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一些事儿(持续更新^^1/08更新)_派派后花园

用户中心 游戏论坛 社区服务
发帖 回复
阅读:18903 回复:4

[人文通史] 晋朝的一些事儿(持续更新^^1/08更新)

刷新数据 楼层直达
囧Q

ZxID:9741308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chantelle
我们钟情于某些音乐,终究是钟情于某些回忆。
举报 只看楼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09-12-13 0
晋朝的一些事儿(持续更新^^1/08更新)
— (天若舞) 注意千的提示。编辑及修改完毕通知一声。

在编辑的话,在题目注明编辑中,便于审帖。 (2009-12-13 10:37) —
因为最近在看得一个文,《上品xx》
而且里面有很多东西都非常晦涩,古文而且还是那么古的= =
还有时代背景的原因
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掠过,可心里还是有个疙瘩
今天找出来,和大家分享^^

----------------------------------
 [color=#FF0000][b]晋朝[/b][/color]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之一,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两个时期。司马昭发兵攻蜀后,魏帝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并逼令魏帝禅让,自立为皇帝,国号称“晋”,定都洛阳。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建都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建都建康。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篡位后统一中国,但无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由于王室领有军权,使得诸王在朝廷衰落后纷纷争权,史称八王之乱;西晋于元气大伤后,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人民纷纷南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东晋皇权低落,主要由世族掌权,由于军权外重内轻,不少方镇心怀野心,造成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此时虽然陆续有北伐以收复失土,但是由于朝廷担心野心家藉此势力大涨,进而篡位,所以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这是成立以来最团结的一次。淝水决战后前秦崩解,谢安、谢玄等人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然而,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篡位。由于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恩、卢循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并夺得皇位,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以稳定局势。东晋的庄园经济的程度比西晋更重。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开发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使得后来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及科技纷纷出现革新,有些成为独立的学问。当代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士大夫纷纷盛行清谈。由于边疆民族带来草原文化,东晋则拥有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双方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

[color=#FF0000][b]西晋历史[/b][/color]
 [color=#669900]崛起与统一[/color]
  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已世代为官。如司马朗、司马懿及司马孚等兄弟共八人,时人称「八达」。其中司马懿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後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成为了魏国重臣。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马懿与曹爽受遗共同辅政,但司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重夺政权,至此司马氏开始专政。在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逐渐巩固司马氏的势力。此期间发生三次严重的内乱和割据战争,史称淮南三叛,皆被平定,司马氏逐步掌握了执政权。
  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统一中国,结束中国分裂,命锺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最後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刘禅见大势已去而投降,蜀汉灭亡,史称魏灭蜀之战。及后钟会、姜维意图叛变,但被司马昭立即平定。司马昭胜利后将要代魏立国,但不久去世。其子司马炎继立后于265年篡位,曹魏灭亡。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此时孙吴局势混乱,吴帝孙皓不修内政又穷极奢侈,民心不附。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入侵,匈奴刘猛也随之出关。此时司马炎先做伐吴准备,他派羊祜镇守襄阳与吴将陆抗对峙,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274年陆抗去世,次年羊祜提议伐吴,遭贾充反对而作罢。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伐吴的时候了,贾充、荀勗等认为西北未定而反对。最後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他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于280年逼近建业,孙皓见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三国时期结束。
  [color=#669900]内忧外患[/color]  
    曹魏时期压抑的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抬头,当时出名的世族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斐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曹魏时期的清谈,到晋代时许多士大夫纷纷效仿,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禄又求出世隐遁的士大夫。朝政方面,由于诸臣在「平吴」与「立嗣」议题上发生争执,使得党派形成。羊祜与张华支持伐吴,认为必克;但司马氏宠臣贾充、荀勋及冯紞反对,所以拖延数年。等到平吴后,贾充惭恨失计,于是怨恨张华。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司马衷昏庸无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较仁孝慧敏。大臣卫瓘、和峤主张废衷立攸,但遭荀顗、荀勋及冯紞极力反对。最终晋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弟,遣返司马攸回其封国,最后他愤怨而死。
  军事方面,西晋立国后,武帝分封诸王,于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统一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的发生,但却使宗室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帝国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因此心生不满。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的内侵,使郭钦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迁出,武帝不用。由于胡汉摩擦状况仍未改善,当朝廷元气大伤后,周边胡族便爆发五胡乱华。
  [color=#669900]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color]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干政。当时杨骏擅权,与贾后对立,汝南王司马亮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使宗室诸王与某些大臣不满。291年贾后藉由楚王司马玮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至此贾后夺权成功。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此时外族又入侵,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其弟刘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晋军大败,周处阵亡。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继郭钦後亦建议将胡族强制迁离,他所著《徙戎论》提出更完整的主张,但晋室已无能为力。
  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除。300年太子被贾后污篾谋反,被废。赵王司马伦采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後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去除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於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後封长沙王)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顒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於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
  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顒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乂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乂,开城投降。长沙王乂被河间王顒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顒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颖胜利後,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後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後失败,晋惠帝被俘,东海王越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顒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东海王越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桓、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顒,最後成都王颖被废,河间王顒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顒和成都王颖败走,最後相继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後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color=#669900]五胡乱华[/color]
  五胡乱华前北方外族分布图,当时外族有匈奴、羯、鲜卑、氐、羌、卢水胡、乌桓、巴人及高句丽人。八王之乱期间,司马氏在地方上影响力顿减,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外族陆续叛变,成汉与前赵先後独立。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於30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304年司马颖遭王濬围攻,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後称前赵。李雄与刘渊的独立,开启五胡十六国时期。晋室在八王之乱後面临一场覆亡危机。
  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掠夺洛阳,大将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司马越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弃怀帝于洛阳。
  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密诏荀晞伐之,随後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重臣降後被杀。此时洛阳空虚,刘聪、王弥及石勒和兵攻破,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於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後受辱被杀,至此西晋亡。而後,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亡後,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凉州张寔。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後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最後,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力全部消灭。

[color=#FF0000][b]东晋历史[/b][/color]
[attachment=11325774]

 [color=#669900]晋室南渡与内乱[/color]
  东晋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但由于吴人不得志于晋室,甚至有意光复吴国。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303年、305年及310年间江南发生三次叛乱,皆由义兴周氏的周玘所平定,使江南得以稳定,史称三定江南。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政策稳定政权,他藉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後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使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洩未果,周玘忧郁而死[2]。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其叔周札洩密而未果。而後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然而,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3]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於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衔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因为庾亮的干预,使得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由于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後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後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

 [color=#669900]北伐与夺权[/color]
  在东晋成立后,南迁的晋人莫不希望发动北伐,收复在北方沦陷的家园。但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而朝廷担心野心家藉此扩大势力,如立功还可获得人心,达成篡位目的,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北伐[4]。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态度抵御北方[5]。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只有给予少量军队,命他相机进取。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并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後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又担心他威望太高,於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以致收复河北的计画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必顾虑,之後遂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之,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们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所以没有实现。庾氏兄弟相继去世後,荆州刺史由桓温担任。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务。
  346年晋穆帝时,桓温讨伐成汉(成汉于338年为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讨灭。桓温声威大震,世族忌妒之,执政司马昱引殷浩抗衡之。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希望北伐,晋廷不许,改以殷浩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354年晋廷只好将桓温换上,由他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後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坚壁清野战术并打败晋军,最後桓温缺粮而撤退。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击溃之并收复洛阳,修谒皇陵。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但遭到世族反对做罢。等到晋哀帝及晋废帝(即司马奕)相继为帝之后,桓温已经控制朝廷。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篡位,於369年讨伐前燕。当时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後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锡」,有代晋之意。大臣谢安、王坦之拖延该事,不久桓温病死,东晋得以保存。
  [color=#669900]淝水危机[/color]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东晋对峙图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
  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前秦帝苻坚即有意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於隔年攻破,俘虏了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却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後,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隔年5月桓冲率10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6]。他亲率步兵60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27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8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後,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降劝降。但朱序尽洩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後退决战[7]。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後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後军大喊秦军已败。此时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後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於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8]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划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北伐功败垂成。
  [color=#669900]朋党之乱与桓玄称帝[/color]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最后相继去世,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由王恭等人统率。桓冲去世後,桓家後来由桓玄领导。390年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不满,遂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及王绪抗衡,朋党乱起。396年晋孝武帝被贵人张氏杀,太子继立,为晋安帝,甚愚。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弹劾王国宝并领兵讨伐,殷仲堪遥援,吴姓世族也发民支持。司马道子畏惧,只好杀王国宝、王绪求和。之後司马道子听从司马尚之建议,任王愉江州刺史为外援。次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再度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都督同王愉率军抵御。王愉被击败,联军攻至京师。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败死。殷仲堪与桓玄得知後退至寻阳,由桓玄任盟主,最後双方言和。朝廷为分化殷仲堪势力,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其部下杨佺期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杀殷杨二人,并其辖地。
  司马元显担忧北府军不可靠,徵江东豪族佃民以建立新军,称为「乐属」。这却使「东土嚣然」,引发民变,399年孙恩率众攻陷会稽,史称孙恩之乱。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400年孙恩扩张势力,江东豪族[9]及五斗米道纷纷响应,江东八郡完全沦陷。401年孙恩偱海路直袭丹徒,京师震撼。刘牢之派刘裕至海盐击败孙恩,孙恩乘船而退,又被刘裕击败。402年3月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而亡。余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
  402年司马元显为免桓玄乘乱偷袭,抢先西征,任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部。桓玄也率军东下,大破司马尚之,刘牢之认为司马元显无用而倒戈,引桓军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诛杀异己,先后杀司马元显与道子,夺取刘牢之兵权,诛戮部分北府将领,提拔北府将领刘裕。桓玄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後豪奢纵欲,政令无常,渐失人心。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建国桓楚。隔年刘裕同北府旧将何无忌、刘毅举兵,收复建康,桓玄挟晋安帝西撤江陵。而後桓玄又率军东下,被刘毅击败。最后桓玄逃往蜀地,途中被冯迁所杀。桓振、桓谦又挟晋安帝反抗,直到405年肃清桓氏势力,刘裕得以迎晋安帝复位,也掌控了朝廷。
  [color=#669900]刘裕篡晋[/color]
  刘裕掌控朝廷,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412年刘裕抢先讨伐之,刘毅兵败自杀。谯蜀为东晋叛将谯纵所建。在405年时,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便推谯纵为主叛晋。随後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谯纵也自号成都王。408年晋廷派刘敬宜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自杀,谯蜀亡。
  卢循为孙恩继承人,桓玄为安抚之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为安抚而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溃刘毅於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偱之乱。此时刘裕已赶回,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败於晋军,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後於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
  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後,为了名正言顺称帝,先後发动两次北伐。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於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後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後秦因为屡遭夏主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幼主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後攻破长安,後秦亡。但於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朝廷生变,刘裕不得不亲返。他命其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等诸将防守长安,後来诸将内哄,夏主赫连勃勃率军攻击。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将领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後,刘裕开始积极谋取帝位。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後,至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color=#FF0000][b]疆域及行政区划[/b][/color]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後领有孙吴疆域。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於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後分益州置梁州。265年西晋代曹魏後,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後分益州地设宁州,後分幽州地设平州。280年灭孙吴後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後来复置。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详见晋朝诸王列表)。但诸王仅得租税,王国如同郡县。诸王的军权,主要来自镇守之地。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至於公国、侯国,其地位同县。
  淝水之战前後东晋疆域变迁图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後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後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於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後败於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後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後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color=#FF0000][b]政治体制[/b][/color]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color=#6699CC]世族政治[/color]。世族的形成源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但二品官几乎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拔选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维护门阀统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份。东晋时,世族政治达到巅峰,以侨姓世族为主。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为「侨姓」,南方世族则为「吴姓」。东晋朝廷对吴姓世族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但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color=#6699CC]架构方面[/color],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11],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後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於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color=#6699CC]律令方面[/color],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於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後,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後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color=#FF0000][b]军事制度[/b][/color]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诸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color=#FF0000][b]人口[/b][/color]

西晋建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发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於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後隐瞒户籍。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後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後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後,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後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後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後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後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於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後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後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後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於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後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12]。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color=#FF0000][b]经济[/b][/color]

[color=#6699CC]农业方面[/color],由于兵事将休,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14]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於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15]。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後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color=#6699CC]商业方面[/color],晋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於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color=#FF0000][b]文化[/b][/color]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color=#FF0000][b]学术思想[/b][/color]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於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後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於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color=#FF0000][b]宗教[/b][/color]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於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佛教於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於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後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後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後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於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後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五胡乱华後,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17]。後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後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後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color=#FF0000][b]文学[/b][/color]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晩笑堂竹荘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於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後汉书》[18]。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19]。嵇康擅长四言诗,亦著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涛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於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永嘉之祸後,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後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後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color=#FF0000][b]艺术[/b][/color]

 《女史箴图》(局部)—东晋顾恺之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後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於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20]。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於山水画仍处於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兰亭集序》—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於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color=#FF0000][b]科技[/b][/color]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後刘徽著《重差》(後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葛洪家贫好学,拜鲍玄为师,专攻炼丹学及医学。葛洪先後完成《抱朴子》(内外篇)、《金匮药方》及《肘後备急方》。其中《抱朴子内篇》是中国史上重要的炼丹经典,於《金丹》、《仙药》及《黄白》中包含许多化学、生物学及矿物学的知识。葛洪也是伟大的医学家,他将《金匮药方》缩编为《肘後备急方》,类似今日的急救手册,在当时十分实用。《肘後备急方》也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的书籍。
 
  
 
[ 此贴被囧Q在2010-01-08 09:38重新编辑 ]
囧Q

ZxID:9741308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chantelle
我们钟情于某些音乐,终究是钟情于某些回忆。
举报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09-12-13 0
这里贴一些文里仔细提到的

---------------------------------------
顾恺之

概述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attachment=9690872]

人物概述

顾恺之(348— 409,一作348-409),汉族。约364年在南京为瓦官寺画维摩诘像,引起轰动。366年当上大司马参军,392年为殷仲堪参军,405年升为散骑常侍。义熙初官散骑常侍。博学多艺,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凡人物、佛像、禽兽、山水皆能。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画师法卫贤,行笔细劲连绵,如春蚕吐丝,行云流水,出之自然。画人物尤善点睛,自云:“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六朝人口语“这个”,即指眼珠)之中。”唐张彦远评其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精通画论,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书行世。他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著名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他的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人物清瘦俊秀,所谓“秀骨清像”,线条流畅,谓之“春蚕吐丝”。著有《画论》、《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本绘画理论书籍,提出“以形写神”、“尽在阿堵中”的传神理论。

生平简述

[attachment=9690873]

 女史箴图(局部)顾恺之〔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东晋义熙初年(405-418)任通直散骑常侍,博学多能,工诗善书精丹青。沉浸艺术,孜孜不倦,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绘画尝从师卫协,擅作佛像、人物、山水、走兽、禽鸟,尤善点睛,自谓“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其笔法如春蚕吐丝,初见甚平易,细看则六法兼备;设色以浓彩微加点缀,不晕饰,运思精微,襟灵莫测,神气飘然。兴宁中在建康瓦棺寺壁作《维摩诘像》,容貌清羸,神态忘言,轰动一时。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毫,倍觉有神采。又为谢鲲造像,布以石岩之中,可谓别出心裁,其对此自云:“此子宜置丘壑中”。画中兴帝相列像,妙极当时。唐代张怀瓘对其画评价甚高,云:“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史称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为“六朝四大家”。

绘画特点
[attachment=9690874]
  列女仁智图顾恺之的人物画,强调传神,注重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珠)中。其笔迹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又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通称为高古游丝描。着色则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藻饰。他善于用睿智的眼光来审察题材和人物性格,加以提炼,因而他的画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耐人寻味。顾恺之是继东汉张衡、蔡邕等以来所有士大夫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画家。他总结了汉魏以来民间绘画和士大夫画的经验,把传统绘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他同时代的谢安对他的评价极高,认为“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对于顾恺之的画艺,谢赫在《画品》中仅置之于第三品,评价不高,因而引起稍后的姚最以至唐代李嗣真等人的不平,认为这是“曲高和寡”,任意抑扬,应将顾恺之与陆探微“同居上品”。唐代张怀瓘有一段评论说:“像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以顾为最。”这段评论对后世颇有影响,差不多已成为定论。

遗存著作

 顾恺之著作有《启蒙记》3卷,文集20卷,皆已失传。其画论由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录而保存了3篇,即《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其中心组成部分有:传神论、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传神”即重视精神状态的表达。他认为“手挥五弦”尽管是很细致和难于掌握,但比之“目送飞鸿”的精神状态和内心活动的表达却要容易。在画论中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概念,其目的是达到形神兼备。“迁想”是画家观察对象体验生活中的揣摩、体会,以至构思,即想象思维的过程。“妙得”就是巧妙地把握对象内在的本质。“迁想妙得”要做到主客观的统一和作者与表现对象及读者相互间思想的交融。这些论点实为谢赫六法论的先驱。对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和绘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绘画作品

[attachment=9690875]

 画迹甚多,有《司马宣王像》、《谢安像》、《刘牢之像》《王安期像》、《阮脩像》、《阮咸像》《晋帝相列像》、《司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桂阳王美人图》、《荡舟图》、《虎豹杂鸷鸟图》、《凫雁水鸟图》、《庐山会图》、《水府图》、《行三龙图》、《夏禹治水图》等。洛神赋图
  顾恺之作品真迹没有保存下来。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摹本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女史箴图》,绢本,淡设色,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多数人认为是唐代摹本。内容系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分12段,每段题有箴文,现存9段,自“玄熊攀槛”开始,到“女史司箴敢告庶姬”结束,是了解顾恺之绘画风格比较可靠的实物依据。另外故宫博物院尚藏有宋人摹本一卷,艺术水平不如前者,但多出樊姬、卫女2段,也有研究价值。《洛神赋图》,绢本,淡设色,今存宋摹本5种,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及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等处。内容根据三国时曹植《洛神赋》一文而作。此卷母本的时代,有的认为要早于顾恺之,或与东晋明帝司马绍所作《洛神赋图》有关。画卷以丰富的山水景物作为背景,展现出人物的各种情节,人物刻画,意志生动。构思布局尤为奇特,洛神和曹植在一个完整的画面里多次出现,组成有首有尾的情节发展进程,画面和谐统一,丝毫看不出连环画式的分段描写的迹象。图中的山水部分,对了解东晋山水画的特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列女仁智图》,绢本,亦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内容系描绘《古列女传》卷三《仁智传》部分。今传本只有10段,大约系南宋人所摹。此卷线条刚劲,似与文献所载顾恺之画“如春蚕吐丝”不合。

奇闻逸事

[attachment=9690876]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参《世说新语·文学》注)
  这三绝之中尤以“痴绝”最甚。
   史载顾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别人戏弄他,完全是因为顾恺之本人是个“嘻哈派”,他是经得起开玩笑的。
  顾恺之在月下独咏诗歌,邻居谢瞻刚开始还听着新鲜,不断叫好,顾恺之非常得意,谢瞻却要睡觉了,又不忍心扫了他的兴,就叫替自己捶腿的仆人代自己赞叹,顾恺之不觉有异,一直独咏到天明。
  这是顾恺之的“真痴”。因为顾恺之对他的才华一向自负,虽然,他以画留名青史,但他的文才很好,冠之以“文学家”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然而顾恺之的“痴”,不可能全是“真痴”,有一部分是非常地装出来的,即“假痴”。
  顾恺之十分迷信“蝉翳叶”。民间流传蝉躲藏的地方,有一片叶子盖着,因此鸟雀都看不见它,而这片树叶就叫“蝉翳叶”,如果人以“蝉翳叶”遮蔽自己,别人就看不见。一天桓玄送给顾恺之一片柳树叶子,说是“蝉翳叶”。顾恺之像小孩子一样非常高兴地用柳叶挡住自己,问桓玄是否看得见他。桓玄故意对他撒尿,而他以为这是桓玄没看见他,才将小便撒在他身上的,于是将这片柳叶珍藏起来。
  眼睛一点,点来一百万
  顾恺之有一次给人画扇面,扇面上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的像,但都没点上眼珠,他就把扇子还给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怎么能画上眼珠呢?点了上面的人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关于顾恺之画眼点睛,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晋哀帝兴宁二年(三六四年),建康(南京)的瓦官寺要修建,僧侣向京城士大夫募款,但回响不太热烈,眼见修建计划无疾而终,顾恺之却慷慨的认捐一百万钱。顾恺之不是什么有钱人,他哪来的一百万?谁都不相信他办得到,但看他话讲得那么满,似乎胸有成竹。顾恺之要求寺僧,把寺里一面墙粉刷洁白,让他在里面作画。他闭门一个多月,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像”,画作大体完成,只差眼珠没点。就在准备点睛当天,顾恺之请寺僧打开城门,让民众参观,并规定,头一天来观看的人,捐钱十万,第二天五万,第三天随意乐捐。头一天,许多人为了争睹顾恺之“开光点眼”,涌入瓦官寺。顾恺之当众起笔点睛,说也神奇,只那么一点,整个画像便活龙活现。民众闻讯而来,很快的,一百万钱便凑足了。这幅维摩诘壁画像也就成为他的名作。
  用飞白掩饰眼疾
  顾恺之是这么的聪明。有一回,他为殷仲堪画像,殷先生有眼疾,画出来不好看,他不愿入画,顾恺之再三保证,画出来包君满意。怎么画呢?顾恺之用“飞白”的技巧作画。飞白指的是笔画露白,仿佛枯笔所写,顾恺之用飞白的巧妙手法处理殷仲堪的眼睛,既传神,又不失其美,令人赞叹不已。

人物评价

顾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画作极多,有隋朝官本《司马宣王像》、《谢安像》、《刘牢之像》、《恒玄像》、《列仙图》,著录于《梁太清目》;《宣和画谱》著录有《夏禹治水图》、《春龙出蛰图》等九件。其中传世的《女史箴图》卷,传为早期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另传顾之《洛神赋图》卷,乃宋人所作,现藏故宫博物院。他的画论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

===================

卫协

【简历1】

  [晋]师于曹不兴,与张墨并称画圣。作道释人物,冠绝当代。其白描细如蛛网,而有笔力,其画人物,不敢点晴。顾恺之自以为不及。其七佛及夏殷大列女,皆协手传而有情势。北风诗图,巧密于情思,世所并贵。谢赫品其画: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有七佛图、穆天子咽瑶池图、大小列女图、高士图、伍子胥图、醉客图、张仪象鹿图、诗黍稷图、白画卞庄子刺虎图、吴王周师图并传于代。《历代名画记、古画品、续画品录、述画记、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抱朴子》

【简历2】

  西晋画家。师法曹不兴,擅绘道释人物故事。白描细如蛛网,饶有笔力。东晋顾恺之深受其影响,赞曰:“巧密情思,世所并贵。”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评云:“古画之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画迹有《上林苑图》、《七佛图》,著录于孙畅之《述画记》;隋朝官本《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离图》、《吴王舟师图》、《列女图》等五卷,著录于《贞观公私画史》;《小烈女图》、《楞严七佛图》,著录于《历代名画记》。张彦远会昌元年(841)曾见《毛诗北风图》,为邹平段家本,后又见韩昶家模本。

======================

张墨

东晋学者、雕塑家和画家。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 卫协,与顾恺之同时期。
  谢赫《画品》评张墨:
  “风范气韵,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

=======================

戴逵

[attachment=9690879]

