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恐怖分子是一种现代产物，但一部叫《内部敌人》的新纪录片揭示了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较今天的恐怖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样的疯狂、残忍，破坏力甚至更大。
想象一下:一个狂暴的激进分子网络，针对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起攻击。他们杀死了美国总统、俄国沙皇、法国总统、奥地利元首和西班牙首相。
世界各大城市不断发生连环爆炸:爆炸破坏了华尔街、伦敦地铁、巴塞罗那一家剧院、巴黎一家咖啡馆。警察这样形容投放炸弹的暴徒:“他毫无悔恨，视死如归。”人们惊慌失措，各国政府动用刑讯逼供手段，驱逐可疑移民。然而，激进分子依然在世界各地流窜，所到之处留下破坏的废墟。他声称，破坏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这听上去像是对30年后基地组织的预言。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发生过。是来自过去的故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掀起一阵暴力破坏高潮。他们准备为自己的信仰去死。他们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住同一社区―――比如伦敦西部的怀特查普区―――袭击相同的目标，比如纽约曼哈顿。
在一部叫《内部敌人》的新纪录片中，年轻伊斯兰极端分子背诵着昨日犹太无政府主义者留下的誓言，阅读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对他们的审判记录。虽然他们所梦想建立的完美社会截然不同，他们的愤怒、残忍和策略却几乎相同。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在那轮已经过去的波及全球的暴力袭击中，留下了什么教训？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像一股无法根除的顽固力量，似乎要让西方社会流血致死。可是，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消失了―――是什么让他们放下武器？是什么策略打败了这场疯狂的地下运动？什么策略只会让他们更加强大？这对于今天的反恐斗争有什么启发？
咖啡馆爆炸案
1894年2月12日黄昏，巴黎的特米纽斯咖啡馆里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正在欣赏交响乐演奏，突然音乐声停止。一个巨大的火球吞没了目之所及的一切。当幸存者清醒过来，他们周围到处是尸体，有人身上着火，有人在尖叫在狂奔。这场血案的制造者是年仅20岁的法国会计师埃米尔・亨利。他把一个炸弹装在金属饭盒里，扔进正在演奏的交响乐团。这并非他的第一次袭击:几个月前，他炸毁了一间警察局，杀死5人，然后平静地回到他的书桌前，继续账目演算。
但是，这是第一次由个人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历史学家约翰・梅里曼说:“那一天，普通人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是，亨利并非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后来生活要靠他富裕的姑姑来接济。总体上说，他是个敏感的人，周围的残忍让他震惊。他声称自己的行为最终是为了拯救生命:他谋杀的动机是出于怜悯。
亨利生活的巴黎是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只需步行15分钟，就能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走到贫民窟，看到随时有婴儿死于肺结核。这种强烈的分化震撼了他的灵魂:他受的是富人的教育，后来的生活却日益贫困。
1848年，埃米尔的父亲富尔顿・亨利从中产阶级家庭逃跑，加入了巴黎革命。那时他年仅16岁。1871年，革命者控制巴黎后，富尔顿成了一位群众领袖。后来政府军队重新占领巴黎，屠杀了2.5万革命者。富尔顿被判处死刑，后逃亡西班牙。埃米尔・亨利在那里出生，他听着法国政府如何残酷镇压自由的故事长大。这个孩子把政府视为邪恶势力，在西班牙政府没收他们的家庭财产以惩罚他父亲的政治立场之后，这种仇恨更加深刻。他的父亲被迫在肮脏的工厂里工作，最后因水银中毒死去，那时埃米尔只有10岁。
亨利的母亲被迫向富有的亲戚乞求帮助，亨利得以进入巴黎最好的学校。他成绩优异，长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年轻人，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依靠工程师学徒的微薄薪水，他依然只能住在贫民窟里，周围众多年轻生命因贫困夭折，让他深受触动。贫穷的大众没有政治发言权，甚至没有足够维生的食物:1/4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死亡。
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我想要消失，让自己烟消云散，这样才能避开那无穷无尽让人窒息让人心碎的苦难。”他认为，富有的巴黎充满“骗局”，“只有卑躬屈节者才能在豪门宴会上得到一席之地……富人们掌控一切，不但剥夺其他阶级维生的资源，还剥夺他们的思想。”
整个欧洲，各国政府都向暴政发展―――征收重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与此对应的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在掀起，它的目的就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
“无政府主义者”一词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1840年，一位叫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法国外省印刷工助手却自封无政府主义者，并引以为傲。他说，假如解散政府，人们将自发组织成和平的民主社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无需警察、法律和税收。政府倚仗它的工具、暴力和高压政策让人腐化。取消国家机器，将恢复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天然秩序。换而言之，法律是暴政；私有权是窃贼。
在不合理的社会中，脆弱的穷人经常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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