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30年的平成时代后，人们心目中的「天皇」已大不相同。[/align]
[align=center][b]作者：萧西之水[/b][/align]
2019年4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一个月后，今上天皇明仁将正式退位，结束长达三十年的平成时代。在中国舆论中，平成天皇的存在感一直不算太强，只有在1992年访问中国、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期间亮相、以及2016年开启退位流程的事件中，受到过中国媒体间歇性的瞩目。
这种低调而尊贵的虚君形象，乍看上去似乎理所当然。根据二战后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日本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天皇不再是旧日本帝国宪法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国元首，而是变成「日本国与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明仁1989年即位时，这种「象征天皇」制度已经实行数十年，理应已经磨合熟练，新任天皇只要循例行事即可。然而，20世纪日本特殊的历史变迁，注定了明仁难以从前人身上照搬经验，而要在历任天皇从未遭遇的崭新局面中，走出一条独特的新式君主之路。
[/b][align=center][b]「昭和天皇父子」[/b][/align]
明仁之前，第一位担任过「象征天皇」的，是他的父亲，在日本和世界历史上留下重大印迹的昭和天皇裕仁，其形象和地位极为复杂特殊，难以为继任者作出榜样。二战战败前，日本旧宪法中的天皇权力近乎绝对君主，统揽帝国统治权，可以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非常时期甚至能发布敕令取代法律。裕仁本人更是三、四十年代历史狂潮中产生的超级强权天皇，与在「象征天皇」时代才成为皇太子的儿子明仁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对于明仁来说，战后新宪法对于「象征天皇」具体权责的规定也不够明确。1947年新宪法中的「象征」之说，是驻日美军参考英国《西敏寺宪章》提出的，意指日本国民在物质上并不需要一个凌驾其上的统治者，但在精神上仍然需要某种日本国自我意识的「象征」，否则可能陷入「难以团结」的状态。至于怎样才算是「象征天皇」，宪法则没有明言。只是提到天皇的所有国事行为都必须经过内阁批准，在内阁指挥下完成使命。具体而言，天皇需要仔细阅读每一份内阁决议并签字认可。但由于宪法不允许天皇「参与国政」，天皇就算有意见也绝对不能发表，必须签字了事。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如果要解散国会，天皇也必须前往国会宣布解散；每逢各国更换驻日大使、或是日本要更换驻外大使，天皇也必须出面举办酒会。简而言之，在国务问题上，日本天皇大体是「人形签字机」、「人形致辞机」、「宴会主持人」、「颁奖机器」的组合体。
天皇平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各项仪式，仅就2017年，天皇就接待了26名各国元首或议会议长，与外国元首或元首级人物打了470多通电话，宴请了62个国家的驻日大使，接见了日本派驻73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的大使，对于战后的昭和天皇来说，这倒是顺理成章。作为二战的重要参与者，裕仁虽然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成功逃脱审判，但他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饱受舆论界批评，所以战后的昭和天皇变得极其「佛系」，几乎不再公开发表有意义的话语。从1946年到1952年前后，昭和天皇曾反复巡游全国，无论遇到什么人、汇报什么情况，他都经常以「啊，这样啊」作为回应，只在无关紧要之处表达一些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昭和天皇足足有20年的时间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里。直到晚年，昭和天皇才终于迈出国门，在1971年前往欧洲、1975年前往美国访问，当有记者问及一些敏感的战争责任话题时，昭和天皇总会以「很难回答」或「不太理解你的意思」躲避过去。但是，昭和天皇身负「国民团结象征」的重任，之所以在激荡的战后日本能够如此行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是叱咤风云的战时国家元首，帝国的宣传机器早已塑造了他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即使战后毫无作为，广大国民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对他心生敬意。