 戴逵(?326-396):东晋琴家、艺术家,哲学家,字安道。谯郡(今安徽亳州)人,居会稽剡县(今浙江绍兴附近今浙江嵊县)。戴逵终生不仕,初就学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鼓琴,著《戴逵集》9卷,已散佚。
  载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少负才名,能文工书画善琴,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晋书》列于隐逸传中,称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戴逵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制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至于开敬,不足动心。”所以隐于帷中,密听大众的议论,不论褒贬,自会于心,以至于“精思三年,刻像乃成。”有关他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时人称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由于他的文化内涵与技艺,不但能书善画,并能雕塑铸作,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戴逵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对于古制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所以追求“动心”的艺术特质。
  据《晋书》记载:“逵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晋书.隐逸传》载有戴逵“碎琴不为王门伶”的故事,说的是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朋友当下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
  戴逵擅画,一次,他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后面挂以帷帐,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人人称好。
  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都以琴名世。

===================

桓伊

[attachment=9690880]

 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人。东晋前期名将桓宣之子。东晋军事家、音乐家。
  初为大司马参军, 授淮南太守,371年与谢玄共 破王鉴、张蚝等,以功封宣城县子。后为豫州刺史进督豫州十二郡和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任建威将军、历阳太守等。又进都督豫州诸军事、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在前秦苻坚率军队大举南下时,桓伊与谢玄、谢石带领府兵迎战,史称“淝水大战”。桓伊以军功封为永修县侯(永修,今江西永修),进号右军将军。太元九年(384)后,迁都督 江州、荆州十郡、豫州4郡军事,任江州刺史,征拜护军将军。
  他不仅有着文韬武略,而且音乐素养颇为深厚,《晋书》上说他:“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桓伊最擅长的是吹笛,据说他使用的竹笛,就是东汉著名作家兼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柯亭笛”。伏滔《长笛赋序》:“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长笛名柯亭”。可引为证。
  其吹笛出神入化,曾在笛上“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徽之进京时,泊州于清溪侧,正值桓伊从岸上经过,二人素不相识,恰好船中有人认出他就是野王,王徽之即请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此时桓伊已是有地位的显贵人物,但仍然十分豁达大度,即刻下车,蹲在胡床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而两人却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后来,宋人程大昌的《演繁露》中,记有“桓伊下马踞胡床取笛三弄”之事,人们由此引申理解为桓伊演奏、创作了《三弄》笛曲。明代朱权《神奇秘谱》中辑有《梅花三弄》琴曲,曲前小序云:“桓伊出笛作《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JT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秏,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伊随宜拯抚,百姓赖焉。在任累年,征拜护军将军。以右军府千人自随,配护军府。卒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烈。
  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豫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过蒙殊宠,受任西籓。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败破,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余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效力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伊忠诚不遂,益以伤怀,仍受其所上之铠。”
  子肃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禅,国除。伊弟不才,亦有将略。讨孙恩,至冠军将军。
  杜牧《润州》诗中有“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之句。苏轼有词“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春梦。”
  琴曲《梅花三弄》即据其笛曲改编。
  卒于官,赠右将军,加散骑常侍,谥号烈。
  子肃,肃子陵,刘宋建立,国除。

--------------------------------

柯亭笛

传为 汉 蔡邕 用 柯亭竹所制的笛子。后泛指美笛。也比喻良才。
  典故:汉代音乐家蔡邕,拆“柯亭”第十六根竹制笛,其音色优美,后人赞好笛子谓:“柯亭笛”。
  出处:《晋书·桓伊传》:“﹝ 桓伊 ﹞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 江 左第一。有 蔡邕 柯亭 笛,常自吹之。”亦省作“ 柯笛 ”、“ 柯亭 ”。
  唐 李縠 《浙东罢府西归酬别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诗:“ 兰亭 旧趾虽曾见, 柯 笛遗音更不传。”
  元 辛文房 《唐才子传·温庭筠》:“﹝ 温庭筠 ﹞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与柯亭也。’”
  清 纳兰性德 《水龙吟·题文姬图》词:“须知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柯亭向绝,四弦才断,恶风吹去。”

有一次孝武帝司马昌明设酒宴,作为豫州刺史的桓伊也出席了。孝武帝得知桓伊的音乐才能,亲自叫桓伊吹笛助兴。桓伊神色自然,和他常带在身边的一支柯亭笛吹了一首笛曲,这支汉代蔡邕制作的珍贵曲笛,由笛技高超的桓伊来吹,真是“妙声发玉指,龙音响凤凰”,抑扬顿挫,令人心醉。

=======================

徐邈

东汉末魏初徐邈
  徐邈
  字:景山
  时间:172——249
  籍贯:燕国蓟
  官职:司空
  谥号:穆侯
  家庭成员:子:徐武
  曾效力过的势力 魏
  历史评价:
  曹睿: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
  卢钦:①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②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陈寿:徐邈清尚弘通,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西晋徐邈

 徐邈(343~397),莒北境人。晋永嘉之乱时,其祖澄之与同乡臧琨等率子弟及乡邻千余家南渡,落户于京口(今江苏镇江)。邈姿性端雅,学习刻苦,博闻强记,文才全州闻名。东晋孝武帝“招延儒学之士”,经太傅谢安的举荐,于44岁时补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帝。对皇帝提出有关文学方面的问题,徐邈不是循章逐句地去讲,而是“开释文义,标明指趣”,因此很受皇帝的器重,升任散骑常侍,仍在西省。皇帝高兴时,常作诗以赐臣下,但诗才平平,诗文粗俗,为维护皇帝的声誉,徐邈常先将其诗修改誊清,经皇帝重览,然后发出。
  太傅谢安去世后,或非或是的议论都有,徐邈劝中书令王献之对谢安的葬仪加殊礼,因而对稳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此时,徐邈转祠部郎。他的同事好友豫章太守范宁,欲派议曹到下属县了解情况,并给予“讯问官长得失”的权力。邈致书范宁,对范的作法婉转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并说君子之行,不要靠耳目打小报告办事,“自古以来,欲为左右耳目者,无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舆尸,前史所书,可为深鉴。”后徐邈升任中书侍郎,专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时太子尚幼,帝甚钟爱,东宫文武官员,皆一时之俊,以徐邈为东宫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经。徐邈虽在东宫,仍朝夕入朝,参议朝政,修饰文诏,拾遗补缺,帝嘉其谨密。
  晋安帝即位后,徐邈任骁骑将军,397年(隆安元年)病逝。著有《正五经音训》和《谷梁传注》、《五经同异评》等。长子豁,任太常博士秘书郎。

=======================

谢安

[attachment=9690877]

简介

谢安(xiè ān)(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汉族。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
  他初与权臣周旋时,从不卑躬屈膝,不违背自己的准则却能拒权臣而扶社稷;等他自己当政的时候,又处处以大局为重,不结党营私,不仅调和了东晋内部矛盾,还于淝水之战击败前秦并北伐夺回了大片领土;而到他北伐胜利、正是功成名就之时,还能激流勇退,不恋权位;因此被后世人视为良相的代表,“高洁”的典范。
  公元383年,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东晋8万士卒一举打败了前秦80多万大军,不仅使国家转危为安,而且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历史佳话。这就是淝水之战。运筹帷幄,夺取这场胜仗的指挥家便是东晋宰相谢安。
  说到谢安,不得不说绵延了近三百年的显赫世家--陈郡谢氏家族。谢家上可追溯至谢安的祖父谢衡,他曾是东汉时的大儒,下则延续到谢安的九世孙谢贞,作为谢氏最后一位在史籍留下传记的子孙,在谢贞死去后的四年,已腐朽的陈王朝也终于在“玉树后庭花”的吟歌中走向终结。三百年风流云散,到了盛唐,这个家族就已被赋予了一番华贵的忧伤,为人们追忆并叹惋。乌衣巷也已然是夕阳野草,目不暇接地化作了前朝往事。
  谢安无疑是这三百年华彩中,至为绚亮的一笔。这一个人生历程,标记着一个家族终于不可阻挡地攀上极顶,放散出流盖当世的辉煌,这力量与东晋王朝的命运相契合,标记着一个王朝半世纪的续延,于是就托起了一个安然的,平稳的世道,为后人所记挂。同时,也标记着那种在史上绝无其二的制度行将终结,标记着“贵族”这个名词,再不会真正在我们的历史中出现……

入隐东山 无意仕途

陈郡谢氏家族是永嘉之乱中随元帝东迁渡江的著名世家大族。谢安的伯父谢鲲在西晋末年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相府参军,过江后死在豫章太守任上,他也是“江左八达”之一。东晋初,谢安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氏的地位因鲲、裒兄弟的业绩而不断上升,但真正创造家族辉煌的却是谢安。
  谢安虽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但却比他的兄长们更有名气。他自幼聪明多智。4岁时,有一天被当时的尚书吏部郎桓彝(即桓温父)看到,引得桓大人大发赞叹:“这孩子风俊神清,以后肯定不啻于王东海(王东海即王承,是晋一代名臣)!”稍大一些,谢安更出落得聪慧敏悟,气宇非凡,甚至连被誉为“王与马,共天下”的著名丞相王导都知道他,以致于当时的学童连他的读书音韵都竞相仿效,蔚成时尚。
  谢氏渡江后,寓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山清水秀,从来就是一方名士乐居的沃土;而此地的东山就因为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此而声名大振。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
  在谢安盘桓东山,放情山水的时间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孙绰相约泛舟海上,不料后来起了风浪,一时间波涛汹涌,浪卷云翻,同伴都大惊失色,想要马上返回。只有谢安一个人游兴正浓,吟啸诗文,若无其事。划船的老头看他相貌安闲,神色愉悦,便继续向远方划去。直到风急浪猛,小舟像一枚树叶在惊涛骇浪间翻转的时候,其他人惊恐万状,站起来喊叫,谢安却从容地说:“如果都这样乱成一团,我们就回不去了。”大家才平静下来,船得以平安驶回。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大家才认识到他的心胸胆量,足以镇安朝野。
  青年谢安确实以其名士风度闻名于当时,就在他流连于会稽山水的时候,也曾多次接到举荐信,请他出山做官。第一次是当他年仅弱冠时,扬州刺史庾冰听到他的声名,几次下郡县敦请逼迫他作自己的属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告别自己喜爱的家园乐土前去赴召。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他便打道回府了。另一次是在七年后,大将军桓温征伐蜀汉时也关注到谢安的盛名,就上报朝廷让谢安作他的司马,谢安这回更加干脆,以世道难行为原由,婉言拒绝了桓温的好意。
  当时谢氏家族中,谢安的从兄谢尚兄弟辈有很多人已做了高官。谢家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一次,谢安的夫人刘氏指着那些富贵的本家兄弟悄悄跟他开玩笑:“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听罢,手掩鼻口说:“恐怕我也不免要这样。”
  尽管他知道自己为了家庭的崛起不免要出仕,却仍旧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当时有人很有感慨地说:“安石不肯出,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呢?”但也有人认为不尊重朝廷,竟连续几次弹劾他,并要朝廷对他施加禁锢,限制活动自由。面对外界的种种反应,谢安依旧稳如泰山,淡若池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直到他的弟弟谢万出事。
  谢万是西中郎将,并监管青、豫、冀、并四州军事,但他自高自大,不懂得亲待部将。谢安虽然多次劝说,他仍不听忠告,最后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而遭到废黜。谢万被废黜后,谢安为了保持家族地位,更为了使其经略得以致用,才决定步入仕途。他最初担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直至宰相,短短数年间,谢安由文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有名的宰相。可谓是仕途辉煌,一路顺风。

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王导及其兄弟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东开创了东晋基业,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王导死后,桓温翦除了庾氏势力,专擅朝政,桓氏家庭随之兴起。谢安就是在桓温执政前夕出仕的。桓温掌政权后仍不满足,他多次北伐,企图为谋取帝位做好准备。他曾抚着自己的枕头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除了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政局再次出现危机。简文帝的日子因桓温虎伺一旁也特别不好过,脆弱的他不堪忧虑与恐惧,终于一病不起。临终时,他仍慑于桓温的淫威,竟在遗诏中说:“如果儿子可以辅佐,就请您辅佐;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取天下。”这就等于给了桓温篡位的口实。在这紧急关头,王坦之与谢安力谏简文帝改写遗诏,请桓温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辅政,并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当拥兵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桓温闻讯简文帝并没有如他指望的那样,禅位给他,十分恼火;谢安等人则趁他不在京都,马上立太子做了皇帝。桓温气急败坏,于是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回兵京师,向谢安,王坦之问罪,并欲趁机扫平京城,改朝换代。眼见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新帝司马曜也不得不下诏让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温。王坦之早就听人说桓温此次来就是要杀他和谢安,所以非常害怕。他让谢安拿主意,谢安镇定自若而又十分郑重地告诉他:“晋朝的危亡,全看我俩此行了。”
  二月的京城,春寒料峭,桓温的到来更给这里增添了一派肃杀气象。文武百官纷纷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威风凛凛从眼前经过的桓温的勇气都没有,这里面也包括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朝廷重臣。与谢安同来的王坦之早已是惊慌失色,汗流浃背,紧张地连手版都拿倒了。在这惶恐的一群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改自然容颜,一个是来者不善的恒温,一个是镇定安闲的谢安。他俩之间的 “角逐”已不止一次了。在习习拂面的寒风中,谢安走上台阶,在席上就坐。他并不看桓温布置在四周,围得像铁桶似的卫兵,而是先作了一首咏浩浩洪流的《洛生咏》,然后才平静从容地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就会命守卫之士在四方防御邻国的入侵。明公入朝,会见诸位大臣,哪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马呢?”老道的桓温没料到昔日在自己府中做司马的谢安在这种关头依旧不改其旷达风度和自若本色,一下子被他镇住了,于是赶忙赔笑说:“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他连忙传令撤走兵士,笼罩在大家中间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除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又摆酒设馔,与谢安两人“欢笑移日”,在这欢笑声中,
  朝廷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新亭风波后,全靠了谢安和王坦之的忠心辅佐,才把局面逐步稳定下来。但是,野心勃勃的桓温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做皇帝的梦想。不久,他回姑孰养病,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他身患重病更是急于获得,想好歹当他几天皇帝。他让袁宏按他的意思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一看,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就这样一共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至此,司马氏朝廷面临的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如果桓温不谋篡,各种士族势力还能维护一种相对的平衡,政局也会因此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桓温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则必然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引起了混乱。在多数人迫于桓温的淫威,纷纷屈服于恶势力的时候,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安却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桓温进行从容不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实,早在简文帝在位的时候,桓温就见识了谢安的“厉害”:有一次,谢安在路上远远见到前呼后拥,威势赫赫的桓温,纳头便拜。桓温大为惊诧,问他:“安石,你为何要这样?”谢安从容应答:“从没有君王拜在前面,而大臣揖躬在后的规矩。”他就这样不露声色地嘲讽了企图做“君”的桓温。另有一次,当桓温那位狡诈阴险的部下郗超像平时那样躲在帐子里偷听谢安与桓温的谈话,以便更好地为其主子出谋划策的时候,不幸帐子被风吹开,他一下子“显露原形”。谢安也不奇怪,只是幽默地取笑:“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呀!”说得郗超满脸通红,哑口无言,桓温也在一旁尴尬不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同权臣桓温的周旋与斗争中,谢安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气度,成了稳定大局的顶梁柱,群臣的主心骨

镇以和靖 御以长算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司马曜亲政后,任命谢安为中书令,录尚书事;第二年又加授他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谢安掌起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虽然外姓篡权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东晋政权仍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皇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世家大族互相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外部却又受到了日益强大,业已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的威胁。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种形势下,谢安积极奉行王导缓和士族矛盾,稳定政局的政策,同时奉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方针,团结异己,共同维护晋室。为此,他很注意搞好同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桓温死后,谢安不仅没有打击排抑桓氏家族,还让桓温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哥哥的权位;让另一个弟弟桓豁做荆州刺史,主持长江中游的军事。桓豁死后,他又让桓冲从长江下游移镇荆州。公元379年,襄阳被前秦苻坚攻陷后,桓冲因战守无方,引咎辞职。谢安也未惩办他,仍让他继续领兵扼守中游。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胸怀深深感化了桓氏兄弟。当桓温的党羽曾一度鼓动桓冲伺机诛杀谢安,专断朝政的时候,桓冲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自以为德望不及谢安,而忠心听命于安石的调遣,效命于朝廷。谢安对桓氏的宽怀大度,对团结其他士族,共同维护晋室,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均衡士族势力,化解集团矛盾之外,谢安作为宰相,还特别注意选拔英才,进行制度改革。在他选拔的优秀人才之中,有文才、有武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谢玄,桓伊、徐邈、范宁四人。他用人唯才,不避亲故。最初当朝廷下诏寻觅能镇守北方、抵御前秦的文武良将的时候,谢安认为他的侄子谢玄就有“经国才略”,足以担当重任,于是推举了他。中书郎郗超为人奸诈,平日与谢氏关系不好,但当他听说谢安保举了谢玄,也不由地感叹:“谢安能违众举亲,真是明达;谢玄有真才实干,肯定不会辜负他的推举。” 后来谢玄果真在战场上频频告捷,并成为淝水之战的重要功臣。他的成功是与叔父谢安平日以家教方式培养人才又委以重任分不开的。
  自古以来,战争带给百姓的似乎只有苦难,但东晋在备战前秦之际,却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同时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在他执政后,每遇水旱灾害,朝廷必会减免租税,或除一年租布,或除半年租布;或赐穷苦百姓五斛米,或除去逋租宿债。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还下令御供从俭、百官俸禄减半,停止一切非军国要事的差役和费用。其中在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和六年(381年)进行了最重要的两次改革。第一次解除“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人交米税三斛,解除劳役;第二次改制度,减烦费,削减吏士700人。这两次改革受到时人的欢迎和后人的好评。王夫之就认为此是“均贫富之善术,利在长久而民自得”。通过改革,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集中了国家的物力财力,有利于做好御敌准备。
  为了抵御前秦的进攻,谢安还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准备。他派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在南迁士族和民众之中选拔精壮组成了勇猛善战的“北府兵”,并以刘牢之等为将领。他们进可攻,退可守,以逸待劳,在长江北岸紧紧守卫着京师大门。另外建立侨郡、侨州,平时务农以充军粮,闲时习武,组成了军事后备力量。这些人一部分守卫庄寨,一部分拱卫京城,在长江以南随时做好御敌准备。此外,桓冲在长江中游驻守,防止前秦从中线南下。这就形成了京师、广陵、夏口的犄角之势,谢安自己坐镇京师,遥控全局。正因为他事先已做了精心的部署,所以在后来战火燃起,情势危急的时候才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也正是这样,他把自己个性魅力中的名士风度与儒将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谢安的正确决策和精心治理,东晋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甚至连前秦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虽然衰微,但不曾“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是江南的伟才、东晋的能人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前秦苻坚经过几十年东征西伐,于公元379年攻陷东晋北边前沿重镇襄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已达到极盛,其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他决心凭借其百万大军一鼓作气消灭东晋,一统天下。他对前景是如此地乐观,所以把那些来自太子、重臣的反对意见当成了耳边风。
  公元383年8月,前秦百万大军大举伐晋,淝水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苻坚令弟弟苻融率步骑25万人为前锋,指向淮南;以羌族人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顺流东下;他自己从长安统步兵60多万,骑兵27万,前后绵延数千里,旗鼓相望,向南进发。苻坚认为此举必胜,打算统一六合后让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作尚书左仆射,让谢安作吏部尚书、桓冲作侍中,并动手在长安为他们修建府第。
  东晋闻讯,举国震恐。谢安建议孝武帝命他的弟弟谢石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谢安之子)为辅国将军,统兵8万,马上北上御敌。其主力就是谢玄指挥操练的北府兵。即将出发的时候,谢玄向叔父请示军机,谢安却像平时一样轻松自如地说:“我会另行下达命令的,你先去吧。”接着便不动声色了。谢玄虽然不敢多问,但心中确实没底,退出后又让部将张玄再次请示计策。谢安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吩咐他俩下去准备车马,邀请一些朋友随他到山间别墅去下棋。平日下棋,谢玄总是胜着叔父一筹,但这次他却因牵挂战事、忧心忡忡,总是不能取胜。对弈完毕,谢安又登山漫游,就像又回到会稽东山一样留连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府。
  在荆州驻守的桓冲,也很担心朝廷的安危。他特地派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前来支援京师。不料,这支部队又被谢安给遣了回去。他带信给桓冲说:“朝廷已经有妥善的安排,武器和军队都不缺少,长江中游是战略重地,派来的部队应回去加强防备。”桓冲看完信,不禁对他的参谋官摇头叹息:“谢安固然有宰相的度量,但是却不熟悉军事。如今大敌当前,他还去游山玩水,高谈阔论,只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去抗敌;况且敌人来势凶猛,我们兵力又不足,天下的大局可想而知,我们要沦为外族的臣民了。”其实,一朝安危系于心,谢安又何偿不忧心如焚呢!但他却不能像别人一样把内心的忧虑露于形色,他是一国宰相,是大家的主心骨,如果他也乱了方寸,那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他只有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一边安定人心,一边从容不迫地应付战局。等大家的紧张情绪趋于平静后,他才授意各路将帅,对整个战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十月,前秦的先锋苻融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并把派来增援的胡彬包围在硖石。胡彬的粮草快要用光,无奈只好暗中派人带着书信向谢石求援。不料信使在半路上被秦兵俘获,苻融马上派人向苻坚报告:“晋军现已缺少粮草,兵力不足,我们应该抓住这大好机会,立即发动进攻。”苻坚大喜,马上率轻骑8000人赶往寿阳与苻融会合,企图一举歼灭谢石率领的东晋军。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竞选择了被俘虏的东晋将军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到了晋营,做了表面上的警告,劝谢石趁早归降;暗中却提醒谢石说:“趁前秦百万大军还没有全部会集,要迅速攻击。打败了他们的先锋部队,势必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夺取胜利了。”
  东晋将领们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人开赴洛涧(今安徽怀定县西南洛水入淮处)向秦军将领梁成发动进攻。刘牢之率部奋勇向前,强行渡河,大破秦军,斩了梁成。秦军不得不向淮水一线溃逃,而谢石、谢玄却指挥晋兵节节进逼,直逼寿阳。在深秋的寒风中,苻坚与弟弟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看到东晋军阵严整,颇具规模;转而眺望八公山,见草木摇动,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身经百战,投鞭断流的苻坚这下子感到的却是莫大的惊虑与惆怅,他若有所失地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呀,谁说他们是弱旅呢!”脸上不觉露出了畏怯的神色。
  就这样,东晋军与前秦军隔淝水遥相对峙。秦军先锋虽然新败受挫,但兵力仍是晋军的几倍,而且主力正不断到达,形势对晋军来说依然很严峻。东晋将帅经过精密策划,想出了一条妙计。谢玄派了使臣告诉苻融说:“你们孤军深入,却在这淝水岸边扎营布寨,这虽可使我们长相对峙,但却不利于速战速决。如果你们稍微向后退一退,在岸边腾出一块空地作战场,让我们渡过淝水,与你们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苻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答应对手的要求也未尝不可,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便可以发动铁骑冲杀,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下令后撤。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了阵脚,朱序又夹在秦兵中大声呼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大部分士兵是被强迫征来,无心与东晋作战的各族俘虏,他们早已力竭身疲,此时更是乱作一团,不可收拾。东晋军队借机大举进攻,于乱军中杀死前秦前锋主帅苻融,苻坚也被乱箭射中。秦军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死伤遍地。不少士兵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东晋的追兵赶到,更加慌不择路,日夜狂奔。苻坚后在慕容垂的护卫下回到了洛阳,淝水之战就这样以前秦的惨败划上了句号。
  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京城时,谢安正在府中与客人下棋。他拿过捷报阅过,便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般。他是不紧不慢,可客人早就忍不住了:“前方战事怎么样啊?”“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他依旧从容安详。这便是他的心胸涵养。然而,下完棋送客人走后,谢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返回自己内室的时候,竟忘了迈门槛、把拖鞋底部的木齿都撞断了。

