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橘玄雅 清代的皇族奉行“两京居住”制度，要求爱新觉罗皇族要么居住在北京城内，要么居住在盛京（沈阳）城内。其中，拥有爵位的高等皇族宗室，除了极个别的被安排在盛京看守三陵之外，其余的均在北京城内居住，不得无故出城。除此之外，清代对于皇族的管理还有着许多复杂的规定，高等皇族如有不遵纪守法的，轻则罚俸降爵，重则革爵赐死。在此背景之下，清代的高级皇族，即所谓的王府、贝勒府等，固然是“高门大户”，却多数不得不“循规蹈矩”的生活，与一般的世家豪门相比，反而要小心谨慎得多。话虽如此，清代也有个别高级皇族的府内出过一些奇特的案件，这些案件一般都“出乎情理之外”，如囚禁府员、凌辱他旗大臣等，而发生在道光十六年（1836）的贝勒永珠府侧室被殴致死案，是其中最为知名的案件。此案数次口供所展现的案情十分复杂，涉及当时贝勒府的内宅恩怨，也是我们了解当时旗人贵族内宅制度、清代法律体系的绝好资料。当然，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案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噱头，即这个命案是由一个腌菜缸引出的。
这个案子发生在贝勒永珠府内。贝勒永珠府位于宽街，后来转赐给荣寿固伦公主，人称“大公主府”，目前为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3号。府主贝勒永珠，是康熙帝最小的儿子和硕諴恪亲王允祕的孙子。他的祖父允祕恩封亲王，父亲弘畅降袭郡王。他作为弘畅的长子、允祕的长孙，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乾隆六十年（1795）父亲去世之后降袭贝勒，案发的这一年他已经七十八岁。永珠的嫡夫人为镶黄旗汉军李佳氏，是闽浙总督李侍尧的女儿，不过案发时这位嫡夫人已经故去了。在李佳氏夫人故去之后，永珠没有继娶，而是先后纳了数位侍妾，仅为其生育过子女的就有四位，无出的就更多了。作为本案件的主人公而惨死的，即是为永珠生育过一个女儿的妾室吴氏。吴氏是贝勒永珠府属下的包衣旗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案发当年四十四岁，比丈夫贝勒永珠小了三十四岁。作为府属包衣，吴氏十余岁便入府充当使女，后来被主人收房成为妾室，并于嘉庆十九年（1814）自己二十二岁的时候生下了贝勒永珠的第二个女儿。因为这个女儿后来顺利长大成人（古代夭折率较高，所以长大成人十分重要），而且吴氏还抚养了贝勒永珠的长子绵宽（绵宽是贝勒永珠的第三子，前面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是事实上的长子，其生母任氏生下绵宽不久就病故了，所以由吴氏养大）。以这两项“功绩”，吴氏被贝勒永珠立为“侧室”，地位在一般妾室之上。
道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贝勒永珠的侧室吴氏的弟弟续兴正在自家休息，贝勒府的苏拉高四突然到来，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说有极重大的事故，让续兴速速入府。续兴急忙赶到贝勒府中，到了府内书房，发现书房里站满了贝勒府里大大小小的府员和太监，颇具声势。续兴站定之后，府内太监王得禄开口，跟续兴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引用
昨天，府内贝勒的两位侍妾，因为腌菜的需要，向你的姐姐吴氏索要腌菜缸。你的姐姐不肯交出，所以两位侍妾命令我（王得禄）用棍子责打了你的姐姐。你姐姐受责之后，就死了。现在府里已经将你姐姐入殓，特地传你来知会你。
看到这里，作为现代人可能不大好理解，为什么王得禄作为“杀人凶手”，还能如此淡定的知会死者的家属呢？实际上，按照大清律，虽然主人私自处罚无罪的奴仆是需要判刑的，但是如果能证明是奴仆犯了错，主人按照家法处理，且主观意愿没有想要处罚致死，仅是过失杀死，那么就是不予追究的。以王得禄的立场来说，他作为太监，虽然属于奴仆的身份，却是奉两位侍妾的命令责打吴氏的，而两位侍妾是奉主人贝勒永珠的命令办事，且吴氏的确违背主人的意思，所以王得禄只是奉主命责罚吴氏，主观上也没有想要打死吴氏，所以没有责任。
