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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是一座弯弯的桥，中学在这头，大学在那头；校徽是一只摇摇的船，我们在这头，明天在那头；校徽是一轮圆圆的月，思念在这头，岁月在那头。”
日前，在黑桥艺术村的一间空旷的厂房里，一座关于大学校徽的公益性主题展馆“徽映青春记忆馆”低调开放，一进大门便看到这样一段开首语，把人一下子拉回到和校徽有关的青春记忆里。
这座记忆馆的主人是校徽收藏者陈强。据了解，关于校徽的主题展馆在国内还是首家，他把多年来收集的从民国初期至现代的几千枚大学校徽分类整理，呈现给参观者。细细观赏这些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校徽，可以感受到它们背后折射出的中国高校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它们凝聚着几代人的青春往事，也构成了一部中国百年高校的变迁史。
[b]鲁迅设计北大圆形校徽[/b]
在陈强的藏品中，最珍贵的一部分是民国老校徽，和我们印象中那种千篇一律的长方形小牌牌不同，民国校徽形状各异，有盾形、圆形、三角形，精致美观，带着强烈的设计感；质地有银质，铜质，还有彩色珐琅，每一件都如同艺术品，令人爱不释手。
“纵观中国大学校徽的百年变迁，走的是一条‘西风东渐、东西交融、本土特色’的发展历程。民国初期，很多大学的校徽带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以欧美名校校徽为模仿蓝本，例如1895年创办的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的校徽就是仿照牛津、剑桥、哈佛大学的盾形校徽，象征着高贵、荣耀、庄重、典雅等多种寓意。”陈强收藏的国立北洋大学、上海大同大学都是这样的盾形校徽。
而属于中国本土特色的校徽则是由圆形校徽开启的，北大校徽被认为是第一枚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校徽，篆体“北大”两个字第一次把中国书法用于校徽，此后书法成为校徽设计的一个重要元素，而这枚校徽的设计者正是鲁迅。
鲁迅在他1917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委托他设计校徽的这段往事，鲁迅虽为作家文豪，但亦有深厚的美术功底，蔡元培基于对鲁迅的了解，并对其美学主张的信任，才写信委托，鲁迅欣然应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线条流畅，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认为是现代标识史上的经典作品，它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夕知识分子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的肯定。他是抱着对改造旧社会的热切期望设计北京大学校徽的，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这枚校徽中窥见“五四”前夜的时代风潮，它成为大时代的一个小注脚。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时候，鲁迅写了一篇短文《我观北大》，他称赞“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并坚信“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这几乎可以看成是鲁迅对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据说，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这枚著名的“哭脸校徽”一度成为北大的标志，一直沿用到1949年。北大校徽引领了一股圆形校徽的风潮，在陈强的藏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大学、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等都设计了圆形校徽，校徽连接细链与搭扣，可以别在衣服的扣眼中，非常别致。
[b]民国大学生爱戴校徽[/b]
北大校徽开启中国高校校徽文化的传统后，民国时代各大学对校徽的设计不遗余力，精益求精，校徽成为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并反映出学校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据文献记载，民国时代的学生都把佩戴校徽作为一种自觉的纪律，用以证明身份、规范行为、警觉行动，并以此为荣。
“在民国，校徽有着身份证般的社会意义，校徽被列入社会规范之中，因此无论从造型、材质还是佩戴规则都相当讲究。民国校徽如今已经成为收藏热点，一方面跟物以稀为贵有关，更多的原因在于它具备的民国特质，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民国学校教授治校，崇尚个性与独立，校徽也因此体现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参差多态。”陈强表示，民国校徽是他最钟爱的藏品，淘到一枚会欣喜若狂。
