誉官司。
[b][color=#ff0000][size=4]百年性情·国民党·四大家族·蒋氏[/color][/b][/size]
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在1946年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国家政治、经济的命脉都掌握在这几家人手里。其实在四大家族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并没有与另外三家联姻，也没多少家产，硬给拉进来不太合适。不过按照通俗的习惯，还是把这几家人划入一个组。
先从登上权力之巅蒋介石说起。他一生经历了四段正式的婚姻，元配毛福梅、侧室姚冶诚、第二任妻子陈洁如、第三任妻子宋美龄。由于蒋介石是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关于他的传言就特别多。时至今日，有些传闻已经澄清了。我们现在可以确切地知道蒋总统并不是什么郑三发子，宋美龄结婚后也没有养过小白脸。可有些事情至今仍无定论，尤其是他与陈洁如的关系。从官方媒体这方面来说，长期以来刻意掩盖这位“前蒋夫人”的存在。从陈洁如这方面来说，后来终于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却又被发现是人家代笔，其中漏洞甚多，其真实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b][color=#548dd4][size=3]蒋介石的母亲、元配 [/color][/b][/size]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一辈子很苦很要强。她一生结婚两次。第一次结婚不久，她的幼子和丈夫都死于传染病。她被人在后面指指戳戳，说她克夫克子。王采玉心灰意懒，出家为尼。过了几年，在一位堂兄的撮合下，王采玉还了俗，嫁到了溪口，给一位家境殷实的小业主蒋肇聪做填房。这次婚姻持续了不到十年，蒋肇聪也因病去世，留下了几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就是蒋介石。
蒋母两度嫁人，在当时总让人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蒋介石出名后对此总是很忌讳。偏有好事者要捕风捉影，你越是捂着他越是要说，而且撒开了胡说，抓住一点苗头大做文章，居然编出了有板有眼的郑三发子的故事。按此种说法，蒋母本来是河南人，蒋介石本来姓郑，名叫郑三发子。生父死后，母亲带着他们哥几个逃难到了溪口，嫁到蒋家，所以他才改姓了蒋。此一说法在抗战期间就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开了，后来还真有一位跟蒋介石长得很像的河南老兄，自称是委员长的大哥，跑到重庆去要认亲兄弟，结果被戴笠的军统给软禁了起来。再后来蒋介石失去了大陆的天下，香港出版了记者唐人的《金陵春梦》，第一回就叫做“逃荒年郑家拆骨肉；找奶妈蒋府迎新人”，把郑三发子渲染得更加淋漓尽致了。虽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说法不靠谱，但唐人也不是自己拍拍脑袋凭空想象的，他也是以当时盛行的传说为依据的。
回头接着说蒋家的事情。蒋母虽然嫁到一个小康之家，但失去丈夫后生活就一落千丈，受到家里长子（蒋肇聪与前面妻子的儿子）和地方官府的欺压。她本来生有两个儿子，但小儿子蒋瑞青不到4岁就夭折了。如此一来，蒋母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蒋介石身上。他便是在这种典型的寡母抚孤的家庭里长大。
蒋介石从小与母亲感情深厚，但年少时十分顽皮，经常让母亲发愁掉眼泪，所以也说不上是孝顺。母亲对他既有溺爱，又有严厉督促，还给他好大的精神压力。个性强烈的蒋介石对母亲是一面依赖着，一面又要反抗。当他14岁时，另一个女人介入了他家这种极为稳固又不甚和谐的母子关系当中，成为最便利的出气筒，这便是蒋的元配夫人毛福梅女士。同所有的包办婚姻一样，毛福梅只不过是母子关系中的一个配角，一种延伸。