吴氏是因为抵触主人意愿，被主人下令责打，意外致死——至少王得禄是想让续兴这样接受事实的。
续兴一听，当时脑子懵住了，没说什么就从府内出来回了家。之后缓了缓，细细心想，我姐姐好歹是个侧室的身份，怎么突然就因为一个腌菜缸就被俩侍妾指使着挨了打，又怎么一挨打就死了呢。想了半天，还是觉得事情蹊跷。于是他又亲自上下打听。贝勒府内出了人命案，上下肯定会有各种流言传出。流言内自然是各种夸张了，但是其中有两点让续兴注意到，第一点是，有人指出，并不是王得禄一个人打的，而是四五个人群殴致死的。第二点是，还有的人指出，就是王得禄一个人打的，但是并不只是常规责打，而是毒打三百余棍等等。因为这两点如果坐实，可以改变这个案子的根本性质，从“意外”变成“故杀”。所以续兴听到了这些流言，自己也怀疑姐姐死得蹊跷，于是在三天之后到了都察院上告。
在续兴的上告文件中，其明确的指出了三点：
引用
第一，我姐姐吴氏虽然是府内包衣（包衣在清代是正身人而不是奴仆，但是在跟属主发生了纠纷的时候一般被作为奴仆讨论），也并非嫡室，但是她侍奉贝勒永珠年久，生有成年的已出嫁的女儿，还抚养过贝勒长子（而且是承重子也就是未来第一继承人），被主人立为侧室，地位与普通的妾室奴仆绝非同类，不能一概讨论。——认为从法律上不应该直接比照惩处奴仆。
第二，如果按照王得禄所言，我姐姐竟然是因为不肯交出腌菜缸，就被责罚致死，这太出乎情理之外。——认为案情没有王得禄说的那么简单。
第三，根据府内外的流言，说我姐姐被“群殴”、“毒打三百余棍”等等，这些虽然都是我听来的，很难尽信。但是我到府里的时候，的确是已经将我姐姐吴氏入殓，未让我看到尸身。——认为具体施刑没有王得禄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不是意外，而是故意致死。
鉴于以上三点，续兴决定上告，要求开棺验尸，并且详加查明。
都察院接到上告之后，觉得事件严重，并且牵扯到宗藩，所以呈递给道光帝御览。道光帝看后十分重视，下令宗人府和刑部联合查办此事，开棺验尸。
二
接到道光帝的批示之后，宗人府和刑部两个衙门的官员汇聚到一起，决定先对主要人犯王得禄进行审讯，得到初步口供，再决定是否开棺验尸。于是，贝勒永珠府的太监王得禄被带到衙门审问。经过审讯，王得禄供出了以下口供：引用
我名叫王得禄，原为东安县民人，幼年父母带我来到京师，做了净身手术之后，将我卖给贝勒永珠府当太监。关于此事，我们立有字据，手续齐全。我跟死者（贝勒永珠的侧室吴氏）素无仇怨，并非蓄意谋害。我们府里腌菜所用的缸，是放在吴氏所住的院内的。本年九月二十三日，贝勒永珠派我到吴氏所住的院子内搬取这些腌菜缸。吴氏以腌菜缸里还有剩余的腌菜为借口，拒不交出腌菜缸。于是我跟吴氏争夺腌菜缸，吴氏找来了一根木棍打我，我将木棍夺下来之后，吴氏仍不放弃，回屋内找来了砍柴的斧子，追着我砍。我跑到贝勒永珠的院内，吴氏也手持柴斧追到院内，继续向我扑砍，我奋力将柴斧夺下。吴氏追砍我的全过程，贝勒永珠看在眼里，所以下令让我将吴氏捆绑之后殴打，作为责罚。于是，我听从贝勒永珠的命令，用绳子将吴氏困住，亲自用木棍殴打吴氏下半身。打了六十多下，贝勒永珠说停，我就停了，并且跟府内苏拉保祥等人一起将吴氏扶回她房中休息。结果，当天夜里，吴氏因伤势过重，就死了。
根据王得禄的口供，他还是按照之前的大致套路，将事件描述为吴氏因抵触主人意愿被主人下令责打之后意外致死，并且还加入了很多吴氏歇斯底里追砍他的细节，使得吴氏更加像是“自作自受”，而自己则更像“无可奈何”。
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王得禄跟衙门汇报的情况，与他当时跟吴氏之弟续兴所交待的是有不少不同的，最大的出入有四点。
第一，被贝勒永珠派去取腌菜缸的，是太监王得禄，还是贝勒永珠的两名妾室。第二，下令让王得禄责罚吴氏的，是贝勒永珠还是贝勒永珠的两名妾室。第三，如果下令让王得禄责罚吴氏的是贝勒永珠的两名妾室，那么贝勒永珠是否知道责罚之事。第四，吴氏究竟是挨过打当时就死了，还是当天夜里才死的。
宗人府和刑部衙门的官员自然也发现了这几点，于是他们在府中寻找其他证人，特别是那些王得禄没有提到名字的，却可能见到事件发生的人。（这里是个伏笔。请注意王得禄口供里提到的人。）
