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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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
paipai里一位大人已经贴出来，我就不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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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品与性 爱的狂欢——晋朝的嬉皮士们
http://www.paipai.fm/r5890122_u9741308/里面有写到五石散，还有美男卫玠这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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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轮回详解
http://www.paipai.fm/r5888036_u9741308/六道轮回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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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的一些美人儿
『历代系列美女』之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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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英台 [attachment=9690943]
祝英台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即公元377年。祝家也是由于北方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而南迁的士族，定居在山明水秀的上虞，即今天浙江北部，在一处荒僻的梅溪源头聚族而居，人们都把这里称之为祝家庄，传到祝英台已是南迁之后的第四代了。
故事见于唐梁载言《十言志》、张读《宣室志》、明冯梦龙《情史》、清曹秉仁《宁波府志》。祝英台出生于中国最美丽的江南水乡——上虞，是一位富户家的 独生女，才貌双绝。她乔扮男装外出求学，路上与年轻书生梁山伯结伴同行。同窗同宿三年，二人形影不离，但梁山伯竟不知她是女儿身。分别时，她约定一个日子，要梁山伯一定来访，她要把自己漂亮的妹妹介绍给山伯为妻，其实她是以身相许。梁山伯因家境贫寒，自卑以致失约。她回家后，在父母的催逼下，不得不与马家公子定婚。等梁山伯上门得知她是女儿身后，已无法挽回，山伯悔疚而死。她出嫁马家经过山伯墓前时痛苦失声。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墓穴大开，她纵身跳入。风定之后，只见一对美丽的大蝴蝶双双飞舞。黄色的是她，黑色的就是梁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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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芬 左棻，也作左芬，字兰芝——诗情涌动的后妃人物简介[attachment=9690945]
左芬（？—300），西晋女文学家，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据出土墓志，字兰芝，芬应作棻，我国最早的女诗人。少好学，善作文。为武帝妃嫔。今存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都为应诏而作，《离思赋》最著名。原有集，已失传。
晋武帝司马炎闻听诗人左思的妹妹左芬才情过人即纳入后宫，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拜为修仪，后为贵嫔，世称左嫔妃，又称九嫔。《晋书·后妃传》有他的传记。左芬因为德才超群每每被帝王群臣赞赏，使后宫佳丽见妒。一贯荒唐渔色的司马炎是历史上最无耻无为的帝王之一，左芬被封为贵妃，不过是司马炎为自己博得惜才的虚名，《晋书》中称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啄木诗》是左芬淡泊自律的生活写照。她入选嫔妃后，长居深宫，物质生活虽然十分丰富，但精神生活却非常空虚，因而她写诗主要是描绘宫中的凄凉生活和青春被葬送的无限悲哀。《杂感诗》是其代表作之一。她的诗构思新颖，感情充沛，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作品。
左芬的名声亚于她的哥哥左思，兄妹俩素来友爱。左芬被选入后宫，左思曾作《悼离赠妹诗》两首。所谓“悼离”，更与寻常离别不同，因为被征入后宫，咫尺便是天涯，生离亦同死别。左芬的诗仅存两首，其中一首《感离诗》，就是答左思《悼离赠妹诗》的作品，载于《艺文类聚》。另外，《古诗源》载有她一首《啄木诗》。沈德潜评价此诗说“学问语，无蒙腐之气。”可惜的是，她的诗留世实在太少，使我们无法窥见她的全貌。
左芬原有集四卷，业也散佚，今存作品，除上述两首诗外，尚有赋、颂、赞、诔等二十余篇，大都为应诏之作，文辞甚为研丽。
洛阳纸贵 左芬，根据出土的墓志铭上所书，应该为“左棻”。是著名的文学家左思的妹妹，所谓“洛阳纸贵”这一成语就是从左思的故事来的。左思貌丑口讷，智力口齿上和郭靖有一拚，学东西特慢。但他有一种勤奋不懈的精神，左思仰慕前人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两京赋》（张衡不单会发明地动仪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文理全才），就立志写一篇《三都赋》（当时三国归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之都）。这一下子就写了十年之久，不过终于写成后，《三都赋》轰动一时，洛阳文人竞相传阅抄写，“洛阳为之纸贵”。呵呵，如果是现在，肯定能上畅销书的榜首。
因才入宫 左思名声大噪之后，当时的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左思的妹妹左芬也很有才名，就下令将她选入宫中。司马炎将女左芬纳入后宫，其实是出于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司马炎雄才大略其实远不如其祖司马懿、父司马昭等。当时司马炎继承了其祖、父打下的江山，看到三分归晋，天下一统，就耽于享乐。这家伙不单将蜀、吴二国的后宫佳人都纳为已有，还大肆选民间美女入宫。晋武帝将左芬选入宫中，其实也是出于沽名钓誉，就像有的人附庸风雅，购得名画古玩放在家中，其实啥也不懂，根本不知道如何赏鉴这些宝物，最多就懂得“值钱”两字而已。而且左芬据说还长得不怎么漂亮，《晋书》中称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也就是说左芬长得丑陋身体又病弱，所以根本得不到皇帝的宠幸。特别受宠或有地位的妃子才有资格扩建宫舍，或者住好一点的房子，左芬既然得不到皇帝的宠幸，所以她住的房子自然是“薄室”了。
深宫生活 当时的后宫，就算左芬长得也是美如天仙，也很难得到专宠。据史书载：“（晋武帝）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司马炎这家伙后宫的美女太多了，自己都懒得转，就坐上个羊拉的小车到处转着看美女，看着哪个合心意，就睡在哪儿。后来宫女们想出个取巧的法儿，用“竹叶插户，盐汁撒地”来吸引羊过来，从而吸引皇帝的注意力。看到这个，江湖夜雨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用“竹叶”来吸引羊，好像羊是爱吃草的，用“竹叶”来吸引，倒像是大熊猫拉的车。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竞争”之激烈，像左芬这样既不漂亮，又没有那么多的狡黠心眼的美眉还能有什么指望？
司马炎没有当皇帝之前，就有个妻子叫杨艳，后来当然成为皇后，历史上著名傻子皇帝——晋惠帝就是她的儿子。在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女中，还有一个司马炎比较宠爱的女子叫胡芳，她父亲是名武将。该女率性大胆，当时她被选中为妃子后，就当场痛哭失声，旁边的人说：“小声点，当心皇帝听到了。”该女正气怒伤心之下，不管不顾地说：“我死都不怕，怕什么皇帝。”司马炎听了倒比较欣赏她，册封她为贵嫔。这个女子很大胆直白，有次和皇帝玩樗蒱之戏（古代一种赌博的游戏），和皇帝争执起来，竟扳伤了皇帝的手。皇帝当然很生气，说她“你真是个粗鲁武将的女儿”，胡芳就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的（指皇帝的祖父司马懿），难道不也是武将吗？对于她的大胆率真，司马炎倒是不以为忤，反而给予她仅次于皇后的待遇。她生了一个女儿封武安公主。
不过左芬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晋武帝的“宠幸”。最多也就是在宫中聚会时让她写写文章而已。“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晋书》），可惜呀，左芬美眉的大好才华只能像歌女之歌舞女之舞一样成为皇帝酒足饭饱之后点缀升平，显示风雅的一种摆设罢了。
寄情于诗 左芬存有诗、赋、颂、赞、诔等20余篇，大多为应诏而作。《感离诗》、《感离赋》、《啄木诗》是其代表作。在她受命而写的那些诗赋中，虽也不乏情真意切之作，但岂能摆脱得了应景的阴影？对于左芬来说，她在宫中的那些日子，承受的是双重痛苦。从女人的角度来说，她既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也没有得到普通夫妻间的日常恩爱。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她没有创作的自由，总得写些命题应景之作，岂不痛苦？
在将近400字的《离思赋》中，左芬尽情地宣泄了自己的哀愁。“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仰行云以欷兮，涕流射而沾巾”；甚至“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充满宫怨之气。在前述的双重痛苦中，左芬又增添了深切的思亲之痛。钱钟书曾这样评价《离思赋》：“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唐玄宗江妃《楼东赋》等，其尤著者。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尽管“有志”，左芬也无力逃脱命运，也正因为“有志”，才更加痛苦。
才女晚景 公元290年，荒淫无度的司马炎在洛阳去世，291年贾南风（傻子皇帝晋惠帝的皇后）控制了皇宫和朝政，活活饿死了太后杨芷（杨艳的妹妹，杨艳死时要求司马炎娶她），服侍杨芷的宫女也被统统饿死。贾南风操纵了傻子皇帝后为所欲为，秽乱宫禁，派心腹出宫物色美貌少年，载入宫中，玩够了以后，便一一杀掉灭口。又害死了太子司马遹。这时宫里可谓天翻地覆，我想当时，左芬更是被冷落到一边无人问津，就在这个时候，左芬默默地死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了一块她的墓碑，上面的碑文也很简略：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300年）三月十八日薨……
左芬诗集 《感离诗》 自我去膝下。倐忽逾再期。
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
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
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
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
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这一首宫怨诗，最初见载于《艺文类聚》。作者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之妹。西晋泰始八年(272)，左芬因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召充后宫；左思也同时移居洛阳。他们兄妹虽同居京城，但宫禁清切，难以相见，只能通过赠答诗章，来寄托这咫尺天涯的思念之情。左芬入宫二年时，左思作四言诗《悼离赠妹》，以表示一片深情。左芬这首诗亦作于同年。
