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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c00000][color=#ffffff][size=5]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size][/color][/backcolor]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一） [/size][/color][/backcolor]
为了掌握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历程、特点和规律，需要对中国古代农业史作适当的分期。由于认识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分期法。表面看来，农史分期带有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它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农业发展自身的阶段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1] 中国农业发生发展过程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正是中国农史分期的客观依据。
农史分期和社会历史分期是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农业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它是人类以各种手段干预自然界生物体的生长过程，使之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中，制造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其它产品。它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结合。区分这种经济活动的发展阶段，不是依据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变化，而是依据人们干预自然再生产过程的手段、内容和规模的发展情况。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的增强，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结构、生产内容、规模和布局总是或缓或速地发生变化，从而使农业生产显示同阶段性来。除了农业生产力诸因素、农业诸部门和诸地区之间相互制约外，上述农业生产力阶段性的发展还受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诸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除了社会经济制度外，自然条件的特点和变化，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民族的交流、融合和斗争，都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上述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农业生产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农业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它的发展为古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农业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亦即人类干预生物体自然再生产过程的手段、内容和规模，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则是生产关系的不同类型或不同发展程度，而生产关系有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有时又跑到了前面，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同是铁犁牛耕出现和推广的时代，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在欧洲建立了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社会制社会，在中国则导致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建立之初，农业生产力并不比希腊罗马奴隶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后退，封建制度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后，才证明了自己比奴隶制度优越。因此，虽然社会经济制度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密切关系，但社会历史的阶段性和农史的阶段性毕竟不是同一的。为了便于说明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历史的一般分期叙述农史发展是可行的，但这终究不能代替按农史自身发展特点的分期。
基于上述认识，试把中国古代农业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 原始农业时期；
二. 沟洫农业时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
三. 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四. 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唐、宋、辽、金、元），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五. 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
第一阶段属原始农业范畴，二、三、四、五阶段属传统农业范畴。
这是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农业生产所作的分期。农业生产力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因素，而且包括各生产部门和生产区域的结合形式，等等。因此，我们打算从生产工具和动力；土地和水的利用方式以及耕作制度；劳动者的经验和技术；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生产结构与生产布局等方面分析这五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原始农业时期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绝大多数农业遗址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在长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猎或捕捞长期保持着重要地位。畜牧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逐步出现以畜牧为主的趋势。
原始农业以砍烧林木获得可耕地和灰烬为其存在前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开始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增殖天然产品的过程，开拓人类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但它在进行生产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生产必然要被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第二阶段：沟洫农业时期
从虞夏时代起，经商、西周迄春秋止。这一时期包括了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
这一时期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占主导地位，因为广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铜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铜农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农具的类型变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经出现，但耒耜和锄钁无疑是当时的主要农具，虽然这些农具许多已安上金属刃套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耕地主要在华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两岸比较低平地区。当时华北地区沼泽沮洳较多，要在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农业的主导形式。沟洫农业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标志着它的确立。甲骨文中田字和其它有关文字的形象，《诗经》、《周礼》等先春秋古籍中有关沟洫圳亩的记载，证明它的普遍存在。沟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沟洫农业是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与沟洫农业相适应，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闲制所代替，《诗经·尔雅》中的“菑、新、畲”，《周礼》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闲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区仍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也较普遍地在低平地区经营水田。
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当时的农业劳动采取两人简单协作的耦耕方式。在这种形式下，耕地的选择、布置、整治，农时的掌握，品种的选育、播种、管理、除草、治虫等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吕氏春秋》“任地”等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知识。在南方的水田则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往往是与简单的蓄水工程相结合的。这一时期更为完备的天文历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历。在对不同封的辨别和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畜牧业方面，舍饲、阉割、相畜、孕畜保护、牧场管理等项技术都已出现或有所发展。
随着各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原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稻、麦、戎菽（良种大豆）等作物向中原华夏族地区发展，但北粟南稻为主的局面没有改变，麻葛与蚕丝仍然是主要的衣着原料。牲畜种类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马、牛等大牲畜有所发展，并广泛用于驾挽，经济价值提高。
在广大地区内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畜牧业也有较大规模。水产养殖、人工植树、专业园艺相继出现。“虞衡”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其内容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有些地方还设官管理，所以它既不同于作为原始农业必要补充的、对自然掠取式的原始采猎业，也不同于后世仅供统治阶级消遣的狩猎活动。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华北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区形成了游牧民族，它们迅速向中原地区推进，形成了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本期是由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过渡时期，在生产工具、生产结构等方面保留了原始农业时期的某些痕迹，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亦已在孕育之中。由于与耒耜、耦耕、井田制密切相连的沟洫农业是这一时期农业的主要特征，故以此名之。
第三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
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迄南北朝，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形成和向上发展的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确立，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战国和前汉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回增，但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在向更大的范围扩展。
铁犁和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动力的主要特点。农业具从质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农具获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铁锸铁钁，而且有铁铧犁、耙、耱、耧车等各种工具，农业动力则由人力发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风力。农业工具和动力的这种变化使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为方改观。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观的某种改变，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牛犁的推广，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这些情况促使了水利建设高潮的出现，一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建。但在北方，旱地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战国以后，虽然休闲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并未绝迹，但连作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制度。适应连作制的需要，我国农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这时复种制也已在局部地区出现了。
农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休系形成并臻成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耢—整套耕作措施。人工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人畜粪尿、绿肥作物、墙土等相继被用作肥料。选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培育出众多的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防治技术有了可观的成就。孕育出象《齐民要术》这样代表当时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名著。这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纱已经成型。战国秦汉时代南方仍然是地旷人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比较进步，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火耕水耨的习惯。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酝酿着南方农业技术的跃进。但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尚完成，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