蒋介石成亲时还是个孩子，而毛福梅比他年长5岁，那年已经19了。众所周知，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关系很不好。毛福梅不但是旧式妇女，而且性格软弱，故而多次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但蒋介石惟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仍是毛福梅所生。这全亏了蒋母王太夫人，她是一定要抱孙子的。本来在蒋经国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孩子，但1908年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放假回家时与毛福梅打架，一脚踢在她肚子上，致其小产。第二年蒋介石又趁假期回国，但是待在上海不肯回家。蒋母于是带着毛福梅去了上海，强迫夫妻二人同房，这才有了蒋经国。也有传言说，蒋经国也不是蒋介石亲生的，是他为了满足老太太想抱孙子的愿望，找人借种生的。我对这一说法持严重怀疑态度。
毛福梅笃信佛教，在大部分时间里与婆婆相依为命。蒋经国的出生给婆媳二人增添了许多新乐趣。
陈洁如的回忆录和蒋介石的日记都透露出毛福梅的更多细节，看得出婆媳关系、夫妻关系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陈洁如回忆录里说，她与蒋介石结婚后跟着丈夫回奉化老家，见了毛福梅，两人相处十分融洽。毛福梅就对她回忆了一些往事。据说刚成亲时小夫妻俩感情很不错。蒋介石那时年纪小，玩心重，常带了新媳妇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这下子蒋母王太夫人可不乐意了。有一次她把新媳妇叫进房里骂到：“我没有好米来喂懒嘴。你这样成天跟一个男人到山间庙内，到处嬉游玩乐，真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贱女人。你不觉得羞耻吗？”
蒋母担心毛福梅耽误了儿子的前程，禁止她再出去玩。毛福梅当然是听婆婆的。此后蒋介石再约她出去，她就坚决不肯了。可这还远不算完。毛福梅对陈洁如继续回忆说：“事情后来变得使人难以忍受。介石每每同我在房内说话或者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这就使王太夫人怒不可遏”（注释1）。为了让婆婆完全满意，毛福梅只好进一步牺牲个人幸福，不再同蒋介石说笑。这下婆婆顺心了，丈夫却对这个媳妇越来越不喜欢了。毛福梅心内苦闷，所以从那时起就开始拜佛读经。
陈洁如的回忆录存在真伪问题。有人指出陈洁如从来没有去过奉化，那么上面那些对话就是子虚乌有了。但以常理推测，毛福梅有那种遭遇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传统的媳妇，夹在一位强势的寡母和一位不怎么懂事的小丈夫中间，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当毛福梅完全成为蒋母的人之后，老太太又开始琢磨着调解夫妻感情了。
1921年，蒋介石正在上海苦追陈洁如，又赶上蒋母病逝。这一年，蒋介石与毛福梅的关系最为恶劣。是蒋介石恶待毛福梅加速了蒋母的死亡呢，还是毛福梅对婆婆照料不周，愈发激怒了蒋介石？这里面的因果外人永远无法说清。总之这年蒋介石的日记里有好多怨恨毛福梅的话，要么说自己一听见毛福梅的声音就头脑上火，要么抱怨母亲试图让他们夫妇和好，要么说自己给家务事烦得简直想出家（注释2）。
1921年6月蒋母去世后，蒋介石就单方面宣布与毛福梅离婚。不过他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上说，离婚后他从事革命事业就不会再牵连家里了，似乎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不再连累家人。总之这次离异并不正规，蒋介石自那以后又很少回家，夫妻二人倒相安无事。直到1927年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这才费尽心机，回老家办理了正式离婚手续。毛福梅离婚不离家，仍然住在蒋家的丰镐房。蒋介石感激她在这个问题上的让步，那以后对毛福梅反而客气起来。后来编写蒋家族谱时，毛福梅变成了蒋母王太夫人的义女（注释3）。
