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舒亶
北宋政治人物
舒亶（1042年-1104年），字信道，号懒堂，明州慈谿（今属浙江）人，中国北宋词人。[4]
舒亶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举进士第一，初官临海县尉。神宗熙宁中，为审官西院主簿。熙宁八年（1075年），召为权监察御史里行，加集贤校理。元丰初（1078年），与李定论奏苏轼作歌诗讥讪时事，并上其诗3卷，酿成乌台诗案，为后世所鄙。元丰五年（1082年），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逾月，为御史中丞，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后坐罪废斥，远近称快。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任湖北都钤辖。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知荆南，平寇有功。崇宁三年（1104年），舒亶卒，享年六十三岁。[4]
舒亶工诗词，诗歌多为近体，以写景咏物见长，意象生动，清丽俊逸，不亚唐人绝句，王灼称其词“思致妍密，要是波澜小”。原有文集100卷，不传，曾慥《乐府雅词》选录其词48首，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为《舒学士词》1卷。
他陷害苏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却凭一首《虞美人》惊艳千年
自南北朝时期，陆凯从江南给长安的范晔寄了一枝梅花，并用一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感动无数人后，“寄梅”便成了文人心中极风雅之事。
秦观有“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汪元亮有“一从别后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俱是妙笔佳句。
不过，在《宋词三百首》中，化用这个典故的词中，最经典的当属另一首《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借景寓情，上片借萧瑟秋色、分飞双燕暗喻别离之苦，透露出孤凄惆怅之感；下片用赠梅的典故寓怀远之情，表达了友人间的深情厚谊和渴盼相见的迫切心情。
长安，本是世上最繁华的象征，却被厚厚的落雪所覆盖，天地一片寂寥。词人孤身一人，在苍茫人世间，只能凭一杯酒暂慰浮生。
这繁华与寂寥的巨大反差，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使得对友人的思念更加深沉浩大，即使千年后也是冬天朋友圈经常被引用的名句。
然而，后人提起这首词的作者舒亶（dǎn），却往往多加鄙薄，将他钉在“一手炮制乌台诗案”、陷害诬告苏轼的耻辱柱上，对他的品行大加批判，甚至给他扣上了个“奸臣”的帽子。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个人觉得，要全面地说一说舒亶这个人，还真的离不开《虞美人·寄公度》这首词。
因为，它见证了一个刚勇无畏的少年英才，一个激流猛进的铁血御史，在沉寂数年后重回朝政中心的苍凉。
说舒亶是少年英才，那是丝毫没有水分的。
他出生于书香世家，24岁便赴京参加了科举考试，在会试中一举夺得进士头名。
虽然没有成为皇帝钦点的状元，却也身列礼部群推的会元，含金量还是挺高的。
舒亶为官，以“忠直”闻名，年少时更是形如烈火。
他的第一份职务是临海县尉，因用重典处死了不孝部属被弹劾，留下一句“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材”便怒而辞官回乡。
王安石听到这件事后，对他十分欣赏，在他为父丁忧期满后，将他调任审官西院主簿，重新回到了京城。
当时，北宋朝廷刚和西夏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双方决定坐下来重新商定划分两国的疆界。
舒亶奉命出使西夏。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双方的兵马遥遥对阵、杀气腾腾，仿佛随便有一个火星，战争便会重新爆发。
为了不触及对方的敏感神经，舒亶谢绝了护卫，单骑匹马进了西夏。
在宣读完朝廷旨意后，心怀不忿的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舒亶的脖子上，大声威胁恐吓他，想灭一灭大宋的威风。
然而，舒亶却始终神色自若，不卑不亢，慷慨陈词，不为所惧。
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最终还是对这位看似柔弱的文臣致以了最大的敬意，以礼待之，并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接受了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
完命归朝后，舒亶功升奉礼郎。熙宁八年（1075年），召为权监察御史里行，有弹劾百官之责。
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坚定地支持和推行变法的政治群体被称为新党，包括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而极力反对守旧派大臣们被称作旧党，包括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
新旧党争持续了五十多年，两党更迭执政，新政时行时废，令臣民无所适从，对北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舒亶进入北宋朝堂时，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他难免会陷入党争的漩涡。
从政见上来看，舒亶是一位坚定的新法拥护者，然而从势力抱团来看，他并不属于新党中人。
舒亶在御史部门工作时，确实做了很多打击旧党的事情。
