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这是朱厚熜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对群臣说的话。意思有二：一是我没耽误军国大事，二是上朝没啥用。
很明显，嘉靖帝在表达上朝和勤政没关系，上朝就是浪费时间。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自己亲自处理政务，上朝就是皇帝通过现场办公解决事务。这一制度基本坚持了下来，所以在明代文人的传播中，上朝与皇帝亲理政务渐渐就挂钩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疑惑：为什么皇帝会否定近乎作为祖制的上朝？
靠儿子的劳模
明代的朝会制度是在朱元璋时期确定的，一般包括礼仪性质的大朝会、每天坚持的早朝、紧急或突发事务的晚朝（随时开）。大朝会规格高、重在礼乐，政治意义居多；早朝，属于朝廷例会，皇帝现场对朝臣作出答复，现场办公，重在内容。
朱元璋时期，早朝地点在奉天门。一大早，几千个京官即起床准备上朝，在天亮前就在宫城外等待，等门开启后相继进入宫城。会上，各部、府现场上奏，由皇帝进行裁决，会后各部门按照皇帝的意思办理文书。这样做的好处是官员们可以直接和皇帝沟通，效率比较高，而且其他官员也知悉朝廷事务，对于官员成长是有帮助的。不得不说，这套制度在一定基础上是能发挥作用的。
但这对人的要求比较高：一是具备现场裁决的能力和威望；二是具备每天上朝的精力；三是对官员要求比较高。
对于第一点，明初的皇帝没有问题，尤其是朱元璋“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第二点，可以由太子负责自己的日常事务。
自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后，各种文书、会议都向朱元璋集中。洪武十七年（1384），给事中张文辅给朱元璋的办文做了一个统计，“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劄凡1660，计3391事”。平均每天要处理文件200件，涉及事务400件，要是加上会议等就更多了。这种非人的强度，显然一个人是应付不来的。朱元璋对外人信不过，但对儿子非常信任。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太子朱标直接分担了许多事务，尤其是文书政务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这样朱元璋就有更多时间思考大事了。有分析称，朱标就是被这种工作强度累死的。
到了朱棣时期，被称为“马上皇帝”的朱棣主要抓军国政务，常年带兵在外，太子朱高炽则负责监国。朱棣先后制定几个版本的《东宫留守事》，明确太子监国期间的各项事务，基本是除了重大人事政务决策，日常事务由太子负责。太子的办公地点在文华殿，按照统计，太子监国时间共计128个月。可以说，朱棣时期一半甚至更多的政务都交由儿子负责了。
明代文人强调的明初皇帝勤政，基本背后都有太子干活的影子。毕竟工作从来不会减少，但可以转移。
逐渐形式化
明初两代君王寿命比较长，儿子年龄比较大，可以把重大事务交给儿子。到了明宣宗时期，这种模式没法推行了，因为明宣宗登基时才26岁，到了28岁时才有了儿子。政务文书工作交给“三杨”负责，上朝还得自己去。
宣德十年（1435），9岁的明英宗登基。一个9岁的孩子，显然没有现场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而早朝是必须坚持的。为了延续祖制，这时候只能做变通。经过大臣的讨论，大学士“三杨”对御门听政的程序进行了一些调整。首先确定早朝的议题数量，每次不能超过八件；然后是各部门要提前把需要早朝讨论的事报上来，并沟通内阁拿出拟办意见；关于皇帝在朝堂回答的内容也要尽量简化，如此才能保障早朝较为圆满地完成。早朝开始后，皇上只需要照本宣科，一切都按着彩排预演的来，规规矩矩，不出任何问题，当然也了无新意。从这点看，早朝基本程式化、形式化了。
明宪宗登基后，早朝进一步简化。在答复大臣奏事上，基本用“该部知道”“知道了”的词语，比如吏部奏本部门事务，就说“该衙门知道”，兵部奏事牵涉到户部、工部，就说“该部知道”。在议题数量上，从八个减为五个。有一位鸿胪寺卿发现皇帝口吃说“是”比较费劲，建议皇帝答语改为“照例”，深得欢心，被火速提拔为礼部尚书，称为“两字得尚书”。到了明武宗时期，皇帝自己也淡化这种形式了，经常下旨免朝。隆庆六年（1572），10岁的万历皇帝登基。“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所以内阁进一步简化早朝，规定每月逢三、六、九举行早朝，一个月只举行9次早朝，次数大幅度缩减。