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比起前段均无根本改变。但适应连作制换茬的需要，豆类和冬麦在作物构成中的地位提高了。大豆有培肥地力作用，而且“保岁易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与粟并列为主要粮食，耕—耙—耢耕作体系完成，导致旱地农业抗旱防涝能力提高以后，大豆向副食品方向发展，种植面积有所缩小，但豆类作物作为禾谷作物的良好前作，始终被广泛种植。冬麦有利于轮作倒茬和“接绝续乏”，随着石磨推广、面食精细化和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它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作物和牲畜种类的交流，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尤以西亚通路的开辟，促进了国内民族之间以至中外之间的农业交流，一批有经济意义的作物先后引进中原。西域和蒙古草原的良种马和骡、驴、骆驼等“奇畜”，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引入中原地区。
在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方面，春秋以前华夷杂处的局面改变了。进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接受了农耕文明，一部分被斥逐于塞北，形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战国时代形成以来，其影响一直及于今天。在本时期内，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农桑并重，多种经营，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由国家经营和地主经营的大规模畜牧业与以养猪养牛为主的、由小农经营的、作为家庭副业一部分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养畜业为主、游猎为辅的，种植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比重很小。在游牧的“行国”的旁边，散居着一此以农耕为主的“土著”民族。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平常通过互市和民间交流进行经济联系，并不时发生战争。秦汉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北地区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农耕经济方式向牧区推进，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一度把部分农田改为牧场。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站稳了脚跟。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第四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扩展时期
包括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由此魏开始的均田制在隋唐时代继续实行，个体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到宋代租佃制度全面确立，封建地主制获得了典型的形态。农业生产出现又一次高潮。与租佃制确立相伴随的我国封建经济的另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转移魏晋南北朝发其端绪，隋唐继续发展，到宋代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盪、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耧、推镰、水转连磨等。旱地、水田农具均已配套齐全，在传统农业范围内，已达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王祯《农书》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由于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南方）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不敷种”的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与山争地”和“与水争地”的浪潮。在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除沿用保留了原始刀耕火种习惯的“畲田”法外，适应水稻上山的需要并具有保持水土意义的“梯田”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在江南水乡，则出现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这一时期水利灌溉工程南北各地均有所发展，但建设的大头在南方，而南方又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在太湖流域，五代以后形成了治水与治田相吉合的墉浦圩田系统。珠江三角洲也获得了开发。在耕作制度方面，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麦复种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已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但比较缓慢，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一年两熟的需要，更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肥料种类增加，讲求沤制和施用技术。南宋陈旉在其《农书》中对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作了总结，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作物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小麦种植面积继续上升，并向江南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进一步发展，并向北方扩展，终于取代了粟而居于粮食作物的首位。原来为少数民族首先栽种的西北的草棉和南方的木棉传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取代了蚕丝和麻类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在农区的牲畜构成上，马的比重由大而小，耕牛进一步受到重视，养猪继续占居重要地位。
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代以国营养马业为基干的大型畜牧业达到极盛；中唐以后，由于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传统牧场沦衰，大型畜牧业走向没落，小农经营的小型畜牧业成了畜牧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多种经营有所发展，如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的栽培有较大发展，花卉业兴起了。在传统的牧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有所增长。在这一时期内，原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进入中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这一次没有出现中原农区大规模农田改牧场的情况，相反，它加速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方摹地区的伸展。蒙古帝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最后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帝国，但它在统治了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区后，仍然不能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随着元蒙帝国的崩溃，北方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第五阶段：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
包括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这一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仍然是有活力的，在这一制度的范围内进行了若干调整，定额租成为主导的地租形式，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经营自主权更加加强，在这一基础上农业生产在明代和清代又相继出现新的高潮，并顺利地经受了清代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顺治年间人口统计数只有几千万，经过一百多年，到道貌岸然光年间已突破四亿大关。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显然是与农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有关的。同时，由此而导致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又对农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时期没有重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虽然出现过代耕架，但并没有获得推广。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封建地主制和小农经营条件下，农具改进已临近它的历史极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多地少、劳力充裕的情况抑制了提高劳动效率的新式工具的产生。
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迫使人们进一步向边际土地、向传统的牧场进军，这一时期山区和海涂的利用又有所发展；而在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条件下，解决民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熟种植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十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又获得发展。深耕被进一步强调，耕法更为细致，为了弥补耕具的不足，出现了套耕、转耕等方法。肥料的种类、酿造、施用继续有长足的进步，接近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作物品种的选育有很大发展，地方品种大量涌现。各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有不少新创造。在传统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开始传进。这一时代不但出现象《农政全书》这样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著作，而且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地方性农书。
作物构成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新大陆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马铃薯等耐旱耐瘠高产作物恰好适应了人口激增的需要，获得迅速推广，为中国农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解决民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烟草、花生、蕃茄、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引进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作物构成的总体上，高产的水稻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牲畜结构的变化是不大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中唐以后农区大畜牧业衰落的趋势在明清时代继续加剧，但多种经营却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明清是农业区获得相当大的扩展的时代。如明代对内蒙的屯垦，清代内蒙、东北的开禁，新疆、西南边疆、东南海岛和内地山区的开发等。在这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获得一定的推广，尤其是东北开辟成重要农业区，意义特别重大。但森林资源由此遭到进一步破坏，传统牧区面积缩小，畜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中比重再一次下降，出现了某种农林牧比例失调的趋向。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二） [/size][/color][/backcolor]
综观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和世界其它国家古代农业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例如都是从使用木石工具、实行刀耕火种和撂荒制的原始农业开始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逐步使用和推广了金属农具，农业动力是人畜力，并以牛耕铁犁为其典型形态，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农业技术，由撂荒制逐步过渡到轮作制，小农经营为主等等。然而我国古代农业与西欧中世纪农业比较，又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主导形式和发展方向。我国早在沟洫农业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即已孕育，秦汉以后逐渐成型，并不断扩展和提高，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我国古代则很早就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逐步发展了多熟种植。西欧中世纪不重视施肥，我国古代则强调施肥重要性。西欧中世纪种植制度死板，我国古代则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种植，并实行灵活的轮作倒茬方式。西欧耕作管理粗放，产量低，我国古代耕作管理精细，产量高，等等。我国的精耕细作农业，是以精耕、细管、良种、重肥等综合措施和高土地利用率为手段，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方向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无论从农艺方面或产量方面都达到世界古代农业的最高水平。
二、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结构的主导形式是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经济，形成了广大的农区，同时又是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的存在为其补充。这种格局原始农业时代即已开始酝酿，至战国时代正式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年内。西欧游牧的或半游牧的蛮族入侵并倾覆了罗马帝国以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建立了马尔克公社，并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封建庄园，此后没有出现强大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长期并存并互相斗争的情况。在马尔克公社或封建庄园内部有公区牧场，三圃制中休闲的耕地也成为公区放牧的场所，因此，在马尔克公社或封建庄园的范围内，农牧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我国古代井田制解体以后，在个体农民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之上，一般没有别的经济实体，也没有稳定的公共牧场，畜牧业只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来经营。因此，在单个农家范围内，畜牧业比重要比种植业小得多。但我国农民很早就懂得利用农副产品喂养牲畜，并重视利用牲畜的粪肥和动力为农业服务，比较合理地利用作物和牲畜之间互相利用产品、互相促进的关系。这又是较西欧中世纪农业优胜的地方。从更大范围看，除小农经营的畜牧业以外，还有地主经营和国家经营的大畜牧业，还有牧区少数民族的发达的畜牧经济。因此，从总体看，我国古代畜牧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重不比西欧中世纪低，畜牧业发达程度则超过西欧，起码在唐宋以前是这样。此外，我国古代农牧区的划分是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农区牧区的经济联系是通过民族的交流和斗争进行的，这也是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一个显著特点。总之，与西欧中世纪相比，中国古代也是农牧结合的，只是结合的方式与西欧不同而已。我国古代农业不是“单一经济”，也不是“跛足农业”，而是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