当时北京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国”字头大学，校徽上“国立”二字出现最多，中规中矩，庄重大气，而上海高校则截然不同，从校徽上就可以看出鲜明的海派风格。“既不带有地域名，也不带有城市名，而是以极具文化内涵和意蕴的名称命名，这种现象可谓上海独有，比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而上海的私立大学校名也是别有意味，如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陈强收集的民国老校徽中，校徽上的上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民国时期上海的教会大学是全国最多的，首屈一指的是圣约翰大学，它是上海最早的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教学的学校，宋子文、荣毅仁、林语堂、邹韬奋等皆毕业于此。陈强收藏了多枚圣约翰大学不同时期的校徽，皆为圆形，上半弧形有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孔子格言；下半弧形有英文“LIGHT and TRUTH”，是英文校训“光与真理”。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校徽仅仅是圣约翰大学校园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每位毕业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会得到一枚珍贵的毕业戒指。陈强收藏了男款女款毕业戒指各一枚，戒面仍是校徽上的图案，旁边镌刻着年代和毕业生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毕业年刊，有这一届每位毕业生的名字和照片，圣约翰大学年刊在1904年问世，一直出版到1951年，中间只有两次停刊。“从年刊、校徽到毕业戒指，圣约翰大学构筑的大学文化礼仪高峰，至今无人超越。”陈强感慨。
民国上海的私立大学写下了一部传奇，它们所拥有的自由空间超乎想象，振臂一呼成为空谷足音般的时代绝响，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则是这种自由精神的典范。光华大学1925年脱离于圣约翰大学，当时“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离校师生在短短三个月内成立了新的“光华大学”。陈强收藏的一枚光华大学的校徽上有两个圆圈组成的环形，外圈代表太阳，内圈代表月亮，寓意“日月光华，复兮旦兮”，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这正是校名的出处。
“抗日战争时期，北方各高校纷纷转战大后方，国民党政府下令，将各个高校学生佩戴校徽一律改为倒三角形制，于是，出现了大量三角形校徽，有专家解读三角形校徽的含义，认为其中包含着‘智、仁、勇’的寓意。”在陈强收集的三角形民国校徽中，最为珍贵的一枚是西南联大的校徽，上面是简洁的“联大”两字，倒三角又被等分成3个三角形，寓意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而成，让人不禁追忆战火烽烟中，联大三校师生背井离乡，流亡万里，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信念。8年中，联大培养学生8000多人，其中毕业2500多人，创造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
[b]“毛体”校徽与昙花一现的高校[/b]
1952年高校调整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综合院校的整体实力被大大削弱，当时以俄为师，设立了大量单科院校和以产品为校名的学校（例如拖拉机学院）。以此相应，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校徽也有了很大变化。校徽的形态告别了民国时期的盾形、圆形、三角形的多元形态，基本上以长条形为主，字体大多用政要名人书法，其中大气磅礴的“毛体”成为校徽上最常见的书法。
“集字之风古已有之，是将前代某一书家的字迹搜罗并集成为书法作品，最著名的有唐初怀仁的《集王羲之圣教序碑》。毛泽东题字的高产区是高校，同时也是集字的‘多发区’。据统计，毛泽东一生中为19所大学题过字，今天仍存在的有16所，这16所中还有4所因改名不得不把相应的字进行补缀。然而，现在用毛体字做校名的高校竟多达数百所，几乎占到全部高校的一半。可见，货真价实的毛泽东题字仅占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是集字而成。”陈强说。
除了毛泽东，朱德等其他领导人也都为高校校名题过字，政要题字的校名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校徽的设计主流。据统计，我国100余所“985”、“211”高校中，有92所校名出自政要手迹。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高校校徽虽然从外表看不如民国校徽异彩纷呈，但是如果了解到它们背后那些特殊的历史，亦会感慨万千。例如陈强藏品中有北京劳动学院、北京铁道医学院的校徽，这些大学的名字几乎不被人所知，原来，它们是当年高校“大跃进”的产物，昙花一现之后就永远消失了。这些学校存在时间短，学生少，因而它们的校徽在收藏圈子里身价飙升。
1958年，高校成立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势头，先后成立了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邮电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铁道医学院、石景山冶金学院等16所高等院校，1959年又新建了北京纺织工学院、北京劳动学院等3所高校，1960年，兴办高校的风气达到了高潮，竟然一年新建了40所高校。到1960年，北京一度号称高校百所，在校学生16万人。据1961年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之后突击新建的这些高校，总共才有学生1万余人，平均每校240人，甚至有19所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师不足10名。