王安石的门生郑侠和弟弟王安国，都是反对新法、否定新党的，舒亶对他们的案子都从严处理。
当然，最大也是最为人所知的，还是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
此时的王安石已经被贬两年，主持变法的是宋神宗本人，然而朝堂上新旧两党的斗争依然不曾结束。
四月，外放数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在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他写道：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文中的“其”代指苏轼本人，“新进”代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
苏轼公开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也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激怒了神宗皇帝，也引发了新党的不满。
御史台的首领李定等人纷纷上章弹劾苏轼，舒亶更是翻阅了许多苏轼的诗集，并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精选出了几首作品，认为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轼从湖州押解至京城，在严苛的审问下，陆续承认了其中部分作品确实是讽刺青苗法、盐法、水利、新兴律等内容。
但御史台众人并不肯善罢甘休，又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牵连进了一大批官员，如司马光、黄庭坚等人。
这是北宋最大的文字狱，这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由于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被称为“乌台”，故而此案也被称作“乌台诗案”。
苏轼被关押在狱中100多天，虽在多方营救下，最终免了杀身之祸，但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黄州，名义上给了个“团练副使”的微末官职，实则是交由当地官府看管。
由于舒亶在乌台诗案中，对苏轼的文章与诗词“上纲上线”，有悖“君子之道”，受到了后世的鄙视和唾弃。
然而，若说“炮制乌台诗案”，又岂是凭舒亶一己之力能成的？
而且，如果站在他的个人立场上来看，他在其中并没有掺杂太多的私人恩怨。
苏轼自请外放数年，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为官，看到了许多新法执行过程中的弊病，所以才会在诗词文章中进行批评和讽谏。
舒亶却不同，一来他是坚定的新法拥护者，二来他也是坚定的保皇派，三来他的性格在勇猛之外也有偏激执拗的一面。
所以在他看来，苏轼名高天下，却靠着自己的声名去反对变法、诋毁皇帝，这就是罪无可赦。
事实上，舒亶虽然拥护新法，却并不与新党抱团取暖。
曾经举荐过舒亶的宰相张商英，不仅位高权重，也是新党的重要人物。
张商英曾经给舒亶写了一封信，将女婿王沩之的文章送给他指点，暗示舒亶帮助女婿顺利中举。
结果舒亶转手便将张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影响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舒亶也因此被骂成“恩将仇报的小人”。
大概也是因为舒亶敢作敢为，对新旧两党中的人都多有得罪。
所以四年后，舒亶再次与其他部门产生矛盾时，宋神宗顺势将他罢免了。
据史书记载，“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
42岁的舒亶，正处在奋斗的黄金时期，因为微小的罪过而被罢免，但是朝堂之上一片欢呼，纷纷觉得大快人心，可见他得罪了多少人。
舒亶黯然回乡，神宗一朝再也没有起用他。
直到11年后，宋哲宗赵煦亲政，再次重启新法，舒亶才再次被起用为官，任通直郎。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
都城依旧繁华，却早已物是人非，在舒亶的眼中，它覆上了一层寂寥的白雪。
寒天远眺，唯见分飞之燕；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
草木衰败，落寞无言，只得轻叹一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那些年少时的豪情，那些意气飞扬、无惧无畏的时光，仿佛都和这座城池一样，被大雪掩埋了。
唯一能给自己带来安慰的，大概只有远方的故人，和自己一样心心念念地思念着对方，从遥远的地方“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贬谪黄州的5年，使遭受排挤后郁闷怨愤的苏轼，陷落牢狱后恓惶落寞的苏轼，一步步嬗变，成为了自揣自解、乐观豁达的苏东坡。
在那里，他写出了一生中最璀璨的作品，完成了思想和人格的蜕变，实现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崛起。
那舒亶呢？
他锐利过，悍勇过，意气风发过，千夫所指过，终于在这首《虞美人》中显露出了繁华落尽的悲凉。
然而，他并没有和苏轼一样，在岁月和风雨中变得从容豁达，而是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锐气和勇气。
回到京城8年后，年过六旬的舒亶受命率军平定南方蛮地部族，收复了元祐年间失去的诚州、沅州等地，建控扼要塞，巩固了地方统治。
63岁时，舒亶在军中去世，被朝廷追封为龙图阁大学士。
文武双全的少年英才，匹马入西夏的孤胆英雄，朝堂上的铁项御史，党争中的穷搜酷吏，忘恩负义的阴险小人，死于征途的年迈将军……
那些都是舒亶，又好像都不是完整的舒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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