三、我国古代各地区和各民族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精耕细作技术虽然出现很早，但它最初只是出现于黄河中下游的局面地区，而与之并存的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说是汪洋大海。它出现后，在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的扩展方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是交叉地曲折地向前推进的。如果以战国时代为这种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出现时期，以宋代作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的时期，这中间经过了一千多年。即使在唐宋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经营处于粗放状态。我国边疆某些少数民族和内地部分山区的刀耕火种或“畲田”即是其例。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破坏严重，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赘疣。农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西欧中世纪也是存在的，不过我国古代表现得更为显著罢了。
以上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试从以下四方面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一：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每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都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不是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形态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都实行井田制，而井田制正是建立在沟洫农业的基础上的。原始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它是由于维系集体兴建和维修沟洫系统这种公共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井田制后来虽然改变了性质，但始终把兴建沟洫、疆理土地作为自己的经济职能。井田制的实行又反过来使耒耜、沟洫、耦耕相结合这样一种农业形态获得了加强。
铁犁牛耕的使用，商品交换的发展突破了井田制的樊篱，导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而我国精耕细作农业也进入了成型期。沟洫农业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孕育着精耕细作农业，但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离不开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发生和发展这个重要条件的。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虽然与西欧中世纪农奴制下一样，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但西欧中世纪农民是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农奴，份地比较固定，但只有使用权，实行劳役地稻，经营上受领主较多干预和农村公社古老生产习惯的束缚。相比之下，我国封建主义坟制下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土地可以私有，实行实行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等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细耕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正是地主经济制的自我调整，使小农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
第二：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的关系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因此，农业与自然条件的关系特别密切是不言而喻的。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培育的植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南稻北粟的作物构成，直至唐朝宋才发生较大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年内。农区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黄河中下游沼泽沮洳遍布的自然景观，则是导致沟洫农业出现的主要依据。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它是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人们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而人们改造自然能动性的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 [2]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征服自然的斗志。事实正是这样。我国主要处于温带，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休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在历史上，这一地区可谓旱涝频仍，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作为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特征的“耕—耙—耢”耕作体系，其核心正是抗旱保墒。我国古代农民是在对不利自然条件斗争中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济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面貌彻底改观的。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勇气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讲，精耕细作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不利的方面，利用基有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
我国劳动人民的这些农业实践，在传统农学思想中有深刻的反映。人们懂得进行农业生产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违反自然规律，所以要“顺天时，量地力”，但人在自然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改造自然条件（如磽埆地经人加工改造，产量可以赶上肥沃地），可以驾驭自然规律（如可以“盗”天地之时利），所以又强调“人定胜天”。我国古代农学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到重要地位的关于天时地利和人力辩证关系的观点，正是精耕细作农业的结晶和指导准则。
第三：农业生产与人口消长、转移和分布的关系
农业生产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两种生产是互相制约的。人口的消长、转移、分布受多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制度、统治阶级政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等。在这各种因素中，农业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出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从而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古代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进行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条件——劳动力，对于多劳集约的我国古代农业尤其是这样。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展起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例如秦汉时代南方地旷人稀，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人口增加，这种粗放经营的方式就遭到人们的责难，而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条件。又以耕作制为例，撂荒制是以人烟稀少、有大量可垦荒地存在为前提的。撂荒制转为休闲制，已必人口增加有关。而连作和复种的制度显然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相对不足有关。其实，一般而言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也是以人多地少为必要条件的。
但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盛世人口只有五千多万，现今人口二十倍于古，而版图并无大的变化。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还有14.6亩。谈不上人多地少。但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确实早就出现了，那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地兼并造成的，有真有假。例如早在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人称为“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篇》），但前此不远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当是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情况历代都是有的。但不管是真是假，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西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有关）。而这时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农业的精耕细作化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四：农业生产与民族的融合和斗争的关系
民族问题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民族的特征之一是有共同的经济生产，而农业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此，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许多学者都把种稻作为古代百越族主要文化特征之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从事各具特色的农业，各有其独特的创造，这些创造汇合成中华民族光辉的古代农业文明。农业的发展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生产内容的丰富、生产领域的扩大、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等等；横的方面是先进技术的推广，农业地区的扩展等等。这两个方面都是在各民族斗争和融合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以致我们很难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开。例如代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最高水平的汉族，本身就是由许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就是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黄炎集团和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并包括了南方苗蛮集团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夏、商、西、周、春秋以迄战国，它融合了进入中原的诸多游牧民族和游牧部落，融合了苗蛮系统的楚族和越族的一部分，奠定了汉族的基础。汉族形成后继续不断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因此，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另一方面，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住区互相交插和彼此杂居的局面，即所谓“大杂居、小聚居”。由于起义、逃亡、戍边、屯田、经商等原因，各少数民族地区无不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这些少数民族中去。他们一方面学习、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经济和生活方式，同时又传播汉族和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说，这些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分别是百越族和西方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部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原料是铁，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族。最初的水利浇灌溉，大概也是在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游牧民族传进的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的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总之，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成就，是各族人民在其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有关，也与多民族的状况有关。因为虽然各民族的农业成果汇合为光辉的农业文化，但由于存在 着封建统治，由于各民族情况与条件的悬殊，它的推广必然要走曲折的漫长的路，而且封建压迫总要把一些少数民族排斥到边远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在民族关系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游牧部落是在原始农业发展的较晚阶段出现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之中或之后，在游牧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游牧民族。由此形成了以游牧为主的和以农耕为主的两种经济类型的民族，这就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所称的“行国”和“土著”。农耕民族需要从游牧民族地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游牧民族则需要从农耕民族地区取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形成了两类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尤其是游牧民族，由于种植业基础的薄弱，这种需要更为迫切，形成对农耕民族的经济依赖。在正常的经济交往受到阴碍或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诉之于战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土地利用上是有一定矛盾的，加上游牧部落的这种掠夺性，往往构成对农耕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这种区分，它们的经济联系和矛盾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带着遍性的现象。中国的特点是游牧民族统治区和农耕民族地区明显地分隔开来，在经济上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此消彼长。这成为我国古代农业布局和农牧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以至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两者长期的联系和斗争中，促进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各自发展，总的趋势是农耕文化不断扩展。因为在人口增加的条件下，农耕方式能在一定的土地上能养活更多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本质和本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总方向和大秩序。上述诸方面关系及其开展，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规律性在内。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 （三） [/size][/color][/backcolor]