（注释1）陈洁如的回忆录是以英文写成，中文版从英文版翻译而来，所以人物对话显得生硬。
（注释2）1921年4月3日的日记说：“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4月19日的日记里说：“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据学者张秀章解释说，这则日记是说蒋介石恼恨母亲庇护毛福梅；4月30日的日记说：“家事如沸，思之郁闷，非出家远游不克免尘俗之累”，5月4日的日记说：“环境难打破，只有出俗为僧而已”。这段时间的日记里有时也有反思，5月有一则就说：““我待毛氏已甚，自知非礼”。以上引用的日记全部转载自别人的文章，我没有读过蒋介石日记的原文。
（注释3）蒋介石与毛福梅的故事，可参见奉化新闻网的《从发妻到义姐的毛福梅》，作者不详。
[b][color=#548dd4][size=3]姚冶诚[/color][/b][/size]
蒋介石在年轻时生活放浪，是风月场所的常客。他的义兄陈其美、好友戴季陶等人也好此道。不过那些与他关系交好的青楼女子中，只有姚冶诚一人成为他的妾－－大概他那时还比较年轻，结果泡妞泡成老公。后来他还有一位叫介眉的相好，交往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最终不肯再娶进门来。
姚冶诚的身世比较迷离，因为是老蒋（那时还是小蒋）在妓院里认识的，人们说起这事来想象力往往比较丰富。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姚冶诚并不是妓女，而是长三堂子里的一个娘姨。她是苏州人，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去打工，结果一进城丈夫就腐化堕落，染上了赌博和吸鸦片的毛病。小姚为生活所迫，就进了五马路的群玉坊去做帮佣。姚冶诚本名姚怡琴，冶诚这个名字还是蒋介石后来给她改的。据可靠记载，蒋介石纳姚氏为妾是在1912年冬（注释4），那年他25岁。陈洁如是1919年才开始闯入蒋介石的视野。中间这几年蒋介石都是与姚冶诚生活在一起。
蒋介石与姚冶诚的结合经过有多个版本。先说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版本：这个故事说蒋介石是在避难时认识姚冶诚的。那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南方的革命党仍然经常面临性命之忧。有一次蒋介石为了逃避袁党追捕，慌不择路，躲进了妓院。危急时刻，小姚姑娘站出来与敌人百般周旋，斗智斗勇，终于成功地掩护了这位英俊的革命青年。就这样，他俩相爱了。
还有一个版本比较江湖气，不过可能更接近真实。这个故事说，蒋介石是在陈其美那里认识小姚的。姚冶诚本来是陈督军的相好，可是暗地里跟年轻英俊的蒋介石眉来眼去。后来陈其美看出来了，就索性做了顺水人情，成全了他俩。
陈洁如的回忆录里是个英雄救美的版本。蒋介石对陈洁如交待以前的婚史时这样说：“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
姚冶诚是蒋纬国的养母。蒋纬国的口述自传里也说到父母亲的往事，就更加革命、更加浪漫了。他说：“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不管怎样，蒋介石与姚冶诚是有婚约的。近年来在上海“出土”了两份文件。一是姚冶诚与前夫的退婚书约。那实际上是一份休书，前夫姚天生在里面郑重声明：老婆太懒，没法过日子了，故休之，以后她干什么与我无关（注释5）。第二份就是姚冶诚对蒋介石的婚约。这个契约规定：“冶诚自愿终身许主君为侍者，此后水不变心。倘背此约，任主君处罚”。那么蒋介石对她有什么义务呢？婚约里就一字没提。
（注释4）毛思诚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是这样记载。姚冶诚与蒋介石的婚约上日期也是民国元年十月廿二日。
（注释5） 《姚天生退婚书约》原文为：“自立退婚书姚天生，因为妻娇养懒惰，难以度日，故而将妾自退婚约。日后见面，与吾无涉。当时三面言明。此系两愿非逼，恐后无凭，立此退婚书文契为照”。参见奉化新闻网《爱少恨多的姚冶诚》一文。
