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访问伊朗，在祝酒词中他说道：由于国王陛下的英明领导，伊朗成为世界上麻烦较多地区的稳定之岛。麻烦较多地区自然指的是中东，其时中东地区风云密布，是名副其实的火药桶，美苏两大国都被卷入，但伊朗却超然世外，风平浪静。美国情报界分析认为，巴列维国王至少还能平稳统治十年。
但仅仅一年后，巴列维王朝就被赶下政坛，延续了3000年的伊朗君主制度就此寿终正寝。
巴列维王朝诞生于1925年，由伊朗军官礼萨汉创立，作为凯末尔的拥趸，礼萨汉上台之初打算仿效土耳其建立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但遭到了伊朗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不同于土耳其，彼时的伊朗还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落后农业国，生产力十分低下，许多地方依然停留在中世纪的状态，地方割据严重，近90%的国民是文盲，虽然自19世纪九十年代伊朗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工商业发展缓慢，与其说宗教势力阻止了共和国的建立，不如说伊朗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走共和制的发展道路。
利萨汗在权衡利弊后放弃了共和的打算，转而仿效恺加王朝，建立了君主制度，这便是后来所说的巴列维王朝。
不同于前朝悠久的传统，巴列维王朝缺乏群众基础，为了培植势力，利萨汗上台后大肆提拔亲信，将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他们，这些新贵族在剥削和掠夺方面丝毫不亚于旧贵族，他们巧取豪夺，成为伊朗社会的新毒瘤。
而礼萨汉也毫不客气，他自己就是伊朗最大的地主，伊朗最富饶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为了巩固到手的利益，1928年-1929年，礼萨汉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法规，将掠夺的财产合法化。
二战开始后，礼萨汉在德国和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摇摆，由于他拒绝驱逐驻扎在伊朗的德国专家，1941年英苏两国派出军队入侵伊朗，礼萨汉被迫下台，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巴列维是礼萨汉的长子，深受父亲的喜爱，青年时期曾在美英等国接受教育，思想较为现代化，他上台以后，大力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希望把伊朗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礼萨汉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随着政治限制的放开，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开始崛起，尤其是以1951年摩萨台出任首相后，将矛头对准伊朗的君主制度，巴列维遭到软禁，直到1953年才在美国的帮助下夺回政权。
为了巩固失而复得的权力，巴列维开始强化君主专制制度，他大力加强军队建设，聘请大量美国军事专家作为顾问进入伊朗，并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帮助下，仿效摩萨德，建立起有伊朗特色的秘密警察：萨瓦克，监视国内政敌的一举一动，据说萨瓦克巅峰时期，雇员超过6万人。
与此同时，为了改善伊朗的经济状况，巴列维国王开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此前礼萨汉重视工业，轻视农业，导致占据伊朗主流的农民阶级利益受损，巴列维的做法可以看做是一种纠偏，且通过白色革命，巴列维可以把权力伸展到农民阶层，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进入70年代，受中东战争影响，国际原油市场价格高企，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伊朗外汇收入暴涨，国家财富上升，良好的经济形势刺激了巴列维国王，他在伊朗第三个五年计划（1973-1978）中加大投资力度，希望借助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一举奠定伊朗现代化格局。
但白色革命并没有沿着巴列维希望的方向前进，反而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国王被迫流亡。
外有美国支持，内有海量石油，经济政治宽松，又没有战争威胁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为什么一夕之间倒塌？
许多专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有观点认为石油价格的下降引发的经济危机是巴列维王朝倒台的主要原因，也有专家认为是宗教势力对伊朗政治的影响，还有人认为兼而有之，更有甚者，把矛头指向美国的干预。
社会的突变往往是复杂原因长期作用的产物，伊朗也不外如是，在日慕乡关看来，巴列维王朝的崩塌主要源于两点。
第一，广大伊朗民众并没有从改革中真正获益。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从礼萨汉时代开始的改革，到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出发点都是希望完成伊朗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这种转型往往是从城市开始，从工业起步，过程漫长而残酷，转型之初，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源，走入城市，如果城市和工业化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社会就面临动荡。
巴列维王朝早期的改革成功受惠于石油美元，勉强可以维持，70年代后期，石油出口价格下降，外汇收入受损，社会福利无法保障，前期海量的资金投入随之大规模烂尾，加上伊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无法满足激进的工业化要求，大量的原材料和出口商品停留在仓库和码头上，1975年伊朗商品因为延迟交货，光是罚金就高达十亿美元，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盲目的外部经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伊朗将国内的大项目和贵重设备采购统统交由外国公司来完成，不仅浪费严重，还给后期维护带来巨大困难，进而引发了国人的不满。
第二，巴列维王朝与宗教界的隔阂。
宗教以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伊斯兰教，历史悠久，影响深厚，早已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朗曾经的宗教领袖马达里就说过：宗教、清真寺和毛拉是伊朗人民唯一的精神寄托。
为了消除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礼萨汉上台之初就仿效凯末尔，推动政教分离，为此他不惜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伊朗宗教的发展，限制他们进入政治领域，巴列维上台后，继承了父亲的做法，对宗教采取严密防范的态度。
巴列维的做法可以看做是加强王权保障改革的必要手段，但在宗教传统深厚的伊朗，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尤其是白色革命后期，改革缓慢，宗教势力趁势崛起。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界完全可以被引导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为我所用，尤其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但礼萨汉父子明显没有意识到宗教问题隐藏的巨大破坏力，一路走到黑。
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宗教势力抓住伊朗改革的困难，开始大肆煽动群众，作为伊朗什叶派的宗教领袖，神学专家，霍梅尼意志坚定，头脑清醒，对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厌恶让他把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看做是终身的目标，纵然礼萨汉父子一直对宗教势力进行打压，却无法改变伊朗宗教传统，当霍梅尼把社会经济危机引发的积怨引向宗教轨道，让人民的不满变成宗教狂热，进而转化为对国王和既得利益基层的仇恨，巴列维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军队在宗教势力的渗透下保持中立，巴列维国王在镇压与安抚之间来回摇摆，西方式的教育让他无法像中东地区的其他强人一般，对反抗势力进行血腥镇压，而改革的失败让上层社会也是离心离德，加之身患癌症，对国家和个人前景十分消极，于是一场忽如其来的风暴，就把他打翻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