开端四句，交代兄妹分离的时间，并抒发不得相见的惆怅。“自我”两句，是从时间上说。“膝下”，人幼年时，常依于父母膝下，后用作对父母的代称。左氏兄妹，“早丧先妣”，同命相依，“恩百常情”(左思《悼离赠妹》)，故这里的“膝下”，非指父母，而是诗人对兄长的尊敬称谓，其中流露了深婉的依恋之情。以今视昔，确乎是会产生“逝者如斯夫”的感受，故以“倏忽”一词概之。“再期”，两周年。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而兄妹间竟一次也没得相见，诗人的惆怅之情油然而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相见的希望一天比一天邈远，真不知何时才能拜见兄长。“邈”即是“远”，“浸”与“弥”同义，都是“更加”之意。这里重复使用，更见得女诗人企望之深、凄切之甚。这二句犹如我们今天给久别的亲友写信，开头常说时间过得真快，一别就是几年，不知何日才得以见面云云。这样平平的诗意渐进，却清晰地展示了女诗人特有的细致心曲。诗至此，我们仿佛已经感受到了一个想见至亲而不得、处于无休止的企待中的女性形象。
以上四句偏于交代，是纵向，下面“披省”四句则移于横向。相见之日遥遥无期，诗人的企盼之情又难以消歇，个中苦楚是不言而喻的。无奈之下，诗人取出她珍藏的兄长书信诗章，一遍遍地观览，以作为感情的藉慰，精神的支柱。“披省”即翻阅，“寻玩”，追寻诗意而玩味。“悼离词”，指左思的《悼离赠妹》诗。诗人重温兄长的诗书，其中的一往深情，更使她心灵为之颤动。“仿佛”两句，思情达到高潮。读着、看着，兄长的音容笑貌，在她的脑际依稀出现，她不由得感叹欷歔，泪水滂沱而出……。诗人在《离思赋》也曾经抒发这种骨肉乖隔的至悲至痛:“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无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二作参看，我们更可以理解诗人此时心灵世界的悲恻。
结尾四句，诗人从情感的涡流返回现实。“何时当奉面”，诗人对能否见到兄长，怀有既渺茫又没完全绝望的复杂心理。“何时”又重复了一次，“奉面”与“拜奉”也是同义。二语于一篇中再致意，足见女诗人对重逢的渴望何其深切。但诗人欷歔伤悲，难道仅仅是为了一次“奉面”而已？非也！“娱目于书诗”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在往昔，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吟诗，其中自有许多“娱目”——赏心悦目之事。这往日的欢乐，才是静锁深宫的女诗人魂牵梦萦的所在、无日或忘的向往！所以，左芬对兄长的思念，其实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怀思的一种体现。厌弃貌似华贵的宫廷而怀恋诗书自娱的生活，又正体现了女诗人清峻高朗的志尚和胸次。然而，这向往最终只有归之于梦想。与梦想相对立的现实，只是“辛苦”——在宫廷枷锁的重负下，又安得而不辛苦？“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这二句包揽了女诗人入宫后的一切不幸、一切思念，言简而意丰，看似无可奈何之语，但一个“诉”字、一个“告”字，又何尝不隐含着点点斑斑的血泪？这二句结住全诗，既点醒题目，又有低回不尽之效应。
钱钟书先生曾给左芬《离思赋》以较高的评价：“宫怨诗赋多写待临望幸之怀，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唐玄宗江妃《楼东赋》等，其尤著者。左芬不以侍至尊为荣，而以隔‘至亲’为恨，可谓有志。《红楼梦》第一八回贾妃省亲，到家见骨肉而‘垂泪呜咽’，自言：‘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词章中宣达此段情境，莫早于左《赋》者。”(《管锥篇》第1103页)这段话从宫怨题材的发展上，指明《离思赋》在主题上的创造性。而左芬的这首诗也可作如是观，因为我们从“何时当奉面”二句中，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追求独立人格、企求自由生活的呼唤之声。另外，若联系西晋史料，我们还可发现左芬诗赋包蕴着很现实的社会内容，《资治通鉴·晋纪》载，公元二七三年至二七四年，“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娶”“诏又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人入宫选之，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所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左芬的离思之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成千上万宫廷女子的悲剧命运。
《离思赋》 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不见图画之妙像兮，不闻先哲之典谟。既愚陋而寡识兮，谬忝厕于紫庐。非草苗之所处兮，恒怵惕以忧惧。怀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终之万虑。嗟隐忧之沈积兮，独郁结而靡诉。意惨愦而无聊兮，思缠绵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
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晻暧而无光兮，气懰栗以冽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娈兮，每彩衣以娱亲。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
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
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啕，心不自聊，泣涟洏兮。援笔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
这篇辞赋虽然由于时代久远，读起来颇有些生涩难懂之处，但其中的“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啕，心不自聊”之类的句子江湖夜雨还是能读得懂的，确实发自内心，感人至深，左芬看不到前面的路有丝毫光亮，她只有“仰苍天而泣血”。
《啄木诗》 南山有鸟。自名啄木。
饥则啄树。暮则巢宿。
无干于人。唯志所欲。
此盖禽兽。性清者荣。
性浊者辱。
有的文章解释说这是左芬以啄木鸟为喻，表明自己清高不群的品格和姿态。明代钟惺的《名媛诗归》中说：“咏物诗说性情妙矣！却又以明达语与物理印证，唯杜工部诗独擅其美，不知原本实在此。”给予此诗极高的评价。不过这里顺便提一下，江湖夜雨由于水平有限，对汉诗一向不大懂得欣赏。汉诗中除了中学课本中选的曹操的诗篇和有些乐府民歌外，多数让江湖夜雨读来都觉得如同啃大骨头一样，咬不动嚼不烂的。另外，江湖夜雨觉得汉诗之所以让大家有陌生和隔膜感，除了时代久远有“代沟”（汉诗中的一些常用字词和现代大不相同）外，艺术手法上也没有像唐诗一样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超境界。例如上面左芬的这首《啄木诗》，江湖夜雨觉得后面的“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三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如果砍去，反而更倒有余味不尽之感。这里当然不是菲薄左芬的才气，而是当时的文风就是这样，汉诗往往就是说的很直白，没有什么余味，不像唐诗那样艺术性极高。其实诗也是在发展的，有些人喜欢厚古薄今，常把前人说得如神仙一样，其实也不尽然。左芬还有一篇叫做《松柏赋》的文章，意思和《啄木诗》差不多，都是借物喻人，比喻自己的高洁性情。这里江湖夜雨就不再引录了。
附：
左思《悼离赠妹诗二首》 郁郁岱青 海渎所经 阴精神灵 为祥为祯 峨峨令妹 应期挺生 如兰之秀 如芝之荣
总角岐嶷 龆龀夙成 比德古烈 异世同声 厥德伊何 塞渊其虑 厥声伊何 日新其誉
幽思泉涌 乃诗乃赋 飞翰云浮 藻星布 光曜邦族 名驰时路 翼翼群媛 是瞻是慕
匪惟见慕 善诱善导 斟酌诸姬 言成典诰 匪惟辞章 多才多巧 黼黻文绣 几微要妙
积德弥高 用心弥奥 伊我之 妹之曜 惟我惟妹 惟同生 早丧先妣 恩百常情
女子有行 实远父兄 骨肉之思 固有归宁 何悟离拆 隔以天庭 自我不见 於今二龄
岂惟二龄 相见未克 虽同京宇 殊邈异国 越鸟巢南 胡马仰北 自然之恋 禽兽罔革
仰瞻参商 沈忧内塞 何以抒怀 告情翰墨 穆穆令妹 有德有言 才丽汉班 明朗楚樊
默识若记 下笔成篇 行显中 名播八蕃 以兰之芳 以膏之明 永去骨肉 内充紫庭
至情至念 惟父惟兄 悲其生离 泣下交颈 桓山之鸟 四子同巢 将飞将散 悲 忉忉
惟彼禽鸟 犹有号 况我同生 载忧载劳 将离将别 置酒中堂 杯不饮 涕 纵横
会日何短 隔日何长 仰瞻曜灵 爱此寸光 何以为赠 勉以列图 何以为诫 申以诗书
去去在近 上下欷 含辞满胸 郁愤不舒 燕燕之诗 伫立以泣 送尔涉涂 涕泗交集
云往雨绝 瞻望弗及 延伫中衢
忆既乖既离驰情 何寝不梦 何行不想 静言永念 形留神往 优思成疚 结在精爽 其思伊何 发言流泪
其 伊何 寤寐惊悸 咏尔文辞 玩尔手笔 执书当面 聊以永日
附：
左棻墓碑文 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
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
四月廿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内。
父熹，字彦雍，太原相。弋阳太守。
兄思，字泰冲。
兄子，□字英□。
兄女，芳，字惠芳。
兄女，嫒，字纨素。
兄子，□奇，字骠卿，奉贵人祭祠。
嫂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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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道韫 [attachment=9690946]
人物生平 谢道韫(349—409)，咏絮之才的起源，著名才女。她出身于晋代王、谢两大家族中的谢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后期打败苻坚百万大军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成人后又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即王羲之二子王凝之之妻，可谓是出身于诗书富贵之家、礼乐簪缨之族。公元399年丈夫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后一直寡居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一次谢安召集儿女子侄讲论文义，俄而大雪骤下，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安侄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人所传诵。今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一作《登山》、《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拟嵇中散咏松诗》借歌咏松树以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
谢道韫和丈夫王凝之有四子一女。四子是蕴之，平之，亨之，恩之。一女成人后嫁给庾氏。据《晋书"烈女传》记载，谢道韫的子女在孙恩之乱中全部遇难，所以说，她虽出身名门，却也命运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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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览 谢道韫《泰山吟》：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非复匠，云构发自然。
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咏絮才”用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据《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后世常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可惜谢道韫的咏雪佳作有句无篇。这首《泰山吟》虽不及她的咏雪句著名，亦差可见其文才气度。