风流宰相 千古留名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又度过了一次亡国的危机,谢氏家庭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达到了顶峰。朝廷为了奖擢功勋,加封谢安为太保、诏加都督十五州诸军事;任谢玄为荆、江两州刺史,但谢安认为谢家父子名位过盛、桓氏失位会招来怨恨,所以建议让桓石民,桓石虔、桓伊等人担任荆州、豫州等州刺史,结果“彼此无怨”。不管怎样,谢安的风范已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到处都在传说关于他的佳话。
  也许有的人会问,谢安身处朝堂,为何在情势危急、举朝震恐的时候,唯独他能够临危自若,处之泰然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谢安就知道自己不免要入仕,所以也必做一些仕途的准备。当年谢万为吴兴太守,他就随弟弟赴任,谢万经常睡懒觉,他便每天早晨去扣谢万的屏风让他起床;谢万做了豫州刺史,他也随行在豫州;谢万北征,他也同行,并经常匡正弟弟在各方面的过失,他曾经亲自造访拜慰谢万属下的各个部将,替谢万向他们赔礼致谢,消除了他们对谢万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正以一种积极心态步入政坛。当初他不愿出山,有人就预言:“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就必定会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会来的”。看来这人果真深知安石之志。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多年研习兵书,并掌握了大量有关前秦政治、军事及人物心理,贤愚忠奸等方面的情况,可谓是“知己知彼”。当秦军以黑云压顶之势扑向东晋时,谢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孙子的名言:“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淝水之战的烟火还未完全散尽,谢安却因功名极盛遭到了一些阴险好利之徒的陷害。他们在晋孝武帝跟前进谗言,使这个业已成人,一心想兴复皇权的酒肉皇帝对宰相谢安有了猜嫌之意。他委重自己的同母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使得政权移落到这个昏庸的王爷手中。司马道子身边豢养着一个与谢安关系微妙的小人 ——谢安的女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这家伙因不学无术,品行恶劣,一直不受老岳丈的喜欢,更别提栽培重用了。他也一直对谢安心怀怨恨,经常在司马道子和皇上面前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孝武帝疏远谢安,就有着他一份“功劳”。为了避嫌,谢安被迫离开京城,举家搬到广陵附近,在那儿修了一座陋府,美其名日“新城”。他虽身遭构害,但仍不失东山之志,准备等朝廷稍稍稳定,就辞官从水路重返他的会稽乐土。可惜,他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患病了。谢安先对广陵防务作了周密布置,然后才请求朝廷准他回京治病。
  当谢安的车辇缓缓驶进建康西州门的时候,病卧车中的谢安伤感地对亲近之人说:“以前桓温在的时候,我常担心自己不能保全。忽然有一次梦到坐桓温的车走了16里,见到一只白鸡才停下来。坐他的车,预示我替代他的职位;16里,意味着我代居宰相 16年而止;白鸡主酉,如今太岁在酉,我的病恐怕是好不了啦!”于是,他上疏辞官。几天后,66岁的谢安病卒于京师建康。
  谢安作为东晋名士,朝廷良辅,深为时人仰慕。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构陷时,“江左第一笛”、淝水之战的功臣之一的桓伊就在一次宴会上慨然抚筝而歌怨诗,以为安“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为谢安呜不平。谢安听歌如遇知音,“泣下沾衿”,孝武帝暗自思忖,也颇有愧色。谢安死后,朝廷上下远近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凭吊哀悼他。王导的孙子王询兄弟都是谢安的女婿,因离婚纠纷,而跟谢安有了嫌隙。谢安的死讯传到远在东边的王殉耳中,他便告诉王献之说:“我想去哭谢公。”于是直奔谢安灵前,恸哭不已。谢安在新城居住的时候,在城东北筑了一条坝,当地百姓都依赖这土坝捕鱼网虾。他死后,人们为了追念他,给坝起名叫“召伯埭”,以寄托他们的敬慕与哀思。
  前来吊念谢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他的同乡。这人风尘仆仆来到京师,后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在中宿县做事,无奈岭南经济凋敝,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随身带了5万只当地产的蒲葵扇前来投靠谢安。谢安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却享有盛名,很受京城人士的爱慕。当他问明同乡的情况后,便挑选了一把中等货色的蒲葵扇,无论出入都握在手中,结果不出两天,就有很多人争相去购买乡人的扇子,本来滞销的东西一下成了抢手货,扇价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好几倍。,可见,当时世人仰慕和效仿谢安的名士风度,已蔚为风尚。谢安以其名望帮助乡亲,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更加敬重谢安。
  在朝廷的金殿上,围绕谢安的封谥问题,却展开了另一场争论。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好利之徒认为谢安生前已占尽风光,不应再加殊礼;而中书令王献之,中书侍郎徐邈等人则认为谢安尽心竭智辅朝廷,是东晋的勋臣,理应加殊礼。孝武帝司马曜也终于认识到,没有谢安,则不会有他和他的皇位,所以诏赠谢安为太傅,封为庐陵郡公。时变境迁,直到刘裕当政后,为了纪念谢安的济世勋德,还大封其子孙,并让他们永世祭祀谢安的魂灵。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谢家的府第车马、权力财势都随历史的烟云而消散,但谢安作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功业和英名。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这与王敦、桓温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这些都是谢安为人称道的品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将王导、谢安并提,指出:“导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说:“安三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这些古代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谢安的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谢安是当之无愧的。

谢安诗三首

兰亭诗二首其一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
  契兹言执。寄傲林丘。
  森森连岭。茫茫原畴。
  逈霄垂雾。凝泉散流。
  兰亭诗二首其二
  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
  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
  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
  与王胡之诗
  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
  膏以郎煎。兰由芳凋。哲人悟之。和任不摽。
  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霄。
  内润伊何。亹亹仁通。拂羽伊何。高栖梧桐。
  颉颃应木。婉转蛇龙。我虽异迹。及尔齐踪。
  思乐神崖。悟言机峰。绣云绮搆。丹霞增辉。
  蒙汜仰映。扶桑散蕤。吾贤领隽。迈俗凤飞。
  含章秀起。坦步远遗。余与仁友。不涂不笱。
  默匪岩穴。语无滞事。栎不辞社。周不骇吏。
  纷动嚣翳。领之在识。会感者圆。妙得者意。
  我鉴其同。物睹其异。往化转落。运萃勾芒。
  仁风虚降。与时抑扬。兰栖湛露。竹带素霜。
  蕊点朱的。熏流清芳。触地儛雩。遇流濠梁。
  投纶同咏。褰褐俱翔。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谢安的“普通话”


东晋时的谢安,是个大名人,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谢安有一个老乡,犯了错误被革职还乡,谢安去送行的时候问:“宦囊充实否?”问话很直接,做官这几年,捞了一点油水没有啊?老乡苦着脸抱怨道:“没有啊,只有五万把不能吃不能喝的扇子!”五万把,真要带回家用,怕是几辈子也用不完。谢安就拿了一把蒲扇,免费充当老乡蒲扇的“形象代言人”,走到哪里就把蒲扇带到哪里。不过几天,城里的人就争相抢购蒲扇子,老乡的蒲扇自然很快就脱销了。可见谢安的影响力。
  今人学语言很势利,一是把经济发达的方言奉为时尚;二是盲目模仿所谓名人风范。后一点,古人早就有了先例。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谢安有一绝活,叫做“洛下书生咏”,能用洛阳书生腔念书吟诗,而史书上记载“(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谢安患有鼻炎,估计比较严重,说不定长了鼻息肉,发音的时候鼻音重浊,给人造成一种傲慢和不屑一顾的错觉,这倒很符合谢安的名士风。一时间谢安的发音,引得当时的江南名士纷纷效仿。
  一次,桓温请谢安和王坦之赴宴,实际上是想除掉他们,以扫平他夺权道路上的障碍。王坦之吓得要命,谢安却神情镇定,他走上台阶,擤了擤鼻子,用标准的洛阳音大声指责桓温,如此高贵的鼻音浓重的洛阳话一开腔,桓温被彻底镇住了,挥退了埋伏的刀斧手。虽然这不是桓温不杀谢安的主要原因,但谢安的“洛下书生咏”确实名气很大。
  后来桓温死了,谢安掌权,“洛生咏”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只有画家顾恺之对这种语言潮流不感兴趣,有人曾请他作“洛生咏”,他讥讽说:“我为什么要学这种‘老婢声’!”“婢”有轻贱之意,据说是谢安远不如桓温以前重视顾恺之,看来,顾恺之并不是真看不起“洛生咏”,不过是发泄对谢安的不满罢了。
  今人考证出我国古代以洛阳音为标准音,那么谢安说的就是地道的“普通话”了。按专家的说法,此普通话已经有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专家还专门选出两句唐诗作示范,“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如果用古代普通话读,发音应该是“将则蒙虐广,捏节底尚爽”了,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

谢安后裔

谢玄(343~388)东晋名将。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宰相谢安侄子。21岁时为大司马桓温的部将,后官至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有经国才略,善于治军。东晋太元二年(377),为抵御前秦袭扰,经谢安荐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他招募北来民众中的骁勇之士,组建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号为“北府兵”。四年,率兵在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属江苏)和君川(盱眙北)等地击败前秦军的进攻,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八年,在淝水之战中,任前锋都督,先遣部将刘牢之率部夜袭洛涧(即洛河,今安徽淮南市东),首战告捷;继而抓住战机,计使秦军后撤致乱,乘势猛攻,取得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九年,率兵为前锋,乘胜开拓中原,先后收复了今河南、山东、陕西南部等地区。十二年,因病改任左将军、会稽内史。翌年逝世。被晋帝追封为车骑将军,谥号献武。
  谢灵运(385~433)东晋时代的诗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称为“山水诗鼻祖”,汉族。是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的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因为性情狂傲,与朝廷发生矛盾,后被降至为康乐侯,故又称“谢康乐”,墓葬于今江西省万载县。
  谢道韫(约376年前后在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女诗人。东晋后期打败苻坚的百万大军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她一直寡居会稽。

=======================

谢玄

[attachment=9691142]

生平

  谢玄(343~388年),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名将。谢奕之子,谢安之侄。
  谢玄自幼聪慧过人,与堂兄谢朗一起,都为谢安所器重。谢安曾问子侄:“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在场诸人不能答,唯谢玄回答:“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谢安听后很高兴。谢玄小时候喜欢佩带紫罗香囊,谢安对此很是担心,但为了不让他伤心,于是在某一次游戏时,将紫罗香囊作为和谢玄博戏的筹码,设法把香囊取到手中,把它烧掉,谢玄从此再也不去佩带这一类物什。
  谢玄长大后,显示出经国才略,朝廷几次召用他,他都推辞不受。后来谢玄与王珣被大将军桓温召为掾吏,深得桓温欣赏[1]。不久任征西将军桓豁的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后官至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以功封康乐县公。
  谢玄有经国才略,善于治军。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为抵御前秦袭扰,经谢安荐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他招募北来民众中的骁勇之士,组建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号为“北府兵”。四年,率兵在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属江苏)和君川(盱眙北)等地击败前秦军的进攻,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八年,在淝水之战中,任前锋都督,先遣部将刘牢之率部夜袭洛涧(即洛河,今安徽淮南市东),首战告捷;继而抓住战机,计使秦军后撤致乱,乘势猛攻,取得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九年,率兵为前锋,乘胜开拓中原,先后收复了今河南、山东、陕西南部等地区。十二年,因病改任左将军、会稽内史。与吴兴太守张玄之并称“南北二玄”[2],为时人称美。翌年逝世。被追封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献武。子谢瑍嗣,早卒。孙谢灵运嗣。

《晋书》本传
  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玄少好佩紫罗香囊,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
  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于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襄阳既没,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逯于彭城。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欲遣间使报逯,令知救至,其道无由。小将田泓请行,乃没水潜行,将趣城,为贼所获。贼厚赂泓,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遂遇害。时彭超置辎重于留城,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超闻之,还保辎重。谦驰进,解彭城围。超复进军南侵,坚将句难、毛当自襄阳来会。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众六万。诏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准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内史毛藻没,安之等军人相惊,遂各散退,朝廷震动。玄于是自广陵西讨难等。何谦解田洛围,进据白马,与贼大战,破之,斩其伪将都颜。因复进击,又破之。斩其伪将邵保。超、难引退。玄率何谦、戴逯、田洛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之。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护诸葛侃、单父令李都又破其运舰。难等相率北走,仅以身免。于是罢彭城、下邳二戍。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冠军,加领徐州刺史,还于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
  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众号百万,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蜀汉顺流,幽并系至。先遣苻融、慕容、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显等屯洛涧。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玄、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云,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擒坚伪将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石军距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获坚乘舆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山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前将军、假节,固让不受。赐钱百万,彩千匹。
  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鄄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降坚青州刺史苻朗。又进伐冀州,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济北太守丁匡据碻磝,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夜袭据,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许之。丕告饥,玄馈丕米二千斛。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须总督,司州县远,应统豫州。以勋封康乐县公。玄请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复遣宁远将军{夭曰}演伐申凯于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镇梁国,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籓朝廷。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玄还镇淮阴,序镇寿阳。会翟辽据黎阳反,执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张愿举郡叛,河北骚动,玄自以处分失所,上疏送节,尽求解所职。诏慰劳,令且还镇淮阴,以朱序代镇彭城。
  玄既还,遇疾,上疏解职,诏书不许。玄又自陈,既不堪摄职,虑有旷废,诏又使移镇东阳城。玄即路,于道疾笃,上疏曰: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复自量,遂从戎政。驱驰十载,不辞鸣镝之险,每有征事,辄请为军锋,由恩厚忘躯,甘死若生也。冀有毫厘,上报荣宠。天祚大晋,王威屡举,实由陛下神武英断,无思不服。亡叔臣安协赞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雾尚翳,六合未朗,遗黎涂炭,巢窟宜除,复命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此诚以形于文旨,达于圣听矣。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钟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臣不胜祸酷暴集,每一恸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虽哲辅倾落,圣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怀自厉,犹欲申臣本志,隆国保家,故能豁其情滞,同之无心耳。
  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逮问臣进止之宜。臣进不达事机,以蹙境为耻,退不自揆,故欲顺其宿心。岂谓经略不振,自贻斯戾。是以奉送章节,待罪有司,执徇常仪,实有愧心。而圣恩赦过,黩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犹感,而况臣乎!顾将身不良,动与衅会,谦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动,便至委笃,陛下体臣疢重,使还籓淮侧。甫欲休兵静众,绥怀善抚,兼苦自疗,冀日月渐瘳,缮甲俟会,思更奋迅。而所患沈顿,有增无损。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犹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内外天隔,永不复接,宁可卧居重任,以招患虑。
  追寻前事,可为寒心。臣之微身,复何足惜,区区血诚,忧国实深。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伏愿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将绝之气,时遣军司镇慰荒杂,听臣所乞,尽医药消息,归诚道门,冀神祇之佑。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视息,瞻睹坟柏,以此之尽,公私真无恨矣,伏枕悲慨,不觉流涕。
  诏遣高手医一人,令自消息,又使还京口疗疾。玄奉诏便还,病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继,惟臣一己,孑然独存。在生荼酷,无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视息者,欲报之德,实怀罔极,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遣满目,顾之恻然,为欲极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士。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愿陛下矜其所诉,霈然垂恕,不令微臣衔恨泉壤。”表寝不报。前后表疏十余上,久之。乃转授散骑常侍、左将军、会稽内史。时吴兴太守晋宁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玄既舆疾之郡,十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


谢玄与淝水之战

[attachment=9691143]

当时北方前秦最为强大,前秦苻坚四处用兵,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多次侵扰晋国边境。于是朝廷商议要挑选一位能够防御北方的良将。太元二年(377年)十月,谢安便推荐了谢玄。中书郎郗超虽然一向和谢氏不和,但听到这一举荐却十分高兴,他称赞道:“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晋书 谢玄传》)。而别人却不赞同郗超的意见,郗超又说:“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晋书 谢玄传》)。于是朝廷召谢玄回朝,任他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谢玄上任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然后他鉴于当时晋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招募勇士,组成“北府兵”。他所招募的人多是从北方逃来的农民,他们这些人背井离乡、历尽磨难,有北上抗敌、重返故乡的强烈愿望。经过一段时期的严格训练,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太元三年(378年)二月,苻坚派军攻打襄阳(属今湖北省),但为晋军守将朱序所阻,顿兵城下,久攻不克。苻坚遂采纳兖州刺史彭超的建议,在襄阳以东开辟新的战场,进攻东晋江北各战略要点,威胁晋都建康,支援襄阳战场的作战。七月,令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令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邹保率步骑7万攻淮阳(今江苏清江西)、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同时会梁州刺史韦钟进攻魏兴(今陕西白河东汉江南),以牵制西部东晋军。八月,彭超率兵7万攻彭城,晋沛郡太守、龙骧将军戴逯率众守城。晋廷又派右将军毛虎生率军5万镇守姑孰(今安徽当涂),以抵御秦军。
  太元四年(379年)二月,谢玄率万余人救援彭城,进驻泗口(今江苏清江西南,即古泗水入淮水之口)。谢玄欲派人潜入城内通知戴逯援军已到,部将田泓自请前往,却被秦军俘虏。秦军用重金贿赂田泓,让他宣传晋军已经失败,田泓假装答应。到城下时,田泓告诉城中守军:“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晋书 谢玄传》)田泓遂为秦军所杀。城中守军闻后,士气大振。当时彭超的辎重留在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亲率轻军进攻彭城。谢玄于是扬言要派后军将军何谦袭击留城,彭超闻后十分恐慌,放弃对彭城的包围,返回留城,护卫辎重。戴遁和彭城太守戴逯乘机率彭城人马,随同何谦合力突围,顺利撤出,戴遁带众随谢玄撤回广陵。
  同月,彭超入彭城后,遂留治中徐褒守卫,继与俱难会师向南进军。四月,秦将毛当、王显率步骑2万自襄阳(今属湖北)出发,向东与俱难、彭超等人会合,进攻淮南。五月,俱难、彭超攻下盱眙,俘获晋高密内史毛躁之。秦军6万人将晋幽州刺史田洛围困于三阿(今江苏金湖东南)。晋廷极为震惊,速派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屯涂中(指安徽、江苏境内滁水流域)。晋右卫将军毛安之等率4万人屯堂邑(今江苏六合北)。秦将毛当、毛盛率骑兵2万袭击,毛安之等溃退。谢玄自广陵出发救援三阿。不久,秦军失败,退保盱眙。六月,谢玄与田洛率军5万进攻盱眙,俱难、彭超再次失败,退往淮阴。谢玄派何谦等率领水军乘潮而上,乘黑夜焚烧了前秦在淮水上铺设的浮桥,邵保战死,俱难、彭超仓皇北渡淮水。谢玄与何谦、田洛共同率军追击,与秦军在君川(今江苏盱眙北)决战,晋军大胜,俱难、彭超只身逃往北方。此次作战之后,朝廷论功封他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封东兴县侯。

=======================

郗超

简介
  郗超(336—378年),字景兴,一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人,东晋大臣。

生平
  郗超的祖父是东晋名臣郗鉴,父亲是郗愔,郗超是郗愔的长子。自幼“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晋书》)。
  郗愔信道教,而郗超则信佛。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曾开库任郗超所取。郗超生性好施予,一日之内,将钱全部散与亲故。
  永和元年(345年),郗超被辟为抚军掾。
  兴宁元年(363年)五月,桓温升为大司马,郗超也被升为参军。桓温为人英气高迈,所以很有少能被他推崇的人,在与郗超交谈后,对其却非常钦佩,常说郗超深不可测,遂倾意礼待,郗超也和桓温结下深交。时王珣为桓温主簿,也为桓温所倚重,所以府中人常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晋书·郗超传》)。髯指郗超,短指王珣。
  最能体现郗超军事才能的是桓温伐燕之役(参见晋攻前燕之战)。在太和二年(367年)五月,前燕太宰慕容恪病死,桓温准备趁机伐燕。太和四年(369年)三月,桓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讨伐前燕。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晋书·郗超传》),很不愿意让郗愔居于京口。这时,郗超让郗愔写信给桓温,自称老病,不堪军旅,请桓温统率自己所领之兵,并乞闲职自养。桓温见信大喜,即刻转郗愔为会稽太守,自己并郗愔之兵,又自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实力大增。(编辑者注:《晋书·郗超传》中的记载是:郗愔写信邀桓温一同出兵北伐,信被郗超截获,郗超将原信撕碎,模仿父亲笔迹另写一封告老信给桓温,于是桓温解了郗愔兵权。)
  四月,桓温亲率步骑5万自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开始北伐。郗超认为:“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桓温不听。六月,桓温军至金乡(今山东嘉祥南),适逢大旱,河床干涸,水运断绝。桓温派冠军将军毛虎生在钜野(今山东巨野北)开挖运河300里,引汶水和清水(古济水自钜野泽以下别名清水)会合。桓温率水军从清水进入黄河,船舰绵延几百里。郗超又建议:“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邺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邺,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晋书·郗超传》)。桓温仍不纳,继续挥军伐燕。果然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为燕将慕容垂所败,狼狈逃回。
  桓温经此惨败,深为惭愧。太和六年(371年)正月,桓温攻克寿春,问郗超:“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郗超回答:“未厌有识之情也”(《晋书·郗超传》)。桓温负其才力,久怀异志。其北伐本意是欲先立功河朔,然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既有枋头之败,威望顿减。所以才有此一问。晚上,郗超至桓温营中,对其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大事、为伊霍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晋书·郗超传》)!桓温素有野心,遂纳其策,遂定废立之事。
  由于海西公司马奕(366—371年在位)平素谨慎,没有过错,桓温与郗超商量,乃诬海西公有阳痿,是太监之身,并说海西公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田氏、孟氏私通,生下三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
  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半路止军于白石(今安徽当涂西),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帝位,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改年号为咸安,司马昱是为简文帝。简文帝诏桓温依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赐钱五千万,绢二万匹,布十万匹。郗超被升为中书侍郎,执掌朝廷机要。
  时郗超因为与桓温的关系,朝中大臣皆畏之。谢安曾与左卫将军王坦之一起谒见郗超,到晚上还未能入见,王坦之欲去,谢安说:“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晋书·郗超传》)!由此可见郗超的权势之大。郗超一直是桓温的谋主,谢安和王坦之见桓温时,郗超卧在帐中窃听他们的谈话。恰巧这时来一阵风把帐幕吹开,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晋书·郗超传》)。
  太元二年(377年)十二月(阳历为378年),郗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郗超是桓温的党羽,而其父郗愔则忠于晋室,郗超临死时,为了不让郗愔伤心,便取出一箱书,对门生说:“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晋书·郗超传》)。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哀悼成疾,门生便将书交给郗愔,郗愔一看,里面写的都是郗超与桓温密谋的事,郗愔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晋书·郗超传》)!从此不再哭泣

聪明绝伦郗嘉宾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很想将此二州攫为己有,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和借口,他才暂时没有动郗愔。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因当地军民强悍,勇于从军,桓温早就有把他们编练成一支新军的计划。桓温对京口重镇早就垂涎三尺,郗愔却如此不识时务,也难怪郗超要把他父亲的信撕得粉碎了。
  郗超是桓温最主要的谋士和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桓温的死党,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郗愔却不知道。假如郗愔早知道儿子已与桓温结为死党,郗超擅自做主代他给桓温写信,从而把手中的权力奉送给桓温以保一家平安,郗愔会不会坚决反对呢?从他忠于王室这一点看,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
  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到最后所剩无几了。郗愔听了,惊怪不已(《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十二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与桓温结为同盟,因为父亲郗愔忠诚于王室,所以没让父亲知道。等到他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晋书·郗超传》)。

