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2年起，太行山突然遭遇百年难遇的旱灾，加上蝗灾严重，瘟疫流行，日军又加紧“扫荡”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远在千里之外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43年初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发电，表示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粮食、海产品等物产丰富，除新四军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八路军。彭德怀同意了。于是，新四军将抽拨款物援助八路军一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安排。
新四军一方的具体负责人是参谋长赖传珠，八路军一方的具体负责人是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滕代远，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负责行动总指挥。
陈毅（左）与滕代远
因江南、华北相距遥远，中途敌人层层设置关卡，碉堡林立，形势十分复杂，八路军在接收款物过程中，采取了“接力转接”的方法：在日军占领的天津、青岛、上海设立三个站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边沿的林县、武安县设立两个站点，通过中途货卖成钱、钱买成货、倒换币种，将款物转送到太行山。
1943年秋季的一天，上海电影院门前人头攒动，新四军军部联络员陈祥生在这里与八路军派驻上海潜伏的吴青接上了头。
两人使用的都是上海话，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陈祥生将一份“庄票”交给吴青，低声说：“这些钱是我们老家边上的商号上交的，可以到票上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
吴青明白，这批款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缴纳的税款。
回到家里，29岁的吴青思索起来。这种庄票与新四军根据地有联系，如果拿庄票直接去钱庄提款，容易引起日本特务和汉奸注意，不如将庄票换成与根据地没有关系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
民国时期的银行支票
吴青是上海人，家境优裕，住在法租界，这为她潜伏提供了掩护条件。正好此时，小她5岁的弟弟吴天荫在一家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吴青便计上心来。
这天傍晚，等吴天荫回到家，吴青便对弟弟说：你姐夫跟别人合伙做生意，有些钱想暂且存到你在的银行，过几天，再让你姐夫的合伙人去取出来。吴青的丈夫何云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社长兼总编辑，在1942年5月的日军“大扫荡”中不幸牺牲，吴青谎称丈夫在做生意，没告诉家人何云已牺牲的消息。一来不想让家人替她担心，二是便于掩护身份。
吴天荫一口答应。
随后，吴青将收到的首笔款先存到企工银行，而后再换成银行支票，交到上海公共租界“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真名苏绳武）手上。这家货栈是八路军专为接收新四军的款项而设立的。
就这样，陈祥生与吴青先后多次密约交接款项，然后转换成支票后再交给“宋经理”。“宋经理”收到钱后，再将敌占区使用的“储备券”（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兑换成华北通用的“联银券”（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汇往天津“晋泰昌”货庄。天津地下党工作人员再通过河南林县任村的“德兴”货栈和河北武安县阳邑的“德庆隆”货栈，送往太行山根据地。
整个援助行动没有引起敌人任何怀疑。
1944年10月，行动结束，新四军向八路军前方总部去电，总共汇款3716。45万元（以储备券为核算标准）。这笔巨款，太行山留用1800万元左右，1900万元上交延安党中央。
新四军千里援助八路军这一秘密行动，也成为中共抗战史上极为传奇的一段历史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