鉴古知今。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有助于正确地确实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应走的路。越来越多的同志认识到，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并不是因为什么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产生爱古董的癖好。这是因为精耕细作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它存在的现实依据，因此，它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上文说过，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和生产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和那时相比，现在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民族关系改观了，但自然条件基本没有改变，人多地少的状况有增无已，那时形成的技术体系和生产结构许多方面并未过时，尤其是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是现今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十亿人口吃饭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离开这个问题谈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在不存在大规模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提高单产成了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
在我国的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概括起来，主要是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高度用地与积极养地相结合。尽量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我国古代农业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一整套农业技术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连作制基础上，我国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复种和间套作的形式，这不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不足的困难，而且在对太阳光热的利用上也是比较充分和合理的。我们今天还要坚持多熟种植和合理的间套作。这样做会给农业机械化带来一定困难；但如果贪图机械化的方便而取消多熟种植和间套种，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国古代人民对土地利用很充分，但并不是掠夺性的，他们很注重补充和培肥地力。主要方法一是施肥（主要是各种有机肥），二是耕作（改善土壤的物理结构），三是生物措施（主要是合理的轮作换茬）。在这些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古代农艺的高峰，所以中国耕地种了几千年而没有种坏（从基本方面说），被外国人视为奇迹。
二、合理利用自然界和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开展多种经营。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农民有许多出色的创造。例如利用秸秆、糠麸等农副产品作为牲畜饲料，同时又充分利用牲畜粪便肥田，农牧结合、互相促进。又如江南的某些地区合理而巧妙地安排大田力水面的生产，把种桑养蚕、池塘养鱼、大田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以至养羊养猪等生产环节紧密地结合真情为，互相利用产品，形成合理的人工农业生态系统。中国古代农民还十分重视对农副产品的综合加工利用。这些做法符合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规律，因而比单一经营能更有效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农业能在有限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也是与此有关的。
有人把我国古代小农经营的农业说成是“单一经济”，而且这种“单一经济”是各种坏事的根源，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国古代农业是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综合经济。同样而积的土地种粮比放牧能养活更多的人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我国古代农民还在种植业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使自然资源获得充分的利用。因此，这种生产结构是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的。游牧民族我次入侵中原而不能改变这种生产结构，证明它是符合我国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在我国这块土地上深深扎根的。我国农牧分区也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具体的，后来发生了一些偏颇，农牧关系出现了某种不协调。解决的办法不是实行“以牧为主”。在农区，应该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基础上，利用可能的条件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在牧区，我不赞成不顾具体的自然条件盲目地把牧场改为农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游牧经济或单一的畜牧业是一种不稳定的脆弱的经济。在牧区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发展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使畜牧业建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同时应以适当的方式建立农区和牧区之间合理的经济联系。
三、克服不利自然条件的抗逆措施。上文已经说过，我国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和不利的自然条件斗争中掌握了客观规律的结果。其中一整套因时因地制宜进行耕作和栽培的措施，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我国自然条件的深刻认识，是极其珍贵的传家宝。例如北方旱地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耕作技术体系就很值得我们总结和继承。我国北方水资源有限，过分利用水资源又会造成各种问题，因此有人提倡“水路不通走旱路”。其实我国古代早就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如对旱、涝、病虫害和冷害等自然灾害的防逆措施，不止是耕作，还包括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安排、种子处理、施肥、灌溉等生物和物理措施。我国很早就懂得利用害虫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我国在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等低产田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历史告诉我们，现在的一引起鱼米之乡，原先是存在许多发展农业的障碍因素低产区，经过人们改造自然的长期斗争才有今天。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古代劳动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的抗逆经验和气概，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方面，利用其有利方面，把低产区改造为高产区，应该是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途径之一。
在肯定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同时，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传统农业说成一切皆好。我国传统农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有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环节，甚至有封建迷信的成分。即使是实践证明是好的精耕细作技术，也基本上仪在直观经验的水平上。又如我国古代农民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但由于小农经营狭隘性和盲目性，难以在更大规模上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的关系。我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中出现过农牧比例失调和森林资源受到破坏的情况。经济重心由华北移到江南，不能不说与华北地区自然生态平衡受到某种破坏有关。有些问题遗留到今天，仍然需要我们着力去解决。
从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看，作为农业发展的一种历史形态，正象原始农业必然为传统农业所取代一样，传统农业也必然为现代农业所取代。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虽然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但由于它是建立在小农经营、手工操作、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主要是利用农业本身物质循环所提供的物资和能量，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不能满足社会对物质和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在世界古代农业中，我国传统农业成就最大，但也不可能摆脱传统农业固有的这种局限性。例如在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中，生产工具的改进落后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明清时代农业工具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有些精耕细作区甚至还使用人耕。这是因为生产工具发展到一定限度时，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的传统农业自身再也提不出进一步改进农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迫切要求，而劳动力富余的状况又抑制了这种要求。明清时代单位面积产量较前代有了较大提高，但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却下降了。虽然这与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有关，并不意味着生产能力降低。当时农民除种粮外，还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因此，单纯根据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的数字断言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是不妥当的。但在传统农业形态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很大限制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要为搞饭吃而奔忙，不能分化出更多的人口从事工业及其它经济与文化活动，这就影响了社会的进步。人们在探讨我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资本主义为什么迟迟不能产生，原因是很多的，传统农业的这种局限性也不无关系吧。从现实看，传统农业的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是不相适应的。必须用现代生产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武装我国的农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但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农业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是在继承、发扬和改造传统农业中一切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基础上的创新。
[backcolor=#c00000][color=#ffffff][size=5]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农业[/size][/color][/backcolor]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诗经》时代的农业[/size][/color][/backcolor]
夏、商、西周时期，农牧业生产有较大的进步。到周代，谷物种植业己发展戍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相比之下，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了，采集狩猎活动则己完全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
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地区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伊、洛、济等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及河、济平原上。这里是适合于农企生产的地方。相传禹臣仪狄开始造酒，而秫酒（糯米酒）是少康开始制造的。用粮食酿酒，说明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商代自盘庚迁殷后，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有人作过统计：经过整理的殷墟出土甲骨片，与农业有关的上四、五千片之多，其中又以占卜年成丰歉的为最多。占卜畜牧的卜辞很少，卜黍、稷“年”和其它“受禾”“受年”的卜辞合计却有二百条左右。说明农业的重要性超过了畜牧业。