明仁则完全不同，他在日本战败时尚不满12岁，在民主主义的新日本长大成人，直到《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1952年才被立为皇太子，既不可能具备战争时期形成的特殊威望，而且在战后的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即使有心为他造势，也不便做得太出格。要在宪法的严格限制下承担起「国民团结象征」的重任，明仁天皇显然要独辟蹊径，而不能效法闪烁其词的前任天皇。因此，明仁于1989年1月8日即位后，第二天就以比父亲明确得多的方式，向国民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我发誓，将与各位一起维护遵守日本国宪法，按照要求完成自己的任务。」随后，他又在2月10日明确提出：「国会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希望其能切实完成本职任务。」
此后，明仁虽然言行间处处明确不参与国政，但其日常表现比云山雾罩的昭和天皇笃定得多，处处展现出不同于前人的存在感——中国人最熟悉的慰问灾民、出访外国之类的天皇行为，都是平成时期发扬光大的新气象。这些新派的作为，也并非都是明仁成为天皇之后的新设想。早在皇太子时期，他就开始致力于以不同于父亲的方式，履行自己在战后天皇制规定下的个人责任。
[b][align=center]「以为国民幸福之心完成公务」[/align][/b]
1933年出生的明仁，少年时期先后经历了举国反美、美军大空袭和美军改造日本等巨变，战争与和平的经历，让他的思想与价值观受到反复冲击与洗礼。
1946年至1950年间，明仁又在他的私人教师、美国儿童文学家伊丽莎白·维宁指导下「学习西洋之思想与习惯」。这位想象着「安娜与国王」来到东京的维宁老师，除了教授皇子英语，还用自由主义价值观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后来，在皇太子的大婚仪式上，她是唯一被邀请观礼的外国人。这些在日本皇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历，塑造、影响了明仁天皇长大成人后的观念和作为。
1975年7月11日，明仁皇太子夫妇访问刚刚回归日本不久的冲绳县，结果在向「姬百合学徒队」纪念塔献花时，遭到当地激进派人士投掷燃烧瓶袭击，所幸未伤及目标，只击中了献花台。
袭击者的主张，直接牵涉到了所谓「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团结」，也就是战后日本宪法中天皇制存续的意义所在。
1945年日本战败后，冲绳县一直由美军托管，直到1972年日本才恢复了完整的行政权与司法权。根据激进派的观点，冲绳是因为遭受近代日本帝国的侵略，才成为了日美战争的牺牲品，因此他们致力于「以冲绳人完成冲绳解放」。
遇袭当晚，明仁皇太子公开发表看法：「通过这起事件，深刻理解到冲绳战役（1945年）中县民的伤痕，希望对和平的期盼，能够带我们通往未来。」这种不批评袭击者、只宣示和平立场的做法，在日本皇族历史上极为罕见。此后，明仁不但在1976年和1987年又两次访问冲绳，而且在即位之后，于1993年重访「姬百合学徒队」纪念塔，以不计前嫌的态度面对冲绳县民。
从皇太子到天皇，明仁通过数十年与冲绳的冲突与交流，以自己开创的方式履行了战后宪法第一条规定的、促进国民团结的重任。
相比之下，昭和天皇一生从未走访冲绳，尽管这里作为日本二战唯一的本土地面战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直到1987年，已至迟暮之年的昭和天皇才提出要亲赴冲绳慰灵，称之为自己「最后的任务」，结果还是因为健康恶化而未能成行。
1987年10月24日，明仁皇太子在冲绳念诵患病的昭和天皇发言：「冲绳在上次大战中成为战场，各岛遭受巨大伤害乃至改变了模样，包括普通居民在内的众多可贵的人牺牲了，战后冲绳更是无奈地经历了长年艰辛，我深感悲痛。」在场的冲绳县知事西铭顺治非常感动，当即表示「冲绳的战后时代终于结束了」
除了冲绳这样的敏感问题，明仁天皇对普通民众也富于温情，尤其是在历次灾害事件后，为安抚民众情绪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1991年6月，长崎县云仙岳发生火山爆发，造成43人死亡，明仁天皇在1个月后与皇后共赴现场，跪坐着与灾民促膝长谈。这也是有记载以来，第一次有天皇跪坐在国民身边。
对此，明仁经常向媒体表示「天皇与皇族应努力与国民共苦共乐，以为国民幸福之心完成公务」，将慰问受灾群众视为自己作为「象征天皇」的宪法责任，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客作秀。
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后，明仁天皇在第一时间提出，开放东京那须御用邸的职员浴室给一般国民使用。五天后，他又为国民录制了一段问候视频：「受灾群众切不可舍弃希望，要尽可能保重身体迎接明天开始的每一天」，为很多民众带来慰藉。灾情少许稳定之后，天皇从东京出发，连续7周拜访各地避难所，向灾民致以问候。其他皇族也纷纷仿效，一同前往灾区各地慰问受灾群众。在此期间，天皇夫妇同样跪坐在灾民身旁，以尽可能平等的方式对待普通国民，给全日本乃至全世界舆论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于自己这些表现，明仁曾于1998年12月18日表示：「天皇的活动方式虽然不能随着时代而有过激的变化，但也有着随时代而变化的一面。」
