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富宋”之名深入人心，不过宋代的“积贫积弱”却比它的富裕繁华还要出名。按理说，本不该如此，因为这曾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北宋年间有曹彬、李继隆、狄青、种世横、折惟忠……南宋时期也有刘锜、岳飞、韩世忠、孟拱……
遗憾的是，这些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未能挽救大宋王朝的倾颓。或许，我们能从一代名将狄青的悲剧人生中，略窥一二。军功卓著的他，为何会遭受文臣的一致排挤；赤胆忠心的他，又为何会被宋仁宗所忌惮？
究其根源，这显然离不开宋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而一代名将狄青，正是这种“扭曲”制度下的牺牲品……
一、流星的陨落：狄青之死
狄青成名于宋夏之战期间。短短数年，他就从一个下级军官“坐火箭般”地升任为马军都指挥使，而后又迁为枢密副使。后来，越南的侬智高叛变，在宋仁宗与宰相庞籍的支持下，狄青作为主将出征，一战成名。
得胜而归的狄青，再次受到宋仁宗的嘉奖。后者迫不及待，要将狄青提拔为枢密使，好让他成为执掌大宋军事的“一把手”。不曾想到，恰恰是曾为狄青出征而力排众议的庞籍，率先站出来表示反对。
据《宋史·庞籍传》记载：“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不过迁官、加爵邑、锡金帛；曹彬平江南，太祖赐钱二十万贯。青殄戮凶丑，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不逮远矣。”
之前还对狄青“和颜悦色”的庞籍，如同变脸一般，不仅以“殄戮凶丑”贬低狄青，还用慕容延钊、曹彬旧事为例，试图削弱狄青平定侬智高的功绩。见此，宋仁宗一度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梁适的劝说下，他还是让狄青“转正”了。
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原本狄青出任枢密副使时，便曾有朝臣激烈反对；现在他转正为枢密使，算是彻底扎到这群文官的神经了。至和三年（1056年），文坛“大佬”欧阳修亲自出面，他连上三封奏疏，用极具煽动性的话语以及一些“莫须有”的污蔑，动摇了宋仁宗的决心。
于是，在一干文臣的联名抗议之下，狄青终于遭到罢免，“出判陈州”。至次年三月，狄青发病卒，时年49岁。据南宋王楙《野客丛书》记载：“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
二、文臣的降智：理由何在
很难想象，狄青之死的最大推手，是一群“高风亮节”的士大夫。
欧阳修与狄青没有私人恩怨，却不惜对其进行“妖魔化”。他虽承认狄青任枢密使期间“未见过失”，但仍将京中水灾强行安在狄青头上：“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以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意思是说：陛下您让一个武官出任枢密使，已经开罪上天了……
相较于欧阳修的“欲加之罪”，文彦博的手段更为高明。宋仁宗称狄青“此为忠臣”，文彦博也跟着承认他“忠谨有素”，但却接着反问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仁宗默然。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反狄”运动中，北宋文臣群体似乎被集体“降智”，令人殊为不解。欧阳修为何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也要攀咬狄青？文彦博又为何不顾同乡之谊，对狄青发出致命一击？
显然，狄青担任枢密使一职，已成为本朝最为严重的“隐患”。文彦博所言“无他，朝廷疑尔”，即在此处。忠心耿耿的狄青，何以令朝廷怀疑？盖因其武官出身！
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干政的局面屡见不鲜。就连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吃了这波“红利”才起家的。肘腋之变，近在眼前，太祖又如何能不忌惮？
因此，赵匡胤杯酒释了兵权，并向众人解释道：“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也。”此言一出，便为宋朝“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定下了基调。于是武官衰落，士人兴起。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给予读书人各种优厚待遇；与之相反的则是，越来越多的人“耻于为武”。
时陈尧咨善射，自号“小养由基”，真宗闻之，谓晏殊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予节钺，卿可谕之。”却不料，陈母闻言大怒，令人杖打尧咨，怒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
仅此一例，足见世人对武官的鄙夷态度。所以，哪怕狄青履立战功，但北宋文官依旧不予承认，如庞籍等人，既要仰仗狄青的军事才能，却也从未瞧得上他。譬如“黥卒”“赤老”“凶丑”之类的蔑称，更是甚嚣尘上，不绝于耳。
当然，除了狄青的“潜在威胁”以及社会风气的导向外，促使北宋文臣联手排挤狄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与他们的个人私欲有关。
赤胆忠心的狄青，为何遭受文臣的排挤，还被宋仁宗所忌惮
狄青一个“贼配军”，竟然堂而皇之地与北宋文臣并列，并跻身于核心决策圈当中，这难免会让文臣感到羞愧与难堪。尤其是对“屈居”在狄青之后的文臣们来说，这更像是一种“耻辱”。狄青愈是光荣，便愈发显得他们无能。
更令文臣们感到担忧的，还是宋仁宗的态度。
须知，有宋一代，行伍出身又以军功累迁至枢密使的，除了开国名将曹彬以外，便只有狄青了。而后者能在短时间内升任枢密使，显然离不开宋仁宗的支持。正是这种打破常规的破格提拔，才深深刺痛了北宋文臣。
狄青的忠诚、才能，文臣们是承认的，可他们仍旧不敢信任他。这不仅是因为唐五代以来的“前车之鉴”，更是因为宋仁宗对狄青的赏识，难免会让文臣们感到害怕：害怕武官因此而崛起，甚至在将来成为与文官们分庭抗礼的存在。
武官阶层倘若崛起，不仅会违背太祖、太宗所推行的“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也将大大损害文官集团的切实利益。当然，从宋朝推行“文武分途”与“以文治武”的策略来看，武官还是很难崛起的。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狄青的平步青云，不得不令这些文臣多想。
所以，当时的文臣要不遗余力地打击狄青。这不仅是一种“防范于未然”的忧患意识，更表明了他们维护祖宗家法与自身权益的坚决态度。为此，他们不惜发动各种途径，制造舆论，给宋仁宗施压。
比如，制诰刘敞就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又如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所言：“天象谪见，妖人讹言，权臣有虚声，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汹汹。”更为离谱的是，“狗头生角”与“宅有火光”也成了攻讦狄青的借口……
祖宗之法、民间舆论、文臣的“同仇敌忾”，以及文彦博的“诛心之语”，终是究让坚持本心的宋仁宗对狄青生出了猜疑、防范之心。至此，狄青的悲剧结局已经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