1959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物资匮乏，各行各业都遇到困难，北京维持近百所高校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合并，其中26所停办，于是这些昙花一现的高校，成为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
另一种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校徽是“五七大学”校徽。五七大学是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创办的一种自称为大学的农民技术学校。1969年5月7日，河南省大城中学更名为“大城五七大学”，学制一年，设文艺、电工、农技、兽医、师资、会计、木工等专业，这是目前资料显示的第一家“五七大学”，最多时，全国共有“五七大学”7449所（含共产主义大学），在校学生92.28万人。1980年教育部召开“五七大学”座谈会，相关“大学”或停办，或转型，“五七大学”从此销声匿迹。
“文革”期间，大学纷纷改名，名称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湖北艺术学院改为工农兵文艺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改为白求恩医学院，北京体育学院改为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改为东方红大学。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校徽如今也是弥足珍贵。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出现过一种数量很少的橘红色校徽，为收藏者青睐，因为它们记录了一代人的辛酸往事。广东作家黄虹坚的中篇小说《桔红色的校徽》揭开了这个秘密。原来，“文革”结束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学生，是“回炉”的“文革”老五届大学生，这批在“文革”中失学、未能完成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渴求重新学习，上书中央要求返校读书，所以才有了“回炉”政策。校园里老师戴的是红校徽，学生戴的是白校徽，怎么确认回炉生呢？于是就出现了“回炉生”专门佩戴的橘红色校徽，这在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届，永远的一届。
[b] 回不去的母校[/b]
“校徽里的青春，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奋发，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也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惜别。昨日戴上校徽，是我们和青春的开始，今天遇见校徽，是我们与青春的重逢。”
这段话，摘自陈强为“徽映青春记忆馆”写的开幕语，这也正是他建这座展馆的初衷，他想为更多的人捡回那段关于青春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已经回不去母校的人，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陈强是在2000年中国高校合并的大潮中永远失去母校的，在此之前母校已经改名，后又经历三校合一，成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学校。听到这个消息，他翻箱倒柜找出母校的校徽别在胸前，“我和许许多多迷失在高校合并潮中的学子一样，对着校徽只能长叹一声：再也回不去了！”他慨叹：“重新戴上母校的校徽，虽然拾不起岁月，但多少能拾起当年的心情。”就是从那时，他对收藏老校徽萌发了兴趣。
“回不去的母校”在不少人的心中已经成为一根刺，陈强收藏了一套中央工艺美院的校徽，校徽犹在，而那座红色小楼却早已不复存在。工美1999年合并入清华大学，原来光华路附近的老校址拆迁夷为平地后，目前矗立的是央视大楼。校友哀叹：“连一块缅怀的牌子也没有留下。”一座名校连带着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这样消失了。“像一片落叶悄然滑过天空，随波而去！多少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成为心底的痕。”这是天涯论坛上一位网友回忆中央工艺美院的感伤，不知道代表了多少失去母校的学子复杂难言的心绪。
更多的高校在时光中淹没了痕迹，再追忆时容颜已经苍老。原址在海运仓的朝阳大学，曾经是民国时代北方法学领域的顶尖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校名和校园消失了几十年后，当陈强带着他收藏的一枚朝阳大学的校徽找到90岁的孙国华老人，当年朝阳大学的毕业生，老人激动地戴上校徽拍照留念，甚至回忆起当年的校歌。“校徽背后的人，背后的情怀，都是一段有温度的青春！”
陈强认为，这间“徽映青春记忆馆”就是通过校徽帮人们和青春重逢，即使是回不去的母校，也有着割不断的情感。“就让我们借这枚小小的校徽，来追随徜徉在象牙塔中的时光，续写每个人心中未了的青春之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