周人最初生活在适于种稷的黄土高原，很早就是一个经营农业的部落。《诗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十多篇专门描述农业生产的诗篇，充分反映了当时农业的状况。《豳风·七月》就是一首完整的农事诗。诗中叙述了每月所从事的农务、女工及采集、狩猎等事项。其它诸如《周颂·臣工》、《大雅·生民》、《大雅·绵》、《小雅·甫田》等等也都能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
周代农业生产工具虽然仍多为木、石、骨、蚌所制，但金属农具使用日渐增多。“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为铲类，镈为锄类，铚艾是收割工具，这些农具大都为金字旁，即是使用金属农具的一例。人们在生产中采用协作的方式，于是有“千耦其耘”、“十千为耦”的说法。
《诗经》中所载粮食作物的名称有21个，但多同物异名或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归纳起来，它们所代表的粮食作物只有六七种，这就是粟（亦称稷、禾，其品质优良者称粱）、黍、菽（大豆，或称荏菽）、麦（包括小麦——来和大麦——牟）、稻（水稻或称稌）和麻（大麻，其籽实称苴或蕡）。在这些作物中，粟和黍最为重要。从原始时代到商周，它们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粟，种植更广。粟的别名稷，用以称呼农官和农神，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
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
原始农业实行撂荒耕作制，一般是耕种几年之后，便要抛荒，重新寻找新的土地来源。这种耕作制在商代仍然存在，有人认为，商代多次迁都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撂荒。但到了西周时代，便开始进入到休闲耕作制。《诗经》及《周易》中有葘、新、畬的记载。《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葘，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葘田，指休闲田，任其长草；新田是为休闲之后重新耕种之田，畬田则是耕种之后第二年的田，田中已长草，但经过除草之后，仍可种植。葘、新、畲记载的出现，表明以三年为一周期的休闲耕作制度已经出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夏商西周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垄作的出现。垄作的出现，可能与解决排涝和灌溉的问题。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是以干旱为主，但夏季作物生长高峰时期出现的集中降雨也会导致洪涝。垄作最初主要是与排涝有关。垄，时称为“亩”，《诗经》中有所谓“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也就是平整土地，划定疆界，开沟起垄，宣泄雨水的意思。当时人们在进行这两项工作的时候，非常注意地势高低和水流走向，于是要求“自西徂东”，“南东其亩”，目的就在于排涝。
垄作的出现虽然是与排涝有关，但却对后来农业技术，如抗旱保墒的代田法等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栽培技术的进步。《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禾役穟穟”之语，“禾役”指禾苗的行列，表明当时已有分行栽培技术的出现。分行栽培的出现又为除草和培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一部农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杂草作斗争的历史。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清除播种之前的杂草，但在播种之后，有些杂草又随作物一同长出，有些杂草不仅辨认困难，且清除起来也要比播种之前困难得多，为使莠不乱苗，是有中耕除草的出现。所说，商代卜辞中已有耨草的记载，到西周时期，有关中耕除草的记载就越来越多了，《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即中耕除草；耔，即培土。薿薿，则是生长茂盛的样子，表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经过中耕、除草和培土，作物就可以生长茂盛。耘在周代，又称为“麃”或“穮”。《诗·周颂·载芟》“厌厌其苗，绵绵其麃”。麃，即耘田锄草的意思，《説文》：“穮，耕禾间也。从禾,麃声。”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耕。中耕除草，已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农活。《左传.昭公元年》：“譬如农夫，是穮是穮”。当时田间杂草主要有荼、蓼、莠、稂等。而后二者又是其中为害最烈者，《诗经》中有“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的描写。莠，即谷莠子，亦叫狗尾巴草；稂，即狼尾巴草。是谷田或黍田内最重要的伴生杂草。
后来的农业实践证明，中耕除草还具有抗旱的作用。但当时人们对此并无认识，抗旱还主要借助于灌溉来解决。《小雅·白华》中又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诗句，这是有关稻田引水灌溉的最早记载。但当时使用最多的还可能是取水灌溉，即《大雅·＃酌》中所谓的“挹彼注兹，可以濯溉”。
在除草的同时，还开始了治虫。卜辞中有虫害的记载，而《诗经》中则有治虫的方法。《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螟、螣、蟊、贼分别是就其为害作物的部位而言，对害虫所做的分类。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农作物害虫分类。从“秉畀炎火”一句来看，当时人们已经利用某些害虫的趋光性以火治虫，唐代姚崇说：“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朱熹《诗集传》说：“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让，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瘗。盖古之遗法如此。”这说明以火光诱杀害虫的技术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已经萌芽了。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当时所种的粮食作物种类有很多，《豳风·七月》诗中有“百谷”之称，但提到名字，并且是种植较多的是黍、稷、禾、麻、菽、麦、稻六种。从品种上来说已有早熟、晚熟、早播和晚播之分，晚熟的品种称为“重”，早熟的品种称为“穋”，早播的品种称为“稙”，晚播的品种称为“穉”。当时还有“嘉种”的概念，《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黑黍）和秠（一稃二米）是黍中的优良品种，穈（赤苗）和芑（白苗）则是粟中的优良品种。嘉种的出现与选种有关。“生民”一诗中所谓“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即是对选种的描写，黄茂方苞，即是说要求选择色泽鲜黄、肥大而又饱满的种子。
园艺、蚕桑和畜牧兽医
蔬菜和果树的种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初人们把蔬菜和果树或与粮食混种在一起，或种在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后来人们才认识到，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于是出现了田圃的分家。商周时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用于专植果树和蔬菜。卜辞中已有表示圃的字，从字形上来看表示在一定范围生长着草和木。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中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由保护到种植某些蔬菜果树等。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种菜蔬，秋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诗经》中记载了专门用于蔬菜种植的“场圃”。场圃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春夏种菜蔬，蔬菜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以“纳禾稼”。商周时期，由于还保留相当程度的采集经济成份，食用蔬菜的种类，所《诗经》所载，有２０多种，但栽培的蔬菜作物则主要有葵、韭、瓜、葫和芸等。果树种类，据《夏小正》的记载有杏、梅、桃、枣和栗等，其中至少杏和梅是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
《诗经》中所载的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黍稷。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又桑林、桑田，也广泛在宅旁和园圃中种桑。出现的地点则有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再与其他文献参照看，当时的蚕桑生产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即养蚕专用的蚕室。说明养蚕已在室内进行。《诗经·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说明蚕已在室内饲养。室内养蚕需要采桑，《诗经·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都是采桑的事，从中可知当时的桑树大多为乔木桑，但也出现了一种低矮的桑树——女桑。《夏小正》把养蚕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养蚕的规模已经较大了。大规模的养蚕，必有大规模的种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可以为证。
除了种桑养蚕以外，《诗经》中提到的衣着原料还有葛、大麻、苎麻、菅和褚等，以及动物的皮毛等。当时已采用“沤制”和“煮制”方法来加工麻类纤维。
夏、商、西周时期，虽然以种植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已经形成，但畜牧业在社会经济部门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富贵人家和国家政权来说，畜牧显得更为重要。为其可以改善生活，丰富祭祀，巩固国防，在一个“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畜牧委实不可少矣。
夏代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和部落。古书有“莱夷作牧”的记载，“莱夷”就是就是畜牧部落之一。商周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商代畜牧业相当发达，卜辞祭祀用牲名目繁多，数量很大，一次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达“五百牢”或“千牛”。周人虽然以农业发迹，但畜牧业在周代经济生活中仍很重要。《诗经》中有一首“考牧”诗，反映的是当时畜牧业生产的情况，“三百维群”，“九十其犉”。可见当时牧群的规模是不小的。当时地旷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般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对原野中农田和牧场的规划，被称作“井牧田野”。从《诗经》看，当时确实是划出了放牧牛羊和马的各类牧场的。而《周礼》则记载了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牧政。
新石器时代，后来人们所饲养的一些动物，所谓“六畜”都已齐备。商周时期，马的地位显著提高，广泛用于战争，狩猎和交通运输。养马业受到重视，官营养马业中，对于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等都有专人负责。这一时期，象和鹿也成为人们的驯养对象。《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虞”之说，而《诗经·大雅·灵台》则有“王在灵囿，＃鹿攸伏”之句，说的是周天子在灵囿养鹿取乐的事。商周时期，鸭、鹅等水禽开始饲养。鸭，古称鹜，系由野鸭（凫）驯化而来，驯化之后又称家凫，或舒凫。鹅，古名舒雁，系由雁驯化而来的。
夏、商、西周时期，畜牧兽医技术较之于新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种植业的发展，放牧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于是对于牲畜的饲养管理，在采用放牧的同时，圈养已很普遍。甲骨文中有反映圈养的文字，而《诗经》中更有不少圈养的记载，如“执豕于牢”，“乘马在厩”等。适应圈养的需要，在商代出现了割草作饲料的饲料生产。更有以粮食来秣马。但商周时期，最通行的做法可能还是圈养与放牧相结合。《周礼》中既有“圉师”负责圈养，更有“牧师”负责放牧。
商周时期，家畜的繁育技术也已出现。特别是对于马的繁育技术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作法。《夏小正》中有五月“颁马”的记载，就是指别马雌雄，分群放牧。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乱交、保护孕畜和便于控制牲畜交配与生育季节。《周礼·牧师》提到了“中春通淫”，这就是说，马匹平时是化牡分群放牧的，至仲春之月则合群配种，配种之后再“颁马”，分群放牧。母马春季配种，次年生产后，正值天气转暖，对养育幼马是有利的。为了适合马配种繁殖的需要，提出了牝马牡马的比率。《周礼·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郑玄注引郑众的解释是：“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这样能使母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为了保持这一比率，对于不适于作种马的雄马采取去势（“攻特”）的办法，以改良马的品种，提高配种质量。对于留作种马的公马，《周礼》中还有“佚特”一项。“特”是留作种马用的公马，俟通逸，“佚特”就是使种马逸而不劳，保证其充沛的精力。对于怀孕的母马和生下不久的幼马则有“执驹”一说。这些反映当时的畜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商周时期还出现了兽医。兽医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兽医，包括“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两项，还有专疗马病的“巫马”，以至为良马保健的“趣马”等。夏商周时期，兽医学上的最大成就募过于阉割术的出现。《周礼》中“攻驹”和“攻特”，指的就是对于公马的阉割，《周易》说：“豮豕之牙，吉”，则是说，阉割过的猪性情温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阉割技术的发明对于动物的驯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概早期的家畜虽已驯化，但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野性，经过阉割之后，野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对于家畜的圈养大有裨益。
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物学知识
如何能治理好农业，充分利用动植物资源，除了在农业技术上采取一切措施之外，还需要相当的生物学知识，同时农业的实践也促进了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周礼》中有“司土”一职，是为总管农业的中央官职。其职责是：“以天下土地之图，周之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其下属“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稻人”，“掌稼下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这些工作都要求具有生物学，特别是其中的形态、分类、生态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辨别名物和辨穜稑之种，才能根据土壤的状况选择相应的作物和品种，做到因土种植。
夏、商、西周时期，主要是依据以下的一些标准来进行动植物分类的：
一是颜色。前面提到的农作物中的嘉种秬（黑黍）、穈（赤苗）和芑（白苗）就是根据颜色来划分的。这种分类在动物分类中就更为普遍，以白、黄、幽（黑）或＃（ＬＩ）（黑色）、驳（杂色）等命名的牛、马、羊、豕都有。
二是大小。大兇、驹（小马）、童牛。
三是性别。在字中以“土”表示雄性动物、以“匕”表示雌性动物。如牡（公牛）、牝（母牛）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某些植物的性别也有所认识，如称雌麻为苴。有时古人还根据繁殖状况来分类，如今岁落地来年自生于田的稻，称为“秜”。
