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皇子、皇女，其称谓常不称名字，而以其排行称呼之，文献上称之为齿序，如称为皇几子、几阿哥，尤其是皇女，入关后根本不称名，只称皇几女、几公主。但在史籍、档案等资料中，同一人，其排行第几，记载又有很多不一致之处，颇为混乱。而清代的皇子、皇女又与政治相关，如参政、立储、继位及某些重要事件，常会提到几阿哥、皇几子；皇女之联姻、某些事件，也会提到皇几女、几公主，资料记载之混乱，给研究带来很大不便，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现象。如康熙皇帝嫁给漠北土谢图汗部蒙古的那个公主，就有四公主、第六女两种称呼，导致文献上的错乱记述；康熙帝之子胤禛，既称皇四子、四阿哥，又有皇十一子之排行，有的学者便据此而论析胤禛篡位改遗诏问题。《清史稿·皇子表》也有将皇子排行记错之处。本文对此做点考证工作，希望能对清代皇子、皇女相关事件的研究，及这类人物传记、史表的撰写提供一些参考，同时对认识清代满族之宗法观念及其变化，也是有意义的。
[b][color=#ff0000]一、康熙帝及以前之皇子、皇女的排行与称呼 [/color][/b]
我国古代，人名的称谓既有名字，又有排行性称呼，在排行性称呼中，有的不计夭殇者，只将成育者排行，称他们为老大、老二……，有的将夭殇者也一并计入排行。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些，因为有的子女在未成年以前已计入排行，以排行称呼之，虽夭殇，并未将其排行性称呼取消，比他（她）小的子女仍接续他（她）排序。本文为行文简洁，将这种个别情况也归入两种称呼中，姑且称第一种排行法为成育者排行法，称第二种为统排法。
具体到清代爱新觉罗皇家子女，《玉牒》中所记，努尔哈赤的子女没有夭殇者，仅以所记成育者按年龄大小排序称之，记为第一子某某、第二子某某……，第一女、第二女……。古代婴幼儿夭殇率较高，努尔哈赤的子女不可能没有夭殇者，显然这是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七年首次修《玉牒》时，因距努尔哈赤子女出生之年代较远，无法作出全部统计，只将成年者记入，并以他（她）们出生之先后，记其排序。
自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三年八月，清皇家制定人口登录制度，由礼部负责，并命宗室子女“每得一岁，将其年龄、名字记于档册交来”。这种档册登录，为以后皇太极的子女将夭殇者也记入《玉牒》留下了素材。清入关后于顺治九年设立宗人府，皇家人口登录制度正规化，此后，《玉牒》所记皇家子女也更完整，排序也更准确。
顺治、康熙两朝，皇室子女在日常实际称呼时，并不是按计殇统排法，而是以成育者排行。如顺治皇帝的皇子，《玉牒》虽记为：第一子牛钮（或作钮钮），顺治八年十一月生，3个月后夭殇。第二子福全，顺治十年生，后来封裕亲王，康熙四十二年51岁时亡故，而福全的弟弟康熙皇帝在这一年为福全所作的碑文中，则称其为是“皇考世祖章皇帝之长子”，可见是把夭殇的第一子钮钮排除在外，把成年的第二子福全称为长子。
康熙皇帝的子女，日常称呼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只是个别未成年者，因在世时已定排行称谓，死后未再取消，计于成年者之中，如第十一子胤禌、第十八子胤祄、第十九子胤禝，及第十二女都属于这种情况。
康熙皇帝共生有皇子35人，计入排行者为24人，这24位皇子都是以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这在当时的文献及档案中有大量记载。如皇太子胤礽，若按统排法本为第七子，因比其早出生的6个皇子中5个夭殇，仅胤禔成年，故胤礽之称呼排胤禔之下，称“二阿哥”，《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官员朱天保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便称胤礽是“二阿哥仁孝”，康熙帝对朱天保的问话中，也称胤礽为“二阿哥”。同书，康熙四十五年所记，称胤佑为“七贝勒”、胤祥为“皇十三子”、胤祺为“五贝勒”，康熙五十七年所记，称胤祹为十二贝子、胤禄为“十六阿哥”。当时内务府官员称胤禟为“九阿哥”，太监称胤祎为“二十阿哥”等等，都属于这种称呼。这种称呼法，学者们比较熟悉，这里只强调两点：第一，这是当时也即康熙朝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康熙朝的档案自不必说，《康熙起居注》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而留下的资料，属档案史料。第二，至康熙末年，康熙帝的皇子仍未实行计殇统排法，于康熙五十七年出生的第三十五子虽命名为胤禐，但因夭殇，也未作齿序。