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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00%,#ffffff,#dddddd,1][tr][td] [color=#3f3151][b]圣旨也有假：宋代宦官伪造圣旨以致真假难辨[/b][/color][/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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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
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b][color=#7030a0]模仿笔迹，乱写批示[/color][/b]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信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
[b][color=#7030a0]假中有假，以假治假[/color][/b]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富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30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词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b][color=#7030a0]捏造事实，欲盖弥彰[/color][/b]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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