四是功能和用途。如马就依据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分为种马、齐马、道马、田马和驽马。在农作物方面，晚种而早熟的称为“穋”，早种而晚熟的称为“重”。
五是外形。马有脊鬃、长尾等主要特征。牛与羊均有角，但牛角大、羊角小等。在农作物方面。禾，表示植株；粟，表示谷实；而米，则表示去壳之后的胚乳。
总之，商周时期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以直观的性状特征为分类的依据，在文字中将同形的动植物以同一偏旁示之，以归其类，这一分类为后世分植物为草、木；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分类系统之雏形。在动物分类之中，由于兽类的体型较大，更为直观，所以当时对于兽类的类别认识较为清晰，从文字结构上来看，当时就已将兽类划分为犬类、豕类、牛羊类、马类和虎豹类等。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size][/color][/backcolor]
重农思想，以农立国与重农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纷起，人们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农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管仲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管仲不仅有“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样的名句，更把农业生产与国强民富联系起来。提出：“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他还告诫统治者，“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基于此种认识，一些诸侯国提出了“耕战”的口号，并通过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战争。这其中秦国的作法最为成功。史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秦国的胜利，实际上是农业的胜利。
在一些诸侯国积极致力于鼓励农民进行耕战的同时，一些思想家也都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了自己关于农业问题的看法，形成为农家，成为当时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说：
农家者流，盖出自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农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其学说的内容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另一派学说则带有“鄙者农学”或“平民农学”的色彩。无论是带有“官方农学”色彩的农家，还是带有“鄙者农学”色彩的农家，其学说均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关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识。
《汉书·艺文志》所载农家的著作共9种，其中《神农》20篇和《野老》17篇系“六国时”作品。前者为“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后者据东汉人应劭所说是“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而这些作品现都已失传。保存至今的属于先秦时代的农学文献，仅有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类”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
《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所反映的精耕细作技术
上农等四篇的内容
《上农》即“尚农”，阐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任地》等三篇是先秦文献中讲述农业科技最为集中和最为深入的一组论文，论述了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任地》带有总论的性质，《辩土》和《审时》带有分论的性质。《任地》提出了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和土地利用的总原则，即所谓“耕之大方”，还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和方法。《辩土》主要是谈耕作栽培技术方法的，即所谓“耕道”。首先谈“辩土”而耕的一些原则。接着谈耕作栽培中要防止“三盗”，即地窃、苗窃和草窃。亟言不合理畎亩结构的危害。以后依次谈播种和中耕的技术原则。《审时》主要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
精耕细作的雏形
《任地》等三篇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精耕细作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１、深耕。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广泛使用，这为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所证实。与此同时，牛耕也已出现。这些都为农业生产中实现精耕细作准备了条件。到了战国时期，深耕得到广泛提倡。深耕，要求“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使耕过的土地“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除了对深的要求外，《吕氏春秋·任地》还提出，根据土壤自身的状况，进行耕作调整的总原则和一些具体的原则。《吕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刚硬的土壤要使它柔软些，柔软的土壤要使它刚硬些；休闲过的土地要开耕，耕作多年的土地要休闲；瘦瘠的土地要使它肥起来，过肥的土地要使它瘦一些；过于着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一些，过于疏松的土地要使它着实一些；过于潮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爽些，过于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２、畎亩。夏、商、西周时期，旨在排水防渍的垄作法即已形成，时称为“亩”。春秋战国时期，垄亩法得以发展，成为畎亩法，着眼点除排水防涝之外，更有抗旱保墒。这就是《任地》提出的“上田弃亩，下田弃畎”。“上田弃亩”，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沟里，而不种在垄上，这样就有利于抗旱保墒。“下田弃畎”是说，在低田里，作垅，把庄稼种在垄（亩）上，有利于排涝。
《吕氏春秋》中还对亩和畎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故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辩土》）意思是说，垄应该宽而平，沟应该窄而深。畎亩的耕作有其相配套的农具，畎亩的规格以其所使用的农具为标准：“所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任地》）对于垄的内部构造，则提出“稼欲生于尘，而坚于坚”，就是要创造一个“上虚下实”的耕层结构，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
３、慎种。《吕氏春秋》提出农业生产要消灭“三盗”，其中之一便是要消灭“苗窃”，即消灭由于播种过密，又不分行而造成的苗欺苗，彼此相妨现象。消灭苗窃要从播种抓起，要“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也就是说，播种量要适当，不要太密，也不要太稀。而且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播种密度。“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即肥地宜密，瘠地宜稀。否则“肥而扶疏则多批，硗而专居则多死”。这是有关合理密植原则的最早论述。在株行距上，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心（必）中央，帅为泠风”。即要求纵横成行，以保证田通通风，即使是大田的中间，也能吹到和风，而不致郁闭。这表明当时已有等距全苗的观念。在覆土要求上，《辩土》篇指出“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即要求覆土厚度要适当，既不要过多，也不要大少，固为，“厚土则蘖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实际上，当时除了对覆土有厚薄的规定之外，更多的是对就覆土要个要求，这就是“疾耰”和“熟耰”。耰，即碎土、覆种的意思。而疾和熟，而是要求在深耕之后，立即把土块打碎，用细致均匀的土壤来覆土。
４、易耨。耨，又称为耘。即中耕除草。战国时期，提出了易耨和熟耘的要求，则是要求中耕除草做得迅速而细致。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草窃。然而，中耕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因为古人在中间的同时，还要进行间苗。《吕氏春秋·辩土》指出：“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从作物生长的动态上，指出了掌握合理密植的标准，即在苗期，苗间应相互孤立分离，使其有充分的生长余地；长大后，恰好使植株互相靠近，即相当于现代所谓的“封行”；到成熟时，植株因分蘖增多（三以为族），株间互相紧靠在一起，既可防止倒伏，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阳光，从而保证获得最高的产量（乃多粟）。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有间苗的出现。而间苗又主要是通过中耕除草进行的。“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博）六寸，所以间稼也。”（《任地》）具体间苗时，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即要求间去弱苗。因为“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
５、审时。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季节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则说：“种禾不时，不折必稴，稼熟而不获，必遇天灾。”“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书中依次论述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从事播种得时、先时、后时对该种作物产量和质量的不同影响，最后从产量和质量的对比中，论证了“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结论。这是针对播种期而言，实际上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上的要求。以耕期而言，土质不同，耕作期也有先后，土质粘重的“垆土”，应当先耕，而土质轻松的“靹土”，即使耕得晚些，也还来得及。为了确定适耕期，《吕氏春秋》中还总结了看物候定耕期的经验，指出：“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这是以菖蒲出生这个物候特征，作为适耕期开始的标志。
上述特点之外，春秋战国的农业技术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多粪肥田、连种制、防治害虫等，尽管当时还处于雏形阶段，但却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植物生态学和动植物分类知识
随着对于农业生产有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们对于动、植物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从而产生了许多生物学的知识。
《管子·地员》篇主要是讨论各种土地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的。全文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阐述土地与植物的关系。首先论述大平原中“渎田”的各种土壤──息土、赤垆、黄唐、赤埴、黑埴。在这些不同的土壤区中，地势有高下，水泉有深浅，因而它们所宜生的谷物和草木就有差别。次述十五种水泉的深浅各不相同的丘陵地。复述依次自高而下的五种山地，各有其宜生的草木及水泉的深浅，反映了植物的垂直分布。然后得出：“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录次），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管子·地员》还考察了一个山地的情况，依高度不，把山地分为“悬泉”、“＃＃”、“泉英”、“山之＃”和“山之侧”五个部分，种列出所宜生长的植物名称。还举出了一个小地区内植物自上而下垂直分布的例子，指出“凡彼草物，有十二衰，种有所归”。
后一部分是对“九州之土”的分类介绍：“凡土物三十，其种三十六”。实际上只谈到了十八种土壤，这十八种土壤又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等，各统六种土壤。每种土壤都有它所特宜的两个谷类品种，总共为三十六个。对每种土壤，不但说明其性状，所宜谷类品种，更述及它们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产的各种有用植物，如树木、果品、纤维、药物、香料等，并及于畜牧、渔业以及其他动物之类。尤以上土之中的粟（息）土、沃土、位土叙述为详。其他各种土壤都与这三种土壤相比，定出它们生产力的差别。
《管子·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和每类性状的描述比《尚书·禹贡》更为细致，对各类土壤与植物关系的分析也更为深入，而且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是我国古代一篇极可宝贵的生态地植物学论文。
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所认识动植物的种类也随之而增加。《诗经》中所列举的动物就有一百多种，植物有一百四十多种。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对动植物的外部形态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采用比较法和归纳法，对这些动植物作了进一步分类，出现了中国古代动植物分类体系。
关于动植物分类认识，散见子《周礼·地官》、《考工记》、《管子·幼官》、《尔雅》等典籍。《周礼》将植物分为阜物（柞栗之属）、膏物（杨柳之属）、覈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五类；动物则分为虫类、鱼类（又分析为鳞物——鱼类、蛇类和介类——龟鳖类）、羽物（鸟类）、毛物（兽类）和臝物（即指自然界的人类，也包括猿猴类在内）。值得重的是，人们还将动物归总为小虫和大兽。小虫相当于今日之无脊椎动物，大兽相当于今日之脊推动物。《尔雅》中，第一次明确地把植物分为草、木二大类，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这些分类认识为中国后来的动植物分类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分动物为虫、介、鳞、禽、兽、人等类，即本于此。
《尔雅·释草》篇中包含有一百多种植物，都是草本植物，《释木》篇中的几十种植物，均为木本植物，这同现在分类学的认识基本一致。《释虫》篇所列举的虫类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无脊椎动物，《释鱼》篇中的鱼类相当于现在分类学上的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鱼、鳖），也就是所谓凉血动物，而“鸟”和“兽”也与现在分类学上的鸟、兽类相当。
《尔雁》在分述各类动植物时，在名称的排列上是略有顺序的。如《释草》篇中说：“＃、山韭、茖、山葱、＃、山薤、蒚、山蒜”，把这些植物名称排列在一起，属葱蒜类，同现在分学上的葱蒜属相当。又如《释虫》把蜩、蚻、＃、＃、蜺等不种类的蝉排列在一起，同属蝉类，相当于现今分类学上的同翅目蝉科。它如植物的桃李类、松柏类、桑类等，动物的蚁类、蜂类、蚕类、贝类，甲虫类、蛇类、蛙类等等，都作了分门别类的比较精细的叙述，其中有些还反映了类似于现今分类学中的“属”或“科”的分类概念。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秦汉时期的农业[/size][/color][/backcolor]