权谋机变

在中原板荡之际,能提高威望、博取人心者,莫过于武力征伐以收复失地。平蜀之后,桓温又进行了三次北伐。永和十年,桓温自江陵出发,从水陆两路,攻伐由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水军沿汉水北上,步兵直趋武关。他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道,作为偏师。桓温在蓝田大败秦军,进至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关中百姓带着牛酒,前来犒师。父老感动地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官军!”率正义之师,以破竹之势,如能一鼓作气,直捣长安,关中当唾手可得。桓温却驻军灞上,观望不进。原来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想立功名以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收复旧土。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秦人早已芟麦清野,晋军无粮可食,只好退回荆州。
  两年后,桓温乘冉魏叛将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进行第二次北伐。桓温到达伊水时,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结阵。桓温披甲督战,大败姚襄。接着周成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自率大军而还。
  以上两次北伐,第一次虽说无功而返,但志在立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第二次北伐,则是取得了成功,所以自此以后,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遗憾的是,接下来的第三次北伐,桓温却以惨败告终。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前燕。时正大旱,水道不通,郗超劝阻桓温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桓温没有听从。六月,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来汶水(今大汶水)会合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来称作“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我们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赫名声,一定会闻风溃逃。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太冒险,那就不如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这样做虽说拖延了时间,却是万全之策。”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乃按原定计划进军。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前燕部队从后追击,几次大败桓温,晋军死伤数万人,这次北伐于是以桓温的惨败而告终。起初,桓温令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凿石门,以便修通水道,运送粮草。袁真攻克了谯郡、梁国,但无法打开石门。桓温深感丧师败绩的羞耻,于是以石门不开,粮运不济,归罪于袁真,上疏请求免除袁真官职,贬作庶人。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不服,上疏控告桓温,朝廷不理。袁真便据守寿春叛变,投降前燕。
  桓温此次北伐惨败的原因,分析起来,应该说主客观方面都有。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服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时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懂兵法,也善于用兵,但他还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因此在用兵时往往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郗超的权谋机变本来可以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可在关键时桓温却没有听从郗超的意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非常遗憾的

废立皇帝

 太和五年二月,袁真死,前燕任命袁真的儿子袁瑾为扬州刺史。八月,桓温从广陵率二万兵马讨伐袁瑾,在寿春郊外击败袁瑾,进而将城池包围。第二年正月十七日,桓温攻下寿春,活捉了袁瑾,将他和他的家属一起押送到建康,在建康处斩(《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桓温北伐本来是想先立功河朔,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加九赐的礼遇。既有枋头之败,他的威望和声名都受到很大打击。攻克寿春后,他问郗超:“这一仗,能不能雪枋头之耻?”郗超说:“不能。”过后有一天,郗超在桓温府中留宿,半夜里郗超对桓温说:“您难道毫无忧虑吗?”桓温说:“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讲。”郗超说:“你身负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人心!”桓温说:“那该怎么办呢?”郗超劝他废立皇帝。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的话深以为然,两人立即商议,决定行动步骤。他们考虑到皇帝司马奕一贯谨慎,没有什么过失可挑,只能从男女关系入手,便决定四下散布谣言,说:“皇上早就得了阳痿病,不能生育,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宫中美人和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通奸生下的,将来他们被立为储君,封为王侯,必然改换皇家血统。”谣言在民间秘密传播,人们无法判别真假。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从广陵返回姑孰,中途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是为简文帝。此后,司马昱虽为皇帝,实际上仅是一个傀儡,凡事拱手默认而已。

入幕之宾

为了掌握兵权,控制上游,桓温废掉司马奕后,任命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自己则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郗超此时虽然名义上成了皇帝的秘书,实际上是桓温有意安插在朝中的一个钉子,以便把持朝政。
  桓温临走之前,桓温和郗超商议削除一些朝廷大臣,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与桓温素有成见,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很想把他们清除。桓温和郗超把废徙名单和相关文书的条款拟定之后,这天晚上两人就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桓温起来,叫宰相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准备好的文书丢给他们看,郗超则躲在帷幕之内。谢安没有开口说什么,王坦之把文书还给桓温之后,也只是说了两个字:“多了。”桓温取过笔来,想从中减掉几个,躲在帷幕中的郗超便偷偷地跟桓温说起话来,显然是向桓温提出具体建议。谢安于是含笑地说:“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谢安在这里所说的“入幕之宾”,可算是一句双关语。“幕”可以是指郗超藉以藏身的帘帐。中国古代习惯用帘帐之类的纺织品来分隔房屋内的空间,而这种起隔断作用的帘帐,统称为“幕”。严格来说,“在上曰幕,在旁曰帷”,一般则混称为“幕”。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习惯以“入幕之宾”指心腹、死党。另一方面,谢安这句话中的“幕”,也可以指郗超所任的“参军”官职,因为当时此一官职被称为“幕僚”、“幕职”。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简文帝司马昱对郗超也是敬畏三分。他常常害怕自己被废黜,有一次,他对在宫中当班的郗超说;“命运长短,本来就并不计较,所以不该再出现前不久废黜皇帝那样的事情吧?”司马昱还是抚军大将军时,曾聘用郗超为椽属,原来既是司马昱的部下、现在又是他的秘书的郗超,从心里对司马昱还是同情的,于是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对外开拓江山,我愿用百余家口保证,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政变。”司马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于是对郗超吟咏庾阐的诗歌:“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晋书·简文帝纪》)。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位不到两年,司马昱便忧愤而死。
  胸怀与识见
  前秦苻坚图谋东晋天下,已经吞并了梁、岐一带,又虎视眈眈地想攻占淮水以南地区。当时朝廷决定派谢玄北上讨伐苻坚,人们对这一决定意见很不一致。只有郗超说:“此事一定能成功。我过去曾和谢玄在桓府中共事,发现他用人能人尽其才,即使在极小的事情上,也能委任得当。从这些事来推断,估计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人们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更敬重他虽然与谢玄关系不好,却能不因个人爱憎而隐匿别人的才能(《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东晋朝廷任命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郗愔的外甥、黄门侍郎王徽之到郗家祝贺,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诵说,多次不停。郗愔的次子郗融对哥哥郗超说:“老人家今天拜官,王徽之说的话太不恭敬了,实在难以容忍。”郗超说:“这是陈寿对诸葛亮所作的评语,人家把你家的人都比作诸葛武侯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据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就是王徽之用来评论郗愔的两句话的出处。王徽之对他的舅舅郗愔有些瞧不起,他想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随机应变的用兵策略不是郗愔的擅长。可惜他忘了自己所引用的两句话,竟是出自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结果被他的表兄弟郗超所利用,从而出现了“欲贬实褒”的喜剧效果。这也表明,郗超这个人确实聪明过人,不但博览群书,而且记忆惊人(《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

=======================

陆纳

  陆纳字祖言。少有清操,贞厉绝俗。初辟镇军大将军、武陵王掾,州举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为建威长史。累迁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出为吴兴太守。将之郡,先至姑孰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致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闲,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杓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叹而罢。纳至郡,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襆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其举措多此类。
  后以爱子长生有疾,求解官营视,兄子禽又犯法应刑,乞免官谢罪。诏特许轻降。顷长生小佳,喻还摄职。寻迁尚书仆射,转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俄拜尚书令,常侍如故。恪勤贞固,始终不渝。时会稽王道子以少年专政,委任群小,纳望阙而叹曰:“好家居,纤儿欲撞坏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寻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为赠。长生先卒,无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为廷尉。

-----------------------------------------

《平复帖》
[attachment=9690881]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实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我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

[attachment=9690882]
平复帖》凡九行,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和“宣和”、“政和”二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只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惜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分辩不出来了。古代法书典籍《墨缘汇观录》、《平生壮观》、《大观录》等,虽有记录,均无释文。当代书家启功先生在其《启功论稿》中对此帖注有释文。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书作,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细观此帖,秃笔枯锋,刚劲质朴,整篇文字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字虽不连属,却洋洋洒洒,令人赏心悦目,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家的儒雅与睿智。

历来评述甚多。宋陈绎曾云:“士衡《平复帖》,章草奇古”。《大观录》里说:《平复帖》为“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平复帖》对后世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清人顾复称“古意斑驳而字奇幻不可读,乃知怀素《千字文》、《苦笋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草圣咸从此得笔。”这些评论或许有牵强附会之感,但若是怀素、杨凝式当真见到,也确会为之动情。董其昌赞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平复帖》最后一位私人收藏者——已故书法家张伯驹先生,1937年末,他不惜倾家荡产,花巨金从溥心畲手中购回此帖,后历经艰险,悉心保管,才使她未流失海外。1949年以后,张先生又将这件稀世珍宝献给了国家。

-----------------------------------

华亭鹤唳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 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陆机于吴亡入洛以前,常与弟云游于华亭墅中。后以“华亭鹤唳”。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之典。
  华亭鹤唳
    释 义: 华亭谷的鹤叫声。表示对过去生活的留恋。
  出 处: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梅》:“ 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呼?’”

华亭鹤唳,说的是晋代陆机的故事。
   陆机的祖父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吴国丞相陆逊,父亲陆抗是吴大司马。陆抗死后,陆机便接过父亲手中的兵权为牙门将。然而不久三家归晋,陆机便退居吴郡旧里,闭门勤学十年。这十年,不是陶渊明的隐居东篱见南山的悠然,而是东山再起前的蛰伏。本来陆机天资聪颖少有异才,再加上这十年磨一剑的蛰伏,终于有朝一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率领家族兄弟陆云等人,意气风发奔洛阳而去。
   这时候已是新朝司马氏的天下。改朝换代后的江东世家子弟,来到新都洛阳,首先得找到一个稳固的靠岸点,于是,陆机靠上了贾谧,成为贾谧“金谷二十四友”中的一员。这时候不得不提到二十四友中的另外一个著名人物:潘岳。两人都是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同时又是文坛上响当当的大腕,在朝为显贵,在野为精英,成为洛阳城里一时引领时代潮流的楷模,时人并称“潘陆”,“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陆机的文学才华,在他来洛阳前便早已名满江东,他的弟弟陆云曾在信中说道:“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更有当时另一位大文人张华感叹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可以说,陆机凭着自己超逸的文学天才,在洛阳狠狠的出名了。
   陆机到洛阳,最初顺风顺水,但“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暗地里颇被大家看不起。后来,他反水诛贾谧,立了功,赐爵关中侯;接着,世事难料,卷入走马灯的“八王之乱”。他先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后为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赵王篡位,他算投机成功,得以授中书郎一职;谁知很快,齐王司马茁时率兵将赵王干掉,这样,他被怀疑策划并参与了推翻那个白痴司马衷的阴谋活动,抓了起来,等着杀头;幸好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出面保了他,减死徙边,脑袋没有丢掉。后遇赦幸免,如果这位老兄趁此金盆洗手,就不会有后来“华亭鹤唳”的故事了。《晋书》称:“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恩等咸劝(陆)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位青年作家恋恋不舍,仍旧呆在都城。 这一回,他把又命运系于成都王司马颖,因为授了他一个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晕,“谓颖必能康荣晋室,遂委身焉”,谁知陆机把宝错押在一个“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的笨蛋身上,焉有不败之理?最后,他因兵败遭谗,奸人谮害,遂被他以为的中兴之主,处死于军前。临死前,故乡华亭的风物在陆机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他不禁感叹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这时他方才悔悟到这趟洛阳,来得不值。然而他仍作出大度英武状,对部下说,“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己,今日受诛,岂非命也!”慷慨从容,仍是文人意气,讨来笔墨,洋洋洒洒,给下令处死他的成都王司马颖,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长信,然后,站直了受刑,面不改色。他被处决时,才四十三岁,随他而被牵连杀头的其弟陆云、陆耽,就更年轻了。
   陆机在文学史上留给了后人《文赋》这样的珍宝,然而历史首先是政治的历史,他用生命换来的却只有“华亭鹤唳”,半是辛酸半是轻蔑,任后人评说。

----------------------------------
在陆机之先的秦朝的李斯,也有一个与“华亭鹤”类似的“东门犬”的故事。确切说,东门犬是华亭鹤的前辈。
   五百多年前平民出身的李斯,不满于做一只上蔡小令的“厕中鼠”,于是跑出豫东,来到咸阳。很快他便发达起来,《史记李斯列传》中记一时“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为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应该说李斯是个聪明人,在他风光无限的时候便已经隐隐意识到忧患的存在,这种忧虑不可谓不早。但他却急流勇退不了,只好一步步走向生命最后的终点——腰斩他的刑场。临行前,李斯对他的儿子叹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
   再到后来“华亭鹤唳”的故事一出,于是,“华亭鹤”,“东门犬”,便成了对仗工稳,含义相同的典故。后来的人,后来的文,只消一提到这只鹤、这条狗,便意味着当事者悔不当初的悲叹。
   后来的人,对李斯、陆机之死,似乎没有几个同情的,自讨苦吃、自寻死路几乎成了一致的见解。李白就有一组题名《行路难》的诗,其中《之三》就写的这两位先生悔恨莫及的故事。“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可见这种典型意义的深远影响。而新近李国文先生的一篇《华亭鹤唳》更是毫不留情的说道:“这两人命运之碧落黄泉,遭遇之大起大落,死亡之突然降临,真是相去无几。于是,将这两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成为死之将至,憾恨不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同义词。而‘华亭鹤’,‘东门犬’,则成为说什么都来不及,做什么都来不及,连肠子都悔青了的失败者的形象代言。”
   李斯出身穷光蛋,他的奔走咸阳还可理解为一种迫切改变贫苦命运的必须选择。他不安分的动机或许情有可原。然而对于陆机,后人们则苛刻了许多。出身江东豪族世家,吃香喝辣、快活似仙,既然他有天赋文才,闲了写写文章作作诗歌,也很惬意。华亭在现在上海郊区一带。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时不过是一个小渔村,那么可想公元三世纪,吴淞江口,必定大片滩涂,候鸟翩飞。想陆大才子面朝大海,听阵阵鹤唳雁鸣的天籁之音,一时兴起挥毫泼墨,说不定又为文学史留下不少珍宝。何必非奔洛阳而去,落得个枉死的下场。自己死了不算,还带上了他同样有才的几个弟弟,可惜了人才。
   论理陆机确实比李斯更惨。好歹人家李斯终究做了秦朝的丞相,确实对大秦天下的建设功不可没。而陆机,除去他文学上的造诣不讲,他不过就是一个上下跳梁的小丑,无怪乎后人看来,他就如同一个机会主义者,放着好日子不过,到处投机押宝,最后把自己的脑袋输出去了,不值得同情。
   然而站在历史之外看当时的人物,总是看的过于简单。而陆机的悲哀,亦不是一般人所能读懂。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只是平头百姓而已,是上帝手里最平实的一颗卒子,毫无起眼之处。像陆机那样的人物,有着雄厚不凡的家世,自己又生得一表人才、天纵才华,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集于一身。这样的人物才是上帝的掌中宝,是绝对的时代偶像,这样的人物注定了他的不安分。自负是难免的,谁叫他有自负的资本。这样的资本,如果整天躲在自家后花园里吟诗作赋听鹤吟观雁阵,或者像贾宝玉那样终日厮混于女儿堆里,就在华亭老老实实呆上一辈子,无所作为,相比较于祖、父辈的光辉伟业,陆机该做何感想?这才是十足的纨绔子弟相,这才真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痛惜。更何况时代更替,江东再也不是先前他陆家可随意横行的那个江东了。虽然祖先留下了一些资产,但也总不能坐吃山空。所以现在看来,陆机去洛阳,选择一块更为广阔的天地施展抱负,方是一个志存高远的男儿应当的选择。并且,对权力的欲望与染指,也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况且在晋代,文学事业并不是什么神圣高尚的东西,和政治家相比,文人其实是上不了真正台面的。就像司马相如,虽然文学史上他的《子虚赋》《上林赋》何等辉煌,但在汉武帝眼里,他其实就是一个伶人,供人取乐而已。因此陆机选择走上政治道路,也不过是时事所趋。即便在当今,一个组织部长怎么也比一个文联主席叫人眼红的多。权力的欲望人人都有,只是很多人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于是陆机对政治的参与也成了后人指责的一个因子。
   可惜的只是,能当一个好作家者,未必当得了一个好官;同样,一个当得好官的人,也绝成不了好作家。当官的,若附庸风雅,可以,若绝对风雅,则可能坏事。陆机的政治天赋并不似他的文学天赋那般高超,他以文人意气来做政治家,失败的机率便大大增加了。
   华亭鹤唳的真正可悲之处,并不是陆机的不安分无自知之明,而是他那不高明的、文人意气的政治能力所致。
 
------------------------------------------
  纳兰容若,又是一个陆机般的天 之 骄 子。身世、才华都惊人的相似。如此,容若方能对陆机的遭遇感同身受、惺惺相惜。因此,陆机奔洛阳欲一展雄才的意气风发、及至后来因受小人奸馋掉了脑袋的悲哀,容若是能深深体会的。但容若终究比陆机老实一些,乖乖地做着康熙皇帝的侍卫,不敢像陆机那样四处乱动。因为容若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西晋的“八王之乱”,康熙皇帝是不会容许他乱动的。所以,在他生日的时候,眼看着生命又老去一岁,自己却无所作为。陆机十年的蛰伏,起码可以出江东去闯一闯,或许能做出什么来,也不空有一番自负。而容若呢,他也有着陆机一样的自负,但却什么也做不了,动不了。华亭鹤唳,说不定正是他所羡慕的。但只是在内心里羡慕着,现实中却只能冷眼旁观,叹“老我无能,长歌而已”。从纳兰容若的无奈,正可窥见当年陆机临刑前想念“华亭鹤唳”时的心境,我想,陆机那时候其实是没有后悔当初来洛阳的选择的。

======================

葛洪
[attachment=9690883]

简介
  葛洪(284~364)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生活简历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医药学成就
[attachment=9690884]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不管轻重都无差异)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早期的化学家

[attachment=9690885]
  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葛洪苦学
  葛洪(我国古代化学家,东晋人),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篱笆)不修,常披(分开)榛(杂乱的草木)出门,排(推开)草入室。屡(多次)遭火,典籍(古代重要著作)尽,乃(便)负(背着)笈(书箱)徒步,不顾千里,借书抄写,卖薪(柴草)买纸,然(同“燃”)火披览(翻阅)。
  《葛洪苦学》 选自:《初潭集》
  原文:
  葛洪,丹阳人,贫无童仆,篱落不修,常披榛出门,排草入室。屡遭火,典籍尽,乃负笈徒步,不远千里,借书抄写,卖薪买纸,然火披览。
  译文:
  葛洪,丹阳人,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又推开杂草进屋。家中数次失火,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他就背起书篓步行到别人家抄书,他买柴火买纸抄书,点燃柴草读书。

葛洪炼丹之处
  葛公镇
  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 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 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 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 。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 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 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 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

=======================
孙泰

东晋末年人物
  孙泰(?—398)字敬远,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南),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奉吴郡钱塘五斗米道首领杜子恭为师。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传杜子恭道法,受人敬信。东晋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孙泰。东晋隆安二年(398),爆发王恭之乱,孙泰以为晋祚将尽,乃以讨王恭为名,私合徒众数千人,准备起事。事未发,司马道子父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子。其侄孙恩逃入海岛,聚众百余名立志为孙泰复仇。

=======================

庾希

庾希,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庾亮的侄子。仕东晋,为扬州内史、扬州大中正、前护军、徐州刺史、北中郎将等。

=======================

杨泉

[约公元二六五年前后在世]字德渊,梁国(治今安徽砀山)人。生卒年不详,约魏末晋初间前后在世。徵士。尝秦、汉诸子之说为《物理论》。又有《太玄经》及文集二卷,皆传于世。

========================

(20号新增)

桓彝

桓彝(276-328) 东晋官员。字茂伦,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汉五更桓荣之九世孙,父桓颢,官至郎中。彝少孤贫,性通朗,早获盛名。惠帝时为州主簿,拜骑都尉,元帝为安东将军,版行逡遒令,寻辟丞相中兵属,及即位,累迁中书郎尚书吏部郎,

  时王敦擅权,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职。明帝将伐王敦,拜彝为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及敦平,以功封万宁县男。后补彝为宣城内史。桓彝在宣城郡有惠政,为百姓所怀。

  及苏峻之乱,彝纠合义众,欲赴朝廷。长史裨惠劝道“郡兵寡弱,山人易扰,可案甲以须后举。”彝厉色曰:“夫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鹯之逐鸟雀。今社稷危逼,义无晏安。”乃遣将军朱绰讨贼于芜湖,破之。后来司马流在慈湖为贼所破,贼遂长驱径进。彝以郡无坚城,遂退据广德。寻王师败绩,彝闻而慷慨流涕,进屯泾县。长史裨惠劝彝伪与通和,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遣将军俞纵守兰石。苏峻遣将韩晃攻之。俞纵将败,左右劝俞纵退军。俞纵说:“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力战而死。韩晃趁势进军攻桓彝。桓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贼曰:“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将士多劝桓彝伪降,更思后举。彝不从,辞气壮烈,志节不挠。城陷,为晃所害,年五十三。追赠廷尉,谥曰简,咸安中改赠太常。 彝有五子:温(前面有介绍)、云、豁、秘、冲。

-----------------------------------

桓范

简介
  桓范[1](?~249) 字元则。《魏略》记沛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西龙亢镇北)人。有文才。建安(196~220)末入丞相府,与王象等共撰《皇览》。延康元年(220)为羽林左监。明帝时曾任中领军、尚书、 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吏等。正始(240~249)间任大司农,为曹爽谋划,号称“智囊 ”。司马懿起兵讨魏时,桓范劝曹爽挟魏帝到许昌,曹爽不听。曹爽被司马懿所杀,桓范亦被诛,著有《世要论》12卷,或称《桓范新书》。
[attachment=9700472]

历史简介 

 桓范 [公元?年至二四九年]字元则,沛国龙亢人。生年不详,卒于魏嘉平元年。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公元二二〇 年)为羽林左监,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籍《皇览》。正始中,(公元二四四年左右)拜大司农,以清省称。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加敬重。司马懿起兵讨爽,范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徵外兵自辅爽不从。初,司马懿闻范出从爽,不觉爽然道:“智囊往矣!”后曹爽被骗罢兵,为所收,夷三族。范亦被诛。范作有文集二卷,(《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评价 

 敌得过司马懿的诡计,敌不过曹爽的昏庸

  如果曹爽信得着他,天下也许根本就没有司马氏什么事儿了。司马氏渭桥兵变的时候,中外一片混乱,形势晦暗不明,大臣们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清醒的,这就是大司农桓范。他当机立断,抢到了大司马印,斩关夺锁突围出了洛阳。司马懿听到他逃走的消息,跺着脚叹息:糟糕了,要坏事,智囊走脱了。

  蒋济对司马说:没事儿,他自然很可怕,不过我看曹爽那个胆小鬼未必敢听他的计谋呢。桓范到了乱成一团的曹爽军中,立刻清醒的分析了形势,并慷慨激昂的说到:这里到许昌,不到半宿,城中粮草足可以支撑好几年。调动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印现在就在我手里!阁下还怕什么呢?

  且如今天子在手中,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国中的将领一看就知道该跟随谁了!可是曹爽这个窝囊废还是不敢,说了一句窝囊至极的话:现在不指望再掌权了,回家守着几亩地当个富家翁总可以吧。桓范气的哭骂:你父亲曹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是生下来的儿子怎么比猪还蠢啊!