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太宗、顺治帝所生子女，在《玉牒》中，无论成年者、殇者，虽都已作齿序记录，但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的皇子，却凡殇者又皆不入统排，这些夭殇者是在成育者的排行之后，单独作一组记载，其下仅作“幼龄”，而无第几子的排行记录。皇女则不然，《玉牒》中是作统排法，即使殇者也按其出生时间先后混排于成育者中，且作第几女，而日常称谓，又不是按《玉牒》中的这种统排法，而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尤以康熙皇帝诸女最复杂。以下对康熙帝诸女的日常称谓及其与《玉牒》中所记第几女的对应关系，作一番考证。
档案、文献中，康熙皇帝的皇女，有时以封号称之为“端静公主”、“恪靖公主”等，这种称呼带有特指性，可确定为某个人，各公主之间不致混淆。但更多的是称“二公主”、“三公主”、“五公主”等，且与《玉牒》、《清史稿·公主表》中的“第二女”、“第三女”、“第五女”等，并非同一人，而且她们都没有名字的记录，那么这所称的“几公主”诸人，究竟指的是谁？下面先将有记载、可确定者略述，然后再集中作分析。
二公主。《康熙四十六年九月记注档册》载，当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巡幸至巴林部蒙古，“驻跸二公主府”，又称居此府之公主为“巴林荣宪公主”，同时赏赐“巴林多罗郡王额驸吴尔浑”。这位荣宪公主也即二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是记为康熙帝的第三女，并记其嫁巴林蒙古郡王吴尔衮（或译作乌尔滚、务尔衮、吴尔浑）。
四公主。《康熙起居注》中，称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敦多布多尔济的那位公主为“四公主”。公主府中人以及当地蒙古人也称其为“四公主”或“四千岁”，当地人为其所立之碑称“四公主德政碑”，她的丈夫敦多布多尔济则被称为“四额驸”。这位公主封号为恪靖公主，在《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的第六女。
六公主。嫁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策凌（或作策楞）的那位公主，习称“六公主”，其丈夫策凌习称“六额驸”。夫妇二人死后葬一处，在北京安定门外，其墓称“六公主坟”。这位公主封号纯悫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中记为康熙帝第十女。
八公主。《康熙起居注》记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二日，“以八公主下嫁翁牛特多罗杜稜郡臧津（苍津），上御行宫二门”。这位“八公主”，封号温恪公主，《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为康熙帝第十三女。
九公主。《内务府奏销档》：“王达子一户……康熙年间随地陪送九公主至额驸孙（承）运家”，说的是康熙朝出嫁到孙承运家的这位九公主，曾将内务府庄地连同种地者王达子一户，一同作九公主的陪嫁物。《玉牒》及《清史稿·公主表》记，这位公主封号悫靖公主，为康熙帝第十四女。
其他几位成年公主，尚未见到有“几公主”的记载，但如果把她们按出生先后顺序插入上述有明确称呼的5位公主之间，则不难看出她们正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并可推测出日常习称为几公主。
此表中的第五女即端静公主，应称三公主，排序于比她早出生一年且成年的二公主之后，唯其如此，其下第六女才称为“四公主”。四公主之下成年的第九女，应称五公主，因此，其下成年的第十女才称“六公主”。第十女之下的第十一女不到一周岁而殇，第十二女应称七公主，此女虽12岁殇，但12岁以前应也习称七公主，如此，其下成年的第十三女才称八公主。八公主以下的两个成年皇女，称九公主、十公主。
以上成育之皇女以齿序称为二公主—十公主，只缺个大公主。《玉牒》中，二公主以前出生的皇女均夭殇，那么，这大公主究竟是谁？在雍正帝谕旨中找到了答案，雍正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雍正皇帝谕礼部：
端敏公主及大公主、四公主俱是内里公主，朕先前因未满百日（按：指居丧期），不曾下旨，今端敏公主、大公主、四公主俱著封为固伦公主。
这段谕旨的内容，在《清世宗实录》的雍正元年二月之内，有如下记述：
封和硕端敏公主、和硕纯禧公主、和硕恪靖公主俱为固伦公主。
两相对照，这大公主应是纯禧公主，其下的四公主是恪靖公主（见前述），她们均由和硕公主晋一级而为固伦公主。