之后，官员们找到了一个名叫张顿的苏拉。这个张顿是在贝勒永珠府里负责扫地的，事发当天，他被管家派去买东西，不在府内。但是他买东西回来之后，听府里的人说，当天不是只有王得禄一个人殴打了吴氏，府里的苏拉宋石头、保祥、王照芳三人，也帮忙一起打了。
官员们得到这个信息，立刻讯问苏拉宋石头、保祥、王照芳三人。三人均承认，确实帮助王得禄殴打了吴氏，并且进一步供出，当时传令说贝勒永珠让他们殴打吴氏的，是贝勒永珠的两位侍妾，分别叫灵儿和胖儿。结合以上信息，宗人府和刑部衙门的官员们确定王得禄的口供有所隐瞒，而且的确续兴所怀疑的一些细节十分可疑。（王得禄口供里只提到当事人有保祥一人，而且还是“无辜群众”，结果根据他人口供，保祥不仅不是无辜群众，还是施暴者之一，显然有串供嫌疑。）所以官员们上奏道光帝，申请开棺验尸。
看到上奏之后，道光帝允许了开棺验尸的请求，并且加派了数位大臣协同办案，务求让真相水落石出。
三
道光帝允许了大臣们开棺验尸的请求之后，查得贝勒永珠的侧室吴氏，两腿伤痕累累，的确是殴伤，另外耳根和手指也有伤，推测为捆绑造成的。可见，贝勒永珠侧室吴氏的死因，的确是因为被殴，伤势过重而死。相关官员以及仵作等认为，虽然死因确系殴伤，但是这个伤势过重，与王得禄描述的轻描淡写不同，全然不像是“无仇者”下的手。所以认定下手者与吴氏有仇，“有心致死”，进一步展开调查。
这里涉及到一个法律逻辑。当时的法律系统认为，如果一个人，平白无故的殴打一个与自己没有仇怨的人，那么可能是误杀，也可能是下手过重什么的，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二者有仇，则可能是故意的。对于这个案子而言，王得禄是跟吴氏有仇而蓄意下狠手，还是单纯的听从主人贝勒永珠的命令而过失打死吴氏，根本定性不同，处罚也会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大臣们推定王得禄和吴氏是有宿怨的，所以开始上上下下调查贝勒永珠府的内宅情况，并且最终发现了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当时贝勒永珠府内部比较特殊的当家问题。这里，我们根据后来大臣们呈报的内容，结合各种档案，梳理如下：
贝勒府的主人贝勒永珠，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乾隆六十年（1795）父亲去世之后降袭贝勒，后来在道光元年（1821年）患了瘫痪病，从朝廷辞职，开始成天卧病在床。所以在案发的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贝勒永珠不仅已经七十八岁，还已经是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
贝勒永珠的嫡夫人李佳氏，曾经为永珠生下过一个儿子，但是夭折了，案发时，嫡夫人李佳氏已经病故。贝勒永珠身边有数位妻妾，其中地位最高的是范氏，她曾经为贝勒永珠生下一男一女，男孩后来夭折了，女孩则长大了，即大格格。因为生育了大格格，所以范氏被贝勒永珠立为侧室，并请宗人府册封，成为正式的“侧夫人”，在府内则称为“大侧夫人”、“大侧室”。范氏有些年老珠黄了之后，贝勒永珠同时期收了两位妾室，一位姓龚，一位姓吴，后者即是本案的主人公死者吴氏。龚氏和吴氏在同一年为贝勒永珠生下了子女，龚氏生的是儿子，吴氏生的是女儿。但是龚氏生下儿子之后就死了，所以儿子由吴氏养大。后来龚氏的儿子长大成人，是贝勒永珠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取名为绵宽，案发当年二十三岁。吴氏自己生育的女儿也长大成人，即二格格，并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也就是本案案发的四年前出嫁。因为生育二格格并且抚养绵宽，所以吴氏也被贝勒永珠立为侧夫人，在府内则称为“二侧夫人”、“二侧室”。但是，这个册封并没有申报宗人府，所以在宗人府的官方档案内，吴氏依然与龚氏一样，只是“媵妾”的身份。后来，吴氏也有些年老珠黄了，贝勒永珠就又收了一些新的妾室，在新的妾室里，最得宠的是妾室任氏，她在案发的前一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刚刚为贝勒永珠生下了老来子绵善。除了任氏之外，贝勒永珠身边还有数位妾室和丫鬟，其中比较得势的一位叫灵儿。