----------------------------------

嘉平之狱——司马懿的刻毒。
   
        从曹操到曹芳,司马懿已经算是魏朝的四朝老臣,两次受先帝遗诏成为辅政大臣,而且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建立了巨大功勋和声望,在当时的曹魏朝廷中已经没有人可以和司马懿相提并论了。出人意料的是,就是这样的司马懿竟被与他同受诏命辅政的后辈曹爽轻易地压制了。
    这个曹爽,是曹魏皇室宗亲,前大将军曹真的长子。开始,曹爽对司马懿还是相当尊敬,考虑到司马懿是与自己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前辈,“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曹爽听从身边的几个亲信,毕轨、李胜、何晏、邓飏、丁谧等人的建议,采取名升暗降的手法,表奏司马懿担任地位尊崇的太傅,而实际的权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此后的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曹爽主要干了这麽几件事:一是将军权交给自己的弟弟们;二是排挤正直的大臣,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到重要领导岗位,朝政开始腐败;三是为建立威名,不顾太傅司马懿的劝阻,贸然发动对蜀战争,结果遭到惨败,虚耗关中;四是骄奢无度,甚至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
    司马懿在这九年中做了什么呢?曹爽夺了他的实权,他忍了;东吴对魏朝发动进攻,曹爽挡不住,只好请司马懿出马,才打退了东吴的进攻;对曹爽的各种胡作非为,司马懿都进行了诚恳的劝阻,但曹爽都不听。到了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时候,司马懿干脆称病不上朝,闭门谢客了。事后我们知道,司马懿实际上采取了“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的谋略。曹爽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低能表现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天下人:只有司马懿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司马懿现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奋起一击,彻底将对手打入深渊。
    时机终于还是来了。曹爽的亲信李胜借出任荆州刺史向司马懿辞行的机会刺探情况。司马懿假装病重,衣服拿不住,喝粥撒满胸,将李胜将要去的荆州故意说成并州,还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李胜回去告诉曹爽“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曹爽信以为真,对司马懿不再提防。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曹爽兄弟簇拥着皇帝曹芳出洛阳城,去拜谒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上奏永宁太后,请废曹爽兄弟。此前司马师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间,这时一招而集。司马懿以皇太后令,关闭城门,占居武库,亲自领兵出迎天子,屯兵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管领曹爽军营;召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统摄曹羲军营;向皇帝上书揭露曹爽罪状,撤爽兄弟职,以侯归第,不得稽留皇帝车驾,否则军法从事。同时,司马懿派侍中许允和曹爽的亲信暗地里劝说曹爽,只要认罪交出事权,仅免官而已,还可保住富贵,并指洛水为誓。曹爽懦弱无能的真面目这时完全展现出来了,他不听桓范“奉皇帝至许昌、诏发四方兵讨司马懿”的正确建议,而是乖乖投降了。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经此一役,拥曹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曹魏朝廷的军政实权完全落入司马懿手中。此即为“嘉平之狱”。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太尉王凌于扬州起兵,反对司马懿。王凌计划废除司马懿控制的皇帝曹芳,而拥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为帝,迎都许昌。司马懿以72岁高龄领兵东征,王凌自杀。司马懿穷治其事,将王凌等主犯剖棺戳尸,诸相连者皆夷三族,赐楚王曹彪死,将曹氏诸王禁闭于邺,派有司监管,不许他们相互交往。司马懿的毒辣手段至今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栗。
    数十年后,偏安江南的东晋明帝司马绍问王导关于晋朝开创者取得天下的原因,王导“乃陈帝(指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可见,连司马懿的子孙都对他老人家采取的极端手段感到羞耻。
[ 此贴被oo71在2009-12-19 22:27重新编辑 ]
囧Q

ZxID:9741308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chantelle
我们钟情于某些音乐,终究是钟情于某些回忆。
举报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09-12-13 0
一些轶事

-----------------------------

竹林七贤
paipai里一位大人已经贴出来,我就不再说了
http://www.paipai.fm/r5885067&keyword=%D6%F1%C1%D6%C6%DF%CF%CD

===============================

毒 品与性 爱的狂欢——晋朝的嬉皮士们
http://www.paipai.fm/r5890122_u9741308/

里面有写到五石散,还有美男卫玠这些介绍

===============================

六道轮回详解
http://www.paipai.fm/r5888036_u9741308/

六道轮回的奥秘
http://www.paipai.fm/r5886906_u9741308/


================================

晋朝的一些美人儿

『历代系列美女』之绿珠
[attachment=9690942]
http://www.paipai.fm/r5885293_u9741308/


--------------------------------------------

祝英台
[attachment=9690943]

祝英台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即公元377年。祝家也是由于北方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而南迁的士族,定居在山明水秀的上虞,即今天浙江北部,在一处荒僻的梅溪源头聚族而居,人们都把这里称之为祝家庄,传到祝英台已是南迁之后的第四代了。

故事见于唐梁载言《十言志》、张读《宣室志》、明冯梦龙《情史》、清曹秉仁《宁波府志》。祝英台出生于中国最美丽的江南水乡——上虞,是一位富户家的 独生女,才貌双绝。她乔扮男装外出求学,路上与年轻书生梁山伯结伴同行。同窗同宿三年,二人形影不离,但梁山伯竟不知她是女儿身。分别时,她约定一个日子,要梁山伯一定来访,她要把自己漂亮的妹妹介绍给山伯为妻,其实她是以身相许。梁山伯因家境贫寒,自卑以致失约。她回家后,在父母的催逼下,不得不与马家公子定婚。等梁山伯上门得知她是女儿身后,已无法挽回,山伯悔疚而死。她出嫁马家经过山伯墓前时痛苦失声。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墓穴大开,她纵身跳入。风定之后,只见一对美丽的大蝴蝶双双飞舞。黄色的是她,黑色的就是梁山伯。
[attachment=9690944]

----------------------------------------------
左芬

左棻,也作左芬,字兰芝——诗情涌动的后妃

人物简介
[attachment=9690945]
  左芬(?—300),西晋女文学家,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据出土墓志,字兰芝,芬应作棻,我国最早的女诗人。少好学,善作文。为武帝妃嫔。今存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都为应诏而作,《离思赋》最著名。原有集,已失传。
  晋武帝司马炎闻听诗人左思的妹妹左芬才情过人即纳入后宫,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拜为修仪,后为贵嫔,世称左嫔妃,又称九嫔。《晋书·后妃传》有他的传记。左芬因为德才超群每每被帝王群臣赞赏,使后宫佳丽见妒。一贯荒唐渔色的司马炎是历史上最无耻无为的帝王之一,左芬被封为贵妃,不过是司马炎为自己博得惜才的虚名,《晋书》中称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啄木诗》是左芬淡泊自律的生活写照。她入选嫔妃后,长居深宫,物质生活虽然十分丰富,但精神生活却非常空虚,因而她写诗主要是描绘宫中的凄凉生活和青春被葬送的无限悲哀。《杂感诗》是其代表作之一。她的诗构思新颖,感情充沛,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作品。
  左芬的名声亚于她的哥哥左思,兄妹俩素来友爱。左芬被选入后宫,左思曾作《悼离赠妹诗》两首。所谓“悼离”,更与寻常离别不同,因为被征入后宫,咫尺便是天涯,生离亦同死别。左芬的诗仅存两首,其中一首《感离诗》,就是答左思《悼离赠妹诗》的作品,载于《艺文类聚》。另外,《古诗源》载有她一首《啄木诗》。沈德潜评价此诗说“学问语,无蒙腐之气。”可惜的是,她的诗留世实在太少,使我们无法窥见她的全貌。
  左芬原有集四卷,业也散佚,今存作品,除上述两首诗外,尚有赋、颂、赞、诔等二十余篇,大都为应诏之作,文辞甚为研丽。

洛阳纸贵
  左芬,根据出土的墓志铭上所书,应该为“左棻”。是著名的文学家左思的妹妹,所谓“洛阳纸贵”这一成语就是从左思的故事来的。左思貌丑口讷,智力口齿上和郭靖有一拚,学东西特慢。但他有一种勤奋不懈的精神,左思仰慕前人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两京赋》(张衡不单会发明地动仪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文理全才),就立志写一篇《三都赋》(当时三国归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之都)。这一下子就写了十年之久,不过终于写成后,《三都赋》轰动一时,洛阳文人竞相传阅抄写,“洛阳为之纸贵”。呵呵,如果是现在,肯定能上畅销书的榜首。

因才入宫
  左思名声大噪之后,当时的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左思的妹妹左芬也很有才名,就下令将她选入宫中。司马炎将女左芬纳入后宫,其实是出于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司马炎雄才大略其实远不如其祖司马懿、父司马昭等。当时司马炎继承了其祖、父打下的江山,看到三分归晋,天下一统,就耽于享乐。这家伙不单将蜀、吴二国的后宫佳人都纳为已有,还大肆选民间美女入宫。晋武帝将左芬选入宫中,其实也是出于沽名钓誉,就像有的人附庸风雅,购得名画古玩放在家中,其实啥也不懂,根本不知道如何赏鉴这些宝物,最多就懂得“值钱”两字而已。而且左芬据说还长得不怎么漂亮,《晋书》中称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也就是说左芬长得丑陋身体又病弱,所以根本得不到皇帝的宠幸。特别受宠或有地位的妃子才有资格扩建宫舍,或者住好一点的房子,左芬既然得不到皇帝的宠幸,所以她住的房子自然是“薄室”了。

深宫生活
  当时的后宫,就算左芬长得也是美如天仙,也很难得到专宠。据史书载:“(晋武帝)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司马炎这家伙后宫的美女太多了,自己都懒得转,就坐上个羊拉的小车到处转着看美女,看着哪个合心意,就睡在哪儿。后来宫女们想出个取巧的法儿,用“竹叶插户,盐汁撒地”来吸引羊过来,从而吸引皇帝的注意力。看到这个,江湖夜雨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用“竹叶”来吸引羊,好像羊是爱吃草的,用“竹叶”来吸引,倒像是大熊猫拉的车。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竞争”之激烈,像左芬这样既不漂亮,又没有那么多的狡黠心眼的美眉还能有什么指望?
  司马炎没有当皇帝之前,就有个妻子叫杨艳,后来当然成为皇后,历史上著名傻子皇帝——晋惠帝就是她的儿子。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中,还有一个司马炎比较宠爱的女子叫胡芳,她父亲是名武将。该女率性大胆,当时她被选中为妃子后,就当场痛哭失声,旁边的人说:“小声点,当心皇帝听到了。”该女正气怒伤心之下,不管不顾地说:“我死都不怕,怕什么皇帝。”司马炎听了倒比较欣赏她,册封她为贵嫔。这个女子很大胆直白,有次和皇帝玩樗蒱之戏(古代一种赌博的游戏),和皇帝争执起来,竟扳伤了皇帝的手。皇帝当然很生气,说她“你真是个粗鲁武将的女儿”,胡芳就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的(指皇帝的祖父司马懿),难道不也是武将吗?对于她的大胆率真,司马炎倒是不以为忤,反而给予她仅次于皇后的待遇。她生了一个女儿封武安公主。
  不过左芬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晋武帝的“宠幸”。最多也就是在宫中聚会时让她写写文章而已。“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晋书》),可惜呀,左芬美眉的大好才华只能像歌女之歌舞女之舞一样成为皇帝酒足饭饱之后点缀升平,显示风雅的一种摆设罢了。

寄情于诗
  左芬存有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多为应诏而作。《感离诗》、《感离赋》、《啄木诗》是其代表作。在她受命而写的那些诗赋中,虽也不乏情真意切之作,但岂能摆脱得了应景的阴影?对于左芬来说,她在宫中的那些日子,承受的是双重痛苦。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她既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也没有得到普通夫妻间的日常恩爱。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她没有创作的自由,总得写些命题应景之作,岂不痛苦?
  在将近400字的《离思赋》中,左芬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哀愁。“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仰行云以欷兮,涕流射而沾巾”;甚至“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充满宫怨之气。在前述的双重痛苦中,左芬又增添了深切的思亲之痛。钱钟书曾这样评价《离思赋》:“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唐玄宗江妃《楼东赋》等,其尤著者。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尽管“有志”,左芬也无力逃脱命运,也正因为“有志”,才更加痛苦。

才女晚景
  公元290年,荒淫无度的司马炎在洛阳去世,291年贾南风(傻子皇帝晋惠帝的皇后)控制了皇宫和朝政,活活饿死了太后杨芷(杨艳的妹妹,杨艳死时要求司马炎娶她),服侍杨芷的宫女也被统统饿死。贾南风操纵了傻子皇帝后为所欲为,秽乱宫禁,派心腹出宫物色美貌少年,载入宫中,玩够了以后,便一一杀掉灭口。又害死了太子司马遹。这时宫里可谓天翻地覆,我想当时,左芬更是被冷落到一边无人问津,就在这个时候,左芬默默地死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了一块她的墓碑,上面的碑文也很简略: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300年)三月十八日薨……

左芬诗集
   《感离诗》
  自我去膝下。倐忽逾再期。
  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
  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
  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
  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
  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这一首宫怨诗,最初见载于《艺文类聚》。作者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之妹。西晋泰始八年(272),左芬因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召充后宫;左思也同时移居洛阳。他们兄妹虽同居京城,但宫禁清切,难以相见,只能通过赠答诗章,来寄托这咫尺天涯的思念之情。左芬入宫二年时,左思作四言诗《悼离赠妹》,以表示一片深情。左芬这首诗亦作于同年。
  开端四句,交代兄妹分离的时间,并抒发不得相见的惆怅。“自我”两句,是从时间上说。“膝下”,人幼年时,常依于父母膝下,后用作对父母的代称。左氏兄妹,“早丧先妣”,同命相依,“恩百常情”(左思《悼离赠妹》),故这里的“膝下”,非指父母,而是诗人对兄长的尊敬称谓,其中流露了深婉的依恋之情。以今视昔,确乎是会产生“逝者如斯夫”的感受,故以“倏忽”一词概之。“再期”,两周年。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而兄妹间竟一次也没得相见,诗人的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相见的希望一天比一天邈远,真不知何时才能拜见兄长。“邈”即是“远”,“浸”与“弥”同义,都是“更加”之意。这里重复使用,更见得女诗人企望之深、凄切之甚。这二句犹如我们今天给久别的亲友写信,开头常说时间过得真快,一别就是几年,不知何日才得以见面云云。这样平平的诗意渐进,却清晰地展示了女诗人特有的细致心曲。诗至此,我们仿佛已经感受到了一个想见至亲而不得、处于无休止的企待中的女性形象。
  以上四句偏于交代,是纵向,下面“披省”四句则移于横向。相见之日遥遥无期,诗人的企盼之情又难以消歇,个中苦楚是不言而喻的。无奈之下,诗人取出她珍藏的兄长书信诗章,一遍遍地观览,以作为感情的藉慰,精神的支柱。“披省”即翻阅,“寻玩”,追寻诗意而玩味。“悼离词”,指左思的《悼离赠妹》诗。诗人重温兄长的诗书,其中的一往深情,更使她心灵为之颤动。“仿佛”两句,思情达到高潮。读着、看着,兄长的音容笑貌,在她的脑际依稀出现,她不由得感叹欷歔,泪水滂沱而出……。诗人在《离思赋》也曾经抒发这种骨肉乖隔的至悲至痛:“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无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二作参看,我们更可以理解诗人此时心灵世界的悲恻。
  结尾四句,诗人从情感的涡流返回现实。“何时当奉面”,诗人对能否见到兄长,怀有既渺茫又没完全绝望的复杂心理。“何时”又重复了一次,“奉面”与“拜奉”也是同义。二语于一篇中再致意,足见女诗人对重逢的渴望何其深切。但诗人欷歔伤悲,难道仅仅是为了一次“奉面”而已?非也!“娱目于书诗”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在往昔,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吟诗,其中自有许多“娱目”——赏心悦目之事。这往日的欢乐,才是静锁深宫的女诗人魂牵梦萦的所在、无日或忘的向往!所以,左芬对兄长的思念,其实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怀思的一种体现。厌弃貌似华贵的宫廷而怀恋诗书自娱的生活,又正体现了女诗人清峻高朗的志尚和胸次。然而,这向往最终只有归之于梦想。与梦想相对立的现实,只是“辛苦”——在宫廷枷锁的重负下,又安得而不辛苦?“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这二句包揽了女诗人入宫后的一切不幸、一切思念,言简而意丰,看似无可奈何之语,但一个“诉”字、一个“告”字,又何尝不隐含着点点斑斑的血泪?这二句结住全诗,既点醒题目,又有低回不尽之效应。
  钱钟书先生曾给左芬《离思赋》以较高的评价:“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唐玄宗江妃《楼东赋》等,其尤著者。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红楼梦》第一八回贾妃省亲,到家见骨肉而‘垂泪呜咽’,自言:‘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词章中宣达此段情境,莫早于左《赋》者。”(《管锥篇》第1103页)这段话从宫怨题材的发展上,指明《离思赋》在主题上的创造性。而左芬的这首诗也可作如是观,因为我们从“何时当奉面”二句中,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追求独立人格、企求自由生活的呼唤之声。另外,若联系西晋史料,我们还可发现左芬诗赋包蕴着很现实的社会内容,《资治通鉴·晋纪》载,公元二七三年至二七四年,“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娶”“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入宫选之,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所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左芬的离思之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成千上万宫廷女子的悲剧命运。
  《离思赋》
   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不见图画之妙像兮,不闻先哲之典谟。既愚陋而寡识兮,谬忝厕于紫庐。非草苗之所处兮,恒怵惕以忧惧。怀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终之万虑。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意惨愦而无聊兮,思缠绵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
  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晻暧而无光兮,气懰栗以冽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娈兮,每彩衣以娱亲。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
  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啕,心不自聊,泣涟洏兮。援笔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
  这篇辞赋虽然由于时代久远,读起来颇有些生涩难懂之处,但其中的“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啕,心不自聊”之类的句子江湖夜雨还是能读得懂的,确实发自内心,感人至深,左芬看不到前面的路有丝毫光亮,她只有“仰苍天而泣血”。
  《啄木诗》
  南山有鸟。自名啄木。
  饥则啄树。暮则巢宿。
  无干于人。唯志所欲。
  此盖禽兽。性清者荣。
  性浊者辱。
  有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左芬以啄木鸟为喻,表明自己清高不群的品格和姿态。明代钟惺的《名媛诗归》中说:“咏物诗说性情妙矣!却又以明达语与物理印证,唯杜工部诗独擅其美,不知原本实在此。”给予此诗极高的评价。不过这里顺便提一下,江湖夜雨由于水平有限,对汉诗一向不大懂得欣赏。汉诗中除了中学课本中选的曹操的诗篇和有些乐府民歌外,多数让江湖夜雨读来都觉得如同啃大骨头一样,咬不动嚼不烂的。另外,江湖夜雨觉得汉诗之所以让大家有陌生和隔膜感,除了时代久远有“代沟”(汉诗中的一些常用字词和现代大不相同)外,艺术手法上也没有像唐诗一样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超境界。例如上面左芬的这首《啄木诗》,江湖夜雨觉得后面的“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三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如果砍去,反而更倒有余味不尽之感。这里当然不是菲薄左芬的才气,而是当时的文风就是这样,汉诗往往就是说的很直白,没有什么余味,不像唐诗那样艺术性极高。其实诗也是在发展的,有些人喜欢厚古薄今,常把前人说得如神仙一样,其实也不尽然。左芬还有一篇叫做《松柏赋》的文章,意思和《啄木诗》差不多,都是借物喻人,比喻自己的高洁性情。这里江湖夜雨就不再引录了。
  附:左思《悼离赠妹诗二首》
  郁郁岱青 海渎所经 阴精神灵 为祥为祯 峨峨令妹 应期挺生 如兰之秀 如芝之荣
  总角岐嶷 龆龀夙成 比德古烈 异世同声 厥德伊何 塞渊其虑 厥声伊何 日新其誉
  幽思泉涌 乃诗乃赋 飞翰云浮 藻星布 光曜邦族 名驰时路 翼翼群媛 是瞻是慕
  匪惟见慕 善诱善导 斟酌诸姬 言成典诰 匪惟辞章 多才多巧 黼黻文绣 几微要妙
  积德弥高 用心弥奥 伊我之 妹之曜 惟我惟妹 惟同生 早丧先妣 恩百常情
  女子有行 实远父兄 骨肉之思 固有归宁 何悟离拆 隔以天庭 自我不见 於今二龄
  岂惟二龄 相见未克 虽同京宇 殊邈异国 越鸟巢南 胡马仰北 自然之恋 禽兽罔革
  仰瞻参商 沈忧内塞 何以抒怀 告情翰墨 穆穆令妹 有德有言 才丽汉班 明朗楚樊
  默识若记 下笔成篇 行显中 名播八蕃 以兰之芳 以膏之明 永去骨肉 内充紫庭
  至情至念 惟父惟兄 悲其生离 泣下交颈 桓山之鸟 四子同巢 将飞将散 悲 忉忉
  惟彼禽鸟 犹有号 况我同生 载忧载劳 将离将别 置酒中堂 杯不饮 涕 纵横
  会日何短 隔日何长 仰瞻曜灵 爱此寸光 何以为赠 勉以列图 何以为诫 申以诗书
  去去在近 上下欷 含辞满胸 郁愤不舒 燕燕之诗 伫立以泣 送尔涉涂 涕泗交集
  云往雨绝 瞻望弗及 延伫中衢
  忆既乖既离驰情
  何寝不梦 何行不想 静言永念 形留神往 优思成疚 结在精爽 其思伊何 发言流泪
  其 伊何 寤寐惊悸 咏尔文辞 玩尔手笔 执书当面 聊以永日
  附:左棻墓碑文
  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
  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
  四月廿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内。
  父熹,字彦雍,太原相。弋阳太守。
  兄思,字泰冲。
  兄子,□字英□。
  兄女,芳,字惠芳。
  兄女,嫒,字纨素。
  兄子,□奇,字骠卿,奉贵人祭祠。
  嫂翟氏。

---------------------------------------------------

谢道韫

[attachment=9690946]

人物生平
  谢道韫(349—409),咏絮之才的起源,著名才女。她出身于晋代王、谢两大家族中的谢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后期打败苻坚百万大军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成人后又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即王羲之二子王凝之之妻,可谓是出身于诗书富贵之家、礼乐簪缨之族。公元399年丈夫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后一直寡居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一次谢安召集儿女子侄讲论文义,俄而大雪骤下,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安侄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人所传诵。今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一作《登山》、《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拟嵇中散咏松诗》借歌咏松树以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
  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有四子一女。四子是蕴之,平之,亨之,恩之。一女成人后嫁给庾氏。据《晋书"烈女传》记载,谢道韫的子女在孙恩之乱中全部遇难,所以说,她虽出身名门,却也命运多舛。
[attachment=9690948]