姚冶诚曾经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来支持蒋介石的事业，这让蒋介石既爱且敬。可她后来也染上赌博的毛病，又让蒋介石恼怒。1919年－192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里，就常有对姚冶诚的抱怨：要么恼她贪玩，一宿不睡；要么恨她在自己生病时不好好照顾，还要添乱，“娶妾之为害苦不胜言”。从日记里看，姚冶诚的嘴头比较厉害，会骂人，恐怕比毛福梅要难对付。
当然，那段时间蒋介石正在苦追陈洁如，也难怪他对姚冶诚左右看不顺眼。但如同当时大多数被冷落的姨太太一样，姚冶诚仍是蒋介石的人，花着蒋介石的钱。再往后宋美龄来了，蒋介石就不得不与姚氏正式脱离关系－－当时通常的做法是登报声明。不过藕断丝连，姚冶诚虽然与蒋介石离婚，却仍然是蒋纬国的养母。
蒋纬国从小就对姚冶诚非常依赖，长大后十分孝顺。他回忆说，抗战期间生活困难，开始时蒋介石每个月还给姚冶诚“月规”46元大洋，托陈果夫转送。几年后改成法币。蒋纬国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母亲的钱并不够用，曾开口问陈果夫借，陈果夫说他也没钱。蒋纬国心里有点受伤。他也不肯惊动蒋介石，就自己想办法，靠写书弄了点版税周济母亲。
蒋纬国晚年在口述历史时说到姚冶诚当年的事迹，给读者们塑造出一个明智豁达的女政治家形象。按他的说法，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当时他与父母住在上海的朱姓亲戚家。有一天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母亲为父亲分析天下大势：“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 那么如何才能争取到广东帮呢？姚冶诚向丈夫指明道路：向宋三小姐求婚！她说：“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蒋介石仍在犹疑，姚冶诚就毅然说到：“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 在姚冶诚的鼓励下，蒋介石就跑到日本见宋老太太去了。
49年后，姚冶诚也随蒋纬国去了台湾，直到1966年去世。姚冶诚的丧礼十分低调，因为蒋介石不乐意声张。蒋纬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990年，借着养母110虚岁冥诞之机，在台北善导寺隆重地搞了一场追悼会，这才算安心。
[b][color=#548dd4][size=3]与陈洁如的真真假假[/color][/b][/size]
如果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就有网络的话，在婚恋家庭论坛上可能会看到这样帖子－－“说一说我那极品前夫”，内容是她那担任国民党高官的前夫，当初对她苦苦追求，要死要活，他为了求婚成功，甚至威胁要剁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可七年后他们的婚姻就痒了，他为一个小三而抛弃了她，那个小三家里很有钱。经网友人肉搜索查明：发帖人叫做陈洁如，小三叫做宋美龄。
陈洁如做了七年蒋夫人，留下一部回忆录，为民国八卦史提供了珍贵素材。回忆录里说，1919年暑假，她在同学朱逸民家里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朱逸民当时嫁给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做续弦，孙中山、戴季陶、蒋介石等是他家常客。话说蒋介石当时一见陈洁如，眼睛立刻就直了，显然心里十分迷恋。当天她告别朱逸民回家时，发现蒋介石正在张家大门外等她，“象是守门的卫兵一样”。他一见小陈出来，立刻展开了热烈而笨拙的追求，还问她家住哪里。小陈一时不知所措，故意告诉他一错误的门牌号，赶紧逃走。陈洁如那时只有13岁，蒋介石那时已经32岁了。
