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
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关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话的热切拥护者，他把他对推行官话的满腔热忱都写在他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在后来被称为“国语运动”的热潮之中，而福建学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话课”则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的一盆凉水。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位旗人的教书方法陈腐老套，更是因为它唤起了一段湮没已久的不愉快的记忆。对帝国来说，这段记忆是它永远正确不败的荣光背后一抹失败的阴影，而对那些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笑话。
皇帝的旨意：推广“官话”
“君心难测”，1728年9月5日，当36岁的许松佶跪在阶下等待皇帝问话时，心头也许会掠过这四个字。这是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进京面圣，许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父亲出门在外，为各省地方官员充当幕宾和吏胥。
按照帝国铨选官员的一般政治规则，像许松佶这种由吏胥进入仕途的出身被称为“不入流”，往往受到轻视。但从御案上方俯视他的那双眼睛，却恰恰属于一位不愿循规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许的短板恰恰成为了长处。在写着许松佶生平履历的引见单上，皇帝对他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中上”，他称赞许“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对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评语，却是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将“不似福建人”作为一种好评可能出于两大原因：南海海盗肆虐，侵扰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见许松佶的第三天，他还为海贼盗首黄万日行劫海上一案龙心震怒；另一方面，则是福建本地乡音，对深居宫中的皇帝来说，犹如群鸦乱噪，不知所云。因此许松佶虽是福建人却因为胥吏身份辗转数省失去福建特性这一点，才让皇帝倍加赞赏。所以，在称赞许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评语后面，皇帝接着写道：“言语亦清楚”。
许松佶当然不知道皇帝对他的评语，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龙颜一样，他更不知道这次引见竟会引发一场波及福建、广东两省的政治运动。许松佶被引见四天后，皇帝突然颁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谕，在谕旨里，皇帝首先指出对一名有着“莅民之责”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但是皇帝在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却发现“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这显然是对许松佶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语言所做出的回应。皇帝更进一步指出，倘使再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委派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
朝廷的意旨因为语言问题不能通过官员下达到地方，而“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的另一个弊端是地方政治将会被一群吏胥把持，皇帝认为这些吏胥会在代为传述这些闽粤官员命令时，“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而反过来，对福建、广东两省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肯定也不明白皇帝派来官员的语言，从而导致“上下之情扞格不通。
在皇帝自诩逻辑圆满的圣明烛照下，闽粤两省难治的病因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听不明白的语言，而治病良方也同样被皇帝发明出来，那就是在这两省推广一种“使人通晓”听得明白的语言。
皇帝的谕旨意味着实现，然而皇帝提供的只是一个理念，实现的方式却需要下面的官僚机构拟定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对朝臣们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究竟哪一种语言才是皇帝心目中“使人通晓”的明白语言。答案毫无疑问只有一个——“官话”。
对清代人来说，“官话”指的是一种与各处土语乡音相对的通行语言，就像清代一本官话教材《正音撮要》中所解释的那样，“除各处乡谈土语、习俗侏漓不计外，其能通行者，是谓官话”，这种解释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国通行各地的“普通话”，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微妙的差别：按照官方定义，现代的“普通话”是全国通用标准语言；但清代的“官话”却具有地域性，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就敏锐地发现“南京的官话与北京的官话不同”，而在明清小说里，我们还能发现“广东官话”、“苏州官话”、“扬州官话”、“蓝青官话”等等，它们都被称为“官话”，但这些说着不同“官话”的人也许彼此之间都听得费劲。
颁布谕旨的皇帝肯定有自己心仪的“官话”，那就是北京的“官话”。在颁布推广官话谕旨的同一年，皇帝还发布了另一道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