诗咏泰山，一开始就大气磅礴。巍峨泰山屹立神州之东，与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遥相对峙，故有东岳之称。作者描写它雄伟蕃秀，高耸入云，第二句中的“冲”字，极写泰山逶迤而上，直刺云天的气势，既传神且有动感。接着四句描绘山中景观，“岩中间虚宇”的“间”作分隔解，表现天际空明，云横崖间的景色。“云构”指山中岩洞，“非工非复匠”句，作者赞美了造化之功。这四句描写泰山胜景，作者未事藻绘，只赞以“寂寞幽以玄”，“云构发自然”，似偏于质朴无文。孰不知，此正是东晋土族文人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据刘义庆《世说新语》，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就是强调“冲静”、“玄远”、“旷淡”、“自然英发”。当时的诗风，亦崇尚质木玄胜。这种质朴审美观的思想基础是老庄之学，如《庄子·天道篇》云:“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刻意篇》中又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东晋时期老庄之学在士族中广为流行，这不仅成为人物品藻的尺度，亦成了诗歌美学的准则。所以谢道韫赞泰山以寂寞无言幽玄自然，看似质木不文，而实质表达了作者对峨峨泰山的最高赞美，包含着作者面对巍巍东岳的无比景仰之情。
才女在高山仰止之际，也触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因景动情，作者质问时运造化，何以使她屡遭迁谪流离。谢道韫生平行事已难详考，此二句应有所指不是泛泛之笔。查《晋书》本传，道韫夫王凝之及诸子均丧于乱臣孙恩之手，此后失亲流离之苦，不难推想。但是，作者并没有由此归结为自伤身世的哀叹。“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面对雄峻壮伟的泰山，诗人表达的是置身山川天宇，乐享天年，将有限之生命融化于无限之美景的希望胸怀。
我国古代名媛诗作，多以阴柔见长，以宛转细腻见胜，而谢道韫的这首《泰山吟》，却充满阳刚之气。女才子大笔挥洒，气度非凡，不让须眉。《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这首诗正可见其一斑。
历史评价 [attachment=9690949]
墨客笔下的谢道韫 咏史八首·谢道韫
年代：宋 作者：蒲寿宬
当时咏雪句，谁能出其右。
雅人有深致，锦心而绣口。
此事难效颦，画虎恐类狗。
为小叔子论战 为丈夫打仗 谢道韫让众神喧哗 晋代多风流名士，狂狷有之，潇洒有之，不羁有之……让有些女人恨不得生在那些时代，和那些风流才子共度余生。其实，晋代的女子亦佳，丝毫不输男子。换句话说，在晋代亦有不少女名士，谢道韫就是其中的一员。
谢道韫出生名门望族，为赢得“淝水之战”的一代名将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二儿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谢道韫才学过人，甚是聪慧，且勇敢果断，品味高雅，为东晋女诗人。《晋书》本传记她“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
《晋书·王凝之妻谢氏传》则云：“王凝之妻谢道韫，聪明有才辩，尝内集，雪骤下，叔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众承许之。”因此，后世称赞能诗善文的女子为“咏絮才”。谢道韫的文才气度，曾令她的小叔子王献之折服。相传谢道韫曾为王献之论战过。
书圣王羲之的三儿子王献之传其衣钵，颇得其真谛，被后世合称“二王”。晋代的名士多喜清谈，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不分白天黑夜地谈论不休。王献之也不例外，常邀文苑中顶尖的人物来家里相聚，在高手如云中论战，不亦乐乎。
一次，王献之与友人谈论诗文时，窘于应对，一时间处于下风，被此经过的谢道韫得知窘境，欲为之解围，就差了丫鬟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书“欲为小郎解围”。
魏晋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也渐受重视，虽有大家闺秀偶尔参与清谈，但会张设青绫幕幢以自蔽，使与之对谈的男性客人，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娇面。
当时的谢道韫便在垂下的一方青帘后，接着王献之他们的话题，从容不迫地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便让在座客人无言以对，理屈词穷而甘拜下风。让谢道韫顺利为小叔子论战解了围。谢道韫之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质不仅体现在论战中，更体现在她为自己的丈夫的突围中。一介弱女子，在危难时刻，丈夫都寄希望于神佛之时，她临危不惧、挺身而身，带领家丁突围。
谢道韫嫁到王家数十年，克尽妇道，温、良、恭、俭、让，无人不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好媳妇。十年间，王凝之在谢安的保荐下，从江州刺史、左将军，一直荣升为主管一郡军政大权的会稽内史。两晋虽不少人醉生梦死，看似洒脱飘逸，实则东晋是个因外频频而摇摇欲坠的朝代。就在王凝之在担任会稽内史时，发生了“孙恩之难”。
《晋书·列女传》载：“（道韫）及遭孙恩之难，举措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其外孙刘涛时年数岁，贼又欲害之，道韫曰：‘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宁先见杀。’恩虽毒虐，为之改容，乃不害涛。”
贼兵孙恩造反，杀到门前，王凝之还在求神拜佛，每天闭门默祷，以为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倒是一介弱女子谢道韫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学她叔父谢安“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组成一支突击队伍。
孙恩大军长驱直入，王凝之仓皇出逃，在城门附近被对方截住，糊里糊涂地被砍了脑袋。谢道韫镇定自若，带领队伍乘乱突围出城，横刀在手，乘肩舆而出，冲到大街上，一如她在青绫幕幢后的谈笑风生，其胆识与谋略不由得令人叹服和心折。
后虽勇而力不能敌，终成贼兵的俘虏，但其言行令贼兵孙恩也大为心折，对其改容相待，命人送她安返故居。此后，谢道韫一直寡居会稽。
家破人亡寡居会稽的谢道韫，并没有因此难而自艾自怜地幽怨生活，心性也并没有因世事之变故而改变，她依然那么地淡定和从容，为闻名而致的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使受益者众。
“当时咏雪句，谁能出其右。雅人有深致，锦心而绣口。此事难效颦，画虎恐类狗。”（宋蒲寿宬《咏史八首·谢道韫》）如谢道韫这般的女子，被后世才子佳人的笔墨不断追诉敬仰也是意料中的事。
轶事典故 晋代王、谢两族，世代替缨，朝廷倚之为柱石。既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又有所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的说法。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则又状写出人事沧桑，令人不胜感慨。
“袒腹东床”就是王羲之的故事。太傅郗鉴在晋室东渡以后，派遣门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都璿提亲，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婚嬅高门的难得机会，一个个神气端肃，扭捏作态，唯独王羲之毫不在乎依旧袒腹而卧在东窗床上，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 少年郎，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
王羲之的夫人为他生下了七子一女，一个个都成了东晋社会的名流。王羲之更以书法冠绝古今，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传其衣钵，功力虽然略逊其父也颇得真谛，后世合称“二王”。
谢道韫叔父就是“淝水之战”中东晋政权中，措国家如磐石的谢安。晋室东渡之初，谢安与王羲之同寓居在风光明媚的会稽，游山眺水，饮酒赋诗，放情丘壑，兴寄烟霞。谢安在谢氏诸子弟中，似乎特别欣赏侄女谢道温的聪颖与才情。有一天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 谢道温答道：“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吉甫就是周朝的贤臣尹吉甫。“吉甫作诵”是指的尹吉甫写的“丞民之诗”，这诗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帮助周宣王成就中兴之治。诗，辞清句丽，传诵不衰。谢安也不无同感，称赞谢道韫颇有雅人深致。还有一次，在北风怒吼 ，雪花纷飞的寒冷冬天，一家人围炉闲谈，谢安问大家：“大雪纷纷而下，象是什么样子？”谢朗应声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为之击掌赞叹，因此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她找到一个才堪匹配的好丈夫。
为侄女择婿，最理想的对象当然是王家的儿子。最初本来颇为属意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的卓尔不群。但王徽之的一件事使谢安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一个雪夜，王徽之独自饮酒，突然渴望会一会老朋友戴逮，于是立即泛舟刻溪，到半途意兴阑珊，又立即驾舟回府。有人问起， 答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怪！”谢安认为他恐怕不是那种贯彻始终的人，因而选择了他的哥哥——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
王凝之禀性忠厚，文学造诣极深，草书隶书也写得很好，笃信道教，行止端方。当时王羲之正担任会稽内史的职务，全家大小都住在这个远离战火，风光秀美的地方。正所谓“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春暖花开的时候，名流雅集。在一次兰亭集会中，大家即景赋诗为文，王羲之留下著名的《兰亭集序》，大大地感叹人生，发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的哀叹，这篇序文关健还在字美。据传唐太宗将它随葬，后来唐太宗墓被盗，就此失传。
谢道韫嫁到王家以后，克尽妇道，温、良、恭、俭、让，样样做到，王羲之全家都认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媳妇。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大炽，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大家闺秀有时也参加讨论，由于汉代以来儒家地位独尊，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也渐受重视，所以大家闺秀参与清谈，常张设青绫幕幢以自蔽，使对谈的男性客人，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娇面。
有一次丈夫的小弟弟王献之与友人谈论诗文，正处在下风，被经过的谢道韫听到了。她躲在屏风后听了一会，然后叫婢女告诉王献之，她愿出来为小叔子解围，王献之与客人异口同声表示愿意聆听的她的高论。
谢道韫端坐在青绫幕樟之后，将王献之的前议加以肯定，然而引经据典围绕主题进一步发挥，立意高远，头头是道，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理直气壮，淡然处之，常能使艰难困苦的局面化险为夷，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刚毅气质，谢道韫是受 到她叔父谢安极大的影响，谢安的临危不惧是很有名的。肥水之战时，他端坐家中与人下棋，前方捷报已到，也一直端坐把棋下完。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镇守长江上游，曾在蓝田大败秦兵，后又收复京师洛阳，可惜都因后继不足而功败垂成，留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桓温兵多将广，这年他率兵入朝，当时都城沸沸扬扬，相率猜疑，都说桓温无故入朝，不是来废幼主，就是来诛王、谢巨族。当时谢安、王坦之都在朝为官，奉朝命赴新亭迎接桓温，百官随行出都，个个惶惊不已。桓 温在新亭大陈兵卫，延见朝士，百官惟恐得罪，都只敢向桓温遥拜。谢安这时是吏部尚书，从容走到桓温面前，谢安见到帐后罗列甲士，坐定后即对桓温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帐后置甲士乎？”