牛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获得了初步的推广，但从春秋到西汉初期，在出土的铁农具中，铁犁的数量既少，形制也比较原始，反映出当时牛耕的推广还很有限。到了西汉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铁农具中，犁铧的比例明显增加；目前已出土的汉代犁铧，绝大部分属于汉代中期以后。陕西关中是汉代犁铧出土集中的地区，多为全铁铧。一种是长40厘米左右、重9—15公斤的巨型大铧，即汉代文献称为“钤”（《说文》）者。有人进行过复制和试耕，认为是“数牛挽行”用以开大沟的，即古农书所载用于修水利的“浚犁”；一种是小型犁铧，是从开沟播种用的古犁演变而来的，《释名》称“”，《齐民要术》称“耩”，是一种小型无壁犁铧，用以中耕除草壅苗开浅沟的；再一种是长约30厘米、重约7.5公斤的舌型大铧，这是西汉中期以后最主要的耕犁。这种舌型大铧又往往和铁犁壁同时出土，说明这种汉犁已经装上了犁壁。犁壁的作用是使犁铧翻起的土垡断碎，并向一定方向翻转。汉代既有向一边翻土的菱形、瓦形和方形缺角壁，也有向两侧翻土的马鞍形壁。
汉代至魏晋的壁画和画象砖石刻中有不少“牛耕图”（主要是东汉时代的），从中可以看到汉犁的整体结构和牵引方式。完整的汉犁，除了铁铧外，还有木质的犁底、犁梢、犁辕、犁箭、犁衡等部件。犁底（犁床）较长，前端尖削以安铁铧，后部拖行于犁沟中以稳定犁架。犁梢倾斜安装于犁底后端，供耕者扶犁推进之用。犁辕是从犁梢中部伸出的直长木杆。犁箭连结犁底和犁辕的中部，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犁衡是中点与犁辕 前端连结的横杆。以上各部件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故中国传统犁又称“框形犁”。这种犁用两条牛牵引，犁衡的两端分别压在两头牛的肩上，即所谓“肩轭”。这种牛耕方式俗称“二牛抬杠”，也即文献中所说的“耦犁”。
《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末年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与代田法相配合，“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所谓“耦犁”，当指以二牛牵引为动力，以舌形大铧和犁壁为主要部件的框形犁。正如先秦时代称二人并耕为“耦耕”一样，汉代也把二牛拉犁称为“耦犁”。至于为什么要“二牛三人”，根据民族志的材料分析，是因为耦犁发明之初，犁箭是固定的，从而犁辕与犁底之间的夹角也是固定的，不能起调节耕地深浅的作用，所以耕作时除了牵牛人和掌犁人外，还要有站在犁辕旁或坐在犁衡上以掌握调节耕深的压辕人。后来发明了活动犁箭或功能相似的装置，耕牛也调教得更为驯熟，压辕人和牵牛人就可以省掉，因此，我们在东汉的牛耕图中看到，一般只要两牛两人或两牛一人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耦犁是包括改进了的犁铧、与之相配合的犁壁、结构比较完整的犁架，以及双牲牵引等内容的一个完整的牛耕体系。耦犁既区别于人工操作的耒耜，也区别于亦耒亦犁、亦锸亦铧的古犁；它的出现，使我国的耕犁最终告别了耒耜，发展到了真犁、即正式犁的阶段。采取耦犁等便巧农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相当于“一夫百亩（小亩）”的十二倍。正因为使用耦犁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越了耒耜，牛耕才在黄河流域获得真正的普及，铁犁牛耕在农业生产中向主导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
耦犁之外，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所用的田器中，还有耧车。耧车是一种畜力播种工具。据东汉崔寔《政论》的记载，耧车由三只耧脚组成，即三脚耧。三脚耧，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耧脚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开沟播种，同时进行覆盖和镇压，一举数得，省时省力，故其效率可以达到“日种一顷”。耧车经过后人的改进，还用于中耕、施肥等多种作业。
耦犁、耧车等新农具由此得到了推广，使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业的发展，产量的增加，又促进了谷物加工工具的进步。人力操作的、畜力牵引的、水力推动的石磨、石碓相继出现。利用风力清洁谷物的机械──“飏扇”，即风车亦已发明。这一切使汉代的农具种类趋于完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至魏晋的壁画和画象砖石刻中有不少“牛耕图”（主要是东汉时代的），从中可以看到汉犁的整体结构和牵引方式。完整的汉犁，除了铁铧外，还有木质的犁底、犁梢、犁辕、犁箭、犁衡等部件。犁底（犁床）较长，前端尖削以安铁铧，后部拖行于犁沟中以稳定犁架。犁梢倾斜安装于犁底后端，供耕者扶犁推进之用。犁辕是从犁梢中部伸出的直长木杆。犁箭连结犁底和犁辕的中部，起固定和支撑作用。犁衡是中点与犁辕 前端连结的横杆。以上各部件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故中国传统犁又称“框形犁”。这种犁用两条牛牵引，犁衡的两端分别压在两头牛的肩上，即所谓“肩轭”。这种牛耕方式俗称“二牛抬杠”，也即文献中所说的“耦犁”。
《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末年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与代田法相配合，“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所谓“耦犁”，当指以二牛牵引为动力，以舌形大铧和犁壁为主要部件的框形犁。正如先秦时代称二人并耕为“耦耕”一样，汉代也把二牛拉犁称为“耦犁”。至于为什么要“二牛三人”，根据民族志的材料分析，是因为耦犁发明之初，犁箭是固定的，从而犁辕与犁底之间的夹角也是固定的，不能起调节耕地深浅的作用，所以耕作时除了牵牛人和掌犁人外，还要有站在犁辕旁或坐在犁衡上以掌握调节耕深的压辕人。后来发明了活动犁箭或功能相似的装置，耕牛也调教得更为驯熟，压辕人和牵牛人就可以省掉，因此，我们在东汉的牛耕图中看到，一般只要两牛两人或两牛一人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耦犁是包括改进了的犁铧、与之相配合的犁壁、结构比较完整的犁架，以及双牲牵引等内容的一个完整的牛耕体系。耦犁既区别于人工操作的耒耜，也区别于亦耒亦犁、亦锸亦铧的古犁；它的出现，使我国的耕犁最终告别了耒耜，发展到了真犁、即正式犁的阶段。采取耦犁等便巧农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相当于“一夫百亩（小亩）”的十二倍。正因为使用耦犁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越了耒耜，牛耕才在黄河流域获得真正的普及，铁犁牛耕在农业生产中向主导地位才真正确立起来。
耦犁之外，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所用的田器中，还有耧车。耧车是一种畜力播种工具。据东汉崔寔《政论》的记载，耧车由三只耧脚组成，即三脚耧。三脚耧，下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耧脚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开沟播种，同时进行覆盖和镇压，一举数得，省时省力，故其效率可以达到“日种一顷”。耧车经过后人的改进，还用于中耕、施肥等多种作业。
耦犁、耧车等新农具由此得到了推广，使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业的发展，产量的增加，又促进了谷物加工工具的进步。人力操作的、畜力牵引的、水力推动的石磨、石碓相继出现。利用风力清洁谷物的机械──“飏扇”，即风车亦已发明。这一切使汉代的农具种类趋于完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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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耙—耱技术体系的形成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具的种类增多，《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就有２０多种，其中除犁、锹（锸）、锄、耩、镰等原有农具之外，新增的有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
窍瓠是一种新的播种农具。窍瓠就是点葫芦。《齐民要术·种葱》说：“两耧重耩，窍瓠下之，以批契继腰曳之。”就是指用耧开沟后，用窍瓠播种。
锋是一种畜力牵引的中耕农具，在禾苗稍高时使用，如种谷子，“苗高一尺，锋之”，种大豆，要“锋、耩各一”。锋有浅耕保墒的作用，还可以用于浅耕灭茬。
挞是播后覆种镇压工具。据《齐民要术》所载，挞系“用科木缚如扫帚，复加扁阔，上以土物压之，亦要轻重随宜，曳以打地。”用于耧种之后，覆种平沟，使表层土壤塌实，以利提墒全苗。
新增农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畜力拉耙的出现。汉代虽有竹木耙和铁齿耙，但均属人力耙的范畴。畜力拉耙的明确记载，始见于《齐民要术》，即所谓“铁齿漏楱”，而比《齐民要术》更早两个世纪以上的嘉峪关魏晋壁画中，即有畜力拉耙的形象。嘉峪关壁画中的畜力拉耙是长条形的钉齿耙，有两牛牵引的，也有一牛牵引的。《齐民要术》中所提到的“铁齿漏楱”，据《王祯农书》说，则是人字耙。耙用于耕之后，可以使翻起的土垡变得细碎疏松，并可以去掉草木根茬。
耱是畜力牵引用以摩碎土块、平整地面的工具，是安有牵引装置的长条形木板或用藤条荆条之类编扎而成。从现有画像来看，有两牛单辕耱，也有一牛双辕耱。《齐民要术》中称之为“耢”。用于耕耙之后，可进一步使地平土细，同时也和耰一样，具有覆土的作用。耢和耙一样，有时为了加大效果，使用时，人立其上，用以提高碎土和覆土等的功效。但是否站人，要视情况而定。如湿地种麻或胡麻，就无需站人，因为“劳上加人，则土厚不生。”
在新增农具的同时，原有的一些农具，如犁和其它畜力牵引工具也有了较大改进。犁是当时的主要耕具。从河南渑池出土的铁犁情况来看，当时有三种类型的犁：一是全铁铧；第二种是“Ｖ”字铁铧；另一种是双柄犁，犁头作“Ｖ”字形，可安装铁犁铧。又从嘉峪关等地的发现的魏晋壁画中，可以看出，当时有二牛抬扛式，也有单牛拉犁式。其中单牛拉犁式惭趋普及。《齐民要术》中提到一种“蔚犁”，这种犁既能翻土作垄、调节深浅，且能灵活掌握犁条的宽窄粗细，并可在山涧、河旁、高阜、谷地使用。
这些农具主要是适应北方旱作的需要而出现的。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苦旱，尤以春季少雨多风，因此，防旱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突出问题。
兴修水利是解决干旱问题的首选。但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个体农户所能承担，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采用土壤耕作措施防旱保墒。春秋、战国时期采用的方法是“深耕”、“疾耰”和“易耨”。汉代出现畜力摩田器，土地播种前反复耕摩，配以早助，使保墒能力有所加强。但摩只能使表层的土块细碎，表层以下坷垃不易完全消除，垡片之间可能架空，不但影响禾苗生长，而且保墒能力也有限，尤其时间一长就会跑墒，使土块变得坚硬。
魏晋时期，由于有了畜力拉耙的出现，土壤耕翻后反复耙耢，消灭了土层中的大小坷垃，形成上虚下实的上层，再加上播种后的挞、辗、锄等一些耕作措施，使得土壤保墒蓄墒的能力和持久性大大加强了。《齐民要术·耕田》说：“再劳地熟，旱亦保泽也。”这就标志着北方旱地传统的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为了加大保墒防旱的效果，《齐民要术·耕田》中对土壤耕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如：“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所为“燥湿得所”，就是土壤含水量适当，不过干，也不过湿。因为这时的土壤结持力小，粘着力也小或未产生，从而耕作的阻力小，土块易碎散，耕作质量也就有保证。这种根据土壤墒情来确定翻耕的原则，同样也适用播种时的镇压。《齐民要术》提到“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但若“其春泽多者，或亦不须挞；必欲挞者，宜须待白背。”因为“湿挞令地坚硬”，“湿辗则令苗瘐。”又如：“秋耕欲深，春夏欲浅”。因为秋耕后到春耕之间，有较长的时间可让土壤自然风化。因此，秋耕欲深，即便是将一部分心土翻上，经过一冬时间的风化，土壤也可以变熟，土壤中的潜在养分可以释放出来，变成有效养分，还可以蓄纳雨水。春耕距播种期近，夏耕为赶种一季作物，这两个时段都很短，如果将心土翻上，来不及风化，所以宜浅。同样的道理还有，“初耕欲深，转地欲浅”，因为“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再如，“犁欲廉，劳欲再”，即翻耕的时候，犁条要窄小，这样耕地才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再多次耢地，才能使地熟收到保墒防旱的效果。
《齐民要术》中还对出苗后的中耕等提出了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指出：“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因为“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因为“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中耕的方式也由原来单一的锄，发展出了耙、耢、锋、耩等多种形式。
农作制的发展和选种技术
魏晋南北时期，大田作物种类基本是汉代的延续，但大田作物的搭配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往往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灵活多样的轮作体系。《齐民要术》记载有多种作物的轮作方式，并且指出什么作物应该和什么作物轮作较好，同时还肯定了许多作物的前后茬关系。书中记述了当时北方二十多种茬口，把适合某些作物的茬口分为上、中、下三等，说明它们在轮作中的地位，而且特别指出豆茬是谷类作物、蔬菜作物的良好前茬。如谷子的最好前茬是绿豆、小豆，其次是麻、黍和胡麻，再次是芜菁、大豆；黍、穄最好是新开荒地，其次是前茬为大豆地，再次是谷子地；谷子和麦都是大豆、小豆的良好前作，小豆是麻的好前作等。
二是间作、混作和套作的发展。《齐民要术》中还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如桑下种绿豆、小豆、谷子、芜菁等。葱中种胡荽等。还有混播，“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套种也有初步运用，如：“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而锄之，拟收其根”。
三是绿肥作物的栽培和加入轮作序列之中。中国利用绿肥相当早，但汉代以前只是耕翻自然生长的杂草作肥。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是中国南方冬种绿肥的开始。后魏时期，中国北方也已广泛利用绿肥栽培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述了谷、瓜、葵、葱等作物生产中都使用绿肥。当时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方法都是在五、六月中密种，七月八月犁翻，以作为春谷田的肥料，肥效与蚕矢和熟粪相同，使用起来还非常方便。利用和种植绿肥，是中国优良农业技术传统之一，对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育地力和改良土壤以及提高产量，都有重要的作用。
又据《广志》的记载，当时南方有“盖下白稻”的再生稻品种，“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而据《水经注·耒水》的记载，今湖南永兴县有数千亩的稻田，利用当地的温泉灌溉，常以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谷熟，一年可以实现三熟。由此看来，当时部分南方地区已出现多熟制。但这种多熟制在当时整个农业生产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贾思勰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的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耗息。”这一切构成了作物品种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多，其中又以粟和稻最为突出。粟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１个，《齐民要术》补充８６个，加上粱的品种４个，秫品种６个（包括《广志》所记的品种在内），共记载粟类品种１０６个。水稻品种，《广志》记载了１３个，《齐民要术》补充２４个，共３７个。
品种的增加，使得命名和分类成为必要。关于作物品种的命名，贾思勰根据当时谷子品种的名称进行了概括：“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字为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可见，当时品种的主要三种命名方法，一是以培育者姓名命名；二是根据品种的形态；三是根据品种的特征，如生育期、耐水性等。这些命名方法，现在仍在沿用。命名在于彰显品种的个性，而在个性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贾思勰综合地考察了作物品种的这些特征和特性，将当时