但皇帝和朝臣都很清楚一点，让那些距离京师万里之遥的闽粤人士各个都操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一番权衡考虑之下，在各部议奏的最后方案中，只提到让广东、福建人学习“官话”，但并没有具体提是哪一种“官话”。但为了使皇帝的意旨不致成为一纸空文，朝臣特意拟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不然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对帝国统治下的读书人来说，没有哪种惩罚比停止科举考试更重的刑罚，这等于是中断了这些人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对1728年的福建、广东士子来说，“官话”真的实至名归，与做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在执行皇帝意旨方面，地方永远比朝廷提出的要求更加急进。上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福建各地就先后“奉文设立”了名为“正音”的书馆和书院110所，平均每个县都有一所。而广东更是走在这场钦定官话运动的前列，在每个城乡都设立社学“以训官音”，仅仅在南海县这样的社学就达到112所，番禹县也有47所，“他府州县名目尤繁”，根据一位学者的大致统计，整个广东省有2000所以上的正音社学在一两年内雨后春笋般新鲜出炉。
官话运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迅速淹没了福建、广东两省，并且根据朝廷“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的议奏，这股洪流大有从闽粤向各地泛滥的趋势，在皇帝绝对意旨的推动下，似乎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场运动蔓延全国。但仅仅上谕颁布的四年后，一名官员就以特殊的方式发出了异议的声音。
官员的疑问：钱从哪儿来？
杨永斌于1732年升任署理广东巡抚，他的仕途从32年前担任广西临桂知县开始，直到一年前才首次升任省级大员。多年仕宦生涯使他深知如何以安全方式向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在这一年6月19日写给皇帝的密折中，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提出他对这场泛滥全省的“官话运动”的看法，而是先详尽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皇帝的旨意下严禁私挖矿产和招募流民开垦荒地所取得的成效，而这一切当然都应当归功于“圣天子念切民依，计虑周详”。直到这篇长达数千字奏折的最末，杨永斌才小心地提及这场“官话运动”开展四年来的成果——也就是毫无成果。
按照杨永斌的解释，这当然不是皇帝和朝廷的政策有何不妥，而是这群广东士子不可救药。在密折中，杨痛斥这些广东士子“文艺庸陋犹在其次，而品行卑污，干犯行止有亏之案者，据各属纷纷详革，殆无虚日，且不谙官音者比比皆是”，实乃一群刁民。针对这种状况，杨永斌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重新修葺省城广州旧有的粤秀书院，将学政每年考试中的优等生拨入书院肄业，再让这些毕业的优等生各回本籍去教授那些“陋劣”之徒，最后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乍看起来杨永斌的奏折与之前颁布推广官话的上谕并无阻碍，但实则却暗度陈仓，将意图隐藏在字里行间。皇帝在上谕中认为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才导致闽粤两省民风浇薄难治，但杨却在密折中指出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广东士人品行低劣，所以才导致学艺不精，官话不通。所以比起各地大张旗鼓地推广官话，是不是先提高广东士人的道德素质更是当务之急呢？
对杨永斌来说，答案毫无疑问是后者。不过，道德原因永远不会是最根本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则不会出现在密折中。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
杨永斌在密折中暗含了这一点，在提出重修粤秀书院时，他特意提及会将流民垦荒所收的千余石官租用于粤秀书院的“膏火之资”，也就是作为书院的转向资金来源。尽管皇帝在批复同意了这一奏请，但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如果没有来自皇帝亲自下达的旨意，地方上连兴办一所学校都面临着无钱可用的窘况。
有清一代的财政制度在集权程度上位居列朝之冠，从制度上讲，地方征收的所有赋税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只有朝廷才有权对其进行调拨分配。雍正的父亲康熙在位末年甚至规定，官员动用任何款项之前都必须得到户部批准，即使是地方上的常规开支也要上报中央逐项审核批准。如果严格按照制度规定，那么即使广东下属县里的一所官学要添置一张桌子，都必须要有北京旨意的同意。
严格的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灵活手段，开辟正规渠道之外的源流来弥补地方经费之不足，比如对新垦土地隐匿不报，或是加派额外杂税，这些灰色收入当然是非法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灰色收入维系了帝国地方治理的正常运行。
杨永斌这样从基层县令一直做到省级巡抚的官员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些官员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恰恰遇到了一个最难缠的对手：雍正皇帝。雍正出名的充沛精力和以察察为明的鲜明个性，使他治下的地方官员进行暗箱操作的难度大大增加，所以，那些四年前奉旨大张旗鼓创办的正音社学必然面临经费来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因此，在只有政策精神，却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就只有乞灵于他们早已谙熟的灰色手段。在广东，维系每所正音社学的资金是每年12两，如果按2000所计算，那么每年则需要支出240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广东官员想出的办法是挪用地方存留库项，但中央划拨地方支出的存留款项中并没有正音社学一栏，所以只能借用地方正规官学的银两来完成皇帝额外派给的政治任务。尽管这种挪用公款的行为肯定不合规定，但既然皇帝和中央政府将自己非正式的需求置于各省仅有的存留库存之上，就不能责备地方官员难以恪尽职守。