桓温只好答道：“恐有猝变，不得不然。”于是挥退甲士，掬诚欢谈多时，方才动身，同入建康。
谢道韫深受叔父谢安的薰陶，在不久之后的会稽城破时，就表现出临危不乱的豪雄气势，赢得一致称赞。
王凝之在谢安的保荐下，曾出任过江州刺史、左将军，一直作到主管一郡军政大权的会稽内史。
一年，海盗起家的匪首孙恩率众攻打会稽，书呆子气十足而又相信道教的王凝之居然不加设防，相信道祖必能庇佑一郡生灵，每天闭门默祷，第二天对诸将佐说：“我已请得道祖允诺，派遣天兵天将相助，城池可保无虞，贼兵一定会自取灭亡。”这样，由于毫无防备，贼兵 长驱直入，王凝之及诸子都被贼兵杀害，谢道韫举措镇定，命令婢仆执刀仗剑，组成一支小小的突击队伍，乘乱突围出城，她横刀在手，乘肩舆而出，来到大街，贼兵如潮水般涌来，终于成为贼兵的俘虏，谢道韫抱着小外孙被送到孙恩的面前，孙恩看到这个刚刚三岁的小孩 儿，以为是王氏子孙，即命令左右将他杀死。谢道韫厉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早听说谢道韫的才名，及见她义正辞严，毫不为眼前的态势而有畏惧之意，不免大为心折，于是改容相待，不但不杀她的小外孙，而且 命属下为善加保护，送她安返故居。从此谢道韫寡居会稽。
会稽文风鼎盛，莘莘学子时常前来向谢道韫请教。此时她已逾知命之年，曾在堂上设一素色帘帏，端坐其中，款款而谈，虽然未曾设帐授徒，但实质上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受益的学子不计其数，都以师道尊称她。
孙恩之乱既平，新到太守刘柳素拜访谢道韫。事后刘柳素常对人说：“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词理无滞，诚挚感人，一席谈论，受惠无穷。”
能够与谢道韫相提并论的在当时只有同郡的张彤云，张彤云是张玄的妹妹，论家世自然不及谢家，论才情却差堪比拟，张彤云嫁到顾家。朱、张、顾、陆是江南的四大世家，张玄也常常自夸自己的妹妹比得上谢道韫。有一个叫济尼的人，常常出入王、顾两家，有人问济尼， 谢道韫与张彤云谁更好一些，济尼说道：“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有闺房之秀。”二人各有所长，大家都认为还算公允。
“缙无文章，唯《归去来兮辞》而已”。西晋因“八王之乱”而国力大伤，东晋更因外频频而摇摇欲坠。两晋人物醉生梦死，过着有了今天没有明天的颓废生活，使谢道韫的情致和事迹更力出色无比。在离乱交织的晋代，谢道韫称得上是一个“人中之凤”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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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简介】 [attachment=9690950]
五胡乱华是中国西晋末期和东晋时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而造成与汉族政权对峙的时期。
五胡是指
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少数民族，其他还有丁零 、乌桓、吐谷浑等等。
五胡的概念是《晋书》中最早提出的，一般泛指在东汉末到晋朝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具体有哪些民族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苻坚就认为五胡中不包括羌族。至于乱华是中原汉族学者对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相互更迭，割据战乱情形的描述。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北魏建立。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有争议。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的汉族学者也称之为“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名称。
【五胡乱华的起因】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逐渐盘踞华北地区，势力不断壮大。到西晋时期，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中原汉族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胡人趁机起兵，于是中原大乱，在百馀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又因为北魏末年的史官崔鸿曾撰的《十六国春秋》一书，该书将较具代表性的十六个政权独立记录，故又有将此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者，实则政权的数目远逾十六个，建立者也不限于胡人。
【五胡乱华的历史阶段】 公元304年至公元439年（西晋永兴元年至北魏统一），南至今淮河，北至阴山，西 至葱岭，东至海，东北至鸭绿江下游以北，西南至澜沧江以东，相继建立了十六个分裂 割据政权。即西晋永兴年建立的成（巴氐）、汉（匈奴），西晋亡后建立的前赵（匈 奴）、后赵（羯）、前凉（汉）、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 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北凉（匈奴）、南凉（鲜卑）、南燕（鲜卑）、西 凉（汉）、夏（匈奴）、北燕（汉）。此外，还有冉魏（汉）、西燕，但没有包括在内。 汉和前赵算一国，史称十六国时期。而入主中原的五个主要部族即匈奴、羯、鲜卑、氐、 羌，史称五胡。习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秦、雍、并三州膏腴之地已为羌、氐、匈奴所聚居，羌族及杂胡居泾水及 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则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 河上游。西晋政府的民族歧视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他们的反抗。
公元294年匈奴郝 散反，攻上党，不久被杀，公元296年郝度元联合羌、胡反，杀北地太守，又击败冯翊 太守及雍州刺史。秦、雍二州氐、羌皆响应，推氐帅齐万年为帝。大疫、大旱、饥馑， 使起义声势日大，历时4年才被镇压下去。汉民大量流亡梁、益、荆、豫等州求食。由 于官吏的迫害，益州流民推举巴氐豪酋李特父子为首，先后击败益州刺史赵廞、罗尚。公元304年李雄据成都称王，公元306年称帝，国号大成，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民多富实。 公元347年灭于东晋。
西晋门阀士族独占政权，排斥寒门士族和少数民族贵族，引起后者强烈不满，八王 之乱，王室兵戈相残，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西晋政府残忍腐朽暴露无遗，统治机 构分崩离析，统治力量急剧削弱。这时匈奴诸部贵族密议“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共 推刘渊于公元304年举兵反晋，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刘渊字元 海，幼习儒学，又久居洛阳，接触诸王，宰辅、名士。他声称继承汉祚，立汉高祖以下 三祖五宗神主祀之。王弥、石勒等亦领兵附之。公元308年即帝位，徙都平阳（今山西 临汾市西南）。两次派兵攻洛阳，皆不克。公元310年刘聪继位。公元311年遣刘曜、王 弥、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又遣刘曜攻陷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俘晋愍帝，灭亡西晋。公元319年刘曜即帝位于长安，改国号为赵，改祭匈奴冒毒单于 及刘渊，史称前赵。疆域北至朔州（今甘肃固原县）南至略阳（今甘肃天水市），西至 抱罕（今甘肃临夏县东北），东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与后赵为界。公元329年灭 于后赵石勒。
石勒，上党武乡羯族小帅，因饥寒曾被掠卖为奴，后聚18骑为盗，又召集亡命随汲 桑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后奔附刘渊，屡立战功。公元311年攻灭王衍所率 司马越军10余万，又与刘曜、王弥攻陷洛阳。随即火并王弥，南攻江、汉。纳谋士张宾 计，以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为据点，取幽冀二州。公元319年称赵王，史称后赵。公 元329年灭前赵，迫前凉称藩，统一了北方。疆域东至海，西至抱罕，北至阴山、渔阳 （今北京市北），南以襄阳、合肥与东晋为界。 石勒以羯族为国人。立太学，培养羯族士人，提高羯族文化素质。实行九品官人制， 招纳人士。“遣使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恢复和发 展了生产。石虎继位后，徙都邺，公元350年为冉魏所灭。冉闵建立魏国，都邺，史称 冉魏。公元352年为前燕所灭。
此后，中原为前燕和前秦所统治，凉州则一直为前凉割 据。 公元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平定州境，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守境安民。曾 多次派军去保卫洛阳、长安。西晋亡后，仍奉西晋正朔，中原士民多避难于此。史称前凉。其孙张骏曾派杨宣领兵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皆降。疆域东至黄河， 西至葱岭，北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南至南山（今甘肃祁连山）。公元 376年为前秦所灭。
鲜卑慕容部经济文化较落后，原居辽河流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影响下，逐渐封建化，先后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蓟（今北京市西南）。 公元352年灭冉魏，自称燕皇帝，徙都邺。史称前燕。疆域东至海，西至今山西离石、 河南洛阳、南阳与前秦为界，北至今山西代县，南于淮河与东晋为界。东北至今鸭绿江 下游以北。公元370年灭于前秦。此后，前秦统一了北方。 氐族豪苻洪原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
后赵时，东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 淇门渡），为流民都督。后赵亡，其子苻建率众西归关中，称王，都长安，国号秦。史 称前秦。公元357年，苻坚即帝位，重用寒门士人王猛，改革政治，镇压豪强，发展生 产，“田畴修癖，帑藏充实，典章法物靡不悉备。”他先后灭前燕、前凉、代国（鲜卑 拓跋部），征服西域，统一了北方。又取东晋梁、益二州。疆域西至葱岭，东至海，西 南至今四川攀枝花市，东北至今鸭绿江下游以北，北至阴山，南至淮河与东晋为界。公元383年苻坚大举南伐东晋，败于淝水，于是鲜卑慕容部、羌、杂胡及各地纷纷叛乱、割据。 在西燕的猛烈攻击下，公元385年为后秦所灭。 此后，中原为后燕，后秦所割据， 凉州则为后凉割据。
西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冲建，都阿城（今陕西长安市西北），冲死，慕容永徙都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南），公元394年为后燕所灭。 后燕，公元384年鲜卑慕容垂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公元397年北魏攻占中山， 慕容宝徙都龙城。公元407年慕容熙为冯跋所杀，国亡，冯跋立高云为帝，史称北燕。 公元409年冯跋继位，“省徭薄赋。”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