回忆录中的蒋介石，对小陈十分爱恋，但表现很唐突，一开始就搞得她非常难受。才第一次正式约会，蒋介石把她约出去喝咖啡，然后就把她骗到一家小旅馆里面，关上房门，不知道想干啥。幸亏小陈见机快，马上大喊起来跑掉了。事后蒋介石对自己的做法也十分懊恼，不断打电话到她家去解释。
蒋介石迫切希望与陈洁如结婚，可他一介武夫不晓得该怎样谈恋爱，一开始就没把握好火候，以后更是黔驴技穷。他对小陈抬出了新风气新道德，开导她说：现在都民国了，男女平等了，女孩子不要那么害羞。后来他又对小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写给她的情书中谆谆教导说：“我确信你是深爱中国的。你爱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只顾自己，而吝予给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些许快乐。你如继续拒绝同我谈话或见面，就将减损这位革命者的高昂士气和精神”。
可是这些说教都不管用。眼看自由恋爱这条路走不通，还是得让家长出面才行。蒋介石搬出了张静江夫妇，去走陈洁如母亲的门路。那时小陈的父亲刚刚去世，家里孤儿寡母，势单力薄。一开始只是张夫人朱逸民出面，一再劝说陈洁如和她母亲接受蒋介石。后来张静江本人亲自出马，到陈家拜会陈母。陈母觉得很有面子，对蒋介石的求婚也不好再拒绝。最后是在她母亲的张罗下，小陈终于同蒋介石订婚了。
纵观整个过程，他们虽说是民国新风气下的自由恋爱，可小陈自始至终处于极端被动之下。蒋介石搬出张静江这样的大人物撑腰，多少有点仗势欺人。宋子文追求盛宣怀家的七小姐也追得很苦，可是强大的盛家不答应，他只有乖乖放弃。而陈洁如家不过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业主，那就只得听人摆布了。
尽管结婚是被动的，但陈洁如在婚后还是过了几年甜蜜日子。她对蒋介石也充满爱意，无怨无悔地跟着他一起奔波。直到有一天，宋家的大姐和小妹忽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好日子就到头了。陈洁如的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记载了一次“鸽子宴”，称这实际上是一次“夺夫宴”。
事情发生在1926年的广州。那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希望的政治新星，几位元老中，廖仲恺已经被刺，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先后出走。回忆录里强烈暗示：宋家姐妹那时就看中了蒋介石，开始巴结他了。而蒋介石也非常急切地想挤进宋家的圈子里。一个星期六晚上蒋介石告诉陈洁如，明天孔夫人要请他们赴宴，可是自己有公事，会晚去一会，要陈洁如先去。为了配合蒋介石的事业前途，第二天陈洁如就如他所嘱，在下午三点准时去了孔祥熙在广州暂居的寓所（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寓所）。已有两位客人先到，是陈友仁与何香凝。
陈洁如与宋氏姐妹的第一次相处就不怎么愉快。当着面，这姐儿俩老是向她打听蒋介石，包括他以前的妻妾、他那出名的坏脾气。在背后她们又议论陈洁如配不上她丈夫，宋蔼龄以高亢的声音说：“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宋美龄把事情延伸得更远，说：“是的，她就象征我们国家生活中一条宽阔的社会鸿沟”。只有何香凝护着小陈，反诘说：“你们要她怎么样？她还是一个孩子”。回忆录里接着说，何香凝那时已经料到宋家姐妹没安好心眼，事后提醒陈洁如要提防一些。当时小陈还不相信，后来才知道真是不幸言中。
蒋宋联姻远不是普通的第三者插足。它发生在一个很关键的政治时刻，充斥着多方派别的角力。陈洁如回忆录更是着重渲染了这一点－－不是他不爱她，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对蒋介石来说，完成孙总理的遗愿统一中国，是比一切都重要的。
