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大变局中，曾国藩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前30年基本上是读书。他和同时代人读的书是一样的，都是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都是应付科举考试的书。他由一个书生成为一个武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属于典型的“专业不对口”。然而，他为什么能够组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并且率队克敌制胜，取得最后的成功呢？
在当时看来，曾国藩很注意读书之法。曾国藩读书得法，得益于名师益友。他自己总结出一条经验，“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道光二十年，湖南长沙人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是一代理学大师，不仅在京师士林中声望颇高，且深得道光皇帝信任。曾国藩以老乡名义慕名拜谒这位前辈乡贤，得到他的倾力指点。他给另一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这样写道：“国藩本以为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即唐鉴）游，稍乃粗识指规。”从唐鉴处获得了读书之门径，并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唐鉴指示曾国藩读书之门径，就是“以《朱子全书》为宗”。从此，曾国藩以此为课程，熟读此书，“身体力行”。
同年好友对他读书影响颇大。在京期间，他结交了吴廷栋、冯卓怀、何桂珍等爱书之人，友朋间互相切磋、督促，使他从此游心于理学。懂得了只要努力亦可达到古之先贤的境界，明确了以政治、军事等经世致用之学为目标。其弟子黎庶昌为其传作时写道，“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通过读书获得了很高声望。通过读书储才养望的做法，为后来他出山组建湘军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曾国藩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养成了一生读书的好习惯，从读书中获益无穷。
他给自己立有一个“日课十二条”，我称之为“曾国藩的MBA教程”，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读书的：读书不二、读史、日知所亡、月无亡所能等。他自称“无一日不读书”，即便后来功立到极致、官做到极品，且一只眼睛失明了，都还在坚持读书。他把读书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乐趣。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读史、读经、读诗文札记各10页。这样一个月可读书900页，就算两本书，一年下来就是24本书。他反对有空时多读，没空时少读或不读。一天之内多读会不消化，像暴饮暴食，且更易溺心丧志，难以坚持。他主张读书在于日积月累，并告诉子弟，“养成读书好习惯，一辈子不寂寞”。又说“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
他读书的核心要诀在于贯彻“恒”字，不取巧，实实而为。咸丰八年，他给长子纪泽写信，指出“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他还强调“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主张读书要做札记，写下所感所想，后来胡适对此最为推崇。
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可寻，其一是修身不外读经；其二是经济不外读史。
程朱理学奉行义理、考据和辞章，而曾国藩并不迷信，敢于解放思想，破此樊篱，另增“经济”一条。
所谓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他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有裨国用的学问。在向子弟们传授读书心法时，曾国藩指出：经济不外读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又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曾国藩对史的兴趣最早可追溯到他考进士不第，回乡途中借钱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开始，由于受到父亲鼓励，便一点一点将其读完。他的日课中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说，足见他对史的重视和强调。曾国藩一生把读书的重点放在史上，不仅推崇 《通典》，尤推崇《资治通鉴》。通过借鉴历史来更新观念。
他出山帮办团练之时，即有心组建一大团，意即自创新军。但他从没有过从军经验，如何来组建一支军队？他从历史上的戚家军那里看到了组建湘军的好处，便模仿戚家军结合自己读史的感悟来打造湘军。湘军誓师出征之时，曾国藩特作《讨粤匪檄》一文，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卫道”，这就敏锐地抓住了历史文化的核心和要害，针对太平军的文化破坏和人伦毁灭作了尖锐的反击和批判，在心理上取得了压制敌人的优劣，鼓舞了民心士气，将很多读书人团结在旗下，赢得了最大限度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他能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善于从微几处洞察历史的走向有重要关联。
（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九州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