作品一览
  谢道韫《泰山吟》: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非复匠,云构发自然。
  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咏絮才”用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据《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后世常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可惜谢道韫的咏雪佳作有句无篇。这首《泰山吟》虽不及她的咏雪句著名,亦差可见其文才气度。
  诗咏泰山,一开始就大气磅礴。巍峨泰山屹立神州之东,与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遥相对峙,故有东岳之称。作者描写它雄伟蕃秀,高耸入云,第二句中的“冲”字,极写泰山逶迤而上,直刺云天的气势,既传神且有动感。接着四句描绘山中景观,“岩中间虚宇”的“间”作分隔解,表现天际空明,云横崖间的景色。“云构”指山中岩洞,“非工非复匠”句,作者赞美了造化之功。这四句描写泰山胜景,作者未事藻绘,只赞以“寂寞幽以玄”,“云构发自然”,似偏于质朴无文。孰不知,此正是东晋土族文人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据刘义庆《世说新语》,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就是强调“冲静”、“玄远”、“旷淡”、“自然英发”。当时的诗风,亦崇尚质木玄胜。这种质朴审美观的思想基础是老庄之学,如《庄子·天道篇》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刻意篇》中又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东晋时期老庄之学在士族中广为流行,这不仅成为人物品藻的尺度,亦成了诗歌美学的准则。所以谢道韫赞泰山以寂寞无言幽玄自然,看似质木不文,而实质表达了作者对峨峨泰山的最高赞美,包含着作者面对巍巍东岳的无比景仰之情。
  才女在高山仰止之际,也触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因景动情,作者质问时运造化,何以使她屡遭迁谪流离。谢道韫生平行事已难详考,此二句应有所指不是泛泛之笔。查《晋书》本传,道韫夫王凝之及诸子均丧于乱臣孙恩之手,此后失亲流离之苦,不难推想。但是,作者并没有由此归结为自伤身世的哀叹。“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面对雄峻壮伟的泰山,诗人表达的是置身山川天宇,乐享天年,将有限之生命融化于无限之美景的希望胸怀。
  我国古代名媛诗作,多以阴柔见长,以宛转细腻见胜,而谢道韫的这首《泰山吟》,却充满阳刚之气。女才子大笔挥洒,气度非凡,不让须眉。《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这首诗正可见其一斑。

历史评价

[attachment=9690949]
  墨客笔下的谢道韫
  
咏史八首·谢道韫
  年代:宋 作者:蒲寿宬
  当时咏雪句,谁能出其右。
  雅人有深致,锦心而绣口。
  此事难效颦,画虎恐类狗。
 
 为小叔子论战 为丈夫打仗 谢道韫让众神喧哗
  晋代多风流名士,狂狷有之,潇洒有之,不羁有之……让有些女人恨不得生在那些时代,和那些风流才子共度余生。其实,晋代的女子亦佳,丝毫不输男子。换句话说,在晋代亦有不少女名士,谢道韫就是其中的一员。
  谢道韫出生名门望族,为赢得“淝水之战”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谢道韫才学过人,甚是聪慧,且勇敢果断,品味高雅,为东晋女诗人。《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则云:“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因此,后世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谢道韫的文才气度,曾令她的小叔子王献之折服。相传谢道韫曾为王献之论战过。
  书圣王羲之的三儿子王献之传其衣钵,颇得其真谛,被后世合称“二王”。晋代的名士多喜清谈,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不分白天黑夜地谈论不休。王献之也不例外,常邀文苑中顶尖的人物来家里相聚,在高手如云中论战,不亦乐乎。
  一次,王献之与友人谈论诗文时,窘于应对,一时间处于下风,被此经过的谢道韫得知窘境,欲为之解围,就差了丫鬟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书“欲为小郎解围”。
  魏晋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也渐受重视,虽有大家闺秀偶尔参与清谈,但会张设青绫幕幢以自蔽,使与之对谈的男性客人,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娇面。
  当时的谢道韫便在垂下的一方青帘后,接着王献之他们的话题,从容不迫地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便让在座客人无言以对,理屈词穷而甘拜下风。让谢道韫顺利为小叔子论战解了围。谢道韫之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质不仅体现在论战中,更体现在她为自己的丈夫的突围中。一介弱女子,在危难时刻,丈夫都寄希望于神佛之时,她临危不惧、挺身而身,带领家丁突围。
  谢道韫嫁到王家数十年,克尽妇道,温、良、恭、俭、让,无人不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好媳妇。十年间,王凝之在谢安的保荐下,从江州刺史、左将军,一直荣升为主管一郡军政大权的会稽内史。两晋虽不少人醉生梦死,看似洒脱飘逸,实则东晋是个因外频频而摇摇欲坠的朝代。就在王凝之在担任会稽内史时,发生了“孙恩之难”。
  《晋书·列女传》载:“(道韫)及遭孙恩之难,举措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韫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
  贼兵孙恩造反,杀到门前,王凝之还在求神拜佛,每天闭门默祷,以为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倒是一介弱女子谢道韫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学她叔父谢安“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组成一支突击队伍。
  孙恩大军长驱直入,王凝之仓皇出逃,在城门附近被对方截住,糊里糊涂地被砍了脑袋。谢道韫镇定自若,带领队伍乘乱突围出城,横刀在手,乘肩舆而出,冲到大街上,一如她在青绫幕幢后的谈笑风生,其胆识与谋略不由得令人叹服和心折。
  后虽勇而力不能敌,终成贼兵的俘虏,但其言行令贼兵孙恩也大为心折,对其改容相待,命人送她安返故居。此后,谢道韫一直寡居会稽。
  家破人亡寡居会稽的谢道韫,并没有因此难而自艾自怜地幽怨生活,心性也并没有因世事之变故而改变,她依然那么地淡定和从容,为闻名而致的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使受益者众。
  “当时咏雪句,谁能出其右。雅人有深致,锦心而绣口。此事难效颦,画虎恐类狗。”(宋蒲寿宬《咏史八首·谢道韫》)如谢道韫这般的女子,被后世才子佳人的笔墨不断追诉敬仰也是意料中的事。


轶事典故

  晋代王、谢两族,世代替缨,朝廷倚之为柱石。既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又有所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的说法。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又状写出人事沧桑,令人不胜感慨。
  “袒腹东床”就是王羲之的故事。太傅郗鉴在晋室东渡以后,派遣门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都璿提亲,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婚嬅高门的难得机会,一个个神气端肃,扭捏作态,唯独王羲之毫不在乎依旧袒腹而卧在东窗床上,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 少年郎,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
  王羲之的夫人为他生下了七子一女,一个个都成了东晋社会的名流。王羲之更以书法冠绝古今,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传其衣钵,功力虽然略逊其父也颇得真谛,后世合称“二王”。
  谢道韫叔父就是“淝水之战”中东晋政权中,措国家如磐石的谢安。晋室东渡之初,谢安与王羲之同寓居在风光明媚的会稽,游山眺水,饮酒赋诗,放情丘壑,兴寄烟霞。谢安在谢氏诸子弟中,似乎特别欣赏侄女谢道温的聪颖与才情。有一天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 谢道温答道:“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吉甫就是周朝的贤臣尹吉甫。“吉甫作诵”是指的尹吉甫写的“丞民之诗”,这诗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帮助周宣王成就中兴之治。诗,辞清句丽,传诵不衰。谢安也不无同感,称赞谢道韫颇有雅人深致。还有一次,在北风怒吼 ,雪花纷飞的寒冷冬天,一家人围炉闲谈,谢安问大家:“大雪纷纷而下,象是什么样子?”谢朗应声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为之击掌赞叹,因此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她找到一个才堪匹配的好丈夫。
  为侄女择婿,最理想的对象当然是王家的儿子。最初本来颇为属意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的卓尔不群。但王徽之的一件事使谢安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一个雪夜,王徽之独自饮酒,突然渴望会一会老朋友戴逮,于是立即泛舟刻溪,到半途意兴阑珊,又立即驾舟回府。有人问起, 答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怪!”谢安认为他恐怕不是那种贯彻始终的人,因而选择了他的哥哥——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
  王凝之禀性忠厚,文学造诣极深,草书隶书也写得很好,笃信道教,行止端方。当时王羲之正担任会稽内史的职务,全家大小都住在这个远离战火,风光秀美的地方。正所谓“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春暖花开的时候,名流雅集。在一次兰亭集会中,大家即景赋诗为文,王羲之留下著名的《兰亭集序》,大大地感叹人生,发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哀叹,这篇序文关健还在字美。据传唐太宗将它随葬,后来唐太宗墓被盗,就此失传。
  谢道韫嫁到王家以后,克尽妇道,温、良、恭、俭、让,样样做到,王羲之全家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媳妇。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大炽,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大家闺秀有时也参加讨论,由于汉代以来儒家地位独尊,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也渐受重视,所以大家闺秀参与清谈,常张设青绫幕幢以自蔽,使对谈的男性客人,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娇面。
  有一次丈夫的小弟弟王献之与友人谈论诗文,正处在下风,被经过的谢道韫听到了。她躲在屏风后听了一会,然后叫婢女告诉王献之,她愿出来为小叔子解围,王献之与客人异口同声表示愿意聆听的她的高论。
  谢道韫端坐在青绫幕樟之后,将王献之的前议加以肯定,然而引经据典围绕主题进一步发挥,立意高远,头头是道,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理直气壮,淡然处之,常能使艰难困苦的局面化险为夷,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刚毅气质,谢道韫是受 到她叔父谢安极大的影响,谢安的临危不惧是很有名的。肥水之战时,他端坐家中与人下棋,前方捷报已到,也一直端坐把棋下完。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镇守长江上游,曾在蓝田大败秦兵,后又收复京师洛阳,可惜都因后继不足而功败垂成,留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桓温兵多将广,这年他率兵入朝,当时都城沸沸扬扬,相率猜疑,都说桓温无故入朝,不是来废幼主,就是来诛王、谢巨族。当时谢安、王坦之都在朝为官,奉朝命赴新亭迎接桓温,百官随行出都,个个惶惊不已。桓 温在新亭大陈兵卫,延见朝士,百官惟恐得罪,都只敢向桓温遥拜。谢安这时是吏部尚书,从容走到桓温面前,谢安见到帐后罗列甲士,坐定后即对桓温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帐后置甲士乎?”
  桓温只好答道:“恐有猝变,不得不然。”于是挥退甲士,掬诚欢谈多时,方才动身,同入建康。
  谢道韫深受叔父谢安的薰陶,在不久之后的会稽城破时,就表现出临危不乱的豪雄气势,赢得一致称赞。
  王凝之在谢安的保荐下,曾出任过江州刺史、左将军,一直作到主管一郡军政大权的会稽内史。
  一年,海盗起家的匪首孙恩率众攻打会稽,书呆子气十足而又相信道教的王凝之居然不加设防,相信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每天闭门默祷,第二天对诸将佐说:“我已请得道祖允诺,派遣天兵天将相助,城池可保无虞,贼兵一定会自取灭亡。”这样,由于毫无防备,贼兵 长驱直入,王凝之及诸子都被贼兵杀害,谢道韫举措镇定,命令婢仆执刀仗剑,组成一支小小的突击队伍,乘乱突围出城,她横刀在手,乘肩舆而出,来到大街,贼兵如潮水般涌来,终于成为贼兵的俘虏,谢道韫抱着小外孙被送到孙恩的面前,孙恩看到这个刚刚三岁的小孩 儿,以为是王氏子孙,即命令左右将他杀死。谢道韫厉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早听说谢道韫的才名,及见她义正辞严,毫不为眼前的态势而有畏惧之意,不免大为心折,于是改容相待,不但不杀她的小外孙,而且 命属下为善加保护,送她安返故居。从此谢道韫寡居会稽。
  会稽文风鼎盛,莘莘学子时常前来向谢道韫请教。此时她已逾知命之年,曾在堂上设一素色帘帏,端坐其中,款款而谈,虽然未曾设帐授徒,但实质上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受益的学子不计其数,都以师道尊称她。
  孙恩之乱既平,新到太守刘柳素拜访谢道韫。事后刘柳素常对人说:“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词理无滞,诚挚感人,一席谈论,受惠无穷。”
  能够与谢道韫相提并论的在当时只有同郡的张彤云,张彤云是张玄的妹妹,论家世自然不及谢家,论才情却差堪比拟,张彤云嫁到顾家。朱、张、顾、陆是江南的四大世家,张玄也常常自夸自己的妹妹比得上谢道韫。有一个叫济尼的人,常常出入王、顾两家,有人问济尼, 谢道韫与张彤云谁更好一些,济尼说道:“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有闺房之秀。”二人各有所长,大家都认为还算公允。
  “缙无文章,唯《归去来兮辞》而已”。西晋因“八王之乱”而国力大伤,东晋更因外频频而摇摇欲坠。两晋人物醉生梦死,过着有了今天没有明天的颓废生活,使谢道韫的情致和事迹更力出色无比。在离乱交织的晋代,谢道韫称得上是一个“人中之凤”式的人物。


===========================
五胡乱华

【简介】

[attachment=9690950]

五胡乱华是中国西晋末期和东晋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时期。
  五胡是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其他还有丁零 、乌桓、吐谷浑等等。
  五胡的概念是《晋书》中最早提出的,一般泛指在东汉末到晋朝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具体有哪些民族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苻坚就认为五胡中不包括羌族。至于乱华是中原汉族学者对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相互更迭,割据战乱情形的描述。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北魏建立。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有争议。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的汉族学者也称之为“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名称。

【五胡乱华的起因】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华北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中原汉族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在百馀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又因为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曾撰的《十六国春秋》一书,该书将较具代表性的十六个政权独立记录,故又有将此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者,实则政权的数目远逾十六个,建立者也不限于胡人。
  
【五胡乱华的历史阶段】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 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 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 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 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 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 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 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秦、雍、并三州膏腴之地已为羌、氐、匈奴所聚居,羌族及杂胡居泾水及 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则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 河上游。西晋政府的民族歧视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他们的反抗。
  公元294年匈奴郝 散反,攻上党,不久被杀,公元296年郝度元联合羌、胡反,杀北地太守,又击败冯翊 太守及雍州刺史。秦、雍二州氐、羌皆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大疫、大旱、饥馑, 使起义声势日大,历时4年才被镇压下去。汉民大量流亡梁、益、荆、豫等州求食。由 于官吏的迫害,益州流民推举巴氐豪酋李特父子为首,先后击败益州刺史赵廞、罗尚。公元304年李雄据成都称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民多富实。 公元347年灭于东晋。
  西晋门阀士族独占政权,排斥寒门士族和少数民族贵族,引起后者强烈不满,八王 之乱,王室兵戈相残,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晋政府残忍腐朽暴露无遗,统治机 构分崩离析,统治力量急剧削弱。这时匈奴诸部贵族密议“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共 推刘渊于公元304年举兵反晋,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刘渊字元 海,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他声称继承汉祚,立汉高祖以下 三祖五宗神主祀之。王弥、石勒等亦领兵附之。公元308年即帝位,徙都平阳(今山西 临汾市西南)。两次派兵攻洛阳,皆不克。公元310年刘聪继位。公元311年遣刘曜、王 弥、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遣刘曜攻陷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公元319年刘曜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为赵,改祭匈奴冒毒单于 及刘渊,史称前赵。疆域北至朔州(今甘肃固原县)南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西至 抱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东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与后赵为界。公元329年灭 于后赵石勒。
  石勒,上党武乡羯族小帅,因饥寒曾被掠卖为奴,后聚18骑为盗,又召集亡命随汲 桑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后奔附刘渊,屡立战功。公元311年攻灭王衍所率 司马越军10余万,又与刘曜、王弥攻陷洛阳。随即火并王弥,南攻江、汉。纳谋士张宾 计,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据点,取幽冀二州。公元319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公 元329年灭前赵,迫前凉称藩,统一了北方。疆域东至海,西至抱罕,北至阴山、渔阳 (今北京市北),南以襄阳、合肥与东晋为界。 石勒以羯族为国人。立太学,培养羯族士人,提高羯族文化素质。实行九品官人制, 招纳人士。“遣使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恢复和发 展了生产。石虎继位后,徙都邺,公元350年为冉魏所灭。冉闵建立魏国,都邺,史称 冉魏。公元352年为前燕所灭。
  此后,中原为前燕和前秦所统治,凉州则一直为前凉割 据。 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平定州境,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守境安民。曾 多次派军去保卫洛阳、长安。西晋亡后,仍奉西晋正朔,中原士民多避难于此。史称前凉。其孙张骏曾派杨宣领兵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皆降。疆域东至黄河, 西至葱岭,北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南至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公元 376年为前秦所灭。
  鲜卑慕容部经济文化较落后,原居辽河流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渐封建化,先后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西南)。 公元352年灭冉魏,自称燕皇帝,徙都邺。史称前燕。疆域东至海,西至今山西离石、 河南洛阳、南阳与前秦为界,北至今山西代县,南于淮河与东晋为界。东北至今鸭绿江 下游以北。公元370年灭于前秦。此后,前秦统一了北方。 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
  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 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 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 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 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 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 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 凉州则为后凉割据。
  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 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 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 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
  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 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 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 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 国亡。
  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 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 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 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 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 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 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 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 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但是这种短暂的安定很快又被胡族之间以及汉胡之间的战乱打破。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 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 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 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造成的影响】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取得了政权的胡族,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这一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同时胡人对中原文明成果的破坏和对当地居民的屠杀,使得市民阶级的发展停滞,其政治上的民族隔离镇压,导致手工业者在苛刻的重负束约下,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从而迫使商业资本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换。
  

附:五胡乱华时期国家一览表
  前燕帝国 昌黎-棘城-龙城-蓟城-邺城 308~370 武宣帝慕容嵬 幽帝慕容暐 前秦帝国
  芒荡汉帝国 马兰山 309~309 刘芒荡 刘芒荡 晋帝国
  略阳公国 略阳 310~319 蒲洪 蒲洪 晋帝国
  胡楚公国 竟陵 312~319 胡亢 杜曾 晋帝国
  虚除秦王国 陇右 316~320 虚除权渠 虚除权渠 汉赵帝国
  辽西公国 令支 318~338 段末秠 段辽 前燕帝国
  後赵帝国 襄国-邺城 319~351 明帝石勒 石祇 冉魏帝国
  前凉王国 姑臧 320~376 成王张茂 张天锡 前秦帝国
  句渠秦王国 阴密 320~320 句渠知 句渠知 汉赵帝国
  陈凉王国 上邽 322~323 陈安 陈安 汉赵帝国
  後辽东公国 平郭 333~336 慕容仁 慕容仁 前燕帝国
  侯子光帝国 杜南山 337~337 侯子光 侯子光 後赵帝国
  范贲帝国 成都 347~349 范贲 范贲 晋帝国
  黄韬帝国 豫章 348~348 黄韬 黄韬 晋帝国
  冉魏帝国 邺城 350~352 冉闵 冉智 前燕帝国
  段齐王国 广固 350~356 段龛 段龛 前燕帝国
  前秦帝国 枋头-长安-晋阳-南安-湟中 350~394 惠武帝符洪(蒲洪) 符崇 西秦王国
  刘显帝国 襄国 351~352 刘显 刘显 冉魏帝国
  张秦王国 宜秋 352~352 张琚 张琚 前秦帝国
  段勤帝国 绎幕 352~352 段勤 段勤 前燕帝国
  安国王国 鲁口 352~354 王午 吕护 前燕帝国
  苏林帝国 无极 352~352 苏林 苏林 前燕帝国
  刘晋王国 平阳 353~353 刘康 刘康 前秦帝国
  北成都王国 南郑 365~366 司马勋 司马勋 晋帝国
  弘汉王国 广汉 370~370 李弘 李弘 晋帝国
  张蜀王国 绵竹 374~374 张育 张育 晋帝国
  後燕帝国 中山 384~409 武成帝慕容垂 高云 北燕帝国
  北燕帝国 龙城 409-431 冯跋 昭成帝冯宏 北魏帝国
  西燕帝国 华阴-阿房-长安-闻喜-长子 384~394 慕容泓 慕容永 後燕帝国
  後秦帝国 北地-长安 384~417 武昭帝姚苌 姚泓 晋帝国
  鲜于赵王国 行唐 385~385 鲜于乞 翟成 後燕帝国
  西秦王国 勇士堡-金城-西城-苑川 385~400 宣烈王乞伏国仁 武元王乞伏乾归 後秦帝国
  度支山-枹罕-南安 400~431 武元王乞伏乾归 乞伏暮末 胡夏帝国
  後凉帝国 姑臧 386~403 懿武帝吕光 吕隆 後秦帝国
  後匈奴王国 西平 387~? 康宁 ? ?
  翟魏帝国 黎阳-滑台 388~392 翟辽 翟钊 後燕帝国
  刘黎帝国 皇丘 389~389 刘黎 刘黎 晋帝国
  魏揭飞王国 杏城郊 389~389 冲天王魏揭飞 冲天王魏揭飞 後秦帝国
  法长帝国 白狼城 390~390 法长 法长 後燕帝国
  窦秦王国 野人堡 393~393 窦冲 窦冲 後秦帝国
  南凉王国 廉川-金城-乐都-西平-姑臧 397~414 武王秃发乌孤 景王秃发褥襢 西秦王国
  北凉王国 张掖-姑臧 397~439 段业 沮渠牧犍 北魏帝国
  南燕帝国 滑台-广固 398~410 献武帝慕容德 慕容超 晋帝国
  南乌桓王国 南皮 398~399 张超 张超 北魏帝国
  广秦王国 乞活堡 399~399 符广 符广 南燕帝国
  西凉王国 酒泉-敦煌 400~421 武宣王李暠 李恂 北凉王国
  张翘王国 行唐 402~402 张翘 张翘 北魏帝国
  王始帝国 泰山 403~403 王始 王始 南燕帝国
  桓楚帝国 建康-江陵-涢县 403~405 武悼帝桓玄 桓振 晋帝国
  谯蜀王国 成都 405~413 谯纵 谯纵 晋帝国
  胡夏帝国 统万-上邽-平凉 407~431 烈武帝赫连勃勃 赫连定 吐谷浑汗国
  曹龙汗国 蒲子 413~413 曹龙 曹龙 北魏帝国
  北晋王国 河西 414~414 司马顺宰 司马顺宰 北魏帝国
  率善王国 上党-河内 415~416 白亚栗斯 刘虎 北魏帝国
  曹弘汗国 平阳 416~416 曹弘 曹弘 後秦帝国
  洮阳公国 洮阳 417~419 彭利和 彭利和 北凉王国

-----------------------------------

五胡食人录

我们许多人都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对中国的几千年封建道德以“吃人”两字概括。这种“吃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人。但确实也有把人杀了吃的。吃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易牙就把自己的孩子做成了菜给齐桓公吃,唐时的张巡守睢阳,粮草用尽时吃过人,黄巢造反时也吃过人。一些城池被围,人饿得受不了,就易子而食。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个别的,或源于少数统治者的疯狂,或者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但在中国的“五胡乱华”这一中国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却有许多人被大规模地宰杀烹食。
  在入侵中原的胡人中,几乎所有的胡人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十分野蛮,许多胡人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幽州刺史王浚引进慕容鲜卑来对付成都王颖。慕容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发现后,要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太子石邃比他爹石虎还要令人发指。如果说石虎是残暴荒淫的话,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只能以变态来解释。在自己府上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带着刀乱窜,碰到自己的侍女就把她的头砍下来,擦干净血放到盘子里面做成工艺品和部下观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恶魔竟然笃信佛教,他命令他所掳掠的汉族女子做尼姑,碰到漂亮的就先和她交配,然后就把这个倒霉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还把这种食品赏赐给部将吃,让他们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进,拓跋鲜卑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要的话,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大规模吃人的事件。同一时期在西方,是匈奴人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他残暴是残暴。但并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记载。后来女真,蒙古,满族虽然也很残暴,但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纪录。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根本无法想像“五胡乱华”时期的血腥与残暴以及我们汉族先民所蒙受的苦难。这些历史我们在学校的课堂上是学不到,因为在书本上只有民族融合、鲜卑拓跋宏汉化等等,完全是报喜不报忧。对黑暗面一点也不描写。近来《狼图腾》的作者当是不掩盖这些暴行。但他又认为这样杀你吃你是为了汉族好。是给我们输血。好让我们强大起来,所以我们不应该仇恨那些食人恶魔。反而还要去感激他们。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想他如果生活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应该会舍身饲魔。心甘情愿地让他们吃掉。然后让那个被消化得变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强大起来。
  更有些人刻意隐瞒这些历史,断章取义.为这些凶残的敌人树碑立传!则更是可耻之极,我们该警醒之其居心叵测!