1926年秋蒋介石指挥北伐，一路势如破竹，他个人的权势也迅速膨胀。但是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以及苏联顾问都不满蒋介石的飞速窜升，很多人开始公开反蒋。左派控制的武汉政府成立后，更是进一步着手解除蒋的兵权。蒋介石与武汉公然决裂，自己跑到了南昌。就是在那里，蒋介石给宋家大姐蔼龄写信，约了她来商讨今后的行动。宋蔼龄来了，却不肯去蒋的寓所，而是把他约到了九江的一条船上，两人整整相处了24小时。蒋介石从九江的船上回来后就告诉陈洁如：他现在必须得到宋家的支持，不但需要从武汉政府那里把财政部长宋子文挖来，而且要得到上海财团的经济支援。宋蔼龄可以帮他做到这些，但是有个很凶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娶宋美龄为妻。蒋介石恳切地希望陈洁如主动让位。他说：“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他要陈洁如离开五年－－就五年，以便助他完成与宋家的政治婚姻。连她的后路都安排好了：蒋介石要她去美国读书，以便将来为建设国家出力。
就这样，陈洁如怀着满腔委屈和怨恨去了美国。回忆录中说，她在美国的日子极为艰难，蒋介石不但公开宣布与她结束了关系，而且连生活费都不给寄足（注释6）。她在纽约一度想要自杀，幸亏被一位路人阻拦，才决定活下来。
（注释6）奉化新闻网有篇文章《两度得宠的陈洁如》，里面披露了陈洁如写给朱逸民的信件中的很多内容，包括述说自己在美国的拮据生活，请求张静江督促蒋介石再给她寄些钱来。这批信件中还流露出对蒋介石的怨恨以及自己的悲观情绪，应该比《陈洁如回忆录》更具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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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部分信件内容，文章来源：《两度得宠的陈洁如》， 奉化新闻网 > 06专题 > 蒋氏故里 > 蒋介石婚姻
关于陈洁如赴美后的情况，从陈洁如寄给她的密友朱逸民的信中可见一斑。她在信中尽情倾吐了她在美国的处境和心情，多次提到蒋陈关系，并托张静江，朱逸民夫妇转达她对蒋介石的希望和要求。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映生活拮据。蒋介石对陈洁如赴美以后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呢？据陈洁如信中云：“他(蒋介石)给我只有百七十五元一个月。”当时陈洁如的每月开支是房租费60元，伙食费(晚间及星期六星期日)60元，学琴费20元，学费24元，在校中饭14元，车费4元，共计182元，尚不包括服装，医疗及其他意外支出。收支相较，尚缺7元。因此陈洁如向朱逸民提出：可否请吾姐转请二先生(张静江)告介石，每月支我美金三百元。”但是，从1928年3月20日发信之日起到1929年11月3日，陈洁如引颈以望，结果却是音讯全无。她在给朱逸民的信里说：
“金钱紧缩，我实在难以维持。因此，我只能来信告我姐，我已将自己的钱汇来用了。爱姐姐，我和你商量，我可以写信去问介石每月给我美金三百元否？”
“我实在难以维持介石给我之银，因此，我只能用我自己之银，你想我苦不苦？”
“可恨介石，要他的钱总是半吞半吐的……要他给我三百元美金一月，他音讯不通，好像我已经死在外面了。并且汇来的钱亦迟了两个月。他是不要紧，但是我不能无钱住屋的。”
至于以后有否增加，信里没有提及，但从对蒋介石的怨恨之声不绝看来，恐怕是希望落空了。
二是表露对蒋介石的怨恨。从已发现的陈洁如给朱逸民的45封信中，有13封牵及到蒋介石，其中怨声很多。她怨恨蒋介石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怨蒋介石喜新弃旧。如1928年10月24日信中云：“姐姐呀，谢谢你同我交信与介石。这种东西是没良心的，有了东就忘西的，真是要气死人的。”
1929年1月7日信中云：“好姐姐呀，你以为我在美国日夜想介石吗？真正不是的。如果我每日来想他，我已差不多死了有几个月了……如遇介石时，代我给他吃几个白果(白眼)，拜托拜托!”
1929年8月28日信中云：“为何世界上的男子这样黑良心，自我离祖国以来，一个字的音讯介石也没有给过我，尤其是朋友交情也没有，你想要气死人吗?”
