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研究不该唯出身论。什么草根、专家都不是决定因素。任何对红楼做出有益探索的人都值得尊敬。
对谢某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诚然,新红学在开创几十年后的今天,早已被众多学者指出局限和罅漏。其中最集中的标靶在新红学三大基石之“自传说”与“高续说”。而贾曹互证也因为家谱难以解疑。
可惜的是谢某对于作者的取证和质疑首先在取材方向上就出了问题。让我直接引用胡适老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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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拿以上提到的依据材料来说。《枣窗闲笔》有辨伪论。但诸如《四松堂集》、《懋斋诗钞》、《绿烟锁窗集》乃是曹雪芹好友敦诚、敦敏兄弟,明义所作。且做为红楼旁证争议不大。不以当时当地当世人为证,那要以何为证?
之后的方言和民俗确实为红学研究开了扇小窗户。但要是拿湘、三进九厅这样广义性的概念去套用进而狭义化。未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最后的家族说,更是孤证。所谓孤证不成证。
王国维老先生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惜再怎么否定胡适,如今的研究方向也基本还是在版本和作者上打转。我个人还是欣赏在文本上多多下功夫的。
最后以胡适实验主义所谓历史的观念,实验的态度做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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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