南燕，公元398年鲜卑慕容德建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为北魏所逼，乃率众东取青州诸郡，都广固（今山 东青州市西北）。公元410年灭于东晋。
后秦，公元384年羌酋姚苌叛苻坚建，都长安，公元394年姚兴继位。公元417年为 东晋所灭。
夏，公元407年匈奴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公元417 年东晋灭后秦。勃勃击败晋兵，取长安。公元431年赫连定灭西秦之后，为吐谷浑所袭， 国亡。
西秦，公元385年陇西鲜卑乞氏建，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公元431年为夏所 灭。
后凉，公元386年前秦大将氐人吕光自西域回师据凉州所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 市）。疆域东起黄河，西至葱岭，南至祁连山，北至居延泽。公元403年灭于后秦。其 西部为西凉，公元400年李嵩建，初都敦煌，后徙都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公元420年 灭于北凉；其东部一为南凉，公元397年河西鲜卑秃发氏建，都乐都（今青海乐都县）。 公元414年灭于西秦。另一为北凉，公元397年临松卢水胡沮渠蒙逊建，都张掖（今甘肃 张掖市西北），后徙都姑臧。公元439年灭于北魏。
十六国时期虽处于分裂时期，但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开创了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仅由雇农陈胜、亭长刘邦实现了， 这时亦为刘渊、刘聪、石勒、苻坚等实现了，汉族门阀士族统治的独占被突破了。而代 之以少数族与汉族寒门士族的联合统治，他们中多数受过儒学薰陶，重用寒门士族，恢 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得到喘息之机，但是这种短暂的安定很快又被胡族之间以及汉胡之间的战乱打破。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次少数民族由被统治民族变为统 治民族，其统治者（以及汉族谋士）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是历史提出 的新课题。有的一开始就解决得不好，有的开始还解决得好，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后来就不行了，其统治很快就崩溃，北方又陷入分裂状态。但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历史影 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出现了孝文帝的改革。
【造成的影响】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取得了政权的胡族，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这一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吸取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精髓，为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注入了文化基因。同时胡人对中原文明成果的破坏和对当地居民的屠杀，使得市民阶级的发展停滞，其政治上的民族隔离镇压，导致手工业者在苛刻的重负束约下，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从而迫使商业资本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换。
附：五胡乱华时期国家一览表：
前燕帝国 昌黎-棘城-龙城-蓟城-邺城 308~370 武宣帝慕容嵬 幽帝慕容暐 前秦帝国
芒荡汉帝国 马兰山 309~309 刘芒荡 刘芒荡 晋帝国
略阳公国 略阳 310~319 蒲洪 蒲洪 晋帝国
胡楚公国 竟陵 312~319 胡亢 杜曾 晋帝国
虚除秦王国 陇右 316~320 虚除权渠 虚除权渠 汉赵帝国
辽西公国 令支 318~338 段末秠 段辽 前燕帝国
後赵帝国 襄国-邺城 319~351 明帝石勒 石祇 冉魏帝国
前凉王国 姑臧 320~376 成王张茂 张天锡 前秦帝国
句渠秦王国 阴密 320~320 句渠知 句渠知 汉赵帝国
陈凉王国 上邽 322~323 陈安 陈安 汉赵帝国
後辽东公国 平郭 333~336 慕容仁 慕容仁 前燕帝国
侯子光帝国 杜南山 337~337 侯子光 侯子光 後赵帝国
范贲帝国 成都 347~349 范贲 范贲 晋帝国
黄韬帝国 豫章 348~348 黄韬 黄韬 晋帝国
冉魏帝国 邺城 350~352 冉闵 冉智 前燕帝国
段齐王国 广固 350~356 段龛 段龛 前燕帝国
前秦帝国 枋头-长安-晋阳-南安-湟中 350~394 惠武帝符洪(蒲洪) 符崇 西秦王国
刘显帝国 襄国 351~352 刘显 刘显 冉魏帝国
张秦王国 宜秋 352~352 张琚 张琚 前秦帝国
段勤帝国 绎幕 352~352 段勤 段勤 前燕帝国
安国王国 鲁口 352~354 王午 吕护 前燕帝国
苏林帝国 无极 352~352 苏林 苏林 前燕帝国
刘晋王国 平阳 353~353 刘康 刘康 前秦帝国
北成都王国 南郑 365~366 司马勋 司马勋 晋帝国
弘汉王国 广汉 370~370 李弘 李弘 晋帝国
张蜀王国 绵竹 374~374 张育 张育 晋帝国
後燕帝国 中山 384~409 武成帝慕容垂 高云 北燕帝国
北燕帝国 龙城 409-431 冯跋 昭成帝冯宏 北魏帝国
西燕帝国 华阴-阿房-长安-闻喜-长子 384~394 慕容泓 慕容永 後燕帝国
後秦帝国 北地-长安 384~417 武昭帝姚苌 姚泓 晋帝国
鲜于赵王国 行唐 385~385 鲜于乞 翟成 後燕帝国
西秦王国 勇士堡-金城-西城-苑川 385~400 宣烈王乞伏国仁 武元王乞伏乾归 後秦帝国
度支山-枹罕-南安 400~431 武元王乞伏乾归 乞伏暮末 胡夏帝国
後凉帝国 姑臧 386~403 懿武帝吕光 吕隆 後秦帝国
後匈奴王国 西平 387~? 康宁 ? ?
翟魏帝国 黎阳-滑台 388~392 翟辽 翟钊 後燕帝国
刘黎帝国 皇丘 389~389 刘黎 刘黎 晋帝国
魏揭飞王国 杏城郊 389~389 冲天王魏揭飞 冲天王魏揭飞 後秦帝国
法长帝国 白狼城 390~390 法长 法长 後燕帝国
窦秦王国 野人堡 393~393 窦冲 窦冲 後秦帝国
南凉王国 廉川-金城-乐都-西平-姑臧 397~414 武王秃发乌孤 景王秃发褥襢 西秦王国
北凉王国 张掖-姑臧 397~439 段业 沮渠牧犍 北魏帝国
南燕帝国 滑台-广固 398~410 献武帝慕容德 慕容超 晋帝国
南乌桓王国 南皮 398~399 张超 张超 北魏帝国
广秦王国 乞活堡 399~399 符广 符广 南燕帝国
西凉王国 酒泉-敦煌 400~421 武宣王李暠 李恂 北凉王国
张翘王国 行唐 402~402 张翘 张翘 北魏帝国
王始帝国 泰山 403~403 王始 王始 南燕帝国
桓楚帝国 建康-江陵-涢县 403~405 武悼帝桓玄 桓振 晋帝国
谯蜀王国 成都 405~413 谯纵 谯纵 晋帝国
胡夏帝国 统万-上邽-平凉 407~431 烈武帝赫连勃勃 赫连定 吐谷浑汗国
曹龙汗国 蒲子 413~413 曹龙 曹龙 北魏帝国
北晋王国 河西 414~414 司马顺宰 司马顺宰 北魏帝国
率善王国 上党-河内 415~416 白亚栗斯 刘虎 北魏帝国
曹弘汗国 平阳 416~416 曹弘 曹弘 後秦帝国
洮阳公国 洮阳 417~419 彭利和 彭利和 北凉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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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食人录我们许多人都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对中国的几千年封建道德以“吃人”两字概括。这种“吃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人。但确实也有把人杀了吃的。吃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易牙就把自己的孩子做成了菜给齐桓公吃，唐时的张巡守睢阳，粮草用尽时吃过人，黄巢造反时也吃过人。一些城池被围，人饿得受不了，就易子而食。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个别的，或源于少数统治者的疯狂，或者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但在中国的“五胡乱华”这一中国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却有许多人被大规模地宰杀烹食。
在入侵中原的胡人中，几乎所有的胡人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十分野蛮，许多胡人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
公元304年，当时还是“八王之乱”。幽州刺史王浚引进慕容鲜卑来对付成都王颖。慕容鲜卑乘机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发现后，要慕容鲜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为之断流。
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太子石邃比他爹石虎还要令人发指。如果说石虎是残暴荒淫的话，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只能以变态来解释。在自己府上闲着无聊的时候就带着刀乱窜，碰到自己的侍女就把她的头砍下来，擦干净血放到盘子里面做成工艺品和部下观赏。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恶魔竟然笃信佛教，他命令他所掳掠的汉族女子做尼姑，碰到漂亮的就先和她交配，然后就把这个倒霉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还把这种食品赏赐给部将吃，让他们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冉闵灭后赵政权，一次解放被掳掠的汉族女子达二十万。这些汉族女子不是被掳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蹂躏。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进，拓跋鲜卑的拓跋焘发动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居然不带一点粮草，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要的话，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大规模吃人的事件。同一时期在西方，是匈奴人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他残暴是残暴。但并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记载。后来女真，蒙古，满族虽然也很残暴，但史书上也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纪录。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根本无法想像“五胡乱华”时期的血腥与残暴以及我们汉族先民所蒙受的苦难。这些历史我们在学校的课堂上是学不到，因为在书本上只有民族融合、鲜卑拓跋宏汉化等等，完全是报喜不报忧。对黑暗面一点也不描写。近来《狼图腾》的作者当是不掩盖这些暴行。但他又认为这样杀你吃你是为了汉族好。是给我们输血。好让我们强大起来，所以我们不应该仇恨那些食人恶魔。反而还要去感激他们。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想他如果生活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应该会舍身饲魔。心甘情愿地让他们吃掉。然后让那个被消化得变成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强大起来。
更有些人刻意隐瞒这些历史,断章取义.为这些凶残的敌人树碑立传!则更是可耻之极,我们该警醒之其居心叵测!