(ps,有小说写电影的时候写到过这个)

===========================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概述

《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字孝标)作注。该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故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刘峻(463~522年),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还江南,曾经参加过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之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来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今人校注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
  中外译本方面,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Bruno Belpaire的法文译本和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

关于书名
[attachment=9691120]

  在流传过程中,《世说新语》出现了多个书名,如《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作《世说》,这是该书的最早称谓,宋本《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曰:“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年)为南朝梁陈间人,《世说新书》之名始见于此。及至唐代,《世说新书》(可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世说新语》(可见于刘知几《史通》)等书名皆可见于史籍。宋代以降,此书经晏殊删定以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了。


关于作者的争议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有人认为,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基本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可以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大量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所涉材料宏富。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可以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义庆的主持之功当是无疑的。

《世说新语》内容简介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明士底[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生活。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目录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编者简介
  刘义庆(403~444年),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我们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是南朝宋的刘义庆(403~444年),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世说新语》的三卷36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精彩语段
  我们的教材曾经选用了数则《世说新语》的故事,如《小时了了》《陈太丘与友期》《人琴俱亡》等,上面也列举并分析了一些,下面再摘录一些有名的故事以飨读者。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假谲)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汰侈)

  《世说新语》一书篇幅短小,多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文章多用当时口语,而一些用法未能继续流传,我们在典籍中也很少见到,所以读起来会有些障碍。最好参读一些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古代刘孝标的注解,现代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两种注解重在旁征博引,考证史实,不注重文字疏通,对学生意义不大。另有《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等,中华书局1998年版)、《世说新语选注》(张之等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注释较为详细,可以参看。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要重点领会魏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旨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背景知识,除了上面提供的,还可以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鲁迅对于魏晋士人及其心态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该文本是一篇演讲,比较通俗易懂
  其实《世说新语》虽是文言文,却很浅,里面的实词连一般的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如有专门的适合中学生用的古汉语词典查起来就更快,如果查《辞海》或《辞源》更好。

=======================

乌衣巷

[attachment=9691156]

乌衣巷因何得名?
  夫子庙泮池南侧的乌衣巷,是南京最古老的一条街巷,也是东晋时宰相王导、谢安故居所在地。在六朝时已是十分显赫,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乌衣巷》,更使它流传千古。有关乌衣巷名称的由来,也因此被人关注。
  有神话传说:金陵人王榭,航海途中遭风暴翻船,漂流至乌衣国,娶妻生子,后复回故里,但十分思念乌衣国亲人,因此将居所之巷取名为“乌衣巷”。也有一种说法:因王导、谢安两家弟子裙履风流,都喜欢穿黑衣,所以后人将此巷称为“乌衣巷”。
  其实,乌衣巷之名源于孙权定都南京之际。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南京,当时秦淮河东岸还属城郊,驻有军队保卫都城,因士兵皆穿黑衣,驻军营地则称“乌衣营”,至西晋末年,乌衣营旧址改称乌衣巷。司马睿南渡建康(南京)后,王、谢望族才立宅乌衣巷。

【遗迹寻踪】
  乌衣巷位于夫子庙南,三国时是吴国茂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东晋初,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到了中唐,诗人刘禹锡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足见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1997年,秦淮区人民政府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

----------------------------

乌衣巷位于南京夫子庙文德桥南岸有一条幽静狭小的巷子,巷口的墙上,乌衣巷三个字赫然在目。乌衣巷历史悠久,是三国时东吴的禁卫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卫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地俗称乌衣巷。

  东晋时期,秦淮河两岸人烟稠密,乌衣巷一带华宅高第鳞次栉比,是朝廷达官贵族的居住区。而以宰相王导、谢安为代表的王、谢两大家族成员,也多居住于此。又传说王谢子弟善著乌衣,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故此地得名乌衣巷。

  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而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他与谢氏后裔的大诗人谢惠连、谢眺,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谢”。

  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对此处的感叹。寥寥数笔,便描绘了乌衣巷自六朝到中唐的沧桑变化。从此乌衣巷便名播中外,游人不绝。现在巷口刻着的这首诗为毛泽东同志手书。

  南宋时期,建康城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人们又在倾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谢安画像。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

-----------------------------------------

简介:古居的主体建筑为来燕堂和鉴晋楼,另附有王、谢家族陈列、六朝历史和文化艺术陈列、淝水之战半景画室、东晋起居陈列室、六朝书画、雕塑厅、洛神赋壁画厅等。楼堂外的墙壁上,还有竹林七贤图、对狮图、行乐图等砖印壁画。庭中有建有仿兰亭的小品式水流觞流杯渠.古居内特请诗书界名流撰写了记文、楹联,有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

       
乌衣巷
   唐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attachment=9691157]

==================================
文里主角的母亲过世了,提到了五服

丧服制度

一、丧服的起源和丧服制度的形成
   
 丧服制度是用于居丧期间的服饰制度。
  人死后其亲属要在一定时间内改变通常的服饰,这种礼俗起源很早。许多民俗学家认为,丧服的最初意义在于表示某种禁忌。原始社会的先民出于对鬼魂的恐惧心理,担心死者会降祸作祟,为了不被鬼魂辨识,免遭灾祸,在办理丧事时往往披头散发,以泥涂面,衣着也同平时大不一样。到后来随着伦理观念的进步,丧服的意义也逐渐演变为主要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居丧者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的一种形式,即所谓“饰情之表章”。
  中国古代典籍所称丧服,是“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不仅指居丧者的服饰,还包括居丧的时间和居丧期间生活起居的特殊规范。凡此种种,又以居丧者与死者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有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繁或简的隆杀之别。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仪礼·丧服》疏中对这种丧服制度的形成作过这样的表述:“黄帝之时,朴略尚质,行心丧之礼,终身不变”,“唐虞之日,淳朴渐亏,虽行心丧,更以三年为限”,“三王以降,浇伪渐起,故制丧服,以表哀情”。其中虽有后世儒家的涂饰之词,但指出丧服制度的形成是在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以降的世代,并且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则大致不误。丧服一词,最早见于《书·康王之诰》,这篇西周前期的文献提到成王去世,其子康王继位,在即位典礼上,康王穿着王者的服饰,麻冕黼裳,接受诸侯群臣的朝贺。典礼完毕,“王释冕,反(返)丧服”,按照制度为父亲服丧。周承殷制,西周的丧服制度可能是继承了殷人的某些遗规而有所发展,特别在别亲疏,分嫡庶,强调等级层次方面作了较大的改革,使之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春秋时期,虽然各诸侯国的情况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向是丧服制度更加细密完整,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春秋文献,丧服之称已屡见不鲜,对丧服制度的具体内容,也留下了许多记载。如《左传·襄公十七年》记晏婴为父服丧:“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这里所说的居丧期间的服饰及饮食起居事宜,与后世居父丧所用的最重的服制完全相同。《论语·阳货》记孔子与宰我有关父母之丧的问答,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所言丧期,也与后世服制一致。春秋战国时的丧服制度由儒家整理归纳并予以理想化,在《仪礼·丧服》中有集中详尽的反映。儒学是战国时的显学,汉代以后又取得了一家独尊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以《仪礼·丧服》为准则的规范化的丧服制度借助政治的力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普遍的推行,被历代王朝列入法典,其间虽然个别地方略有改订,就其大体而言,可以说是始终一贯,而且作为传统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植根于民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丧服的等级——五服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1.斩衰
  这是最重的丧服,适用于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嫁后因故复从父居之女为父,嗣子为所嗣之父、承重孙为祖父,妻妾为夫,父为长子。明清二代,规定子(包括未嫁之女及嫁后复归之女)为母(包括嫡母、继母、生母)也服斩衰。子女为父母服最重之丧,这容易理解,妻妾为夫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都是以卑对尊,但父为长子却是以尊对卑,为什么要服斩衰呢?长子指嫡妻(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如嫡妻无子,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可在妾所生之子中立最年长的一个为长子。长子是家族正统所系,同被称为庶子的其他诸子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父为长子”,这里所称的父,必须本身就是长子,是上继父、祖、曾祖、高祖的正嫡,他的长子将来要继承正嫡的地位,是先祖正体的延续,承受宗庙付托之重。在这种情况下,长子先死,父为之服重丧,一则表示为自己的宗族失去可以传为宗庙主的重要人物而极度悲痛,二则表示对祖宗的尊敬。秦汉以后,随着典型的宗法制度的瓦解,斩衰中父为长子服重丧这一项,一般说来也就不再实行了。
  持斩衰之服的男子全套丧服是:  
斩衰裳,苴绖(jū dié)、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衰亦作缞,是麻质丧服上衣,裳为下衣。斩是不加缝缉的意思。斩衰裳用每幅(二尺二寸为一幅)三升或三升半(八十缕为一升)的最粗的生麻布制作,都不缝边,简陋粗恶,用以表示哀痛之深。斩衰裳并非贴身穿着,内衬白色的孝衣,后来更用麻布片披在身上代替,所以有披麻戴孝的说法。苴绖,指用已结子的雌麻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共两条,一为腰绖,用作腰带,一为首绖,用以围发固冠,有绳缨下垂。杖,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哭丧棒,斩衰所用之杖为苴杖(苴有粗恶之意),竹制,高与胸齐。用杖有两重意义,一是表示丧主的身份,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用杖;二是表示“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37)绞带,是以绞麻为绳作带,与腰绖相似。古时祭服用带,有大带、革带之分,革带用来系韨(fú,革制蔽膝),大带用丝织品制成,加于革带之上。丧服中的绞带代替革带,腰绖则代替大带。冠绳缨,指以麻绳为缨的丧冠,冠身也是用粗麻布制作。菅屦,是用菅草编成的草鞋,粗陋而不作修饰。
  如持丧者是女子,绖、杖、绞带、菅屦与男子相同,但不用丧冠,而是用一寸宽的麻布条从额上交叉绕过,再束发成髻,这种丧髻叫做髽(zhuā)。髽用一尺长的小竹为笄,叫做箭笄。另外还要用粗布包住头发,叫做布总。女子的外衣原先都是连裳于衣,斩衰裳也无上下之分,连为一体。
  斩衰之服的丧期是三年,但并非三个周年,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外加第三个周年的头一个月,就算服满三年之丧,所以实际上是二十五月而毕。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三年之丧应服二十七个月,唐代以后多从二十七月之说。开始服丧,叫成服、持服;服丧期满,叫释服、服阕。行三年之丧据说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38)所以,父母死后,为人子者要服丧三年以报答养育之恩。《荀子·礼论》有这样一段话:“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近世学者认为,最重之丧,丧期三年,可能是殷人或东夷的传统,经儒家竭力提倡(孔子是殷人之后),到战国时逐渐推广,而真正成为制度被社会普遍接受,则在汉代以后。
  持斩衰之服者,在三年丧期中的饮食起居日常行为也有制度规范。饮食方面,《礼记·间传》说:“斩衰三日不食。”《问丧》说:“亲始死……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就是说首先要绝食三天,到既殡以后,可以“食粥,朝一溢(1升的1/24)米,莫(暮)一溢米”;百日卒哭以后,可以“疏食水饮”;一年小祥以后,可以“食菜果”;二年大祥以后,可以用酱醋调味;丧满服阕,禫祭以后,才能饮酒食肉。(39)但也有变通之处,《礼记·曲礼》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居丧期间身有疾病或年事已高,为了避免身体毁伤,不能从头至尾办完丧事,陷于“不慈不孝”,允许增加营养以保护健康。在居处方面,规定在未葬以前,孝子要“居倚庐,寝苫枕块”,“寝不脱绖带”。倚庐是靠着门外东墙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苫(shān)为草垫,块指土块。既葬以后,孝子所居倚庐的内壁可以涂泥挡风。百日卒哭以后,可以对倚庐稍加修整,并铺设不纳头的蒲草席。一年小祥,才拆除倚庐,在原处改建小屋,用白灰涂墙,称为垩室,居于其中,并铺用普通寝席。二年大祥,复居正寝,但仍不能用床。直到服丧完毕,才一切如常。妇女居斩衰之丧,则不必居倚庐和寝苫枕块。其他方面,规定在未殡之前,孝子要哭不绝声,“昼夜无时”,既殡以后,要一朝一夕哭两次。以后在整个丧期中,“思忆则哭”。(40)至于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不得听音乐,不得游戏笑谑等,更是理所当然。还有三月不沐、在大祥移居正寝之前夫妇不得同居等要求。总之,为了表示哀痛之深,持斩衰之服者在居丧期间要过极不正常的生活。《礼记·三年问》说:“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事实上这许多琐细而苛刻的规定一般人很难完全做到,后世也多有变通。“居倚庐、寝苫枕块”,只是名义上的礼节,饮食之类,更难限制。但居丧尽哀,仍是普遍的伦理要求,形毁骨立,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被认为是孝心的体现。孝子们向亲友分发讣告,也每自称“稽颡泣血,匍匐苫次”。
  东汉以后,服斩衰之丧者如是现任官员,必须离职成服,归家守制(守丧),叫做丁艰或丁忧。父丧称丁外艰或丁外忧,母丧称丁内艰或丁内忧。至丧期结束,才能重新复职。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以处理军国大事的需要为理由,不让高级官员离职守制,称为夺情,但遵旨依旧任职视事者往往被攻击为有悖人伦,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在科举时代,士子遇斩衰之丧,在丧期内也不得应考。如得到父母亡故消息故意隐瞒,不离职奔丧,叫做匿丧,被发现后,会受到严厉处分,而且为人们所不齿。
  2.齐衰
  这是次于斩衰的第二等丧服,本身又分四个等级:齐衰三年,齐衰杖期(jì),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
  (1)齐衰三年 适用于在父已先卒的情况下,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为母,母为长子。父母虽然同为子女的生身之亲,但在宗法社会中,父为一家之长,父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又因为男女不平等,夫为妻只服齐衰杖期,父在而母卒,其子所服不能重于父亲,也只能跟着服齐衰杖期;如果父已先卒,则可以加重丧服,但仍为父的余尊所厌(yā,压降、降低),所以服次于斩衰一等的齐衰三年。对继母的丧服,与亲生母相同,这是由于继母与自己虽无血缘关系,但她是父亲的正式配偶,地位与亲生母一样,所谓“继母如母”,服制也就没有区别。唐玄宗时制定《开元礼》,把对母亲(包括嫡母、生母、继母、嗣母)的服制改为不管父在、父不在,一律齐衰三年,明代以后又加重为斩衰三年,与父丧完全一致。至于母为长子,是根据母从于父的原则,但《丧服》所定子为母只服齐衰,母对长子当然不能更重于此,所以也低于父为长子一等,定为齐衰三年。明代以后,母为长子改为齐衰不杖期。
  齐衰三年的全套丧服是:
  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
  疏有粗意,疏衰裳是用每幅四至六升的粗麻布制作的,较斩衰所用略细。齐谓衣边经缝缉而显齐整。牡麻绖是用不结子的雄麻的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也包括首绖、腰绖两种。丧冠所用麻布也较斩衰略细,并以麻布为缨,叫冠布缨。杖用桐木制作,叫削杖。布带为麻布所作,用如绞带。疏屦也是草鞋,但用细于菅草的藨(piǎo)草、蒯草编成。妇女则无冠布缨,代以布总和用柞木制作的恶笄,仍梳髽,其余同男子一样。
  齐衰三年丧期也是名为三年,实际上二十五月(一说或二十七月)而毕。
  (2)齐衰杖期 适用于父尚在世的情况下,子、未嫁之女、已嫁复归之女为母,夫为妻。父在为母仅服杖期,是因为“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41)但为父斩衰三年、为母仅齐衰杖期,总嫌轻重不当,“孝子心有不安”,如前所述,后世对这一规定有所变动。夫为妻齐衰杖期,和妻为夫斩衰三年,服制上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这也反映了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此外,对因故被父亲单方面离弃的生身之母,则不论改嫁与否,也不论父在、父不在,也是齐衰杖期之服。
  齐衰杖期丧服与齐衰三年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丧期较短,仅为一年。
  (3)齐衰不杖期 适用于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长子以外的众子以及兄弟之子。此外,祖父母为嫡孙、出嗣之子为其本生父母、已嫁之女为父母,随母改嫁之子为同居继父、妇(儿媳妇)为舅姑(公婆)、为夫之兄弟之子,妾为女君(夫的正妻)也服齐衰不杖期。旧时宗法制度认为,女子一旦出嫁,就脱离了父亲的宗族,而加入丈夫的宗族,“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42)妇女不能有两重服斩衰之丧的关系(“不二斩”),所以已嫁和未嫁有很大区别,已嫁妇女就不再为父母服三年重丧了。所谓继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出继之父,即嗣父,一是指母亲再嫁的后夫。这里讲的同居继父,指后一种关系。因为随母改嫁,与继父同居,受其养育之恩,所以虽无血缘关系,也为其服丧。如不随母改嫁,则不必为继父服丧。妇为舅姑的丧服,后世改为与子为父母一样,加重为斩衰三年,这是“既嫁从夫”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齐衰不杖期的丧期与齐衰杖期没有区别,都是一年,丧服则有两处不同,一是不用杖,二是改疏屦为麻布制作的麻屦。
  (4)齐衰三月 适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此外,一般宗族成员为宗子,也是齐衰三月之服。在宗法制度下,大宗宗子作为祖先的继体,宗族的象征,是全体家族成员宗奉的对象,宗族成员即使与宗子的血缘关系已相当疏远,也要为之齐衰三月以表示尊祖敬宗。
  齐衰三月丧期很短,仅为三月,丧服与齐衰不杖期基本一致,只是改用麻布制作的麻屦为用细麻绳编成的绳屦。
  对服齐衰之丧者,丧期内的饮食起居,也有一定的规范。齐衰三年也是重丧,其要求与斩衰三年大致相同,只是饮食方面改初丧三日不食为二日不食,以示稍轻。齐衰杖期、不杖期则是初丧三餐不食,然后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杖期者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不杖期者三月既葬之后可以食肉饮酒,但不能与人会饮共食。居处方面,除齐衰三年也有倚庐之制外,其余一律居垩室,但不杖期者三月之后可以复归正寝。齐衰三月与杖期、不杖期差别不大,但丧期既短,三月之后,就一切如常了。
  3.大功
  又次于齐衰一等,适用于为从父兄弟(伯叔父之子,即堂兄弟),已嫁之姑母、姊妹、女儿,未嫁之从父姊妹(伯叔父之女,即堂姊妹)及孙女,嫡长孙之外的众孙(包括未嫁的孙女),嫡长子之妻。此外,已嫁之女为兄弟及兄弟之子(侄),已嫁、未嫁之女为伯叔父母、姑母、姊妹,妻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夫之兄弟之女已嫁者,出嗣之子为同父兄弟及未嫁姊妹,也都是大功之服。
  大功的丧期为九个月,丧服为布衰裳,牡麻绖,冠布缨,布带,绳屦。这里的布是指稍经锻治的熟麻布,较齐衰用的生麻布细密。妇女不梳髽,布总亦用熟麻布。
  居大功之丧者初丧三餐不食,葬前居于垩室,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可食肉饮酒,复居正寝。
  4.小功
  又次于大功一等,适用于为从祖父母(父亲的伯叔父母),堂伯叔父母(父亲的堂兄弟及其配偶),从祖兄弟(父亲的堂兄弟之子),已嫁之从父姊妹及孙女,长子外的诸子之妻,未嫁之从祖姑姊妹(父亲的伯叔父之女及孙女),外祖父母、从母(姨母)。此外,妻为娣姒(妯娌)、夫之姑母、姊妹,出嗣之子为同父姊妹之已嫁者,也服小功。
  小功丧期为五个月,其服饰是布衰裳,澡麻带,绖、冠布缨,吉屦无绚(qú)。小功所用的麻布较大功更细。所谓澡麻,是指经过洗涤的较白的麻。吉屦即日常所穿的鞋,绚是鞋鼻上的装饰,用以系带,小功是轻丧,不必专备服丧用的鞋,吉屦去绚即可。
  5.缌麻
  这是最轻一等的丧服。适用于为族曾祖父母(祖父的伯叔父母)、族祖父母(祖父的堂兄弟及其配偶)、族父母(祖父的堂兄弟之子及其配偶)、族兄弟(祖父的堂兄弟之孙),从祖兄弟之子,曾孙、玄孙,已嫁之从祖姑姊妹,长孙之外的诸孙之妻,姑祖母,姑表兄弟,舅表兄弟,姨表兄弟,岳父母,舅父、女婿、外甥、外孙。此外,妻为夫之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父兄弟之妻,也都有缌麻之服。
  缌麻丧期仅为三个月。当时用来制作朝服的最细的麻布每幅十五升,如抽去一半麻缕,就成为缌。因为其细如丝,正适宜用作最轻一等的丧服。
  小功及缌麻在五服之中属于轻丧,要求居丧者初丧之时两餐不食或一餐不食,丧期内不饮酒食肉,但不作严格规定,仍居正寝,并可用床。
  对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大功、小功的丧服,还有受服的规定,也就是在居丧一定时间后,丧服可由重变轻。三年之丧,其间受服五次,大功、小功丧期较短,仅受服一次。服制变除办法十分繁琐,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仪礼·丧服》规定对未成年去世的宗族成员另有一套服丧等级,分为殇大功九月、殇大功七月、殇小功五月三种。郑玄说:“殇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伤者。”(43)所谓未冠笄,是指未满二十岁。据《仪礼·丧服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宗族成员未成年死亡,就依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并分别长殇、中殇、下殇的不同情况,决定服制的轻重,但即使最亲的子女、弟妹、叔父、姑母,其长殇也只服大功九月,总的原则是轻于成人。
  丧服的制定主要考虑宗族关系,但在西周、春秋,君统和宗统往往是一致的,所以《丧服》中还规定了诸侯为天子,大夫、士、庶人为君(此指诸侯),公、士、大夫之众臣(仆隶)为其君(此指主人)的不同丧服。后世帝王去世,在一定时间内,国内禁止婚娶和一切娱乐活动,全体臣民都要为之服丧,称为国丧。奴仆为主人服丧,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三、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
  上述丧服的等级差别,清楚地显示了如下特点:
  1.父系、母系有别 一个男子的亲属包括父亲方面的父党,母亲方面的母党和妻子方面的妻党。父党为宗族、宗亲,母党为外亲,妻党为内亲。在父权社会中,只重宗族、宗亲,不重外亲、内亲,血统更是只论父系,如清代学者崔适所说,“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谁何者矣”。(45)体现在丧服制度中,就是对父系亲属的服丧范围十分宽泛,直系亲属上至高祖父母下至玄孙,旁系包括高祖父所传全体宗族成员,无不有服。母系却只对外祖父母、舅父、姨母及姨表、舅表兄弟有服,而且服制比父系对等的亲属轻得多,如为祖父、伯叔父都是齐衰不杖期,而为外祖父仅是小功,对舅父仅是缌麻。
  2.亲疏有别 丧服制度偏重父系,五服的轻重也主要体现父系宗亲之间亲疏不等的血缘关系。血缘愈亲的服制愈重,血缘愈疏的服制愈轻。如同父兄弟重于同祖的从父兄弟,从父兄弟重于同曾祖的从祖兄弟,从祖兄弟重于同高祖的族兄弟。根据五世亲尽的原则,从本身算起,往上往下有服之亲都只推到第五代,高祖的兄弟及其子孙后代只是同姓之亲,但已出五服范围,就无需为之服丧了。
  3.男女有别 丧服制度中男女的不平等是十分明显的。如夫妻之间,妻为夫服最重之丧斩衰三年,夫为妻则只服齐衰杖期。同样,妻为夫之父母所服之丧要大大重于夫为妻之父母。又如父母都是生身之亲,但《丧服》规定为父斩衰三年,为母是齐衰三年,如果父亲还在世,只能服齐衰杖期。另外,对本族中已经出嫁的女性成员,服制都较其兄弟为轻。
  4.嫡庶有别 古代允许多妻,但正妻只能有一个,余者为妾。妻、妾的地位尊卑不同,有严格的区别。《丧服》规定妾为妻服齐衰不杖期,妻为妾则无服。妾之子以父之正妻为嫡母,要服三年重丧,而正妻所生的嫡子则不用为被称作庶母的父之妾服丧(后世改为服齐衰不杖期)。作为祖先继体的长子、嫡孙具有特殊的地位,这在丧服制度中也有反映,父为长子、祖父为嫡孙所服之丧都较被称作庶子、庶孙的其他子孙要重。为宗子、宗妇服丧要重于同等之亲,是为了表示对先祖正嫡的特殊尊重,这也是嫡庶之别的一种体现。
  父系、母系有别,亲疏有别,男女有别,嫡庶有别,凡此完全符合宗法制度的原则。丧服制度既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形式,又反过来使宗法制度更加严密,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战国秦汉以后,西周春秋时的宗族组织渐次破坏,宗子之法不行,但无论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强宗大族门阀制度,还是封建社会后期以祠堂族权为特征的家族制度,都仍然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被儒家经典规范化、理想化的先秦丧服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得以长期维持,只在小范围内有细节上的变动,其影响在一些农村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盛冬铃)
  注释
  (1)扬雄《方言》十三。
  (2)《汉书·刘向传》。
  (3)《墨子·节葬下》。
  (4)《吕氏春秋·安死》。
  (5)《读礼通考》卷86引张栻语。
  (6)《周礼·冢人》注。
  (7)王昭禹《周礼详解·地官·墓大夫》。
  (8)张载《理学经窟·宗法》。
  (9)《读礼通考》卷82引李濂《族葬论上》。
  (10)《读礼通考》卷82引王廷相《族葬说》。
  (11)见《太平御览》卷411引《晋中兴书》。
  (12)见《盐铁论·散不足篇》。
  (13)《宋书·礼志二》。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15)据说秦时有个名叫阮翁仲的人身高一丈三尺,死后秦始皇为他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把立于墓前的石像也称作翁仲。
  (16)见《通典》卷85及《宋史·礼志二七》。
  (17)见《明史·礼志一四》。
  (18)《吕氏春秋·节丧》。
  (19)《墨子·节葬下》。
  (20)《吕氏春秋·节丧》。
  (21)陆翙《邺中记》。
  (22)陆翙《邺中记》。
  (23)见《左传·文公六年》及《史记·秦本纪》。
  (24)《墨子·节葬下》。
  (25)《史记·秦始皇本纪》。
  (26)《晋书·索綝传》。
  (27)《晋书·索綝传》。
  (28)《汉书·杨王孙传》。
  (29)《后汉书·卢植传》。
  (3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31)《后汉书·光武记》。
  (32)见《通典》卷85及《宋史·礼志二七》。
  (33)《礼记·曲礼下》。
  (34)方相氏是传说中的驱疫避邪之神,面目狰狞,身驱高大。出殡时用方相氏的偶像开路,是为了驱除邪鬼。
  (35)《礼记·三年问》。
  (36)《仪礼·丧服》孔颖达疏引郑玄《三礼目录》。
  (37)《礼记·问丧》。
  (38)《论语·阳货》。
  (39)见《礼记·间传》。
  (40)见《仪礼·丧服》及贾公彦疏。
  (41)《礼记·丧服四制》。
  (42)见《仪礼·丧服传》。
  (43)见《仪礼·丧服》注。
  (44)《东壁遗书·五服异同考》。