这纯禧公主，是康熙帝抚养于宫中的其皇弟恭亲王常宁之女，她比康熙帝的二公主大两岁，因称大公主。而在《玉牒》中，此女不列于康熙帝名下，而是列于恭亲王常宁名下。从这位大公主的称呼又可看出，皇帝之侄女若抚养皇宫中而封为公主，在日常的习称中，是与皇帝的皇女公主们一起作排行性称呼的，至雍正仍是如此。
附：康熙子女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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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二、雍正时对皇子、公主们的齿序及称谓 [/color][/b]
雍正朝，《玉牒》中对雍正帝皇子、皇女们的齿序与登录法，与康熙时基本相同。日常习称，也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而《玉牒》以外其他文献的记述，则比较混乱。以下论述，请参照下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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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共生皇子10人，其中6人在《玉牒》中，以齿序记作第一子至第六子，其余4人弘昐、福宜、福慧、福沛为殇者不作齿序，放于末后为一组单独记述。《玉牒》中作齿序的6个皇子，平日习称就是按《玉牒》中的成育者排行法。如《玉牒》所记第四子弘历（即日后之乾隆帝）在雍正朝便被称为“四阿哥”，礼部等衙门向雍正帝请旨曾述：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臣衙门等部将二十一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娶福金（按：即福晋）之次日，于皇帝、皇后前行礼之处具奏。奉旨：阿哥等娶福金次日，与朕行礼……钦此。
这里所称的“四阿哥”，便是弘历，“五阿哥”是《玉牒》所记雍正帝第五子弘昼。四阿哥弘历是在雍正五年七月娶富察氏李荣保之女为福晋，《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七月庚午条，又有“本月十八日，皇四子婚礼吉期”的记载，所称“皇四子”即四阿哥弘历，雍正十一年封宝亲王；五阿哥弘昼又称皇五子，同封和亲王。《清世宗实录》记雍正十一年二月：封“皇四子弘历为和硕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硕和亲王”，他们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称呼，若计殇者而统排，弘历应为第五子、弘昼应为第六子。雍正帝给弘昼封亲王的册文，也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册文作于雍正十一年即封亲王之时，文曰：“……尔弘昼，朕第五子……封尔为和硕和亲王”。
雍正帝诸女，《玉牒》中之齿序是统排法，日常称谓，则按成育者排行法，且宫中所养侄女与自己亲生女儿混排称之。
雍正帝生有4女，仅第二女成年且出嫁。另有3人为侄女，养于宫中，也按皇女对待而封公主。表中诸女，只见到出嫁喀尔喀蒙古台吉多尔济色布腾的宫中所养怡亲王允祥之第四女称为“四公主”，这不是因为她在《玉牒》中允祥名下诸女中记为第四女，因其上第三女殇，若在本家同胞姐妹中，她的日常称谓应是三格格或三郡主之类，当时诸王之女也是以成育者排行法。所以此女称“四公主”，应是在雍正帝宫中诸女封公主者中的排行。如果按这种理解，结合表中所列，则雍正帝亲生的唯一成年的怀恪公主，应称为大公主。比她小13岁的淑慎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礽之女应称二公主。小淑慎公主6岁的端柔公主即宫中所养允禄之女，应称为三公主。比这三公主小8个月的允祥之女和惠公主，正好称四公主。
雍正朝，又是皇子、皇女之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统排法转变的时期，因此而出现同一人两种称呼并用的混乱现象。