另一方面，关于贝勒永珠府里的家务，是这样变化的：
最开始，贝勒永珠府里的“主母”必然是嫡夫人李佳氏。李佳氏去世之后，府中事务由第一侧夫人范氏来掌管。范氏这个人比较慈善，做事可能也不大利索，所以管不好家，贝勒永珠便将家交给了第二侧夫人吴氏来管。根据周边人的评价可以知道，吴氏性格是比较强硬的，往好了说，有点雷厉风行，往坏了说，有点蛮横不讲理。在管家的过程中，吴氏得罪了上上下下不少人。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也就是亲生女儿二格格出嫁的第二年，贝勒永珠对管家的吴氏发难，突然进行“查账”，结果发现家中账目对不上，十分生气。对于账目的出入，吴氏不仅不认错，还强言狡辩，使贝勒永珠更加气愤。最终，贝勒永珠不仅剥夺了吴氏管家的权力，还禁止她到上房来伺候。换句话说，禁止她到主人的起居场所活动。
了解了贝勒永珠府内宅的情况之后，大臣们开始梳理死者吴氏的人际关系。他们发现，她们都是结了仇的。
王得禄在贝勒永珠府里原本是当上差的太监。所谓“上差”和“下差”，是宫廷和王府里的一种形容，简单说就是“好差事”和“坏差事”。一般来说，能够在主人身边伺候，能够跟主人说得上话的，都是“上差”。跟主人说不上话，只能搬东西扫地的，属于“下差”。被从府里派到旗地、园子里，就更是“下差”了。王得禄原本是当上差的，但是当差的时候，大概有点偷懒，当时正好赶上吴氏管家，处罚的比较重，直接以王得禄偷懒为由，把他弄到旗地、坟地上去了，可以说从“上差”一下子变成了“下下差”。王得禄各种托人求情，求了一年，才被吴氏允许回到贝勒府，充当“下差”。这个事情距离案发有十三年之久，但是根据档案所记，从那时开始，吴氏和王得禄的仇就算结下了，这个恨有十三年之久。
至于灵儿，她是贝勒永珠身边的妾室，大概是一个挺聪明的丫鬟。道光十三年（1833年）吴氏被贝勒永珠剥夺了管家的权力之后，贝勒永珠便命令灵儿来管家，成为了主管家政的侍妾。本身，吴氏作为“旧爱”，对灵儿这位贝勒永珠的“新欢”就不大友好。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家务变更之后，吴氏被剥夺了管家权力，还被禁止到贝勒永珠房里去，对于这种情况，吴氏没有想自己账目不对的问题，而是想，“贝勒永珠这样对我，一定是有人害我。谁在这件事上获利了，就是谁害得我，所以肯定是灵儿主使的。”于是，吴氏认定灵儿在背后害她，所以不时就辱骂灵儿，因此灵儿也跟吴氏结了仇。
就这样，分别与吴氏结了仇的王得禄和灵儿，在机缘巧合之下，促成了这件命案。
接下来，大臣们准备还原命案的现场还原。
四
在确定了死者吴氏与王得禄和灵儿皆有私仇之后，大臣们进一步调查取证，还原了案发的整个过程。我们根据相关档案，将前半部分记录如下：
案件的远因，是因为贝勒永珠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将第二侧室吴氏管家的权力剥夺交与妾室灵儿，且剥夺了吴氏到上房的权力之后，到了案发当年的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逐渐觉得妾室灵儿、胖儿等在上房内伺候自己并不称心，于是就又怀念起侧室吴氏来。因此，贝勒永珠曾经有意无意的对灵儿、胖儿说，“你们这样不周到，不如让吴氏再回来伺候。”贝勒永珠可能只是随口唠叨，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灵儿和胖儿听在耳中肯定不好受，并且怕吴氏“秋后算账”。
