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要挑选一种在《水浒传》里出现频率较高的物品,恐怕除了好酒好肉,就得数“朴刀”了。这里面的道理似乎不难解释:《水浒传》是一部讲述绿林好汉与北宋官府斗智斗勇的故事,打仗搏杀自然是常有的事。既然有武装冲突,自然离不开武器的使用,而“朴刀”这一武器便成为梁山好汉和其他民间势力的普遍选择。但话又说回来,假如“朴刀”真的是理想武器,为什么除了《水浒传》等流行于宋元以后的民间小说,很少会在其它地方看见朴刀的踪影?
“崔道成大闹鲁智深”,其中手持朴刀者为崔道成。取自《新刻全像水浒传》,明崇祯中富沙刘氏刊本。作者/(元末明初)施耐庵,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朴刀算武器吗?
刀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非常久远,汉朝时,社会上就流行身上带刀,既彰显主人的地位身份,也能作防身之用。而“朴刀”的来历却不那么容易解释。关于“朴”的意思,有人将其延伸为“朴实无华”之意,认为这能说明“朴刀”只是一种民间武器,没有蕴含精深的技术含量。但经学者考证,“朴”不读pǔ,而应念pō,朴的含义也不能光从字面来理解,而是有“砍伐”的意思。宋元以来的社会对“朴刀”也没有固定称谓,而是常写作“拨刀”“博刀”“衮刀”等等。
《宋会要辑稿》里对于“朴刀”就有相对“权威”的解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朝廷下诏令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违者依例断遣五月”。对于朝廷禁止打造“着袴刀”的态度,利州路转运使陈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对“着袴刀”这种民间刀具一味禁止会扰民,而应该选择性禁断,即“着袴刀”如果被用作农业生产活动,例如砍伐树木、开荒种田等,属于天经地义,没有禁用的道理,而如果有人将“着袴刀”当武器来使用,则再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对于如何区分“着袴刀”的用途,陈贯也给出了自己的识别方法,即用“短熗杆柱杖头”来连接的“着袴刀”属于“拨刀”,也就是“朴刀”,极具危险性,应该禁止使用,但安装短木柄来操作的“着袴刀”是“畲刀”,就没有那么危险,只是农用器具的一种,和钉耙之类没什么本质区别。
北宋时期的四齿钉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史书上记载,陈贯这番解释被朝廷采纳,安长木柄的“着袴刀”被看作“朴刀”,归入武器行列。《宋会要辑稿》的刑法篇也明确规定民间不得私自制造朴刀。但讽刺的是,北宋统治时期的民间社会没有因为朝廷三令五申的“禁刀令”而停止私造与使用“朴刀”。至于百姓私自打造的刀具是被用于砍伐树木还是其他用途,更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督管理。到了北宋宣和七年(1125),也就是距北宋灭亡只有两年的时候,被金人南下折腾得心惊肉跳的宋徽宗,仍然不忘在百忙之中下发这样一条诏令:“民间私置博刀及炉户辄造,并依私有禁兵器法。见有者限一月赴官首纳,限外罪赏依本法,仍令诸路提刑司行下所属州县。”在北宋统治阶层看来,朴刀就是武器,对政权始终是潜在的威胁。金人的南侵已经让朝廷焦头烂额,但绝不能因为外患而放松对民间武装的控制。
但不管怎样,朴刀游走于“生产工具”和“武器”之间的模糊身份,使它既不容易像其他武器那样被朝廷禁断,又相对容易获得,这也决定了它能够进入当时社会的民间文学中,并逐渐成为“强人”的标配。《水浒传》虽是明朝人整理加工而成的文学作品,但其中的许多内容早已流行于宋元时期的“话本”(类似于明清“小说”)之中。因此,说《水浒传》部分反映了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应无问题,而“朴刀”的概念,也随《水浒传》中各种故事的传播流变而不断充实。如作者在描写林冲被发配后去守草料场的情节时,便先说他带了一把“衮刀”和一口“腰刀”,又说他带的是“朴刀”和“腰刀”。很显然,“衮刀”是朴刀的另一种叫法。
被逼上梁山前的宋江是典型的大地主,宋江出远门会携带朴刀来防身。这里的朴刀,很可能就是给宋太公家干活的雇工庄户将原本用作农业生产的“着袴刀”添加了长柄,然后交给其使用。北宋官府虽然三令五申要禁止民间刀具的制造和使用,但基本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宋江在官府当差,并非普通老百姓可比,这么做也不会引发争议。至于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在途经梁山时,将刀具与长杆用三个小扣连接,形成“朴刀”,也看重其防身之效。唯一不同的是,卢俊义身为“知法守法的大宋良民”,担心自己在人多的地方拿拼接好的朴刀赶路会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所以也只是走到了荒郊野外,才把长杆与刀具用“三个丫儿扣”固定,再去同吴用派来引诱他上山的好汉们一较高下。
朴刀的使用
既然是武器,当然不能中看不中用,那么朴刀的实际功用到底如何?他是否能够运用于实战?要知道,宋朝官府虽然没能彻底禁断“朴刀”的使用,但从反面也说明了朴刀可能并非威力巨大的武器。《武经总要》里介绍了很多宋朝军队使用的刀具,但唯独不见“朴刀”的踪影。茅元仪的《武备志》则称,宋朝通用的军刀有八种,但到明朝时还在用的只有四种,分别为长刀、短刀、钩镰刀和偃月刀。从外形来看,偃月刀有些接近于朴刀,都是长杆与刀具的拼接形态,但茅元仪又强调称,偃月刀“以之操习示雄,实不可施之于阵也”,也就是说,即便外形接近于“朴刀”的偃月刀,也不具备实战功能(关羽在历史上使用的朔,并非演义中的“青龙偃月刀”)。这说明“朴刀”的身份还是蛮尴尬的,它虽然是武器,但又不能列装军队,就像老百姓会自制猎熗用来打山鸡、豪猪等野味,猎熗自然属于武器,用到人身上也可能会致命。很多地方会对猎熗严格管理,并要求办理持熗证等,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猎熗会被列装给军人,并普遍用于正规战中。