雍正皇子福慧（初作富慧），雍正四年时6岁，他前边的几个皇兄都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如前述弘历称为四阿哥、弘昼称为五阿哥。福慧在雍正四年时若按其皇兄们的齿序法，应称六阿哥，见前“雍正帝皇子表”，但雍正帝却称其为“八阿哥”，《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谕：“八阿哥弘晟之名，著改为富慧”，这是按统排法，将殇者也计入了，参见上举“雍正帝皇子表”。但这位皇子在两年后的雍正六年时又殇，他的这一排行也未能在《玉牒》中落实，仍以不齿序记入。因而此后雍正十一年出生的弘曕，仍是按成育者排行法，在《玉牒》中排于第五子弘昼之后，称为第六子。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子，仍是按习称的成育者排行称呼，如雍正八年二月的上谕：“……二十一阿哥允禧、二十二阿哥允祜，著封为贝子。二十三阿哥允祁，著封为镇国公”，便是这种称谓。雍正朝所修的《清圣祖实录》，也是按以前康熙朝时已经俗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册封文中，则改用了将殇者计入的统排法。此种例子甚多，如下举，并请参照前列“康熙帝诸皇子排列表”。
《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记“封十三阿哥允祥为和硕怡亲王”。同一件事，同年同月颁给允祥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祥，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二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和硕怡亲王”。
《清世宗实录》卷六，雍正元年四月记“封十七阿哥允礼为多罗果郡王”。六年二月“晋封亲王”。同一件事，同年颁给允礼的册封文，均作“尔允礼，乃皇考圣祖仁皇帝第二十七子，朕之弟也，封尔为多罗果郡王”。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八，雍正十一年二月记：“封二十四阿哥允秘为和硕諴亲王”。同一事同年所颁与允秘的册封文，则记为：“……尔允秘，乃圣祖仁皇帝之第三十四子，朕之幼弟也，封尔为和硕諴亲王”。
对其他皇子，也都有这样两种称呼，如称皇七子允佑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五子”、皇八子允禩为“皇考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六子”、皇十二子允祹为“圣祖仁皇帝之第二十一子”、皇三子允祉为“圣祖仁皇帝之第十子，朕之兄也”。
对前朝康熙帝的皇女公主，也有与上述皇子类似的两种称呼。
恪靖公主，在雍正帝于雍正元年二月晋封其为固伦公主的谕旨中，称其为“四公主”，是按成育者排行称呼，而在同年颁给她的册封文中，则称“咨尔恪靖公主，乃圣祖仁皇帝第六女也”，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荣宪公主，出嫁巴林蒙古，习称二公主，卒于雍正六年，雍正七年为其所作的墓志铭，是以二公主这习俗之称，记为“公主，大清圣祖仁皇帝次女也……初封和硕荣宪公主……”。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二，则又称“封皇三女为和硕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鄂其尔郡王子吴尔衮”，这又是按计殇统排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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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三、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color][/b]
乾隆以后，皇子皇女的齿序不再用成育者排行，而只用计殇统排。
乾隆皇帝共生17个皇子。《玉牒》中，这17个皇子，从第一子永璜起，凡出生者皆作齿序，包括殇者，所以，9岁而殇的永琏，记为第二子，2岁而殇的永琮记为第七子，3岁夭殇的永琮作第十三子，4岁夭折的永璐为第十四子，另有3个未命名的殇者也作齿序，为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最末一个出生的永璘，是作第十七子；否则，按成育者排行，永璘就不会是第十七子，而是第十子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他的称呼，永璘也是称“十七阿哥”、“皇十七子”，他的皇兄、《玉牒》所记的第八子永璇，习称“八阿哥”，第十一子永瑆称十一阿哥，第十五子永琰称“十五阿哥”，这在乾隆朝的档案中有载。
乾隆帝共生有皇女10人，《玉牒》所记齿序，与前几朝一样，是按计殇统排，但日常对她们的称呼，则已不是以前的成育者排行法，而是与《玉牒》之计殇统排相一致了。
乾隆帝头两个出生之女均几个月而夭殇，第三女成育出嫁，在成育者中应行大，是大公主，而官员们称之为“三公主”封号的则为和敬公主，嫁科尔沁蒙古，但长期居京，北京的府第称和敬公主府，又称“三公主府”。