九月二十一日，贝勒府内需要再腌一批小菜，府内厨房原有的腌菜缸有些不敷使用。于是询问府主贝勒永珠如何处理，贝勒永珠表示，府里原有一些空闲的腌菜缸，就放在吴氏所居住的院内，让太监王得禄带人去取来就是了。太监王得禄带人去取缸，一共有五口缸，取出来了四口，但是最后一口，据说里面装有吴氏自己腌的小菜，所以不肯交出。吴氏好歹是侧室的身份，太监王得禄也不敢直接顶撞，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僵持下来了。两天后的九月二十三日，这件事传到了灵儿的耳朵里。灵儿想起来吴氏经常辱骂自己的仇恨，又想现在贝勒永珠有让吴氏回上房伺候，甚至可能想让吴氏重新掌权，吴氏若重新掌权，肯定对自己不利。所以灵儿想，干脆趁着这个机会，想办法激怒贝勒永珠，让贝勒永珠把吴氏打个半残，这样吴氏既不能去上房伺候了，自己也出了这口恶气。于是，灵儿把吴氏不肯交出腌菜缸的事情禀告了贝勒永珠，并且在形容中各种添油加醋，说吴氏平时就经常骂人、打人，无法无天，“何况现在连贝勒您的话她都不听了”。经过了灵儿一番挑拨，贝勒永珠虽然没有大怒，却也觉得区区一个腌菜缸，吴氏竟然要抗命，不大像话。于是当场传令，让当家的妾室灵儿带着王得禄等人去把那口缸抬来。
灵儿得了令之后，对王得禄撒谎说，吴氏这次犯了错，无论交不交出缸来，贝勒总是要打她的，所以多带一些人。故而王得禄叫上保祥、王照芳、宋石头等人一起到吴氏院内抬缸。吴氏这次依然是不肯交出，于是和王得禄等人发生了冲突。吴氏先动手，打了王得禄的耳光，王得禄回击一推，把吴氏推翻在地，吴氏起身之后，开始嚷骂。在别院居住的贝勒永珠都听到了骂声，知道了大致情况，派一个叫“瑞霞”的丫鬟过来传话，说：“缸是贝勒家的，不是吴氏的，吴氏为何不肯交出？如果再敢吵闹，就一定要将吴氏责打。”这时，听闻此事的第一侧室范氏也过来了，在为人和蔼的范氏规劝之下，吴氏把腌菜缸交了出来。
这个事情本来这样就完结了，但是之前我们提到了，吴氏这个人性格是比较激烈、好强的。对于这件事，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占理的。所以她虽然交出了缸，却直接往贝勒永珠居住的内院走，声称要到贝勒永珠面前“讨教讨教”。灵儿见到吴氏过来，赶紧把门闩拧住，不让吴氏进内院。吴氏推门推不开，又开始嚷叫。这时，王得禄在灵儿的指示之下，准备用计将吴氏引到前院去闹事。于是王得禄对吴氏冷言冷语的说，“你要是真想讨贝勒的一个说法，就应该敢在前院大庭广众之下领贝勒的打，光明正大的，若是不敢，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装大丫头去吧！”吴氏听了，果然被激怒，跑到前院甬道正中跪下，要求贝勒永珠出来“教导”，王得禄等人则在前院淡定“围观”。另一方面，灵儿则告诉贝勒永珠说，“吴氏本来就时常吵闹，现在又闹到前院去了，说贝勒没理，要‘讨教’呐。”贝勒永珠听闻之后，十分生气，让妾室灵儿和胖儿传谕王得禄，“用棍将吴氏两脚好生责打，就算打成残废，我养活她罢了！”这里有一些背景知识，需要特别讲一下。清代贝勒府这种建筑，一般都有数层院子，每个院子之间都有“内”、“外”之分。同属“内宅”的，也有内院和外院等区分。贝勒永珠府里，贝勒永珠自己居住的“内院”，是比较靠后的院落，私人属性比较强，私密性也强。如果吴氏到内院跟贝勒永珠“讨教”，就算是吵架拌嘴，也只是内宅家务。但是灵儿主使王得禄把吴氏激到外院去，这里的“外院”其实也属于内宅，但是在内宅系统里他是最靠外的一个院落，也就是外宅的人都能听到能看到的地方。吴氏在外院闹起来，全府就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内宅的矛盾被全府围观，颜面尽失，贝勒永珠肯定会大怒，这也是灵儿的“高明之处”。
终于，事情似乎开始按照灵儿原本计划的发展了，吴氏准备受刑，但是如果按照贝勒永珠所说，只是责打大腿，而且按照灵儿所供，只是想“打个残废，解心头之气”，吴氏又是为什么死亡的呢？
ps，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王得禄对吴氏的激将法说的那句话，原文为：“你既要讨教道，就该到前院领打，倘若不敢，只好安静躲在一旁粧大丫头。”这种用“粧（装）大丫头”骂人的话，是旧时代典型的用词，但是现代人没有这种背景概念，可能不大好理解这种讽刺的语调了。 五