而在福建，除了动用公费之外，同时也将原先地方正规官学经营的学田收入划给正音书院，在永安县，原先的义学被改造成正音书院，义学所属的学田自然也转入书院之手；而在浦城县，则干脆将祭祀朱文公祠堂的祠田拨入正音书院中。福建全省兴建的一百余所正音书院中，有半数是旧房改造再利用建造起来的。对地方官员来说，这些在皇帝谕旨号召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书院，在缺钱少粮的状况下能存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奇迹不能持久。当杨永斌在奏折中写到“粤人狃于积习，历今四年，仍未能渐移”时，就已经在暗示皇帝这场“官话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瓶颈。他巧妙地提醒皇帝，是应该重新审视“官话运动”的现状和它的将来了。
而对皇帝来说，他要思虑的还不止这些，1732年应该被认为是雍正的失败之年，他那些早年推行的极富个性的改革措施在这两年里弊端凸显，无论是火耗归公、欠赋清查还是皇帝为整顿各地风俗而特设的观风整俗使，都已经到了难以推行的地步，与这些困境相比，“官话运动”的失利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烦恼。在杨永斌奏折的最后，皇帝以宽慰的口气批复道：“皆属是当，嘉悦，览焉，勉为之”，仿佛终于找到台阶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三年后，雍正皇帝去世，他还来不及见到闽粤两省官话运动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进京引见。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对已死的雍正皇帝，还是福建、广东民众，都是一种幸运。
朝廷的态度：不承认失败
1777年1月8日，距离雍正皇帝雄心勃勃开展的推广官话运动已经过去了49年，皇帝也已经由雍正变成了乾隆，乾隆接见六旬老臣陈汝捷，证明官话运动彻底失败。陈汝捷生于1718年，正是福建人，十岁时就应该赶上那场大张旗鼓的官话运动，49年后面见皇帝，陈汝捷的官话仍然相当“费力”，“应对每形艰涩”，这也是引见时导致皇帝疑心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语言问题过了半个世纪又摆在了雍正的继任者面前，但乾隆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推广官话运动，他唯一做的只是在陈汝捷的引见单上用朱笔注明：“中材，只可止此，水师派”，两年后陈因为功绩卓著升任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他糟糕的官话水平并没有影响他的仕宦生涯，而与此相对的雍正皇帝那道独出心裁的推广官话的上谕却被一步步埋入遗忘的深渊。
这一埋葬的过程从乾隆皇帝正式即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乾隆元年恰好是雍正当年规定的八年期限的最后一年，福建、广东的士子面临一场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语言考核，倘使考核不合格，这两省将会被取消科举资格。而最终的考核结果也证明确实不合格，“偏方士子溺于士俗，转瞬限满，而问以官话，多属茫然”。但朝廷最后的决定却并非严格执行雍正停其科举的严厉惩罚，而是决定“于八年之期，再为展限”，把最后期限再次延长到三年之后。
尽管在最后，中央仍然警告闽粤两省士子“倘嗣后仍延乡音教书之师，不肯学习官音，则三年之后，师生皆停考试，以示明罚”。但仅仅一年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决议，在这次新的决议里，不仅再一次承认官话运动徒劳无功，“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更下令将原先从邻省派送教习官话的教职全部撤回。甚至连最终期限也被彻底取消了，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不必勒定年限，以俟从容之化”。
到1777年乾隆皇帝接见陈汝捷时，昔日轰轰烈烈的官话运动已经成为了一场遥远的记忆，那些少数仍然试图收拾这场失败运动残片、打算重整旗鼓的人，也在皇帝严厉的命令下被迫罢手。就在皇帝为陈汝捷糟糕的官话忧虑的两年前，一位叫汪新的福建学政上奏皇帝，希望恢复官话运动时每年对福建士子的官话考核，但皇帝在他奏折上的批示只是冷冷的“所奏毋庸议”。
而在民间，学说官话则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乾隆年间流行甚广的笑话书《笑林广记》里，专门收录了一则官话的笑话，兄弟二人学了一二官话后，便在父亲面前故意炫耀，当父亲问弟弟哥哥去哪儿时，弟弟用官话回答说：“撒屎”，而这句话在土语里听起来像是“杀死”，结果让父亲大为悲恸，直到其兄回来，方才转悲为怒，小儿子分辩自己是“我自打官话耳”。父亲则骂道：“这样官话，只好吓你亲爷罢了！”
官话运动留下的记忆大都只剩下笑声，而官方则试图忘记这场失败的运动。直到20世纪初，新的“国语运动”兴起，才让人多少想起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失败运动。但这场国语运动和之前由皇帝的一条旨意引发的官话运动完全不同，它并非由中央通过层层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推广，而是由民间兴起自下而上地逐渐扩散。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所思考的也不再是如何让皇帝能听懂臣民的语言，以便朝廷更好地统治；而是如何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通过统一的语言，让全国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
1912年，进入新的共和国的国民，拿起新的第四册国文课本的第一课看到的是：
“中华，我国之国名也。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以及于我。我为中华之人，岂可不爱我国哉？”（摘自《凤凰周刊》）
本文摘自：天津网，作者：李夏恩，原题：雍正推广“普通话”缘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