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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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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

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
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已亡佚。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概述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等。

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是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有孟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于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的影响 (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

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而荀子则是承袭稷下道家的。关于他的学派有黄老与儒家的说法，而宋儒也因为其过重的黄老色彩而对其评价不高。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形成为有别于邹鲁儒学的学说。稷下荀子远离了孔孟的传统而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正由于此，所以历代儒者才那样冷遇荀子，把他排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甚至说他“才高学陋”，“不见圣贤”(程颐)。就连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苏轼也说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 ”(《荀卿论》)。所谓“异说”即指荀子背离了孔孟儒学的真传而走入异端他途；所谓“高论”即指他本于黄老帝王之术，融会礼法，创立自己的新学派。

孟子(孟轲)
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淳于髡

淳于髡（kūn）（约公元前386年～前310年），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人，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齐之赘婿，齐威王拜其为政卿大夫。淳于髡身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度出使诸侯，未尝屈辱。

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发兵伐齐。齐王使淳于髡至赵国请救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之退兵。

淳于髡以博学多才、善于辩论著称，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上说下教，不治而议论，曾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威、宣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曾经辅佐过魏惠王、陈轸等人。

邹子(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战国末期齐国临淄人。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著有《邹子》一书，《永乐大典》等将其列入道家部。《绛云楼书目》子部道家类《邹子》不著卷数。

邹衍开创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他将五行说附会到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的兴替上，提出“五德始终”的历史观。在对宇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齐地濒海，这启发了他对宇宙空间广阔性的联想。他的思想宏大不经，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因此有“谈天衍”的美誉。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燕惠王时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因而六月降霜。

荀子(荀况)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唯物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

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

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田骈

田骈(pian)，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先秦天下十豪之一。又称陈骈，齐国人，与田齐宗室出于同姓。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本学黄老，与慎到齐名。曾讲学稷下，雄于辩才。代表作品有《田子》。

田骈是齐国临淄稷下道家学派的中坚人物。史称他好高议，“设不为官”。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异常活跃。在齐国，从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开始，就在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西边的稷下设立学宫，广招各国的学者、游士等有才之士前来议论讲学，著书立说。因为他们的地点在稷下，又受到齐国的保护和尊崇，因此，被请来讲学议论的人，称作“稷下先生”。田骈就是当时的“稷下先生”之一，是彭蒙的学生。

后来，唐子在齐威王面前说田骈的坏话，齐威王要杀田骈。田骈就带着他的亲属逃往薛地。孟尝君听说此事，就派人用车子迎接田骈一行人。田骈到后，孟尝君用肉食米饭奉养他，一天三顿美味佳肴。冬天给田骈穿皮衣，夏天给田骈穿葛麻。出门不是乘牛车就是骑良马。有一回孟尝君问田骈：“你生在齐国，长在齐国，你对齐国还思念吗？”田骈回答说：“我思念那位叫唐子的人。”孟尝君说：“那位唐子不就是讲你坏话的那个人？”田骈说：“是的。”孟尝君问道：“你为什么要思念这种人呢？”田骈回答道：“我在齐国的那阵子，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羹。冬天挨饿，夏天受热。自从唐子说我坏话以后，我投奔到你门下，吃的是细粮肉食，穿的是轻暖衣服，乘的是牛车良马。就凭这些，我就忘不掉这个唐子。”

产生

历史根据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

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建立霸业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创建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是齐威王变法改革的产物。齐威王是田齐桓公的儿子，据《竹书纪年》推算，他于公元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邹忌、淳于髡的劝谏下振作起来，决心改变齐国的现状，进行变法改革。

齐威王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他以“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变法改革。他从考核官吏，赏罚分明，树立清廉的风气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并“谨修法律”，实行法治。他还广开言路，奖励批评，从而揭露弊政，以便于改革；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加强边防，积极奋战。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当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淳于髡本是髡钳家奴，为赘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学宫的创建当是齐威王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徐干《中论·亡国篇》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这里所说的“齐桓公”，很可能是齐威王之误。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曾主张徐干《中论·亡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不是没有道理的。徐干该篇不是专论稷下学宫起于何时，而是顺便提到此书而已，其有误是不足为怪的。

齐威王之所以创建稷下学宫，除了受魏文侯尊礼子夏建立西河之学的影响和广开言路之外，更有他为巩固田氏政权的统治的苦衷。据《史记》记载，田氏欲代姜氏有齐国，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杀齐简公是最重要的一步。当田常已经杀了简公，害怕诸侯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三晋、韩、赵、魏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可见，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中，在外交、内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又在浊泽与魏文侯会盟，请魏文侯出面求立为诸侯，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才于“康公三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为齐侯”。田齐政权的建立，也是来之不易，而且害怕落个篡弑的恶名，他们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制造舆论。因此，齐威王创建稷下学宫是下了很大本钱的。稷下学宫规模宏大，“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稷下先生们也受到尊宠，到齐宣王时，“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徙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以致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由于稷下学宫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因此便出现了《黄帝四经》、《管子》等一大批著名黄老道家著作。