灵儿接到指示之后，感觉到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于是赶紧和胖儿一起告知了王得禄。王得禄原本就与吴氏有仇，听说要由自己亲自责打吴氏，也巴不得赶紧下手去解气。于是王得禄拿来木棍，想要按倒吴氏进行责打。吴氏不认可贝勒永珠对自己的处罚，跟王得禄争斗起来，拒不受刑。妾室胖儿看到之后，出主意说，“把吴氏用绳子捆起来！让她不老实！”于是王得禄把晾衣服用的麻绳拿来，喊上之前就约好了的保祥等人，将吴氏捆绑上。吴氏被绑住之后，依旧不老实，躺在地上用腿乱蹬。灵儿则对贝勒永珠房里的两个丫鬟大麻子和玉环说，“贝勒有令，让你们去按住吴氏的腿！”丫鬟大麻子和玉环因为并没有亲耳听到贝勒永珠传令，所以有所迟疑，灵儿便恐吓她们，说“你们若不帮，就跟吴氏是一气的！”于是丫鬟大麻子、玉环只能帮忙按住了吴氏。
吴氏身上被捆住，两脚又被丫鬟大麻子、玉环按住，彻底不能动了。王得禄准备用刑。一想到自己和吴氏十几年的仇怨，王得禄对吴氏说，“你今日也犯在我手里了！”开始用刑。【王得禄说的这一句话，被记录在了案卷内，因为这句话明显表明了王得禄是怀有私愤，给王得禄后来定罪做了证据。】王得禄先独自用木棍殴打吴氏两腿数十下，之后又让保祥、宋石头、王照芳帮打。保祥等人不敢下手，王得禄便恐吓他们说，“你们若不打，即是与她一气。等我回明贝勒，再将你们一起责打。” 保祥、宋石头、王照芳无奈，只能轮流各打了吴氏数下。王得禄看到这个情况，嫌弃保祥、宋石头、王照芳等人打的太轻，所以过来将木棍夺走。正在夺木棍的时候，原本按着吴氏两脚的丫鬟大麻子和玉环撒了手，吴氏挣脱，在地上翻滚，王得禄手持木棍，追着吴氏殴打，又打了两腿十余下。
这边王得禄责打着吴氏，另一边灵儿那里也没闲着，她觉得只因为腌菜缸这点小事打吴氏几十下，完全不能解气，于是想要再添一把火。之前我们提到了，灵儿在贝勒永珠那里造谣，说吴氏经常辱骂、殴打周边人士。贝勒永珠听了这个谣言，十分气愤，让大侧室范氏去吴氏屋里搜查，看看有没有行凶的凶器。大侧室范氏领命，到吴氏屋内搜查，只搜到了一包荷包片。在本案发生之前，妾室灵儿屋里曾经有一包荷包片丢失，灵儿看到从吴氏屋内搜出的一包荷包片，在确认之后明知不是自己屋里丢的那包荷包片的前提之下，依然对贝勒永珠说这包荷包片就是自己丢失的那包，并且造谣说，是侧室吴氏的使女瑞平偷的。瑞平一开始固然是不承认的，灵儿就让保祥等人责打瑞平，瑞平屈打成招，承认是自己偷给吴氏的。灵儿赶紧报告贝勒永珠，贝勒永珠听了，更加生气，下令让王得禄继续责打吴氏。灵儿告诉王得禄之后，王得禄又殴打了吴氏两腿十余下。这时，王得禄作为下手的人，虽然跟吴氏有仇，不过也觉得够解气了，而且也怕出人命，于是对灵儿说，“吴氏两腿伤痕已经有了七八成了，是不是就这么停了。”灵儿则说，“贝勒可没说要停！”王得禄无奈，只得又打了吴氏几下。过了一会儿，贝勒永珠传下令来，说不用打了，王得禄当时便停了手，并且和保祥等人将吴氏抬回了屋里。
本来事情应该已经完结，但是灵儿仍然不满意。她不知道吴氏受伤的轻重，认为只是轻伤罢了，害怕吴氏偷偷出门找人评理，所以让府里苏拉张顿从马圈拿来了一副锁拷，将吴氏拷锁在屋里。为防吴氏逃走，灵儿甚至还用锡汁灌入锁口。收拾完毕，各人散去。
过了一段时间，大侧室范氏过来看望吴氏，发现吴氏已经伤重晕厥，赶紧燃烟薰救，但是依然没有救回吴氏的命，当天夜里，吴氏咽了气。灵儿听说吴氏死了，回明了贝勒永珠，将吴氏入殓停放，并通知吴氏的弟弟续兴。后来如我们最开始所讲的，续兴觉得其中有蹊跷，所以上告了都察院。灵儿知道要打官司了之后，赶紧和王得禄开始串供，并且编造了吴氏拿着斧子行凶等情节。还撤换了吴氏房中的使女，以免败露。
从这个案情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太监王得禄因为与吴氏有仇，想要在行刑泄私愤，下手较重。但是因为他是真正下手的人，知道轻重，所以他在感觉吴氏可能受刑较重之后，生了恻隐之心，想要停止行刑，这表现了他并没有把吴氏致死或者打成残废的主观意愿，只不过是为了“撒气”而已。反观妾室灵儿，虽然同样是与吴氏有仇，但是屡次三番的增加吴氏的刑罚，为了增加吴氏的刑罚，又各种造谣、诬赖、撒谎。她虽然自称只是想将吴氏“打成残疾”，但是因为她对伤势一味的认为太轻，所以仍然不断的给吴氏加刑，在最后还将吴氏锁拷，可以说是全然没有良心之人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补充。在王得禄和灵儿等人已经认罪之后，依然有一个人一口咬定死者吴氏是因为拿着斧子追杀王得禄，被主人贝勒永珠下令责打，失手打死，灵儿完全没有挑唆行为。这个人，就是府主贝勒永珠。