乾隆帝的和静公主，统排为第七女，以成育者排行为第三女，《玉牒》作第七女，习称“七公主”，她的丈夫拉旺多尔济被称为“七额驸”。
乾隆帝之和恪公主，《玉牒》计殇统排行第九女，习称“九公主”，嫁大学士兆惠之子札兰泰。
乾隆帝最小的女儿，习称“十公主”，封号和孝公主，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实际上，乾隆所生之10个皇女，成育者仅5人，以上诸女之日常习称，都是以计殇统排齿序。而乾隆帝抚养于宫中的侄女，即封为和婉公主的和亲王弘昼之女，则已不纳入乾隆之亲生女中计排行了。
乾隆帝对皇子、皇女以计殇统排的称呼，也成为以后诸朝皇帝子女称谓的定制。
嘉庆帝共生5个皇子，长子早在嘉庆未继位之前的乾隆四十五年便夭殇，仅2岁，次子名绵宁（即后来继位的道光帝），在成育者中最年长，但嘉庆朝是称“皇次子”，其弟绵恺称“皇三子”，嘉庆十年出生的第四子称“四阿哥”、嘉庆十九年出的第五子绵愉称为“五阿哥”。
嘉庆帝之皇女，第一女、第二女皆殇，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称为“三公主”，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称“四公主”。
道光帝共生皇子9人，长子在道光继位前已死去，第二子、第三子皆不到两岁而殇，第四子奕詝平时称皇四子、四阿哥，奕誴称皇五子、奕䜣称皇六子……，道光帝的传位遗诏中，便称奕詝为“皇四子”、奕䜣为“皇六子”，奕䜣平常又被称为“六王爷”、“六爷”，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道光帝共生皇女10人，长女在道光帝继位前的嘉庆二十四年即夭殇，但仍占有行大的排行，所以其下道光五年正月出生的第二女，生后仅6个月时，宫中之人及太医院太医便称她为“二公主”，其下晚出生一个月的第三女，在生后第二天（道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医院太医就称其为“三公主”，二公主、三公主皆夭殇，任其二公主、三公主之排行并未取消，所以，其下的第四女，出嫁奈曼蒙古的寿安固伦公主，是称“四公主”。而第六女出生后，道光帝虽仅有3个女儿成育，这第六女仍称六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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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ff0000]四、小结及余论[/color][/b]
综前所述，可将清代皇子、皇女之齿序及相关问题归纳为如下认识：
第一，雍正朝及以前，日常对皇室子女的称呼，基本上是按照成育者排行法，其中也会有个别皇子、皇女在少年时已形成排行称呼后又夭亡，并未取消其排行性习称的现象。但日常习俗称谓中的基本原则，是按成育者排行称之。日常称呼按计殇统排法，是在乾隆皇帝继位以后才确定的，并被沿袭下来。
正因为雍正朝以前，皇女既有日常之成育者排行称呼，又有与此齿序不同的计殇统排称谓，给今人研究造成麻烦，乃至出现错误。如文睿华《公主府志》是记满蒙政治联姻中清朝皇帝嫁喀尔喀蒙古之公主的专志，因弄不清康熙之第六女又称四公主，因而竟认为顺治帝之四公主与康熙帝之第六女同嫁该蒙古。后经王学愚多方考证，才予纠正。
第二，康熙帝诸皇子，无论是在康熙朝还是以后各朝，日常称呼，都是按已形成的成育者排行的习惯性熟称称之，只是在雍正时因处于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的过渡期，在非用于日常称谓的册封文的齿序中，出现以计殇统排法记康熙诸皇子的现象，但雍正朝人们日常称呼康熙帝皇子，仍是按已成习称的成育者排行法，康熙朝更是如此。这无论是在当时留下的档案，还是实录等文献中，都有大量例证。清史馆协修唐邦治大约是未能见到这些记载，当他看到前举李兆洛所辑《皇朝文典》（唐氏作《皇清文典》）中，雍正朝所撰的康熙帝诸皇子之封爵册文，均以计殇统排齿序，便认为“是知世宗当日实自称为皇十一子，并不自知为皇四子也。其改定次序，必在高宗时，向非册文流传，又乌从而见其迹也”。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便据此而发表对雍正继位的看法，他认为雍正是夺位，但不会是以改遗诏的手法：“后世盛传胤禛是把康熙帝的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才得做成大事。毕竟如何？这些事既然统统‘不见经传’……怕也未必就确。何以言？莫说康熙在时，就是雍正本人，终其身也并不曾自知他会有‘皇四子’之称，他始终只是‘皇十一子’，胤禵是二十三子。这事当年清史馆有人曾据《皇清文典》中册文，已证明无讹。那么由‘二十三’描改‘十一’恐怕不易描写得那么十分秀气。”。唐邦治考察未周，轻下断言，由此误导了后人。杨启樵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法便很不以为然，并以康熙朝时人们便呼胤禛为“四阿哥”而不是十一子，胤禵为“十四爷”而不是“二十三爷”等史实予以辩驳。
