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仁宗朱高炽刚刚即位的时候遇到一件事：长沙一个平民自宫了，自宫之后，就请求进宫当内侍。这是件小事，却引起了皇帝的反感。朱高炽对此事的回应是：游荡懒惰之人，忍心自绝于父母，怎么能随侍在皇帝身边？让他当兵戍边去吧。
明朝初年开始，皇室急剧膨胀，对太监的需求多了起来，自宫成了很多人改变命运的阶梯。自己断绝命根，似乎是一种优势，可以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甚至还有升官发财的可能。洪武元年，明朝刚建立时，内监官只有正五品，后来甚至降到正六品，地位品级还不如宫中的女官。但洪武二十八年正式给内监定级，为正四品。此后，内监（其首领为太监）形成了自己一套官僚体系，自宫一路，就可以与读书人科考媲美了。自宫做“官”的成本，要比读书低得多，自宫改变命运，与读书改变命运一样，成了激发全民上进的鸡汤。
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子弟有人选择自宫，就连军人的子弟，也开始加入“自宫潮”。在刚处理完长沙自宫一事后，朱高炽又接到了奏本，上奏者是兴州左屯卫（河北迁安一代）军余（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之类）徐翊，说自己的儿子已经自宫，并且当上了内监，请求除掉自己的军籍。这回皇帝真生气了，批复说：为父教子，为子养亲。你儿子自伤身体、背亲恩、绝人道，根源就在你。让你儿子从宫里出去服兵役吧。
老这么处理细琐的事情不是事儿。皇帝对刑部尚书金纯等发指令：今后再有自宫的人，坚决不能宽恕。又找来大学士杨士奇等人，指示要下诏书严禁自宫，顺带连宫刑都禁了。
可是，自宫这个风潮，并没有因为仁宗的反感而消失。到了宣宗朝，又有任本等几个军民，自宫求用。宣宗皇帝朱瞻基说，先皇在的时候，自宫的人都发去戍边去交趾（越南）了，怎么这帮人还这么胆大妄为？那就按例全发遣了。
此后的明朝历代皇帝，坚持了严禁自宫的政策，违犯者均戍边。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江西的樊侃、陕西的李回汉分别伪称生病、坠马导致失去生殖器，实为自宫，违背禁令，均发配铁岭充军。明景帝景泰三年，皇帝又下令给礼部尚书胡濙：闻民间自宫者太多，可将犯禁令者自宫后投奔王府的，按旧例以不孝罪名处置。明孝宗弘治六年，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私宫儿子马五，事发后罗氏被判斩刑。当时刑部官员王嘉庆等人觉得太重，建议改为杖刑，结果皇帝大怒，不但罗氏依旧处斩，王嘉庆等人也被贬官外放。明武宗正德年间，更是多次重申，自宫者私自留在京城的一律处死。当时有自宫被捕者十二人，本应处死，因为年纪太小没有施刑，但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牢里。
禁止自宫的政策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可是，“自宫潮”并没有停止，反倒是愈禁愈烈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如果当上内监，只是为了有个工作，混口饭吃，未必就能蛊惑那么多人冒着充军、杀头的危险，付出断子绝孙的代价，向自己的小弟弟挥出那一刀。真正的刺激，恐怕正来自那些发出禁令的皇帝们。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了，很多发禁令最狠的皇帝，身边都有一个威震全国的太监——比如明英宗身边的王振，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大军被歼灭，皇帝被俘。此人在英宗复辟后还被“平反”，纪念得极富荣耀。再比如英宗后期的太监曹吉祥，差一点就谋夺了大明的帝位。明宪宗时代的汪直、明武宗时代的刘瑾、谷大用等人，以及明神宗时期的冯保等等，个个呼风唤雨，不仅自己能疯狂敛财，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还能左右政局、控制大臣后宫藩王乃至皇帝。虽然免不了最终的身败名裂，但获取的利益是明摆着的。皇帝们对大臣的厌烦与不信任，都转变成对内监满满的爱，这才是导致大家疯狂自宫最主要的原因。