我们无法知道贝勒永珠是为什么一口咬定这个情况，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妾室灵儿？还是认为吴氏的过错真的可以到被打死的地步？抑或是他想弥合这个事件？或是他想简单的以主人惩毙奴仆的方式逃脱罪名？还是单纯的老糊涂呢……
不过，案件已经基本水落石出，各衙门官员准备开始量刑判决。 六 完结
了解了整个案情的发展之后，相关官员开始了罪行判定。在这个罪行判定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这个案子中各个犯人的量刑逻辑，也可以看到清代法制的一些特点。
首先，官员们列出了九条大清律例和宗人府则例，作为断案量刑的基础。我们将这九条开列如下：
1.家长之妾殴杀奴婢，系生有子女者，即照家长期亲殴杀奴婢本律定拟。2.奴婢殴家长期亲，绞监候。3.奴婢殴家长期亲至死者，皆拟斩立决。4.同谋共殴人致死，原谋杖一百流三千里。5.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以主使之人为首，下手之人为从论。6.殴妾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7.共犯罪而首从本罪各别者，依本律首从论。8.凡宗室，犯徒三年罪者，折圈一年，改为加责二十五板，减圈禁日期三个月。9.凡宗室，初次犯徒罪者，仍照所得罪名照旧按日折圈、按数折责，不得因加责而减圈。
这里对个别条例进行一下解释。
其一，律例（1）里所谓的“期亲”，指一种亲属关系。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以“服制”来衡定亲属间的远近、尊卑关系，大的服制有五种，即所谓“五服”。在“五服”之中，第二重的是“齐衰”，而在“齐衰”之中，还按照服丧的时间，将轻重分为“三年”、“一年”、“五月”、“三月”。“其中“一年”也叫“期年”，某人的宗法关系是服“期年”丧的，就叫某人的“期亲”。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犯人和被害人的服制关系，决定了判刑的轻重。这里，已经生育子女的妾室在一些法律关系上被视为主人的期亲，实际上即是在法律上给予了他们略同于主人的地位。其二，律例（5）里所谓的“威力”，即同本案内，贝勒永珠下令让太监王得禄殴打吴氏，结果将吴氏殴打致死。这里贝勒永珠作为主人，对仆人太监王得禄具有“威力”，太监王得禄必须服从。所以依据这条，作为发令人的贝勒永珠，成为了本案的主犯。其三，关于律例（8）和（9），体现的是清代皇族的法律优待。清代的皇族分为宗室和觉罗，他们在法律上均有一定的优待，有特殊的法律体系。如按照律例（8），本应被判为徒刑三年的宗室，案例应该改为打二十五板加圈禁九个月。至于律例（9），则是宗室觉罗法律上的另外一种情况，凡是犯罪一次以上的皇族，一般会依照罪名的轻重，直接发配到盛京、吉林、黑龙江。
其次，官员们对涉案人员的身份进行评定。
府主贝勒永珠，是家主，是下令殴打死者的发令人，也就是殴死吴氏的主使人，按照律例（5），是本案的主犯，其余均为从犯。贝勒永珠的侧室吴氏，虽然不是正式得到宗人府册封的侧室夫人，但是生有子女，根据律例（1）反推，与普通奴仆相犯时，应当算作家长期亲，而不是奴仆。贝勒永珠的妾室灵儿、胖儿，虽然是贝勒永珠的妾室，但是不仅没有宗人府册封的侧室身份，也没有生有子女，她们的身份比较模糊，具体关系衡定则看具体的情况。太监王得禄是贝勒永珠府户下太监，属于奴仆无疑。保祥、宋石头、王照芳，是贝勒永珠府的包衣旗人，包衣旗人虽然是法律上的正身人，但是在和主人发生法律关系时，应以奴仆论。丫鬟玉环、大麻子，也都是贝勒永珠府内包衣旗人的女儿，也应以奴仆论。
在确定了身份之后，结合上面九条律例，刑部和宗人府相关官员量刑如下：
对于贝勒永珠：贝勒永珠是责打吴氏的主使人，按照律例（5），是本案的主犯。按照律例（6），应判杖一百，徒三年。清代法律明确规则官员犯罪和非官员犯罪处理有些区别，因为如果是官员，要考虑到他的官员身份，先处理这个身份。按照规定，官员犯杖一百、死罪时需要先革职，所以应该先把官职革掉，也就是革除其贝勒爵位。另外，杖一百，徒三年，按照律例（8）和（9），可以折圈。同时因为永珠已经年过七十岁，属于“老年罪犯”，而且身体瘫痪，可以酌情减刑，所以请道光帝钦定。
