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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赵树理[/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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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b][size=3]人物简介[/size][/b]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副刊、《中国人》报、《新大众报》时，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还参加农村剧团的编导工作，跟随剧团深入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十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五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贵》(一九四六)、《小经理》、《邪不压正》(一九四八)、《传家宝》、《田寡妇看瓜》(一九四九)等。
在短短几年间，赵树理就以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最早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扬分别在上海和延安发表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八月，边区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奖授予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译介绍到国外。从长期默默无闻，到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不只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还鲜明地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学运动从指导思想、读者对象到作品内容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b][size=3]作品影响[/size][/b]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2]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是迄今为止写中国农民最为成功的作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汲取着民间文化的养分，站在现实的立场，以民间的情怀，一心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省察到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
[b][size=3]主要作品[/size][/b]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短篇小说：《登记》、《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铁牛的复职》、《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评论等。他的创作已结集为《赵树理文集》和《赵树理文集续编》出版。
[b][size=3]人物结局[/size][/b]
赵树理惨死的前前后后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晋城挂职担任副书记。7月20日、7月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评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评判。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搁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抢着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穿。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推下桌子，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因为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他患了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1970年9月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过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9月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1978年，赵树理的冤案被平反。 （文∕赵魁元《文史参考》）
[b][size=3]迫害致死[/size][/b]
[b]风暴乍起——赵树理与周扬绑到一块[/b]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43年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相继发表，在解放区引起极大反响，赵树理一举成名。小说不仅销售量大，还有数以百计的剧团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
赵树理成为边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曾到过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甚至这样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与众多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却有些冷淡。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还刊发了一篇批评文章。
周扬是发现赵树理的伯乐。1946年，周扬到晋察冀解放区担任宣传部长。6月，他在张家口编印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准备带往上海，这使他有机会审阅了赵树理的全部创作。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气候的理论家，撰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高度评价赵树理。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代表着中共文艺界领导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之后，赵树理的创作还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赞赏。时隔15年之后，周扬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上给1959年曾被批判为“右倾”的赵树理以高度评价，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赞誉赵树理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b]要和造反派“拼刺刀”[/b]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省晋城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21日，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揭发”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全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上面写着带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一排“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的校长、书记……
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撂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人们没料到他敢这样做，顿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黑压压的会场鸦雀无声。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头一看阵势不好，赶紧带头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会场才又喧闹起来。
造反派头头大声喝道：“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这番俏皮话，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采取比较“温和”的车轮战术；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容他解释，更不许他辩驳，只要他承认是“黑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刺刀拼了整整两天两夜，倔强的赵树理就是不承认，还抗议道：“你们这种做法怎么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只准你们刺我，却不许我申诉，辩驳，这叫捅刺刀！”然而小将们却不吃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拼还是捅，反正你得承认是黑帮。我们的刺刀不见血是决不罢休的！”
8月18日，赵树理被押往长治，隔离在地委招待所，听候晋东南地区的造反派批斗。在隔离反省期间，赵树理先后写过三份检查材料，他真不愧为“天真的人”，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比喻为轻松愉快的打扑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看作是插错了牌。
[b]从“文斗”到“武斗”，肋骨、髋骨全断[/b]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解放军报》刊文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报刊纷纷转载，对赵树理的批判扩大到全国。江青2月1日声色俱厉地批判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说它“坏透了”！于是，对赵的批斗再度升级，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争抢着批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从后面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抑——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拉下来朝他胸部猛击一拳，待赵树理跌倒后，又向他胸部猛踢一脚，赵树理的两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通。山西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他，经常在半夜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批斗。