(二)恨蒋介石骗她出洋。如1929年来信云：“好姐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已经受人家的骗到这样的地步，现在见到人家要上当，那当然要提醒人家的。”
“介石不应该使我出洋，而使我母女们相离异地。……”
“我时常想家中，想起之时身不由知(主)，思想和精神觉得非常痛苦。因此，更觉得介石之心是黑炭，使我相离爱好之良友、而可爱之母亲。”
(三)怪蒋介石一再不答复她的要求。除了在经济上拒绝她的要求以外，陈洁如几次提出回家，蒋介石均装聋作哑。如1929年2月17日，陈洁如要朱逸民转请蒋介石“汇一万元美金船费来，我要游历欧洲各国而一路回来了”。
1930年5月14日中信告诉朱逸民：“大约明年夏天我可以回家一次，如果介石能准许我，然后我始能实行我希望的目的地。”
1931年6月27日的信中云：“我在此夏天可以完毕此学校了，然我尚未决定何日能回家，因为介石至今尚未答我，你想可恨？……介石能给我船费，在今年夏天回家一次，然后再出洋，大约他不很原(愿)意的罢，”这时，陈洁如对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果然，她的希望又落了空。
三是倾诉悲观心情。陈洁如赴美时才21岁，应当说正是青春年华，大可奋发向上，但她却是万念俱灰，毫无信心，甚至“希望早死”。当时她对人生是怎样看的呢？她回忆过去，“毛骨悚然”。
她在1929年的一封信中说：想起往事，泪下如注，使我毛骨悚然也。”
“为何我这样没有眼睛去爱了一个这样没良心的东西，破碎了我青春尚要来这样摆弄我，真使我有冤无处可诉。”
她对重组家庭毫无信心。在被蒋介石遗弃之后，把所有男子都看作负心汉子。她在信中云：“各男子实在不能使我入目，我一眼望出去，都是没良心的男子。所以我实在不原(愿)再想要嫁人的心思，这一个心思我可以说完全打消了，究竟是没有味道呀。我对于男朋友实在不放在心上，有时见之如目中之丁(钉)。如我将来能自立，至死我不愿再嫁他人，究竟有何味，使精神上加痛苦而已。”
她消极厌世，希望早死。她在信中说：“唉！想起做人究竟有何趣味，实在我因有一个母亲和弟弟，如我只有我个人，我实不愿为人于世，只是希望早死一日，早有出头之日。”“我实在觉得做人没味，到处无鲜艳之面貌看，真是无味至极了。”
陈洁如的回忆录无疑是一部重要史料，可惜其中有很多明显的不实之处，使真实性大打折扣。即使是讲到个人生活，回忆录与蒋介石的日记也有很多对不上号，不好说哪一方更接近真实。回忆录中所说蒋介石陷入热恋的那一两年（1919、1920年），他自己的日记倒是经常记载如何努力戒色，或者又读了什么书。有人指出日记中最早出现陈洁如是在1921年9月，那时蒋介石正在老家料理母亲的后事。日记里是顺便提到给“璐妹”（陈洁如的原名）写了信。1922年后日记里关于陈洁如的记载才逐渐多起来，当然，可以看出的确很爱她。
就连蒋介石与陈洁如到底有没有正式结过婚，现在都不好说。回忆录里有大段篇幅叙述她们的婚礼和蜜月，说婚礼是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宴会厅举行，戴季陶主婚，张静江为福证。可是按照蒋介石的日记，这一天他正在奉化老家为母亲守丧。回忆录说他们在婚礼结束后第四天就去了奉化老家，而且对这次奉化之行进行了详细记载，但有人指出，蒋介石的四个妻妾中偏就是陈洁如从没去过溪口（注释7）。
现在可以查出，陈洁如回忆录是一部口述历史，执笔者是李荫生（William Yinson Lee）、李时敏（James Zee-Min Lee）两兄弟。他们曾经是蒋介石的朋友，后来却闹起矛盾来，所以执笔时难免带上偏见。
在陈洁如回忆录公开发行之前，关于她的传闻已经漫天飞舞多年。但很多说法把她与姚冶诚混为一谈，所以现在还有文章说小陈可能是妓女出身。即使在这部回忆录里，似乎也可见到姚冶诚的影子。姚冶诚的确是在奉化老家住过的，而且与毛福梅相处得不错。回忆录的作者把小姚的这段经历移花接木安到小陈身上，也未可知。
既然蒋、陈的婚礼是个悬念，小陈的身份也跟着变成问号。她究竟算是妻呢？还是妾？陈洁如跟随蒋介石在广东时，是公开以蒋校长夫人身份出现的，不过等到要和宋美龄结婚时，蒋介石就把她与姚冶诚一起算成了妾，还登报说已经结束了关系。不管怎样，陈洁如自己是以蒋介石正妻自居的，也是蒋介石能够带得出去的女人。正因如此，她对宋美龄的威胁最大，离婚给她带来的伤害也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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