在很长的时间里，内监的权势都盖过大臣。举个例子，成化二十一年，官员许澣路遇内监邓才濩没有避让，双方发生冲突，许把邓给揍了。这件事的结果是许澣被下锦衣卫监狱，后来又转到司礼监处置，挨了三十大板。万历三十年，礼部官员敖文桢路过宣武门时，正好遇到三个喝了大酒、正骑着马乱闯的内监。三个宦官不仅“醉驾”，还对敖文桢破口大骂，把他的轿子砸得稀烂。敖吓得躲到了门官的家里，派人向锦衣卫求救。没想到锦衣卫官兵到来后，内监们居然“袭警”，把锦衣卫也给打了。为什么敢如此“寻衅滋事”？因为他们是郑贵妃的人。
明朝的内监有一套完整的官阶制度，实际在宫中形成了另一个“政府”，如司礼太监，其作用几乎相当于“次相”，而御马太监，则涉及兵权。司礼太监手下还有一群自称为“内翰”的小内监，是以翰林院、智囊自居了。内监们的作用可不仅在宫里，外出监军、出使和宣封外国、掌管财政税收，甚至搞特务机构（东厂），气焰压倒锦衣卫，哪儿都有他们的身影。
在具体的待遇上，内监们也好过大臣。比如蟒衣，跟皇帝的龙袍差不多，就是少个爪子，以前是赐给国外的君主的，至尊国礼。后来就发展到赏给司礼太监，再后来才发展到赐给大臣。再比如皇帝经常赐给太监私印，大太监冯保就得到过一枚，上面刻着“光明正大”。
争当太监，也并不一定光为了自己改变命运——很多人还考虑到整个家族。太监曹吉祥的干儿子、侄子，都因为他的缘故做了官。也就是说，内监们自己没后不要紧，亲戚孩子能就此得个一官半职，也算是给家族做了贡献。位置多、机会广，难怪人人趋之若鹜。
面上抓得严，但稀里糊涂进宫的自宫者仍然不少。明英宗正统年间，福建总兵陈懋，进净身男百八人，收之。云南黔国公沐斌家有年幼阉者十六人，进了司礼监。景泰年间，福建镇守内监戴细保送净身“小口”五十九人，进了司礼监。瞧，制度有漏洞，自己立的规矩，自己都不遵守。
就算风声紧，自宫的人们不能在京城呆着了，无法往宫里混了，那还能去各地的王爷家，甚至公侯家，所谓有需求就有自宫。景泰年间，永兴王朱志濮私收阉者十四人，被皇帝下诏谴责，十四人没收进司礼监。此后大臣藩府有违禁阉割的，往往依照此例，只批评收人，不问罪。当然也有倒霉的——万历年间，黔国公沐昌祚，就被举报“私阉男子”，据说他家里有二十个“内使”。加上还有纵容下人贪虐等罪名，他被皇上点名斩了。
可以说，改变命运的迫切、律法规定的变通以及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禁令下愈发汹涌的自宫潮流。
自宫千般好，就一点不好，不能行男女之事。
没有性生活这条，是内监们的硬伤。但凡事无绝对，有钱了什么干不成？
从汉朝开始，就有宦官和宫女配对的，叫“对食”。不过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代，对内监管得极严，严禁娶妻，违者剥皮。这个规矩，到了朱元璋的子孙那里，就自己给废了。一直反对自宫的宣宗，对自己身边的内监却宠爱有加，有个内监叫陈芜，在宣宗没当皇帝时就跟着他，感情不是一般好，宣宗一上位，陈芜立刻赐名王瑾，升御马监太监，各种赏赐绵延不绝，其中就包括赐给他宫女为夫人——而且是两个。
明英宗时期有个太监叫吴诚，家里竟然有一妻一妾。这个吴诚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了，但有记载称，他的妾姚氏曾经上书给景泰皇帝，说以前吴诚在香山买过坟地，要求在那个地方给吴诚建个衣冠冢招魂。景泰皇帝还批准了。后来英宗复辟，又赐给吴诚之妻南京庄田。这些都说明吴诚生前的两性生活十分丰富，也说明朱元璋时代的规矩被彻底破坏。
渐渐地，内监与宫女配对这样的事，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要是有买个针线盐油啥的，总得自己亲力亲为，没有内监相好跑腿，还会被女伴嘲笑，觉得她没人要，就像现在的人说的是“剩女”。甚至还出现了给内监宫女撮合的媒人，形成了产业链，能靠这个挣钱了。内监们娶妻宫女们结对，叫做“菜户”，约定俗成，气魄也越来越大，成化年间，内监龙闰竟然娶到南和伯方瑛的妻子（方瑛为当时的猛将，四十五岁去世了），估计连皇帝都觉得太过了，命令他们离异。后来还有太监常英，收人妻子为“干女儿”，热闹得一塌糊涂。
内监嫖娼也是当时的一景儿，他们可是妓女们最欢迎的恩客。有些内监，干脆就娶了妓女。
娶妻配对嫖娼的太监，并不全是自宫的，看上去也和自宫潮没啥直接关联。可是这些事告诉人们，自宫也没啥大不了的，阉人有办法把与常人的生活差距缩短到最小，要是有钱有权，则完全可以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么一来，那些自宫的人，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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