刀、熗、剑、耙、弓等各类兵器。取自《兵录》,崇祯元年正气堂刊本。作者/(明)何汝宾,来源/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数据库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朴刀本质上属于农用刀具的适当延伸,民间的工匠们打造刀具虽然并不少见,但他们在原料拣选和加工工艺上相对粗糙,这也决定了朴刀单在“质量关”上就过不去。它的刀头比大刀狭长,呈后斜形,但整体长度却比大刀短,重量又很轻,关键还不够锋利。这些特点在讲求“力猛刀沉”的实战中,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也正因为其需要用长杆来固定、重量轻的特点,使朴刀在《水浒传》塑造的文学江湖里,反而有了自己独特的操作技法——“搠”(shuò)。比如武松遭人陷害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孤身潜回鸳鸯楼,先用腰刀一顿砍杀,后发现腰刀出现残口,才两手紧握朴刀一顿“搠”。所谓“搠”,就是刺、戳和挑的意思。因为朴刀本来就是长柄状武器,刀片本身呈现出细长型,又不重,仿佛一个熗头子,所以和长熗的用法较为相似。当《水浒传》的故事还分散于宋元话本中时,人们还比较熟悉朴刀的“搠”法。等到《水浒传》在明代成书,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明朝人对朴刀的使用已不甚明了,在其他小说作品里甚至想当然地将其与“砍杀”等动作联系在一起。这倒也能理解,因为《水浒传》也曾出现过梁山好汉用“朴刀”来砍杀的场景。
“杨志遇曹正诉前事”,杨志(左)手持朴刀。取自《新刻全像水浒传》,明崇祯中富沙刘氏刊本。作者/(元末明初)施耐庵,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比如梁山好汉被招安后,玉麒麟卢俊义带兵攻打方腊起义军控制下的州县,损失惨重,卢俊义憋了一肚子火,等到他在巷战中遇到了方腊的叔叔,一方面是着急,另一方面心头又被怒火占据,急于宣泄出来,才作出了“砍”的动作。不过这也只是少数情况,“搠”仍然是宋代朴刀的“标准用法”。
消失的朴刀
不过,这里又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说朴刀不能被用于实战,只能停留于小说这样的文学世界里,那为什么朴刀集中出现在宋明时期的少数通俗文学中,而并未继续活跃于其他时段的民间文学中呢?这又涉及多种原因。
第一,元代大一统秩序建立后,对于民间武器管制力度明显超过前代,朴刀的使用也遭到禁止。明朝虽取代了元的统治,但因朴刀消失过久,明人对朴刀的理解已产生隔膜,甚至出现将腰刀认作朴刀的现象,如金圣叹在为《水浒传》作批注时,读到武松手刃仇人,就疑惑他为什么放着朴刀不用而去用腰刀,却没有考虑朴刀为长柄武器,本不易在狭窄的房屋空间内发挥作用。
第二,两宋以来火药的使用,对冷兵器形成了巨大冲击。在熗炮等热兵器和刀熗弓箭一起被大量投入野战或守城后,单纯使用刀剑的军队就会在作战中落于下风,被用于正规作战的刀具尚且落寞,更何况朴刀这等“不入流”的冷兵器。
第三,唐宋以来中日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日本因其擅于总结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各类先进技术,在刀具的制造和使用上明显有反超中国的势头。北宋士大夫欧阳修对于日本刀的做工精美就不吝赞誉。《中国兵器史》的作者在讨论元明以降的武器制造历史时也指出:“长刀、腰刀两种,新式刀制,均为先代所无,系仿日本大刀式,长其刃而短其杆,与旧式长杆短刃之长刀大刀制恰相反。”日本刀的大量传入,对于中国刀具制作和民间刀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十年登州戚氏”军刀。在长期作战实践中,戚继光吸收“倭刀”长处,对中国军刀进行改良,使刀身加长、宽度缩小、弧度加大,锻造出名噪一时的“戚氏军刀”。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很明显,“朴刀”属于“长杆短刃”一类。明人对传自日本的战刀也颇为欣赏,如明代御林军所用大刀中便有“日本馈赠明朝皇帝之刀”。这类刀在实战中较容易通过猛砍的动作破坏敌人的长柄武器,进而取得搏杀的优势,因此被广泛运用。“长其刃而短其杆”的刀类,甚至在熗炮已成为主流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仍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骄横的日本关东军试图突破长城一线进逼华北平原时,意外地在喜峰口遭遇了普遍装备“长刃短杆”的西北军大刀队的夜袭。这次夜袭虽然未能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屈辱求和的结果,却在给日军带来一定伤亡的同时,又给其心理上造成一定的打击,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情。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朴刀”不再被民间社会所青睐,这也决定了它难以在文学江湖中继续维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