对于王得禄：王得禄是殴打死者吴氏的直接执行人，其所犯的罪有两层。第一，在最后一次取腌菜缸的过程中，被吴氏打了耳光之后，王得禄竟然回击推了吴氏，把吴氏推翻在地。根据律例（1）反推，吴氏算作贝勒永珠的期亲。王得禄身为奴仆，推翻吴氏，与自行殴打一样，根据律例（2），应判斩监侯。第二，之后贝勒永珠下令责打吴氏，王得禄挟私报复，使得吴氏伤重死亡。虽然王得禄不是主使之人，但是亲自下手，挟私报复，加上之前的斩监侯，量刑为斩立决。
对于灵儿：灵儿是贝勒永珠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妾室。根据大清律，没有未生子女之妾与生有子女之妾相犯应当如何处理的条例，所以相关官员按照平人来定，也就是把她们作为平等身份处理。灵儿虽然是教唆犯罪，但是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教唆只能算作“谋殴”，不属于主犯。而且灵儿没有亲自下手，罪刑是很低的。按照律例（4），只能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可是，这个案子里，灵儿各种挑唆，并且不断加重处罚，拷固死者，甚至还串供以欺骗官方调查，比正常的罪要重，相关官员上奏说，如果按照杖一百流，三千里来判，实在是太轻了，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于是请求给灵儿加刑，以示公正。
对于胖儿：视作同谋参与，量刑为杖一百。
对于保祥、宋石头、王照芳：三人被王得禄恐吓，殴打吴氏。根据律例（3），应判斩立决，但是只是从犯，减等处理，量刑为发各省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
对于大麻子、玉环：二人被灵儿恐吓，协助殴打吴氏。据律例（5），定为从犯。根据律例（3），应判斩立决，但是只是从犯，减等处理，又比保祥、宋石头、王照芳还要轻，再减一等，量刑为杖一百，流三千里。
对于张顿：他与殴打吴氏无关，但是他听从灵儿的命令，拿来了锁拷，还帮着灵儿把锡汁灌入锁拷锁口，量刑为杖八十。因为是包衣旗人，所以改杖八十为鞭八十。这里是因为清代旗人的法律体系和民人的有细微区别，民人的杖刑，旗人一般改为鞭刑。
最后，宗人府和刑部量刑之后，奏本交到道光帝御前。道光帝阅览之后下令，贝勒永珠革爵，王得禄即行正法，灵儿加重处罚，先在宗人府重责四十大板，然后交与刑部关押十年，十年之后，另行请旨决定处理方法。其余依议。
在本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妾室的地位其实是十分模糊的，根据和她们发生法律关系的对象不同，她们被衡定的身份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在和自家的奴仆发生相犯的情况时，已经生育过子女的妾室可以被视为家主期亲，拥有主子的身份，而未生育子女的妾室则没有这个身份。在已经生育子女的妾室和未生育子女的妾室发生相犯的情况时，则一般视为平等身份进行看待。但是如果被家主殴打致死，无论是否生育过子女，妾室只会被作为“妾”看待，而不是作为主人的期亲的。
此案在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下达正式判决，贝勒永珠被革爵，其贝勒爵位交与其叔父弘旿之孙绵勋承袭。由于革爵，贝勒永珠一支直接从王府大宗变成了闲散宗室，其父和硕諴恪亲王长子多罗諴密郡王弘畅这一支正式没落。在案件判决下达的八个月后，也就是道光十七年的八月，被革爵的贝勒永珠在失望中病故，留下了无爵可袭的长子绵宽，以及年仅三岁的幼子绵誉。所幸在后来，绵宽于咸丰三年被赏给三等侍卫出仕，仕至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光绪三年病故。绵誉在贝勒永珠死后的第二年，过继给早已经亡故的二叔永祥为嗣，在同治元年考中了文举人，后来仕至鸿胪寺卿，在光绪八年病故。兄弟二人保住了官员的身份和门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