第三，档案、文献对皇子、皇女齿序的记载如下：
《玉牒》中，皇子、皇女不论成育者还是夭殇者，都予记载，而且殇者、成育者统一按出生先后齿序，只有康熙、雍正二帝的皇子特殊，虽录殇者，但不列入成育者之中齿序。但这两个皇帝的皇女还是将殇者列入成育者中统一齿序的。《清史稿》中的《皇子世表》皇子部分（此表将皇子后裔亦列入）及《公主表》，以及曾充任清史馆协修之唐邦治所纂《清皇室四谱》的卷三《皇子》、卷四《皇女》，就是按照《玉牒》这种齿序与记录顺序辑入的，同时作了一些编辑改写，也出现一些错误。如《清史稿》的《皇子世表》，将雍正帝的几个夭殇皇子作齿序，但都弄错，弘昐统排应为第二子，却作第六子，以致雍正帝出现两个第六子，另一个为弘曕。福惠（慧）统排本应为第八子，却作为第九子，而缺第八子。福沛统排应为第九子，却作第十子。《公主表》中错误尤多，因不属齿序问题，于此不赘。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皇子》，则将康熙帝7名皇子的统排次序或生年记错。
康熙、雍正两个皇帝的皇子，因为成育者排行法称呼，已成为习称，所以“实录”中仍沿袭这种习称，在雍正朝所修之《清圣祖实录》、乾隆朝所修的《清世宗实录》中，这两位皇帝的皇子仍用习称。即使在嘉庆朝所修之《清高宗实录》中，弘历仍被称为是“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而以前的皇太极、顺治帝两个皇帝的皇子，在康熙朝重修的《清太宗实录》、康熙朝初纂的《清世祖实录》中，则是按计殇统排齿序。如这两部“实录”，皆称顺治帝福临为“上之第九子也”，“文皇帝第九子也”，显然是将太宗之夭殇的第二子、第三子、第八子与福临一起统排齿序了。即使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也称康熙帝为“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这又是将顺治帝夭殇的第一子牛钮与康熙帝一起统排齿序。以上三种实录之记述法，也为乾隆定本的这三朝实录所沿用，均为计殇统排法。如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称为“第八子”，顺治帝之皇子牛钮称为“皇第一子”、福全被称为“皇第二子”，玄烨被称为“第三子”，董鄂妃所生之子被称为“皇第四子”。实际上，当时人并未作这种齿序，如顺治朝所修《清太宗实录》中，皇太极之宸妃所生子及庄妃所生子福临（顺治帝），从未有齿序，当时之档案也是如此，他们均没有太宗“第八子”、“第九子”之称，可以推测，当时并未作计殇统排，否则，出生后即可确定其行次，而且，到了顺治朝修《清太宗实录》之时，皇太极之子早已固定，为何仍不记其为统排第几子？由此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所谓皇太极死后经过激烈争夺，以其“第九子”福临继位，乃是康熙以后对福临的排行称谓，当时人在日常大概不会是以“皇九子”、“第九子”称之。
同样，康熙帝玄烨，人们也不一定称之为“皇三子”、“三阿哥”，因为他将他的皇兄、顺治帝之第二子（计殇）福全，便称为是顺治帝的“长子”。
乾隆帝及以后诸帝之皇子、皇女，由于只按计殇统排称呼，所以乾隆朝及以后各朝实录，皇子、皇女也只按这种齿序称谓论述。
《皇朝文献通考》，修于乾隆朝，对前几朝皇子、皇女齿序之论述，均本《玉牒》，与乾隆定本的前几朝实录所记亦相同。
第四，雍正朝是皇子、皇女齿序称谓由成育者排行法向计殇统排法过渡之时期，所以当时的称谓及文献记载有不一致之处。对康熙帝的皇子，雍正谕旨、雍正朝所修《清圣祖实录》及《清世宗实录》所记雍正朝之语词，均以成育者排行称之，而在雍正朝封康熙帝皇子爵位的册文中，则用计殇统排法称之。雍正帝的皇子，却在封爵册文中与习称一样，用成育者排行法，如前举册封皇五子弘昼之册文。雍正称自己的皇子，又不完全按成育者齿序，如将福慧称为八阿哥，这与《玉牒》所记也不一致。
总之，雍正朝有关皇子、皇女的称谓，及雍正朝所形成的有关这方面文献资料，记述上都比较混乱，使用时应作分析。
第五，乾隆继位以后，将皇子、皇女的齿序固定为一种方法，日常称呼、《玉牒》及所有文献，都统一用计殇统排法，以后各朝也均如此，从而避免了称谓上的混乱。
[b][color=#ff0000]作者：杜家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olor][/b]
[ 此帖被泠非雪在2012-01-04 21:16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