齐威王

《黄帝四经》

《管子》

存在时期

战国时期，齐国是东方大国，鲁国不但弱小，而且很快就灭亡了。战国时期齐国的文化圣地就是稷下学宫。它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随着秦灭齐而消亡，历时大约一百五十年，随着稷下学宫的消亡，官学黄老之学开始流散六国，后由黄老之学的传承者张良、曹参等人帮助刘邦统一天下，造就了汉初的“文景之治“，为汉武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

创设条件
齐国本是周朝开国大臣姜子牙的封地，姜齐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很快开发成为强国，春秋时期，一度成为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会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君主，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及其封国都对此表示承认，这一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王族换了，国家依然兴盛，对于这次“篡位”，一直以来很少听到批评的声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称呼此事。对此庄子有句辛辣的评论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见《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为聚集人才，在齐国国都临淄西门外创建稷下学宫，将学者封为“大夫”。学宫延续至末代齐王田建时期方才衰弱。这个学宫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才消失，与田齐政权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发展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弑其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田齐第三任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

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功能

询议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寰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学术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以黄老为主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除了官学道家外，还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性质特点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
齐威王即位，为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齐宣王时期，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趋士”、“贵士”、“好士”，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滥竽充数这个典故就和齐宣王有关）。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除了官学黄老道家外、儒、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聚集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世称“百家争鸣”。对此，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然而，齐闵王后期，不听谏言，邹衍很快离开齐国去了燕国，随后，齐几乎为燕将乐毅攻灭。齐襄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下学宫，但是稷下学宫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鼎盛时期的面貌。
至齐襄王的儿子齐王建即位，稷下学宫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随着齐的灭亡而消失。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孟子和稷下
据徐干《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此处的齐桓公即田齐桓公午。徐干说齐桓公创立稷下学宫，钱穆认为此说“《中论》以外无言者”，即是孤证。而此说在时间上有矛盾，田齐桓公午在位19年（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7年），在此期间，孟子并未游齐。钱穆也说：“桓公（田午）之卒，孟子作不过三十，谓其已游齐，亦恐不然”。《风俗通义·穷通篇》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孟子第一次游齐当在齐威王之时。

徐干说，稷下学宫创建，孟子即游于齐。很可能徐干所说的齐桓公是齐威王之误。因此，郭沫若在1946年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曾主张徐干《中论·国篇》中的齐桓公即齐威王是有道理的。孟子初次到稷下学宫是哪一年呢？据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说，齐威王元年是公元前356年，孟子游齐不当在此年。司马迁说：“齐威王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其后威王才振作起来，重用邹忌、淳于髡等，“济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齐威王招贤人聚稷下，当在重用邹忌、淳于髡之后；故定孟子第一次游齐在齐威王十年，即公元前347年比较合适。这就是说，齐稷下学宫约创建在公元前347年。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此时已43岁，学成之后，以孔子嫡传自居，听说齐威王招贤，就想依靠齐威王推行其“仁政”主张。于是由邹子第一次到齐都临淄，成为最早的一批稷下先生。

但是，稷下之学主要是黄老哲学，齐威王也主要是崇奉黄老。故孟子在齐并未得到齐威王的重视；孟子与稷下先生淳于髡颇不相得，受其讥讽。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辩论（《孟子·离娄上》），又被齐人议论。孟子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则吾之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孟子第一次游齐的初期在稷下学宫未能获得重要地位，在齐并不得志。由此也反映出稷下之学并非以儒学为主。但是它又不完全排除儒学。孟子在稷下仍有容身之地，只不过受到一般待遇罢了。

不过，孟子还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比如，他让大夫谏齐威王，威王不听，于是辞职。孟子又与匡章交游，使齐威王改变了认为匡章不孝的看法，后来威王用匡章为将，打败秦国（公元前335年）。并“兼金一百”以示特殊优惠，但孟子却以“未有处”而不受（《孟子·公孙丑下》）。此时孟子在稷下学宫虽无显赫地位，但他在那儿呆的时间并不短。孟子为什么在三年之丧返齐后又离开稷下学宫呢？从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来看，大概在齐威王后期，因齐威王的复兴黄老之学已经极盛，孟子已无落脚之处，此时又听说宋偃王将行“王政”，故孟子去齐至宋（约在公元前323年）。