（ps，有小说写电影的时候写到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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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概述《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
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字孝标）作注。该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故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刘峻（463～522年），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还江南，曾经参加过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之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来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今人校注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
中外译本方面，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Bruno Belpaire的法文译本和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
关于书名 [attachment=9691120]
在流传过程中，《世说新语》出现了多个书名，如《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作《世说》，这是该书的最早称谓，宋本《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曰：“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年）为南朝梁陈间人，《世说新书》之名始见于此。及至唐代，《世说新书》（可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世说新语》（可见于刘知几《史通》）等书名皆可见于史籍。宋代以降，此书经晏殊删定以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了。
关于作者的争议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有人认为，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基本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可以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大量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所涉材料宏富。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可以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义庆的主持之功当是无疑的。
《世说新语》内容简介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明士底［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生活。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目录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编者简介 刘义庆（403~444年），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我们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是南朝宋的刘义庆（403~444年），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世说新语》的三卷36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
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精彩语段 我们的教材曾经选用了数则《世说新语》的故事，如《小时了了》《陈太丘与友期》《人琴俱亡》等，上面也列举并分析了一些，下面再摘录一些有名的故事以飨读者。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假谲）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汰侈） 《世说新语》一书篇幅短小，多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文章多用当时口语，而一些用法未能继续流传，我们在典籍中也很少见到，所以读起来会有些障碍。最好参读一些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古代刘孝标的注解，现代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两种注解重在旁征博引，考证史实，不注重文字疏通，对学生意义不大。另有《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等，中华书局1998年版）、《世说新语选注》（张之等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注释较为详细，可以参看。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要重点领会魏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旨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背景知识，除了上面提供的，还可以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鲁迅对于魏晋士人及其心态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该文本是一篇演讲，比较通俗易懂
其实《世说新语》虽是文言文，却很浅，里面的实词连一般的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如有专门的适合中学生用的古汉语词典查起来就更快，如果查《辞海》或《辞源》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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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巷 [attachment=9691156]
乌衣巷因何得名？ 夫子庙泮池南侧的乌衣巷，是南京最古老的一条街巷，也是东晋时宰相王导、谢安故居所在地。在六朝时已是十分显赫，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乌衣巷》，更使它流传千古。有关乌衣巷名称的由来，也因此被人关注。
有神话传说：金陵人王榭，航海途中遭风暴翻船，漂流至乌衣国，娶妻生子，后复回故里，但十分思念乌衣国亲人，因此将居所之巷取名为“乌衣巷”。也有一种说法：因王导、谢安两家弟子裙履风流，都喜欢穿黑衣，所以后人将此巷称为“乌衣巷”。
其实，乌衣巷之名源于孙权定都南京之际。公元229年，孙权定都南京，当时秦淮河东岸还属城郊，驻有军队保卫都城，因士兵皆穿黑衣，驻军营地则称“乌衣营”，至西晋末年，乌衣营旧址改称乌衣巷。司马睿南渡建康(南京)后，王、谢望族才立宅乌衣巷。
【遗迹寻踪】 乌衣巷位于夫子庙南，三国时是吴国茂守石头城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都穿着黑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东晋初，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到了中唐，诗人刘禹锡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足见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1997年，秦淮区人民政府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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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衣巷位于南京夫子庙文德桥南岸有一条幽静狭小的巷子,巷口的墙上,乌衣巷三个字赫然在目。乌衣巷历史悠久,是三国时东吴的禁卫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卫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地俗称乌衣巷。
东晋时期,秦淮河两岸人烟稠密,乌衣巷一带华宅高第鳞次栉比,是朝廷达官贵族的居住区。而以宰相王导、谢安为代表的王、谢两大家族成员,也多居住于此。又传说王谢子弟善著乌衣,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故此地得名乌衣巷。
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而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他与谢氏后裔的大诗人谢惠连、谢眺,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谢”。
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对此处的感叹。寥寥数笔,便描绘了乌衣巷自六朝到中唐的沧桑变化。从此乌衣巷便名播中外,游人不绝。现在巷口刻着的这首诗为毛泽东同志手书。
南宋时期,建康城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人们又在倾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谢安画像。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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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古居的主体建筑为来燕堂和鉴晋楼，另附有王、谢家族陈列、六朝历史和文化艺术陈列、淝水之战半景画室、东晋起居陈列室、六朝书画、雕塑厅、洛神赋壁画厅等。楼堂外的墙壁上，还有竹林七贤图、对狮图、行乐图等砖印壁画。庭中有建有仿兰亭的小品式水流觞流杯渠.古居内特请诗书界名流撰写了记文、楹联，有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
乌衣巷 唐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attachment=969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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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里主角的母亲过世了，提到了五服丧服制度一、丧服的起源和丧服制度的形成 丧服制度是用于居丧期间的服饰制度。 人死后其亲属要在一定时间内改变通常的服饰，这种礼俗起源很早。许多民俗学家认为，丧服的最初意义在于表示某种禁忌。原始社会的先民出于对鬼魂的恐惧心理，担心死者会降祸作祟，为了不被鬼魂辨识，免遭灾祸，在办理丧事时往往披头散发，以泥涂面，衣着也同平时大不一样。到后来随着伦理观念的进步，丧服的意义也逐渐演变为主要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居丧者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的一种形式，即所谓“饰情之表章”。
中国古代典籍所称丧服，是“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不仅指居丧者的服饰，还包括居丧的时间和居丧期间生活起居的特殊规范。凡此种种，又以居丧者与死者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有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繁或简的隆杀之别。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仪礼·丧服》疏中对这种丧服制度的形成作过这样的表述：“黄帝之时，朴略尚质，行心丧之礼，终身不变”，“唐虞之日，淳朴渐亏，虽行心丧，更以三年为限”，“三王以降，浇伪渐起，故制丧服，以表哀情”。其中虽有后世儒家的涂饰之词，但指出丧服制度的形成是在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以降的世代，并且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则大致不误。丧服一词，最早见于《书·康王之诰》，这篇西周前期的文献提到成王去世，其子康王继位，在即位典礼上，康王穿着王者的服饰，麻冕黼裳，接受诸侯群臣的朝贺。典礼完毕，“王释冕，反（返）丧服”，按照制度为父亲服丧。周承殷制，西周的丧服制度可能是继承了殷人的某些遗规而有所发展，特别在别亲疏，分嫡庶，强调等级层次方面作了较大的改革，使之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春秋时期，虽然各诸侯国的情况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向是丧服制度更加细密完整，与宗法制度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春秋文献，丧服之称已屡见不鲜，对丧服制度的具体内容，也留下了许多记载。如《左传·襄公十七年》记晏婴为父服丧：“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这里所说的居丧期间的服饰及饮食起居事宜，与后世居父丧所用的最重的服制完全相同。《论语·阳货》记孔子与宰我有关父母之丧的问答，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所言丧期，也与后世服制一致。春秋战国时的丧服制度由儒家整理归纳并予以理想化，在《仪礼·丧服》中有集中详尽的反映。儒学是战国时的显学，汉代以后又取得了一家独尊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以《仪礼·丧服》为准则的规范化的丧服制度借助政治的力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到普遍的推行，被历代王朝列入法典，其间虽然个别地方略有改订，就其大体而言，可以说是始终一贯，而且作为传统伦理的重要表现形式，植根于民间，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丧服的等级——五服 《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五服分别适用于与死者亲疏远近不等的各种亲属，每一种服制都有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和行为限制。
