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记载，大禹“疆理天下，奠九州而正五服”，将分天下为九州，冀州是其中之一，与《周礼》、《尔雅》等文献一样，都将冀州排在九州之首。
谷梁传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所谓中州，就是地之中央，冀州为中州，自然应为九州之首。
问题在于，冀州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为何力压“豫州”而成为“九州之首”？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难怪会被古人称之为“中州”。
古冀州在晋南？如今冀州指河北，但在4000多年前指哪呢？鲜为人知的是，史料显示在晋南。
甲骨文上没有发现“冀”字，周代金文冀字本义不明，没有透露什么地理信息，大抵只有“冀，北方州也，从北异声”，即应该位于北方。
周礼记载“河内曰冀州”，所谓“河内”是指黄河以东、以北的地区。吕氏春秋记载“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综合两种记载可见，古冀州应在黄河与汾水之间，即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
这一论断是有道理的，因为史料考证春秋晋国西南部有一个冀国，国都在河东皮氏县东北的冀亭（今山西河津县）。南宋王炎《禹贡辨》记载“晋地有冀，秦地有雍，则是冀、雍以地名州”，汉代刘熙《释名》说“冀州亦取地以为名也”，即冀州源于某一地名。因此，先有冀这一地名，然后出现冀国，后来演化为“冀州”。
或许，由于民族迁徙（新地沿用旧有地名），以及行政区划的演变，最终源于晋南的“冀”，成为了河北的简称。类似情况还有“鲁”，鲁地原本在河南，后来却成了山东的简称。
尧舜与古冀州史记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正常来说，以帝尧与舜的交流、与当时交通条件来看，尧都平阳应在冀州、或在冀州附近。汉书记载：“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从冀州始”，认为帝尧之都也在冀州。
极为巧合的是，在古冀州范围内，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由此也反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在山西临汾襄汾县，考古发现“陶寺遗址”，由于该遗址的诸多发现与帝尧所在时空、以及经历相符，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关于该遗址诸多的重大发现，网络上早已连篇累牍，笔者就不多说了。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陶寺遗址与周家庄遗址（位于运城绛县，与陶寺相距40公里，规模高达500万平米，距今4300年后开始迅速发展，因此或为帝舜之都）大致都位于汾水与黄河之间，都位于古冀州范围内。
古冀州与中州谷梁传记载：“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换言之，因为是帝王居之，故而被称为“中州”，故而成为九州之首。当然，还有依大禹治水先后、五行次序等不同的说法，但古代更多还是认为帝王居之，所以才成为九州之首。
但笔者认为，冀州被称为中州，应与“地中”文化有关，即中州更应该解释为“地之中央之州”。这种解释可不可信，不妨看看下面非常“巧合”的一幕。
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这是古人地理认知的局限性。周礼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就是夏至日正午日影长度一尺五寸之地为“地中”，西安、嵩山的纬度线测影都为一尺五寸。古代都城很多都位于西安、洛阳一带，而在嵩山告成镇上多有测影建筑，元代还在此设立观星台。因此，中国称为“中国”，与地中文化密切相关。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一尺五寸为地中”之前，周礼记载的地中标准是“一尺六寸”！而陶寺遗址、周家庄遗址的日影基本上都是一尺六寸，它们位于当时认知的地之中央，这就印证了周礼记载。陶寺遗址考古时，出土一件木胎圭尺，在夏至日影之处有特别的刻画（现代复制后有过实测），因此陶寺先民必然已有“地中”概念。
还有一个难以解释的巧合之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年，出土立表测影工具）位于北纬35°44′50″，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周家庄遗址位于北纬35.492085，三者纬度竟然高度一致，也即夏至日影都是“一尺六寸”。为何如此？难道地中概念始于西水坡遗址，一直传承下来，故而古人特意选择日影“一尺六寸”的陶寺之地建城？
总之，尽管其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以地中角度来看，古冀州被称为中州，应该还因为古冀州是“地中之州”，因此古代史书上也说“冀为天下之号”、“中国总谓之冀州”。
综上，古冀州成为“九州之首”，起初应是“地中”所在，尧舜之都所在（当时未必有“冀”之地域称呼），或在大禹时代或在后世，逐渐出现了“冀”地，又因为曾是帝王与古之地中所在，故而位居“九州之首”，乃至一度成为文人笔下“中国”代称。后来，因为迁徙与行政区划的原因，导致“冀”成为河北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