针对早朝形式化，最先不参加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员队伍。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鸿胪寺就奏报当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员超过500人，其中缺席超过两次的达300多人，请求治罪。对于官员而言：
“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
随着早朝的形式化，事务本身没啥实质内容，且往往与自己业务没啥关系，对于臣子而言，每天花费几个小时上朝，实在是浪费生命，有这个时间不如好好休息，然后去办公。
因此参加早朝的人越来越少，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数目达到了1160人，其中包括泰宁侯陈璇这样的显贵。请假的理由也多种多样，“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甚至“经年累月称疾不朝”。
为了保障作为祖制的早朝顺利进行，无数聪明人对其打补丁，补丁越来越多，防范错误本身也变成了错误。可以发现，早朝、晚朝在运行几十年后，就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变得形式化。百余年之后，已经成了约束帝王和大臣的一种形式。
上朝与勤政
对于和光同尘的官员而言，早朝是一个应付的形式；但对于标准儒生的士子而言，这是一项运行百年的制度，祖制的不足可以改，但皇帝绝对不能缺席。所以当皇帝不上朝的时候，就会有无数的奏疏去劝皇帝上朝，让皇帝勤政，有时候皇帝需要专门去辩解。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的骑兵突破长城防线，逼近京师。明王朝面临重大危机，众多文臣以此为契机，劝皇帝上朝，甚至有人把国家危难的责任归结于皇帝不上朝。嘉靖为此明发圣谕：
“今虏酋听我背叛逆贼，入侵畿地，诸当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上不视朝，我亦不任事。’……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胁我正朝大内，恐吓朕躬，沽名市美，非党即畏奸臣，敢欺君父！”
嘉靖很清楚臣子在外面讨论什么，并且把臣子不做事的理由摆了出来。嘉靖帝强调军国大事都是亲自处理，还经常到半夜，上朝实在没有意义。客观来说，嘉靖帝说的是实话。
相比嘉靖帝的直白，万历帝没有这么强势，他和官员一样，不上朝是会找理由的，比如“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针对皇帝的借口，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开出了“酒色财气”的药方，气的皇帝年都没有过好。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考古结果，万历皇帝身体确实不好，或许他真不是找理由。万历帝虽然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重大事务也是乾纲独断，熊廷弼的辽东军务奏疏，明显就是万历帝亲自批办的。
有趣的是，年轻的士子惠强调，这么累的早朝，为啥不弄点实质内容。天启二年（1622），刚进入官场的新科状元文震孟评价早朝：
“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意思是，皇帝你很辛苦，但搞这个形式，实在无效。这从另一方面也把上朝和勤政分开了。
如何办公？
随着早朝形式化，朝廷的整个办公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小会和公文政治是支撑明王朝中枢运转的关键。皇帝会经常性地召见大臣，看明代留存到今天的召对录，会发现皇帝会不定期地与内阁开会、与官员谈话了解信息。
更常见的是公文政治，即通过公文来办理朝廷事务。在明英宗时期，“三杨”负责朝廷事务，当奏疏由文书房分发到内阁，内阁拿出拟办意见，然后司礼监依样画葫芦（批红），最后盖戳。等皇帝具有执政能力的时候，军国大事自然就由皇帝负责。
当然公文承担的信息有限，这就需要知悉范围更小的载体来承担。比如书信，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想完成一件事，既需要走正式程序的奏疏，也需要能把话说得更清楚的书信，内阁和相关机构才能知道这件事的实质。比如密奏，内阁与皇帝的沟通，许多采用密奏和太监传话的方式，这种方式效率比较高，且知悉范围少。
整体来说，不上朝是皇帝和臣子的“双向奔赴”。明代皇帝都在抓军国大政，对于繁杂的日常事务，就交给太子或者内阁进行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