---------------------------------------------------------

晋朝的“以孝治天下”

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鲁迅指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
        但决不是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有一条传统的老规矩:大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咸菜的味道吃起来特美(那是当然的);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这么多年不梳头不洗发,真够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父老不归供养”属于不孝,因为按周礼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此即“三王养老之制”。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综上可见,“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车胤传》:“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个活动相当隆重。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晋书礼志》有集中的记载,散见于诸传者亦多。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张辅传)有的问题处理过严,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马睿为丞相时,“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同会。”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了,现在提早一天,论起来还在妇服期内,就违反了礼制。以“刻碎”著称的丞相司直刘隗,居然提出弹劾;丞相作出处理:梁龛免官、削爵;参加“非礼”宴会的周颉等三十余人都夺俸一月(《刘隗传》)。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
        又何况司马氏倡孝道又是那么虚伪!看看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否!他们做了不孝的坏榜样。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们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上文说过《晋书》列传中有孝子55人,其中恐亦有假。《晋书•孝友传》序云:“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这话显示,修撰《晋书》的初唐史家,觉得晋代孝悌名流不够多。相比之下,《南齐书•孝义传》16人,《梁书•孝行传》16人,晋朝百年,14人确实少了点儿。当然,体例有关,不能说《孝友传》外无孝子;但传外诸传中55人以孝闻,必有谀词。特别是地位显赫而又仅仅“居丧以孝闻”的诸公。如高密王司马泰、新野王司马歆、贾充、陆晔等,实际上恐难称孝子,顶多说得过去而已。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显得好看。沈约《宋书•孝义传》赞云:“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采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这是隔代史家较客观的评论,可见晋代孝子不多,才是实情。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郑默传》)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千载之后,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论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语。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戏终归是演戏。晋朝以孝治天下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

==================================
(22日更新)

王与马,共天下

"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东晋政权的阶级实质而言。东晋政权是以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为支柱建立的。东晋建立时,得到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等的支持。王导帮助司马睿争取到吴姓士族即江南地区土著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功劳最大,所以王导为丞相,以王导族兄王敦任镇东大将军,王氏士族执掌了大权,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政权是代表士族门阀大地主利益的,北方南来的侨姓士族和南方原有的吴姓士族结合在一起,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
(26日更新)

唯才是举

典故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
  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辽;“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
  魏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

解释
  1.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荐举。
  2.推举人才的时候,根据某人是否有才能来推举。
  3.只有有才能的人,才任用、推举。

-----------------------

出处
  三国·魏·曹操《求贤令》:“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
(27日更细)

土断

 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
  西晋时已出现土断概念。晋初司空卫瓘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法。户籍都按住地编定,取消客籍户,选举由乡里评定。这是针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东晋、南朝的土断则是针对当时侨人和侨州郡而实行的政策。
  西晋末,北方人民大量南流,东晋建立后,政府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予以安置(见侨州郡县)。他们只在这种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入白籍者不负担国家调役(见黄籍)。侨人有的相对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他们虽在侨县登记户籍,却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侨州和它所属的郡县也不是都在一处,有的相距很远,管理极为不便。侨州、郡、县开始也只是办事机构,并无实土,所以仅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各州侨人既和原来的江南土著百姓杂处,又彼此相互混居,却分属于不同的州、郡、县管理。流民南下之初,多数还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而且流人初到,并无产业,为了安抚他们,凭借他们的武力为北伐资本,也不能不给以优复特权。但北伐多次失败,重返绝望,居处既久,人安其业。侨人中的上层已多占有田园别墅;下层的除了沦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而且许多江南农民也逃亡而变成豪强私附。这些都不利于东晋政府的统治,因此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之后,便要实行土断政策。
  土断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以便政府统一对编户齐民的剥削。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又调整其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与此同时,清查隐匿漏户,把逃亡农民和由豪强隐占的私属搜括出来,充作政府的赋役对象,这也是土断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为侧重。
  东晋的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其中最著名的哀帝兴宁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诏。故名)和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刘裕(即宋武帝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都以严格执行见称。庚戌土断时,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下狱治罪;义熙土断时,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
  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政府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
  土断结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从此由北人变成了南人,客观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北方流人不断南下,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串整个东晋、南朝。
[ 此贴被囧Q在2009-12-27 04:32重新编辑 ]
囧Q

ZxID:9741308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chantelle
我们钟情于某些音乐,终究是钟情于某些回忆。
举报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09-12-13 0
— (灬千ヽ) 在字数未满1万或图片未满20张的情况下,请不要多占楼哦。。
帖子好坏跟占楼多少不成比例,主要是内容。。
亲的帖子还没发完是吧,等发完了这帖子可以加分的。。辛苦了。。加油。。
感谢支持素材区。。O(∩_∩)O~ (2009-12-13 09:48) —
终于暂时完成
这篇我会持续更新
因为那本小说我还在继续追

==========================
(22日更新,二楼满了一万字)

王导
[attachment=9702860]
个人简介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琅琊王氏,从太保王祥以来,一直是名门望族,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导的祖父王览,官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东晋建立后,身历要职。咸康五年(339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谥文献。有六子。

王导轶事
  古代富豪石崇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向来不能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行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他原本倒是能喝酒,却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拥立元帝 建立东晋
  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识量,陈留高士张公曾对他的从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袭父爵,为即丘子。及长为司空刘寔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不就。后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
  王导素和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后改建康,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任安东将军司马。他主动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王导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从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群从弟子布列显要。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出身中原著名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元帝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导的支持。元帝因此把王导比做自己的“萧何”,极为倚重。长江流域建立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曾有晋墓砖铭赞道:“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南北士族 绥抚新旧
  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剂新来的北方(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江东)士族之间的矛盾。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匈奴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当时知名的有:以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壸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頵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掾等。但有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是怀疑和悲观的。例如,桓彝在初到时,看到司马睿势力单薄,很为担心,他对周顗说:“我因为中原多故,想到江南寻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怎么办才好呢?”当王导和他纵谈形势以后,他的态度有了变化:“我见到了江左‘管仲’,不再忧虑了。”有一次诸名士在新亭上聚会,周顗叹气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在座的听了都哭了起来。王导正色劝导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原东吴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琊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顾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江苏宜兴县)周玘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伧,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元帝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周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流亡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 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名义上有皇族血统,其他任何称帝的实力都不具备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元帝心中的感激、信任之情了。

王敦之乱

  晋元帝登帝位以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刘隗、刁协作心腹,并且暗中作军事布置,释放扬州地区内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把他们组成军队,任命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等六州军事;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等四州军事,各率万人,分驻合肥、淮阴,名义上是北讨石勒,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王导因此被疏远,但他仍能保持常态,不作计较。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周颤、刁协,刘隗逃奔石勒,史称“王敦之乱”。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进一步篡夺政权,王导便表示坚决的反对,出面来维护帝室。原来西都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欲专国政,恐怕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王导不从,及至王敦攻入建康以后,对王导说:“那时不听我言,几乎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王敦无法实现他的野心,只好退回武昌。
  太宁元年(323年),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又加紧图谋篡夺,王导站在维护帝室立场坚决反击。这时王敦病重,不能自将,其兄王含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于江宁南岸。王导致信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济;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同时具体部署兵力坚决抵抗。先是王导听说王敦病重,就率子弟为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大大鼓舞了士气。在一个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人渡江偷袭,王含无备,被杀得大败。王敦得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婢,坏了我的大事!”不久就死了。王敦无子,以含子王应为嗣。军败,含父子西奔荆州,为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王敦虽因谋反而死,但王导却以保卫帝室有功,以司徒进位太保,从弟王彬为度支尚书,王彬之子王彪官至尚书令,位任不衰,琅砑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望族。


苏峻之乱

  太宁三年(325年),晋明帝病死,幼主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与外戚庾亮辅政。庾亮不顾王导的劝阻,执意征召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入京。苏峻起兵,自淮南举兵入都,爆发了“苏峻之乱”。苏峻入京后,专擅朝政,因王导的德望而不敢加害他。后叛乱为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手平息,收复建康。王导驳回了温峤等人的迁都建议,稳定了局面。

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
  王导为政的措施之三,是“清静为政”,即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法,来处理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有势力的大族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对于这些大族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吏压迫百姓的行径,不加干涉。东晋初年,石头仓米一万斛为豪强所盗,朝廷不去追究,却以处置仓库监守来塞责。江南万顷江湖,尽被世家豪族霸占,百姓下一网、安一篆,都要被没收鱼器和罚绢十匹。有民谣愤怒地唱道:“廷尉狱,平如底;有钱生,无钱死!”
  这就是王导的“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方针的具体执行。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都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荣的族子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所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的人都自悔失言。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就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如陈頵曾致信王导说:西晋所以颠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拔贤选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不听他的劝告,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误国,而月把屡发正论的陈頵贬出去当郡太守。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有人曾经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巾还第’,有什么可怕呢?”表现恬淡无为,不计进退;可是王导心里对庾亮很不服,骂庾是“尘污人”。
  除了政事以外,王导对于教育事业是关心的。当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他曾上书元帝,提出“尊道而贵士”,“先教而后战”,“取才用士咸先本于学”,认为“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雨沾肌骨,习以成性”,就可以“迁善远罪,行成德立”,“事君则忠”,“泣下则仁”。主张“择朝之弟”入学,“选明傅修礼之士”为师,“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他还谈到“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爱国之心尚未全泯。但他认为,要象“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一样,经过教育感化,讲究礼仪揖让,就可以使入侵的少数民族“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未免迹近荒唐了。

偏安江左 和睦共处
  王导平日性情谦和宽厚,心有测隐仁爱之心,故能忍让、调剂各方面矛盾,基本上做到和睦共处。西晋武帝时期,王恺、石崇以豪侈为尚。有一次,石崇大宴宾客,王导和王敦都在座,石崇使美人敬酒,如客人饮酒不尽,就将美人杀掉。王敦故意不饮,敬酒的美人悲惧失色,而王敦傲然无视。王导素不能饮,恐怕敬酒的美人被杀,勉强尽觞。
  但王导也有徇私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王敦起兵反晋的时候,王导每天带领宗族子弟诣阙待罪,曾苦苦相求尚书左仆射周顗(字伯仁)相救。当时周顗口里未应而实际却上表力辩王导的忠诚,王导并不知情因此内心含恨。王敦攻入建康后,曾经请示王导如何处置周顗,首先问:“可为三公?”导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又不应;最后王敦说:“那么只有把他杀了!”王导仍然不表态。于是王敦就将周顗杀了。等到清理宫廷档案时,发现了周顗相救王导的表章,王导才叹悔说:“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总之,王导为政的基本点就是收揽一批北方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但是由于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王氏与司马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就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一生的事业就是调剂这些矛盾,因而造成偏安江左的局面。这个局面也是王导和晋元帝所专注和希冀的。至于北伐恢复中原,虽然当时有祖逖等名将积极主张,而且祖逖曾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但祖逖后来并未得到王导和晋元帝的支持和信用,以致忧愤而终。这不能不说是王导政治思想的一个消极方面。
  王导死后多年,东晋又遇到一次危机,就是桓温的图谋篡夺事件,不过由于王、谢两大士族的抵制,桓温的野心未能实现。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的弟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景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各大族势力平衡的“镇之以和静”的作法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王导保持东晋偏安的政治措施的积极影响作用。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皇帝于朝举哀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仪式赠物之礼,比照汉代的霍光及西晋的司马孚。下葬时,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没有可以同他相比的。
  王导有两弟:王颖、王敞,少时与王导俱知名,时人以王颖比温峤,以王敞比邓攸,并早卒。有六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邵、王荟。

=========================
(1/08日更新)

支道林

本名支遁,以字行,俗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佛教学者、高僧。约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卒于废帝太和元年(366年),享年53岁。 二十五岁出家。后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讲经,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注《庄子·逍遥游》,见解独到。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有《释即色本无义》等。
  关氏家族世代奉佛,道林受环境熏陶,自小对于佛理有所领悟。其家大概在永嘉之乱时迁居江左,所以道林少年时得以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较深入地钻研和体会了大乘佛学的奥义。
  25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大约他的师傅是西域月支人,按照当时习俗,僧人从师姓,故道林改姓支氏。出家不久即到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与朝中名士有所接触。太原王蒙赞扬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见到道林,则以为卫玠再世。辅嗣即王弼,与卫玠都是魏晋玄谈领袖。年青的支道林初入京就被比成王弼、卫玠,可见他的天挺之资、卓拔学识,在当时已为名士所激赏。
  东晋建康的佛学界学风很盛,各大寺院常举行公开的讲经大会,由名德学僧登坛开讲,听众成百上千,除了本寺徒众外,往往还有寺外僧俗参加,并可自由提问、辩论,这种讲经形式称为讲肆。支道林在建康期间,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也就是说,他善于把握经典要义,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对于经文的词句却常常脱落遗漏。他的这种作风,被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经师、论师所看轻,认为狂妄空疏。但谢安听说了这个情况后却大加赞赏,认为支道林对佛理善于抓住精华,略其枝叶,就像古代善于相马的九方皋一样,略其玄黄,取其骏逸。其他名士如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蒙、王修父子、何充、王文度、谢长遐等,都像谢安那样给予支道林很高评价,这些一代名流都成为道林的知交。
  支道林对《庄子·逍遥游》有特殊的爱好,见解也不同流俗。他曾在建康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论这篇文章,有人提出:“适性就是逍遥。”支道林说:“不然。古代著名暴君夏桀,著名大盗盗跖以残害为性,假如适性就是逍遥的标准,那么他们也算是逍遥了!”事后道林为《逍遥游》作了注,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见解。书成之后,一时硕学俊彦,莫不叹服。
  当时的般若学者纷纷就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解释,并因各自解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派。最有代表性的是道安等人的本无宗,认为“无”在万化之前,“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所以以“无”为“本”,强调“无”是实有,客观现象是“末”,而“末”是空幻不实的。另一重要派别是支敏度等人的心无宗,认为本体是空虚的,现象才是实有的。支道林对这两派理论都不满意,著《大小品对比要钞》、《即色游玄论》等文,提出了“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观点,在肯定道安“本无”的基础上,批评了道安直接就本体去认识本体的错误,主张本体与现象互为依据,应该就现象(色)去认识本体(玄),反过来又通过本体去认识现象。
  支道林的学说,对于“本无宗”、“心无宗”都有所批判,又都有所继承,虽然并未完全把握印度以马鸣、龙树为代表的般若性空学说的真义,但在理论上确实超过了其他各个学派、已经比较接近于般若学的非有非无的本体论体系。所以其论一出,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与“本无”、“心无”两派鼎足而三的第三大学派。人们把他这派学说称为“即色宗”。
  支道林对于自己的“即色义”很自负,论成之后,曾特意拿给大名流王坦之看,认为肯定会得到赞许。名僧于法开是主张“识含宗”的,常与支道林辩论“即色空义”。大名士郗超赞成道林的见解,何默则拥护于法开的主张,互相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后来多数人站到了支道林一边,于法开气愤不过,离开建康隐遁剡县,足见支道林学说在僧俗两界是多么受欢迎。
  大约在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左右,支道林也离开了建康,到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立支山寺。其后又南下入剡县(今浙江嵊县西南),先居于□山的沃洲小岭,不久移至石城山,立栖光寺。
  道林入剡之时,谢安正任吴兴(郡治在今浙江吴兴县南)太守,写信给道林,要求他移居吴兴。信中说:“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蹙蹙,触事惆怅,唯待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谢公对于他,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王羲之时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内史,早已风闻支道林的高名,心中还有些怀疑。道林还剡县,途经会稽郡治,羲之特往相见,想观察一下道林的风度和学问。见面之后,羲之问道:“《逍遥篇》可得闻乎?”支道林立刻为他写出主要内容,数千余言,一挥而就。揭示的义理,为《庄子》研究的大名家向秀、郭象所未曾道及,新颖深刻,辞藻又极华美,王羲之读了,惊叹不置,遂披襟解带,留连不已。当即热情地邀请支道林住于本郡灵嘉寺,旨在能多和他亲近、谈讲。
  支道林住在剡县的时候,名僧如竺法深、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都在那里;名士如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询等,也都在本郡(剡县属会稽郡)。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为盛极一时。
  此时支道林因为年龄稍长,对于禅法也发生了兴趣。时时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食涧饮,浪志无生,并曾为《安般守意经》、《本起四禅经》等作注。显然,他也有了坐禅养生的要求。
  但是他的名士作风仍然没有改变。坐禅之外,喜欢作诗、写字、养马、放鹤,优游山水。他写的诗常带有浓厚的老、庄气味,写字则擅长草书和隶书。养马、放鹤本来不是和尚应做的事,他却照做不误,而且做得那么富于情趣,那么符合他的名士派头。《世说新语》记载着他养马的一段轶事:“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后来又有人送鹤给他,道林把鹤带到山坡上,对鹤说:“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说着就把鹤放了。
  道林行事,率情任性,多如此类。对于讲经说法,他也未尝中断。曾出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讲《维摩经》,道林作法师,许询为都讲,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层层深入地阐释经义。每当道林把一层意思剖析明白,听众总认为无懈可击,许询应不可能再提出问题了。没想到许询又出人意表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大家又想,这一回支道林要被难住了。而道林竟又生发出新义,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如此往复,直到讲经结束,两家的问答就像汩汩流泉,永不枯竭。道林的阐释生动形象,听众都感到确实已领会其要旨,但事后想把道林讲的复述一遍,未说上几句就说不下去了,这才感到道林义理的精微奥妙。
  晋哀帝即位后(361年—),频遣使者徵请支道林出都。支道林应诏回到建康,安置在东安寺,开讲《般若道行经》,道俗钦崇,朝野悦服。名士王蒙经过多年构思,自认为已经把握般若的精理。他把心得写成几百字的一篇文章,拿来给支道林看,以为道林不能与自己抗衡。支道林看过文章,慢慢说道:“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王蒙羞惭满面地回到家中,叹道:“支道林实在是穿着袈裟的王弼、何晏,非吾辈能及!”
  支道林的人品学问,士大夫们钦敬之余,常常作为谈资。郗超曾问谢安:“林公(道林)谈何如嵇中散(嵇康)?”谢安说:“嵇十分努力的话,勉强可以赶得上。”又问:“何如殷浩?”谢安说:“叠叠不休地辩论,恐怕殷在支上;超拔直上,殷就望尘莫及了。”郗超很赞同谢安的评价,他后来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
  支道林这次在京城呆了将近三年,忆念剡县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乃上书要求回归东山。哀帝批准了他的申请,令有关部门优厚资送道林上路。一时名流,都到郊外征虏亭为道林饯别。宴会上,大家争着坐在道林近旁。抚军长史蔡子叔先到,挨着道林的座位坐下,谢安后来,只得坐在离道林较远之处。后来蔡有事暂时离座,谢安连忙移坐到他空出的位置上。蔡回来见位置被谢占了,二话不说,近前将谢连坐垫一起举起,扔在地上,自己重新坐在旧位上。谢被摔得衣帽歪斜,慢慢起身,振衣就席,了不介意。由此可见,支道林多么受时贤的敬慕!
  支道林回到剡县不久,因病卒于石城山旧居,年53岁,时为太和元年(366年)闰四月四日。死后仍受到名士们长期的思慕。后来高士戴逵路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王询作有《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年)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孙绰《道贤论》把支道林比向秀,论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后来王该则说:“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粹,神风清萧。”这都是因为支道林集名僧与名士于一身,心胸风神,与玄学清谈家无异而特高,故能生前大受名士称赏,死后长为辈流怀念。
[ 此贴被囧Q在2010-01-08 09:36重新编辑 ]
囧Q

ZxID:9741308


等级: 派派贵宾
配偶: chantelle
我们钟情于某些音乐,终究是钟情于某些回忆。
举报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09-12-13 0
占楼444
发帖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