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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素以含蓄为美，这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民族心理、性格紧密相关。与西方的“直白坦率”不同，中国的民族性格是“含蓄委婉”，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便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追求。尤其是汉代之后的中国文人，秉承屈原所开创的、被王逸等经学家一再阐释而扭曲的“香草美人”的传统，在作诗时更擅长假托、隐喻等手法，结果就是写出很多看起来如此、其实是彼的诗作。后人读诗，倘若不了解作者创作时的本事，往往容易误解。
与李商隐一同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有诗《怅春》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全唐诗》作《叹花》，“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无论《怅春》或《叹花》，读起来都是描写寻春迟，春末芳菲尽的自然景象，殊不知其中隐括的是一段痛失的情缘。
杜牧“好读书，工诗为文，尝自负经纬才略”，所写的《阿房宫赋》可谓后世必读篇目。祖父杜佑、堂兄杜悰皆为一时名臣，他也“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然而，杜牧亦“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非简单的“狂于美色”，而是会鉴赏拣选。杜牧曾听说湖州的女子“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便在从宣城辞职归长安时，先专程去湖州看美女。彼时，杜牧声望甚高，当地官员“迎侍颇厚”。连续十天都宴饮无休，但杜牧对地方官伎和官员为他挑选的美女都未看中。将要离开时，官员问他还有什么愿望，杜牧说：“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地方官府便择日准备了彩船、乐队，“鲜华夸尚”，两岸观者如堵。可惜流连一日，杜牧仍未有所获。
“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杜牧一眼看中，“此奇色也”。派人将母女接上船，杜牧和少妇约定，等女儿长大后许给他。为了表明诚意，杜牧送少妇丝绸衣料为定，并写下契约。以十年为期，如果十年后杜牧不回江南，则小女孩可嫁他人。杜牧回京后留在京中做官，他曾以京官俸禄低不能养家为由，要求外放，但宣宗迟迟未准。等再度回江南、出任湖州刺史时，已是十四年之后。上任第三日，杜牧派人去找这对母女，得知小女孩已经嫁人三年并育有两子，便“召母及嫁者诘之”。小媳妇的丈夫担心杜牧扣人不放，特意带着两个孩子跟着同去。杜牧怪怨他们收了定礼而毁约，当年的少妇却出示杜牧的契约并说“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杜牧“熟视旧札，俯首逾刻”，由是作《怅春》。
如果说杜牧的这段遭遇从“绿叶成阴子满枝”中还约略能探得一二，那朱庆馀与张籍的两首唱和诗作，若不知诗本事，必难解真意。朱庆馀作《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读罢大悦，回赠诗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庆馀的诗写的是花烛夜后，新妇次晨要去向公婆请安，但不知道自己化妆是否得当，娇羞地悄悄问丈夫。而张籍的酬作是描绘美丽的越地女子虽自知貌美，但却未张扬，而她的美貌其实超越一般的世俗之物，她的歌声也是无价之宝。
新妇与越女诗何以能酬唱应和？原来，朱庆馀在参见科考行卷时，投奔的是张籍。张籍对其很赏识，将其作品精选、修改后，保留了二十六首，大加推赞。官员们都知道张籍不会轻许褒奖，皆对朱庆馀另眼相看。朱庆馀登科后，写了《闺意》献给张籍，用新妇与夫婿比拟自己与张籍的关系，以示谦逊、不忘旧恩。张籍的和诗则表现出对朱庆馀的由衷肯定和嘉许。于是，“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
张籍擅写此类隐喻诗作。两唐书说张籍“性狷直”、“性诡激”，擅长古体诗，有传世之句——他的“恨不相逢未嫁时”便让多少自以为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痴男女奉为圭臬，但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对拉拢他的李师古的拒绝。青州节度使李师古仰慕其才华，欲请张籍去做他的幕僚，但张籍可能厌恶其残暴，未收他的礼金，且写下这首名为《节妇吟》的诗以明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看过了诗作背后的故事再读诗，常会发现诗人想说的和读者读到的是那样不同。又有谁知道徐志摩的《这年头活着不容易》并无微言大义，亦非为了苍生、现实，只因他上山不巧，遇到了雨、误了桂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