1.斩衰 这是最重的丧服，适用于子为父、未嫁之女为父、嫁后因故复从父居之女为父，嗣子为所嗣之父、承重孙为祖父，妻妾为夫，父为长子。明清二代，规定子（包括未嫁之女及嫁后复归之女）为母（包括嫡母、继母、生母）也服斩衰。子女为父母服最重之丧，这容易理解，妻妾为夫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都是以卑对尊，但父为长子却是以尊对卑，为什么要服斩衰呢？长子指嫡妻（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如嫡妻无子，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可在妾所生之子中立最年长的一个为长子。长子是家族正统所系，同被称为庶子的其他诸子相比，具有特殊的地位。“父为长子”，这里所称的父，必须本身就是长子，是上继父、祖、曾祖、高祖的正嫡，他的长子将来要继承正嫡的地位，是先祖正体的延续，承受宗庙付托之重。在这种情况下，长子先死，父为之服重丧，一则表示为自己的宗族失去可以传为宗庙主的重要人物而极度悲痛，二则表示对祖宗的尊敬。秦汉以后，随着典型的宗法制度的瓦解，斩衰中父为长子服重丧这一项，一般说来也就不再实行了。
持斩衰之服的男子全套丧服是： 斩衰裳，苴绖（jū dié）、杖、绞带、冠绳缨、菅屦。衰亦作缞，是麻质丧服上衣，裳为下衣。斩是不加缝缉的意思。斩衰裳用每幅（二尺二寸为一幅）三升或三升半（八十缕为一升）的最粗的生麻布制作，都不缝边，简陋粗恶，用以表示哀痛之深。斩衰裳并非贴身穿着，内衬白色的孝衣，后来更用麻布片披在身上代替，所以有披麻戴孝的说法。苴绖，指用已结子的雌麻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共两条，一为腰绖，用作腰带，一为首绖，用以围发固冠，有绳缨下垂。杖，也就是后世俗称的哭丧棒，斩衰所用之杖为苴杖（苴有粗恶之意），竹制，高与胸齐。用杖有两重意义，一是表示丧主的身份，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用杖；二是表示“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37)绞带，是以绞麻为绳作带，与腰绖相似。古时祭服用带，有大带、革带之分，革带用来系韨（fú，革制蔽膝），大带用丝织品制成，加于革带之上。丧服中的绞带代替革带，腰绖则代替大带。冠绳缨，指以麻绳为缨的丧冠，冠身也是用粗麻布制作。菅屦，是用菅草编成的草鞋，粗陋而不作修饰。
如持丧者是女子，绖、杖、绞带、菅屦与男子相同，但不用丧冠，而是用一寸宽的麻布条从额上交叉绕过，再束发成髻，这种丧髻叫做髽（zhuā）。髽用一尺长的小竹为笄，叫做箭笄。另外还要用粗布包住头发，叫做布总。女子的外衣原先都是连裳于衣，斩衰裳也无上下之分，连为一体。
斩衰之服的丧期是三年，但并非三个周年，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外加第三个周年的头一个月，就算服满三年之丧，所以实际上是二十五月而毕。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三年之丧应服二十七个月，唐代以后多从二十七月之说。开始服丧，叫成服、持服；服丧期满，叫释服、服阕。行三年之丧据说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38)所以，父母死后，为人子者要服丧三年以报答养育之恩。《荀子·礼论》有这样一段话：“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近世学者认为，最重之丧，丧期三年，可能是殷人或东夷的传统，经儒家竭力提倡（孔子是殷人之后），到战国时逐渐推广，而真正成为制度被社会普遍接受，则在汉代以后。
持斩衰之服者，在三年丧期中的饮食起居日常行为也有制度规范。饮食方面，《礼记·间传》说：“斩衰三日不食。”《问丧》说：“亲始死……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就是说首先要绝食三天，到既殡以后，可以“食粥，朝一溢（1升的1/24）米，莫（暮）一溢米”；百日卒哭以后，可以“疏食水饮”；一年小祥以后，可以“食菜果”；二年大祥以后，可以用酱醋调味；丧满服阕，禫祭以后，才能饮酒食肉。(39)但也有变通之处，《礼记·曲礼》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居丧期间身有疾病或年事已高，为了避免身体毁伤，不能从头至尾办完丧事，陷于“不慈不孝”，允许增加营养以保护健康。在居处方面，规定在未葬以前，孝子要“居倚庐，寝苫枕块”，“寝不脱绖带”。倚庐是靠着门外东墙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苫（shān）为草垫，块指土块。既葬以后，孝子所居倚庐的内壁可以涂泥挡风。百日卒哭以后，可以对倚庐稍加修整，并铺设不纳头的蒲草席。一年小祥，才拆除倚庐，在原处改建小屋，用白灰涂墙，称为垩室，居于其中，并铺用普通寝席。二年大祥，复居正寝，但仍不能用床。直到服丧完毕，才一切如常。妇女居斩衰之丧，则不必居倚庐和寝苫枕块。其他方面，规定在未殡之前，孝子要哭不绝声，“昼夜无时”，既殡以后，要一朝一夕哭两次。以后在整个丧期中，“思忆则哭”。(40)至于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不得听音乐，不得游戏笑谑等，更是理所当然。还有三月不沐、在大祥移居正寝之前夫妇不得同居等要求。总之，为了表示哀痛之深，持斩衰之服者在居丧期间要过极不正常的生活。《礼记·三年问》说：“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事实上这许多琐细而苛刻的规定一般人很难完全做到，后世也多有变通。“居倚庐、寝苫枕块”，只是名义上的礼节，饮食之类，更难限制。但居丧尽哀，仍是普遍的伦理要求，形毁骨立，扶而能起，杖而能行，被认为是孝心的体现。孝子们向亲友分发讣告，也每自称“稽颡泣血，匍匐苫次”。
东汉以后，服斩衰之丧者如是现任官员，必须离职成服，归家守制（守丧），叫做丁艰或丁忧。父丧称丁外艰或丁外忧，母丧称丁内艰或丁内忧。至丧期结束，才能重新复职。在特殊情况下，皇帝以处理军国大事的需要为理由，不让高级官员离职守制，称为夺情，但遵旨依旧任职视事者往往被攻击为有悖人伦，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在科举时代，士子遇斩衰之丧，在丧期内也不得应考。如得到父母亡故消息故意隐瞒，不离职奔丧，叫做匿丧，被发现后，会受到严厉处分，而且为人们所不齿。
2.齐衰 这是次于斩衰的第二等丧服，本身又分四个等级：齐衰三年，齐衰杖期（jì），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
(1)齐衰三年 适用于在父已先卒的情况下，子及未嫁之女、嫁后复归之女为母，母为长子。父母虽然同为子女的生身之亲，但在宗法社会中，父为一家之长，父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又因为男女不平等，夫为妻只服齐衰杖期，父在而母卒，其子所服不能重于父亲，也只能跟着服齐衰杖期；如果父已先卒，则可以加重丧服，但仍为父的余尊所厌（yā，压降、降低），所以服次于斩衰一等的齐衰三年。对继母的丧服，与亲生母相同，这是由于继母与自己虽无血缘关系，但她是父亲的正式配偶，地位与亲生母一样，所谓“继母如母”，服制也就没有区别。唐玄宗时制定《开元礼》，把对母亲（包括嫡母、生母、继母、嗣母）的服制改为不管父在、父不在，一律齐衰三年，明代以后又加重为斩衰三年，与父丧完全一致。至于母为长子，是根据母从于父的原则，但《丧服》所定子为母只服齐衰，母对长子当然不能更重于此，所以也低于父为长子一等，定为齐衰三年。明代以后，母为长子改为齐衰不杖期。
齐衰三年的全套丧服是：
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
疏有粗意，疏衰裳是用每幅四至六升的粗麻布制作的，较斩衰所用略细。齐谓衣边经缝缉而显齐整。牡麻绖是用不结子的雄麻的纤维织成的粗麻布带子，也包括首绖、腰绖两种。丧冠所用麻布也较斩衰略细，并以麻布为缨，叫冠布缨。杖用桐木制作，叫削杖。布带为麻布所作，用如绞带。疏屦也是草鞋，但用细于菅草的藨（piǎo）草、蒯草编成。妇女则无冠布缨，代以布总和用柞木制作的恶笄，仍梳髽，其余同男子一样。
齐衰三年丧期也是名为三年，实际上二十五月（一说或二十七月）而毕。
(2)齐衰杖期 适用于父尚在世的情况下，子、未嫁之女、已嫁复归之女为母，夫为妻。父在为母仅服杖期，是因为“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41)但为父斩衰三年、为母仅齐衰杖期，总嫌轻重不当，“孝子心有不安”，如前所述，后世对这一规定有所变动。夫为妻齐衰杖期，和妻为夫斩衰三年，服制上的不平等也十分明显，这也反映了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此外，对因故被父亲单方面离弃的生身之母，则不论改嫁与否，也不论父在、父不在，也是齐衰杖期之服。
齐衰杖期丧服与齐衰三年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丧期较短，仅为一年。
(3)齐衰不杖期 适用于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未嫁之姐妹、长子以外的众子以及兄弟之子。此外，祖父母为嫡孙、出嗣之子为其本生父母、已嫁之女为父母，随母改嫁之子为同居继父、妇（儿媳妇）为舅姑（公婆）、为夫之兄弟之子，妾为女君（夫的正妻）也服齐衰不杖期。旧时宗法制度认为，女子一旦出嫁，就脱离了父亲的宗族，而加入丈夫的宗族，“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42)妇女不能有两重服斩衰之丧的关系（“不二斩”），所以已嫁和未嫁有很大区别，已嫁妇女就不再为父母服三年重丧了。所谓继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出继之父，即嗣父，一是指母亲再嫁的后夫。这里讲的同居继父，指后一种关系。因为随母改嫁，与继父同居，受其养育之恩，所以虽无血缘关系，也为其服丧。如不随母改嫁，则不必为继父服丧。妇为舅姑的丧服，后世改为与子为父母一样，加重为斩衰三年，这是“既嫁从夫”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齐衰不杖期的丧期与齐衰杖期没有区别，都是一年，丧服则有两处不同，一是不用杖，二是改疏屦为麻布制作的麻屦。
(4)齐衰三月 适用于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此外，一般宗族成员为宗子，也是齐衰三月之服。在宗法制度下，大宗宗子作为祖先的继体，宗族的象征，是全体家族成员宗奉的对象，宗族成员即使与宗子的血缘关系已相当疏远，也要为之齐衰三月以表示尊祖敬宗。
齐衰三月丧期很短，仅为三月，丧服与齐衰不杖期基本一致，只是改用麻布制作的麻屦为用细麻绳编成的绳屦。
对服齐衰之丧者，丧期内的饮食起居，也有一定的规范。齐衰三年也是重丧，其要求与斩衰三年大致相同，只是饮食方面改初丧三日不食为二日不食，以示稍轻。齐衰杖期、不杖期则是初丧三餐不食，然后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杖期者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不杖期者三月既葬之后可以食肉饮酒，但不能与人会饮共食。居处方面，除齐衰三年也有倚庐之制外，其余一律居垩室，但不杖期者三月之后可以复归正寝。齐衰三月与杖期、不杖期差别不大，但丧期既短，三月之后，就一切如常了。
3.大功 又次于齐衰一等，适用于为从父兄弟（伯叔父之子，即堂兄弟），已嫁之姑母、姊妹、女儿，未嫁之从父姊妹（伯叔父之女，即堂姊妹）及孙女，嫡长孙之外的众孙（包括未嫁的孙女），嫡长子之妻。此外，已嫁之女为兄弟及兄弟之子（侄），已嫁、未嫁之女为伯叔父母、姑母、姊妹，妻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夫之兄弟之女已嫁者，出嗣之子为同父兄弟及未嫁姊妹，也都是大功之服。
大功的丧期为九个月，丧服为布衰裳，牡麻绖，冠布缨，布带，绳屦。这里的布是指稍经锻治的熟麻布，较齐衰用的生麻布细密。妇女不梳髽，布总亦用熟麻布。
居大功之丧者初丧三餐不食，葬前居于垩室，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可食肉饮酒，复居正寝。
4.小功 又次于大功一等，适用于为从祖父母（父亲的伯叔父母），堂伯叔父母（父亲的堂兄弟及其配偶），从祖兄弟（父亲的堂兄弟之子），已嫁之从父姊妹及孙女，长子外的诸子之妻，未嫁之从祖姑姊妹（父亲的伯叔父之女及孙女），外祖父母、从母（姨母）。此外，妻为娣姒（妯娌）、夫之姑母、姊妹，出嗣之子为同父姊妹之已嫁者，也服小功。
小功丧期为五个月，其服饰是布衰裳，澡麻带，绖、冠布缨，吉屦无绚（qú）。小功所用的麻布较大功更细。所谓澡麻，是指经过洗涤的较白的麻。吉屦即日常所穿的鞋，绚是鞋鼻上的装饰，用以系带，小功是轻丧，不必专备服丧用的鞋，吉屦去绚即可。
5.缌麻 这是最轻一等的丧服。适用于为族曾祖父母（祖父的伯叔父母）、族祖父母（祖父的堂兄弟及其配偶）、族父母（祖父的堂兄弟之子及其配偶）、族兄弟（祖父的堂兄弟之孙），从祖兄弟之子，曾孙、玄孙，已嫁之从祖姑姊妹，长孙之外的诸孙之妻，姑祖母，姑表兄弟，舅表兄弟，姨表兄弟，岳父母，舅父、女婿、外甥、外孙。此外，妻为夫之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从祖父母、从父兄弟之妻，也都有缌麻之服。
缌麻丧期仅为三个月。当时用来制作朝服的最细的麻布每幅十五升，如抽去一半麻缕，就成为缌。因为其细如丝，正适宜用作最轻一等的丧服。
小功及缌麻在五服之中属于轻丧，要求居丧者初丧之时两餐不食或一餐不食，丧期内不饮酒食肉，但不作严格规定，仍居正寝，并可用床。
对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大功、小功的丧服，还有受服的规定，也就是在居丧一定时间后，丧服可由重变轻。三年之丧，其间受服五次，大功、小功丧期较短，仅受服一次。服制变除办法十分繁琐，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应该提到的是，《仪礼·丧服》规定对未成年去世的宗族成员另有一套服丧等级，分为殇大功九月、殇大功七月、殇小功五月三种。郑玄说：“殇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伤者。”(43)所谓未冠笄，是指未满二十岁。据《仪礼·丧服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宗族成员未成年死亡，就依其血缘关系的亲疏，并分别长殇、中殇、下殇的不同情况，决定服制的轻重，但即使最亲的子女、弟妹、叔父、姑母，其长殇也只服大功九月，总的原则是轻于成人。
丧服的制定主要考虑宗族关系，但在西周、春秋，君统和宗统往往是一致的，所以《丧服》中还规定了诸侯为天子，大夫、士、庶人为君（此指诸侯），公、士、大夫之众臣（仆隶）为其君（此指主人）的不同丧服。后世帝王去世，在一定时间内，国内禁止婚娶和一切娱乐活动，全体臣民都要为之服丧，称为国丧。奴仆为主人服丧，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三、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 上述丧服的等级差别，清楚地显示了如下特点：
1.父系、母系有别 一个男子的亲属包括父亲方面的父党，母亲方面的母党和妻子方面的妻党。父党为宗族、宗亲，母党为外亲，妻党为内亲。在父权社会中，只重宗族、宗亲，不重外亲、内亲，血统更是只论父系，如清代学者崔适所说，“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谁何者矣”。(45)体现在丧服制度中，就是对父系亲属的服丧范围十分宽泛，直系亲属上至高祖父母下至玄孙，旁系包括高祖父所传全体宗族成员，无不有服。母系却只对外祖父母、舅父、姨母及姨表、舅表兄弟有服，而且服制比父系对等的亲属轻得多，如为祖父、伯叔父都是齐衰不杖期，而为外祖父仅是小功，对舅父仅是缌麻。
2.亲疏有别 丧服制度偏重父系，五服的轻重也主要体现父系宗亲之间亲疏不等的血缘关系。血缘愈亲的服制愈重，血缘愈疏的服制愈轻。如同父兄弟重于同祖的从父兄弟，从父兄弟重于同曾祖的从祖兄弟，从祖兄弟重于同高祖的族兄弟。根据五世亲尽的原则，从本身算起，往上往下有服之亲都只推到第五代，高祖的兄弟及其子孙后代只是同姓之亲，但已出五服范围，就无需为之服丧了。
3.男女有别 丧服制度中男女的不平等是十分明显的。如夫妻之间，妻为夫服最重之丧斩衰三年，夫为妻则只服齐衰杖期。同样，妻为夫之父母所服之丧要大大重于夫为妻之父母。又如父母都是生身之亲，但《丧服》规定为父斩衰三年，为母是齐衰三年，如果父亲还在世，只能服齐衰杖期。另外，对本族中已经出嫁的女性成员，服制都较其兄弟为轻。
4.嫡庶有别 古代允许多妻，但正妻只能有一个，余者为妾。妻、妾的地位尊卑不同，有严格的区别。《丧服》规定妾为妻服齐衰不杖期，妻为妾则无服。妾之子以父之正妻为嫡母，要服三年重丧，而正妻所生的嫡子则不用为被称作庶母的父之妾服丧（后世改为服齐衰不杖期）。作为祖先继体的长子、嫡孙具有特殊的地位，这在丧服制度中也有反映，父为长子、祖父为嫡孙所服之丧都较被称作庶子、庶孙的其他子孙要重。为宗子、宗妇服丧要重于同等之亲，是为了表示对先祖正嫡的特殊尊重，这也是嫡庶之别的一种体现。