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摞起三张方桌，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接受批斗。批斗过程中，一个搞恶作剧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说罢，在他背后猛地一推……桌子被推倒了，赵树理摔倒在地，昏死过去。当赵树理苏醒过来时，发觉自己的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赵树理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爬着度日熬夜。他的“文革”难友、作家西戎回忆：“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美作品的笔，此刻就连逼着叫他写‘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们劝他上医院，医生一看病历，惊问：‘作家赵树理就是你？’他说：‘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赵树理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带着药片回来，继续接受批斗。”
[b]生日前一天，在痛苦中去世[/b]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被打断的肋骨生了炎症，烧得他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他本来是个怕冷的人，现在却不得不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才稍感凉快。他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甚至不准走出房门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回忆：1970年9月6日，她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当赵广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时。看到“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看到这个情景，我悲痛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赵树理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赵广建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9月16日这天，老伴违反禁令，为赵树理做了沁水风味的炉面（一种饭食）。吃完饭，他习惯地用筷子在碗边上敲打着上党梆子的鼓点，心情比较高兴。岂不知，一场规模空前，将置他于死地的批斗大会已准备就绪。
9月17日，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批判。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汗珠，两腿索索颤抖，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不管谁劝说，都无声地报之以闭目和摇头。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胡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的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终于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逃脱了无边的苦海。
[b][size=3]个人轶事[/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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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赵树理有一次下农村体验生活，住在一农家。房东小李想向这位作家求点写作“真经”。赵知道他的心思后，建议他先写篇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给他看。赵看完送来的稿子后说：“你先改一改，明天再让我看。”第二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说：“你再改一改，再送给我。”第三天，赵看完改过的稿子说：“我看你会改，再改一遍。”第四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看后说：“你改得有门路，再改一遍吧。”直至小李送去接连改了七遍的稿子时，赵看后才说：“你可以寄到报社去了。”小李照办后，回来问赵树理：“你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有那么多写作经验，为啥就不肯教教别人呢？”赵说：“我把真经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小李不解。赵树理解释说：“我的真经就是一个‘耐’字，一个‘改’字，写文章只有耐下性子、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才能写出好文章。”
时下，我们的一些新闻作者、报刊同仁，往往在写稿时就缺少这两个字精神，大笔一挥而就，不用说反复修改，就连再看几遍的心思都没有，这能怪寄出的稿件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吗？写稿子熟能生巧，在反复修改中方能悟出其中的“真谛”。但愿大作家的一席创作之谈能引起文友的共鸣。（摘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赵树理的写作真经》）
[b][size=3]写作风格[/size][/b]
赵树理（右）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 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b][size=3]作品赏析[/size][/b]
[b]作品概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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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黑结婚》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受到金旺等恶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挠而发生了波折。作品生动地塑造了农民中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是个善良但胆小怕事的老农。他要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包办婚姻制度。由于迷信，他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结合。三仙姑则是一个沾染着好逸恶劳等恶习的妇女。她用装神弄鬼掩护轻浮放浪的行为，为贪财而出卖女儿。
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深刻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面，从一个方面表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但是，无论是恶霸的逞凶或家庭的阻挠，都无法压制小二黑和小芹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意志。他们坚强不屈地进行斗争，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落后的家庭中成长了进步的新一代，表明了旧事物的崩溃之势。作品描写恶霸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落后的阻挡社会进步的人物，也陷于逐渐觉醒的群众包围之中，受到了应有的嘲弄和批判，并终于被迫实行自我改造。
从《伤逝》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个性解放获得胜利，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结婚》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歌颂了农村社会的长足进步，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因而立即得到农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
《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高潮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赵树理的其他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孟祥英翻身》写太行山区渡荒英雄孟祥英，从一个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影响下，“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点描写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颂新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
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正的批判。
《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
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他都有所创造，形成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这既是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是赵树理对新文学发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于福牵驴送三仙姑上区，张得贵抱着笔砚算盘随阎恒元丈地，只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点了出来，颇可耐人寻味。就是老槐树下的那些“小字辈”，或热烈，或冷静，面目也不雷同。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开大阖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神课、三仙姑的装扮，《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的称呼和他们过“添仓”节吃黏米糕的细节，《邪不压正》中下聘礼的具体入微的描写，《李家庄的变迁》中树木和侧所所有权的诉讼、吃烙饼的陋规，《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给关老爷唱戏的活动……，这许许多多细节，不但与人物塑造有密切关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即使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赵树理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着几个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融于叙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细腻的描写，往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描情状的，绘影传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b]艺术特色[/b]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间的传统文艺存在着“缺陷”，需要加以“补充”改造(注：《〈三里湾〉写作前后》，《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五十年代形成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注：《火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刊物。山药蛋是山西对于马铃薯的俗称)的艺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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