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最后一段文字意义非浅，而最后八个字更是隐明了自已的立场：“后有君子，以览观焉。”这不正是期待后世明理的真君子可以用客观的态度，从他的文字里找到真相吗？
第一段：“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意思是说：秦国如愿以偿统一天下后，焚烧了诗书，各国的国史被烧得更为厉害，因为书中有讽刺讥笑秦国的地方。诗书之所以重新流传于世，是因为收藏的人家很多，而各国国史专门收藏在周王室，因此一下子就全毁灭了。可惜呀！可惜呀！如今只有《秦纪》传下来，又不写明日月，内容简略也不完整。
这第一句话很显然是在贬秦始皇，有明显写给司马迁那个时代的当权者看的痕迹，而接下去的话就开始有意思了，非常值得推敲。
第二段：“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意思是说：但是战国关于变通和应急的对策也有大量可以采用的，为什么非上古不可呢？秦国夺取天下暴行很多，但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对策，建树的功业非常巨大。传世的典籍强调说：“效法后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王距离自己近，当代民俗的变化也和后王那个时期差不多，道理讲起来浅显明白，容易推行。
“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言外之意：烧就烧了，记载之前的事还有其它可以采信史料，虽然可惜却也值得，这句话隐匿了司马迁看待“焚书”的态度，我更偏向于将这四个字理解为，他是赞同秦始皇借此法一统百姓思想的行为的；这句话第一句说了“秦取天下暴”，第二句马上峰转直下道“然世异变，成功大。”，结合后面的话得出结论：司马迁认为当政的国王更了解自已所处时代的民生国况，所以制定出自己的战略、政略方针是对的，这又进一进肯定了秦始皇一系列国政的正确性。至于夹于文中的“多暴”，显然也是为了《史记》能留传于后世，写给当权者看的。
第三段：“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一句很直接的是在暗示读《史记》的人：不要只看到秦帝国沿继的时间短暂，不要只局限书史表面的记载，不要不深究其真相，就给应该敬重的人扣上暴虐不仁的帽子而取笑他，这种肤浅的行为，和用耳朵吃东西没什么样区别，是可悲的愚人。这是《史记》里最煲秦的一句话，让人振奋。
第四段：“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意思是说：司马迁根据《秦纪》所载，将它接驳在《春秋》之后，《春秋》之前以周元王起文，列出六国发生的大小事件，直至秦二世，总共二百七十年，借此编著《史记》以述司马迁所闻知的各种兴盛衰败的头绪来。后世若有君子，请来阅读它。
前面的话写的是《史记》的成因，同样也是引子，最后的八个字“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最为重要。司马迁所指“君子”，意喻何人？结合前面三段话，不言而喻，他的“君子”不仅仅是指那些已经看出《史记》内藏端倪的明眼人，还有那些被后世杜撰的故事所困，误信秦始皇是不耻暴君的“君子”们，这些人才是他最为期待用《六国年表》这段文字来更正想法的真君子。
《史记·六国年表》原文记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史记·六国年表》前文提到六国并立的局面下，权谋诈术得到普遍应用，合纵连横的学说也相继兴起，各种谎言骗局蜂拥而出，誓词盟约毫无诚意，即使互派人质，剖符为凭，还不能相互约束。这是司马迁对六国动荡局面的肯定，也是为后文奠定深意的基文。 年表的前半部分，满贞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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