孟子在齐宣王时第二次到稷下学宫:
孟子在游历宋、薛、鲁、滕、魏之后，在齐宣王时，再次来到稷下学宫。《盐铁论·论儒篇》说：“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可见孟子在齐宣王复兴稷下学时再度游齐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齐宣王时稷下“复盛”在何年的问题，钱穆提出：“《世家》叙此年于宣王十八年，以下宣王十九年而卒，而此事无确年可系，故书于其卒前耳。狄子奇《孟子编年》遂谓‘宣王十八年兴稷下’大误。周季《编略》误亦同。”（《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这里钱穆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认为，齐宣王时稷下“复盛”，就在齐宣王初立之时，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的时间是一致的。前面已说过，齐威王元年当公元前356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可见威王卒在公元前321年，齐宣王元年为公元前320年。梁寰王继位于公元前319年，孟子在见梁寰王即位后即由大梁（开封）到齐稷下学宫，正值齐宣王即位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9年。这在《孟子》一书中是显而易见的。《孟子·尽心上》说：“孟子自范之齐。”范，今山东范县东南20里，为从大梁到齐的要道，《孟子·告子下》说孟子“由平陆之齐”。平陆也是由梁到临淄的必经之地。据阎若璩《释地续》说：“平陆为今汶山县”，当是齐的边邑。

孟子第二次到稷下之前，名声早已很大，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了。因此，他一到稷下学宫就受到齐宣王的尊敬，并为齐卿（《孟子·公孙丑下》），与在齐威王时他初次到稷下所受的冷遇是大不相同了。其地位似乎有所变化，得到了客卿的待遇。故孟子丧母，由齐归葬于鲁才能够“木若以美然”（《孟子·公孙丑下》，用卿之礼葬母，才会有后丧前丧之说。刘向《新序》说：“齐稷下先生善议政事”。孟子与齐宣王论政，在《孟子》中记载甚多。那时齐宣王雄心勃勃，想称霸诸侯。故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却对他大谈其“仁政”的主张（《孟子·离娄下》）。以后多次论政，从各方面谈“仁政”，如论“贵戚之卿”和“异性之卿”（《孟子·万章下》），论君臣关系（《孟子·离娄下》），论“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下》），论“尚贤”（同上），论“与民同乐”（同上）。孟子在齐言辞锋利，有时弄得齐宣王无言答对，以致“王顾左右而言他”（同上）。

但是齐宣王并不完全采纳儒家思想，也不打算实行孟子的“仁政”主张，而是继续实行尊黄崇老的政策。后来因燕王哙让位于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派兵伐燕并取燕，以至于燕人叛。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孟子便辞去卿位，离开齐国，过宋归邹，最后终老于邹。孟子离齐时间是在公元前312年。除了道家宇宙本原之论，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杨朱的力命之辩、名实之辩、道儒墨的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攻伐寝兵之辩等等。

稷下学宫的历史上几场比较有名的辩论

　1、王霸之辩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儒家大师孟于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各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他反对霸道，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谓“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张实行王道，因为这是“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立问他“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难道还不值得学习”时，他表现出不屑一顾，认为“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比时，他更是愤愤然了。荀子则有所不同，他虽然崇尚王道，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也谈霸道。实际上他是主张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为本（参见《荀子•王霸》）。管仲学派与孟、荀的王霸论又有所异。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即“霸王者有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他们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还说：“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见，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更具有现实性。

　　2、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思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为了保拿义，要“舍生而取义”，“二者不可得兼”（ <告子上> ）。所以，梁惠王问他“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时，孟子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并告诫梁惠玉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荀子则冲破儒家义利观的藩篱，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认识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人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也。”（《荀子•大略》）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并举例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性恶》）荀子在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又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纵。放纵逐利，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他在《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荀子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礼义以分之"（《王制》），用礼义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第，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教育人们"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导"（《荣辱》），反对"'唯利之求"（《王霸》）。这样做了，国家就会平治，反之，则会出现乱世，即所谓："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可见，荀子的义利观较之孟子的义利观少有片面性。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他们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权修》）。讲礼义教化，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讲物质利益，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故《版法》在讲了"必先顺教，万民乡风"之后，紧接着说："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3、天人之辩
　　天与人，或说天道与人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而又极其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同天人之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人之辩，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

　　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孟子认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降生。事业的成败、帝王的权位、天下的治乱，都是天的指令。实际上，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由此，他沿着“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建构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与孟子大相径庭。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这种运行变作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荀子还认为，人是天下最珍贵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代表着稷下学宫中关于天人关系认识路线的一翼。

　　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性，比如《管子，度地》将能根除水、旱、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

　　4、人性善恶之辩
　　稷下学宫中，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颗；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势左右所致。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

　　荀子的性恶论。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生而具有的，然而他却得出了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结论--性恶论。为什么荀子会得出性恶的结论呢？荀子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显然，荀子认为在人性中，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尔虞我诈、争夺、犯分乱理等不道德的行为，故说人性是恶的。他同时认为，这种恶的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注重对"人性"的改造，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

　　此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内容还很多，如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等等。

历史地位
从稷下学宫的施行方针及其成果意义来看，稷下学宫完全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学，第一所学术思想自由学科林立的高等学府。

历史意义
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
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为汉朝制订朝礼，朝礼制定后，刘邦曾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号称“稷下生”。

稷下学宫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员即可以充当政府的智囊团，又著书立说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广收门徒，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说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学。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且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历时中，稷下学宫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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