品种的增加是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发展的结果和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选种和良种繁育是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品种的保纯防杂，必须同选种和繁育良种结合进行。《齐民要术·收种》指出：“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为了防止混杂，当时采取了混和选种和建立“种子田”的措施，《收种》篇说：“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刈，高悬之。至春，治别取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是一种良种繁育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
86个粟的品种分为四大类：朱谷等14种，早熟、耐旱、免虫；今堕车等24种，穗上都有芒，耐风、免雀暴；宝珠黄等38种，中熟大谷；竹叶青等10种，晚熟、耐水，有虫灾则被害尽。在介绍品种时还将其显著的优缺点指出来，这些都为品种的分类和优良品种的选育初步奠定了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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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兴盛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隋、唐初期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均田制”，检括人口，减轻徭役等措施，也在客观上为农业生产的兴盛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隋唐统治者还鼓励垦殖，把增加人口，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并进行奖惩的标准。这一切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隋朝建立仅十二年时，就已“库藏皆满”。“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库布帛各数千万”。以致唐朝建立二十年后，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唐朝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天宝八年（公元749
安史之乱（７５５年）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民大量南移，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前，南粮北调的局面就已形成，时称“北运”。安史之乱后，北方最重要的农业区河北、河南两道大部分地区处于分裂割据与半割据状态，战祸连绵，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朝廷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区，主要为关中、淮南、江南东西、剑南、山南、岭南等道，而在这些地区中，只有江南东西道、剑南道等地区比较富庶，因而南方开始成为赋税的主要来源。贞元八年（７９２年）权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湖南的“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难怪当时就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到了唐末五代之后，南方农业生产已稳定地超过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态势在农田水利的兴修上也得到了反映。
农田水利和灌溉工具
隋唐五代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中唐以前，北方水利的复兴，其次是中唐之后，南方水利的持续发展。中国北方的农田水利建设自西汉达到高。
潮之后，开始走向衰落，然而，中唐以前，北方的农田水利又进入到了一个复兴时期，水利建设遍及黄河流域及西北各地，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恢复，并修建了一些新的灌区。最突出的是引黄灌溉的成功和关中水利的恢复。
关中水利的恢复和改造
隋唐建国之后，关中又成为京畿之地，政府对于关中水利颇为关心，如隋开皇元年（
唐代关中的水利建设主要表现在对原有水利工程的恢复和改造。如唐代在原西汉所开的成国渠渠口修了六个水门，称为“六门堰”，又增加了苇川、莫谷、香谷、武安等四大水源，灌溉面积扩大到
年），政府仓储粮食约达一万万石。唐政府因而不断修筑和扩大隋代所兴建的仓窖。以含嘉仓为例，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探查，该仓的粮窖259个之多。最大的窖，窖口直径１８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窖窖口直径亦有8米左右，深6米左右。在己发掘的6个窖中，其中一个尚留存有大量炭化的谷子，据此推测，此容储粮在50万斤左右。由这些可看出含嘉仓所储藏的粮食之多，也反映了隋、唐农业生产的盛况。581）都官尚书元晖奏请引杜阳水灌三趾（畤）原，由李询主持，工程完成之后“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唐立足关中之后，“凡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并设专官，主持关中水利的修治与管理。2万余顷。又重修曹魏时期所开的汧水渠，改称为“升原渠”。升原渠引汧水经虢镇西北周原东南流，又合武亭水入六门堰，在六门堰东，汇入成国渠（东段）。因为引水上了周原，故名升原渠。唐朝又在原秦汉时的郑白渠基础上开通了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称为“三白渠”，还在泾水兴建拦河大堰，由料石砌筑而成，长宽各有百步，称为“将军翣”。唐代关中的农田水利，虽然都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的恢复和改建，但渠系较前更密，这些工程大大提高了原有水利工程的灌溉能力。
引洛引黄灌溉工程的成功719），在同州刺史姜师度主持下，重建引洛灌区，于“朝邑、河西二县，开河以灌通灵陂，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同时通过开凿田间沟洫，引水泡田，种稻洗碱，使大片盐碱洼地成“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的膏腴稻田。此外，唐代还在朝邑东北大规模引黄灌溉也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汉武帝时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当时在朝邑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济一带，河东太守番系组织数万人修建了引黄灌溉工程，后因黄河主流摆离渠口，未能奏效。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治中云得臣自龙门引黄河水溉韩城县田6000余顷。755）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黄河流域几乎没有兴修新的水利工程，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水利工程的灌溉能力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南方水利却得到发展，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太湖流域塘埔圩田系统的形成。828），曾奏准征发江南水车匠造水车，在畿内诸县加以推广。唐朝的水车还传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材料的材料来看，当时中国龙骨水车已比较普遍，且已有手转、足踏、牛转等多种型式。
洛水下游原本是一处古灌区。但自从北周重开龙首渠之后，长期没有水利建设的记载。致使朝邑一带不少地方重新成为斥卤之地。唐开元七年（南方的农田水利中唐以后，北方战乱，水利建设停滞进而衰退。从天宝十四年（太湖地区像碟形，中部低洼，故又名笠泽。容易被水淹没，需要筑堤挡水；四周除西部山区特高外，东、南、北三面沿海、沿江一带的边缘地段也比较高，容易受干旱影响，则有赖于沟渠灌溉。塘浦圩田系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
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太湖地区就已开始修筑湖堤和海塘，用以抵挡海潮和湖水的泛滥和侵袭，到唐代，以土塘为主的南北海塘系统已初步形成，环绕太湖东南半圈的沿湖长堤也在唐中叶以后全线接通。为大规模的塘浦圩田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唐以后，太湖地区广兴屯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成了“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亦有船”的沟渠路系统。“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基本上达到了水旱无忧，旱涝有秋的目的。使得太湖地区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塘浦圩田系统就是在屯田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在低洼区筑堤作圩，防洪排水，在高仰处深浚塘浦，引水灌溉。成为以出海干河为纲，“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埔，又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的纵横渠道交错的水网。网上的每个节点，即所有干河、支渠、海口以及圩堤之间，都普遍设置了堰闸、斗门，调节水位和流量，以达到旱灌涝泄的目的。浦和塘的堤岸就形成圩田的堤岸，高出最高水位，足以保护低田不被淹没。渠身深阔，渠口设闸，看需要而启闭，洪水时足以分洪泄水入江、入海，干旱时足以担负高田的灌溉。
在大量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同时，唐政府还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唐朝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又设有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京畿地区的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唐朝还制定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如在“失时不修堤防”条中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在“盗决堤防”条中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
五代吴越时期，继承唐代水利建设的丰硕成果，创设“撩浅军”，着力于太湖塘浦圩田的养护管理，保证了以吴淞江为纲，东北、东南通江出海河港为两翼的排水出路的通畅，使塘浦圩田得以发展，有效地减轻了水旱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灌溉工具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灌溉工具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所用灌溉工具，除戽斗、桔槔、辘轳等继续使用外，还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水车。水车有二种，一是东汉毕岚发明、三国马钧改进的翻车，这种灌溉工具虽然是在北方发芽，却在南方开花结果。隋唐时期，南方稻区，水车已得到了比较普遍的使用，《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蕲春县条下有“翻车水”、“翻车城”，以翻车为名，就是当时使用情况的反映。不仅如此，南方水车的使用还反馈到了北方，唐文宗大和二年（除了翻车之外，唐代又发明和使用了筒车。筒车是利用水流推动转轮来提水灌溉的装置。唐人陈廷章的《水轮赋》中对筒车有生动具体的描述。根据他的描述，水轮是把木制的轮子架设在流水之上，利用水流冲击的力量使木轮转动，这样就可以引水上升，进行灌溉。它实际上可能和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水转筒车相同。说明唐代筒车已用于农田灌溉。杜甫诗中也有“连筒灌小园”之句，据李寔的解释，“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留水，高则泻水”。这也就是筒车。
唐代还出现了一种半机械的灌水装置“机汲”。据刘禹锡《机汲记》的记载，机汲由畚（竹了做成的水桶）、臬（木桩）、縆（绳子做的索道）、绠（长绳）以及铁铸的滑轮等组成。有人认为，机汲就是高转筒车；但也有认为机汲一种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起承载作用的架空索道，是由置辘轳处一直延伸到水中的树木桩臬顶端。索道上挂一滑轮。作为起牵引作用的系水桶的长绳，缠绕于辘轳的圆轴之上。下放水桶时，由于架空索道向下倾斜度很大，具有一定重量的水桶，便能牵引滑轮向下滚动，滑轮停止滚动，水桶就能垂直入水，水桶汲满后可摇动辘轳、通过长绳把水桶提至所需要的地点。这种辘轳汲水机械是辘轳汲水方法的重大发展。它表明，至迟唐代曲柄辘轳已经出现了。同时，它又利用架空索道和滑轮的帮助，把上下垂直运动改为大跨度的斜向运动。以利于江河而岸农田灌溉的发展。
[backcolor=#002060][color=#ffffff][size=4]宋元时期的农业[/size][/color][/backcolor]
宋元时期，农业生产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其所养活的人口可以得到反映。有学者估计，“到12世纪初，中国的实际人口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亿。”其中尤以南方的人口增长最快。人口的增加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表现，同时它又给农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耕地不足。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局面。扩大耕地面积已成当务之急。何处去取得耕地的补尝呢？南方和北方相比，地形地势较为复杂，除了有早已开垦利用的平原以外，更多的是山川和湖泊，于是与水争田，与山争地是解决耕地不足问题的主要方向。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一些耐旱耐涝作物品种，如黄穋稻和占城稻等的出现和引进为山川和湖泊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另外各种农具的出现，也为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宋元时期的土地利用形式有梯田、圩田和架田等几种主要的形式。
梯田之名，始见于宋代，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宋元时期，闽、江、淮、浙等地都有许多梯田的分布。其中宋时以福建梯田最多。
梯田所开发的都是山区的农田，但从宋以后的情况来看，新增耕地面积主要来自湖区或水滨地区。早在春秋末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人们就已开始筑圩围田。这种围田到唐五代时期，则已发展成“塘浦圩田”。进入南宋之后，围湖造田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大规模的圩田在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地区如星罗棋布。
在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最为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名葑田，是一种浮在水面上的田坵。《陈旉农书》上说：“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宋元时期，江浙、淮东、二广一带都有使用，其分布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其中二浙最多。与梯田和圩田有所不同，架田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还大量地种植蔬菜。
宋元时期，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其中的荞麦和耸颍锤吡唬土献魑镏械挠筒说染褪钦庖皇逼谛略龅闹掷唷＼衤笫且恢种种布窘诮铣ざ诙蹋视π怨愣秃敌郧康淖魑铮衤蟮钠毡橹种捕杂谠黾痈粗置婊┐笸恋乩煤头篮稻然亩加幸欢ǖ淖饔谩５翘埔郧埃衤蟮闹种菜坪醪⒉黄毡椋皇窃谔拼趴计占啊８吡凰淙辉谖航逼诩匆芽赡芙胫泄赡芙鼍窒抻诒呓厍种玻诘刂种膊⒉黄毡椋┦橹屑窃馗吡辉耘嗍技凇段癖拘率椤罚蟆杜┥＜贰ⅰ锻蹯跖┦椤泛汀杜┥Ｒ率炒橐范加屑窃亍９┦秤谩⒆魉橇希崭鸦箍梢宰鞫嘀衷佑茫康鞲吡坏睦眉壑担庵植患谝郧芭┦榈男略恿福匀灰盐嗣撬厥印３酥猓吡换挂云洹熬ジ哒捎唷钡挠攀疲惴褐种灿靡员；て渌┮瞪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