而在日本以外，明仁「随时代而变化」的表现，则更多地体现在频繁的出访之中，尤其是他经常表现出的、对日本战争历史的反思。
[align=center][b]「陛下的存在可匹敌100位外交官」[/b][/align]
与终其一生只外访过三次的昭和天皇不同，明仁天皇即位后，仅前四年就去了十个国家，其中有七个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交战国。至今为止，明仁已累计出访31个国家和地区，几乎做到了年均一国，彻底颠覆了父亲代表日本皇室留下的避世形象，有力地改善了外国民众、尤其是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对日本的看法。
1992年明仁天皇参观北京故宫：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日本天皇（昭和天皇曾去过殖民时期的台湾）
其中对日本国家形象改善最大的，是2000年明仁天皇访问荷兰。二战期间，日本让荷兰丧失了荷属东印度殖民地，拘捕十余万荷兰平民，结果战后荷兰社会长期对日本保持敌对情绪，1971年昭和天皇访欧途径荷兰期间，有大量愤怒民众高举「战犯」标语，要求审判天皇，甚至向迎宾车队投掷鸡蛋和保温瓶，酿成严重的外交风波。2000年来访的明仁天皇，不但专程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献花，还邀请荷兰老兵促膝长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荷兰人的敌对情绪。当时陪同明仁天皇前往荷兰的侍从次官佐藤正宏，后来回忆道：「陛下的存在，可以匹敌100位外交官。」
引人注目的是，每逢二战整十周年，明仁天皇便会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参加纪念活动。2005年，他前往美国塞班岛，为死难者纪念碑献上花圈。十年后，天皇更是亲临当年日本统治下的帕劳群岛，在日美两军激战两个多月的贝里琉岛祭祀。之后的2016、2017两年，天皇相继前往菲律宾、越南等日本曾经侵略的国家，与当地人一起纪念战争死难者。
与此同时，自从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甲级战犯合祀以后，昭和天皇和全体皇族就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之前以皇太子身份访问过靖国神社五次的明仁，从此也再未涉足于此。作为靖国神社尊崇的对象，天皇陛下宁可选择遥远的塞班岛、帕劳群岛，也不愿来靖国神社，使得后者近年来的发展受到了显著制约。愤懑之下，靖国神社宫司小堀邦夫在2018年6月20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批判天皇夫妇：「陛下越是努力在外慰灵，就离我们靖国神社越远……明白地说吧，这个陛下就是要干掉靖国神社啊！」结果被好事者录音交给媒体，搞得舆论哗然，这位宫司最终在11月1日辞职了事。除了远离靖国神社，明仁对日本历史问题的表态，也比同是「象征天皇」的裕仁要丰富、主动得多。
2005年恰逢二战结束60周年，他在12月19日生日记者会上谈到：「从昭和初年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基本没有过和平时期，努力正确理解这段过去的历史与之后的时代，对于日本人自身、乃至于对日本人如何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有着重要意义。」
2006年6月6日，天皇谈及教育问题时，又针对历史作出更为细致的评述：「1930年到1936年的6年间针对国家要员的袭击接踵而至，有4名首相或曾担任首相的人去世，还有1名首相虽遇袭击却幸免于难，这是非常异常之事，这种情况下议员与国民很难自由发言。」
日本战败数十年来，这样的发言还是第一次出自天皇之口。毕竟，前任昭和天皇本人亲历了这些历史事件，而且对1945年以前的战争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晚年不得不三缄其口，对记者的问题充耳不闻，以防有人重新对他展开清算。
既有战争记忆、又成长于新时代的明仁天皇，对于历史的态度则一直非常笃定。2015年的元旦致辞中，明仁天皇再次明确表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很多人都在那场战争中去世……借此机会，充分学习从满洲事变开始的战争历史，思考今后日本应有的样子，现在我现在非常重要。」此时，年逾八旬的明仁天皇，已经难以继续完成繁重的接待和视察工作，但还在继续访问亚太各国，以引导日本新一代青年反思战争、珍惜和平。
2019年1月2日，明仁天皇出席了平成时代的最后一次「一般参贺」，向前来庆贺的国民致以新年问候，笔者也在现场。
与想象不同，现场除去十几名穿着国旗样式服装的日本右翼外，很少有人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更多人说的是「你好」、「这么多年辛苦了」、「谢谢您」、「祝身体健康」等问候语。
经过30年的平成时代，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不再把天皇看作需要崇拜的「神」，而是如宪法规定的、这个国家里受到尊重的「国民团结象征」。[/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