父系、母系有别，亲疏有别，男女有别，嫡庶有别，凡此完全符合宗法制度的原则。丧服制度既是宗法制度的表现形式，又反过来使宗法制度更加严密，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战国秦汉以后，西周春秋时的宗族组织渐次破坏，宗子之法不行，但无论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强宗大族门阀制度，还是封建社会后期以祠堂族权为特征的家族制度，都仍然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被儒家经典规范化、理想化的先秦丧服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得以长期维持，只在小范围内有细节上的变动，其影响在一些农村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盛冬铃）
注释
(1)扬雄《方言》十三。
(2)《汉书·刘向传》。
(3)《墨子·节葬下》。
(4)《吕氏春秋·安死》。
(5)《读礼通考》卷86引张栻语。
(6)《周礼·冢人》注。
(7)王昭禹《周礼详解·地官·墓大夫》。
(8)张载《理学经窟·宗法》。
(9)《读礼通考》卷82引李濂《族葬论上》。
(10)《读礼通考》卷82引王廷相《族葬说》。
(11)见《太平御览》卷411引《晋中兴书》。
(12)见《盐铁论·散不足篇》。
(13)《宋书·礼志二》。
(14)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
(15)据说秦时有个名叫阮翁仲的人身高一丈三尺，死后秦始皇为他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世把立于墓前的石像也称作翁仲。
(16)见《通典》卷85及《宋史·礼志二七》。
(17)见《明史·礼志一四》。
(18)《吕氏春秋·节丧》。
(19)《墨子·节葬下》。
(20)《吕氏春秋·节丧》。
(21)陆翙《邺中记》。
(22)陆翙《邺中记》。
(23)见《左传·文公六年》及《史记·秦本纪》。
(24)《墨子·节葬下》。
(25)《史记·秦始皇本纪》。
(26)《晋书·索綝传》。
(27)《晋书·索綝传》。
(28)《汉书·杨王孙传》。
(29)《后汉书·卢植传》。
(3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31)《后汉书·光武记》。
(32)见《通典》卷85及《宋史·礼志二七》。
(33)《礼记·曲礼下》。
(34)方相氏是传说中的驱疫避邪之神，面目狰狞，身驱高大。出殡时用方相氏的偶像开路，是为了驱除邪鬼。
(35)《礼记·三年问》。
(36)《仪礼·丧服》孔颖达疏引郑玄《三礼目录》。
(37)《礼记·问丧》。
(38)《论语·阳货》。
(39)见《礼记·间传》。
(40)见《仪礼·丧服》及贾公彦疏。
(41)《礼记·丧服四制》。
(42)见《仪礼·丧服传》。
(43)见《仪礼·丧服》注。
(44)《东壁遗书·五服异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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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的“以孝治天下”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鲁迅指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
但决不是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有一条传统的老规矩：大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咸菜的味道吃起来特美(那是当然的)；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这么多年不梳头不洗发，真够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父老不归供养”属于不孝，因为按周礼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此即“三王养老之制”。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综上可见，“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车胤传》：“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个活动相当隆重。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晋书礼志》有集中的记载，散见于诸传者亦多。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张辅传)有的问题处理过严，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马睿为丞相时，“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同会。”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了，现在提早一天，论起来还在妇服期内，就违反了礼制。以“刻碎”著称的丞相司直刘隗，居然提出弹劾；丞相作出处理：梁龛免官、削爵；参加“非礼”宴会的周颉等三十余人都夺俸一月(《刘隗传》)。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
又何况司马氏倡孝道又是那么虚伪!看看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否!他们做了不孝的坏榜样。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们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上文说过《晋书》列传中有孝子55人，其中恐亦有假。《晋书•孝友传》序云：“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这话显示，修撰《晋书》的初唐史家，觉得晋代孝悌名流不够多。相比之下，《南齐书•孝义传》16人，《梁书•孝行传》16人，晋朝百年，14人确实少了点儿。当然，体例有关，不能说《孝友传》外无孝子；但传外诸传中55人以孝闻，必有谀词。特别是地位显赫而又仅仅“居丧以孝闻”的诸公。如高密王司马泰、新野王司马歆、贾充、陆晔等，实际上恐难称孝子，顶多说得过去而已。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显得好看。沈约《宋书•孝义传》赞云：“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采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这是隔代史家较客观的评论，可见晋代孝子不多，才是实情。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郑默传》)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千载之后，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论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语。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戏终归是演戏。晋朝以孝治天下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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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更新) 王与马，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是指东晋政权的阶级实质而言。东晋政权是以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为支柱建立的。东晋建立时，得到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等的支持。王导帮助司马睿争取到吴姓士族即江南地区土著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功劳最大，所以王导为丞相，以王导族兄王敦任镇东大将军，王氏士族执掌了大权，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政权是代表士族门阀大地主利益的，北方南来的侨姓士族和南方原有的吴姓士族结合在一起，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
江东地区，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地方势力（江东原有的世家大族）仍旧非常强大。晋惠帝、晋怀帝时期，陈敏、钱璯等人相继叛乱，江东大姓周玘动员世家大族，出钱出力出人，配合西晋政府军队，接连平定了这些人的谋乱，时称“三定江南”。虽然周玘等人的初衷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东晋后来在江东的统治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
当初，在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掌权期间，王氏家庭重要成员就已经被派入江南地区担任关键职务。王澄是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敦是王衍的族弟。晋怀帝永嘉元年，王澄被委派为荆州都督。怀帝永嘉三年（309），王敦获任为扬州刺史。由此，可以明显见出以王衍为首的琅琊王氏早就有南渡的心理和物质准备。司马越病死后，王衍本人虽被石勒杀掉，但王氏家族在江东已经握有实权和重兵。
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王导。王导是太尉王衍的族弟，王敦的堂弟。司马睿初到江东，当地的世族大姓对这帮北来“伧父”甚为不屑，“人情不附”。北来诸人移镇建康一个多月，也没有多少当地人来投附。忧心忡忡之余，王导率先想出一个主意：趁着秋季“禊祭”日，司马睿本人坐在肩舆之上，大摆王家堂皇仪卫，王敦、王导等北方大族名流皆骑马跟从，仪势威严，表情肃穆，使堂堂大晋的威仪展现于江南土著面前。
“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视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以风度、排场降服人心，这也只是能在魏晋时代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出戏导演得很成功，加之对当地土著大姓代表加以高官厚爵后，“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司马睿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的拥戴，立稳了脚跟。因此，司马睿倾心依赖王氏，不仅仅由于王氏是他先前当琅琊王时自己封地内的望族高门，也有过江后王氏对他极力推戴的原因。
洛阳陷落后，面对滚滚而至的中州难民潮，王导又劝谕司马睿大收人心，选择其中的“贤人君子”加以任用，于是“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眼见拥戴自己的呼声越来越高，司马睿对王导倍加信任，情好日隆，号为“仲父”，并比之为“萧何”（司马睿自己就是“刘邦”了）。
王导本人，也是一片纯臣之心，常良言谏劝司马睿克己励节，宽容抚众，优礼吴人。王业草创之际，君臣互信互爱，成就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司马睿登基之日，百官陪列，乐声清扬，仪式庄严。司马睿开始还没找到皇帝的感觉，出于真心的感激之情，他竟招手要站在殿上的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司马睿又连连呼唤，“至于三四”。最后，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给王导这一点拨，才忽然感觉自己是“太阳”了，终于忽悠着大屁股安坐帝位，成为东晋的第一任国君。
王敦方面，司马睿初即位，便任命他为荆州牧，从此坐镇荆州上流之地，手握强兵，掌统军政实权。由此，当时人称“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绝非虚言。
左思有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似乎世家大族都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吃白饭的主儿。其实，在东晋之初，正是王、谢这样的大族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风神秀彻之余，慨然渡江，身为士先，冒死而进，确实起到了勇于承担的带头作用。这些，对于他们门第的进一步提升，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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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更新)唯才是举 典故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
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辽；“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
魏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操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在其帷幄中有许多名士。官渡战前，徐州混乱，他曾派出名士陈群、何夔等人出宰诸县，以图稳定局势。操得邺城后，立即辟用绍原来辖区内的名士；破荆州，也尽力搜罗本地的和北方逃来的士人。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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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1.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荐举。
2.推举人才的时候，根据某人是否有才能来推举。
3.只有有才能的人，才任用、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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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三国·魏·曹操《求贤令》：“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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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更细)土断 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故称土断。
西晋时已出现土断概念。晋初司空卫瓘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法。户籍都按住地编定，取消客籍户，选举由乡里评定。这是针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东晋、南朝的土断则是针对当时侨人和侨州郡而实行的政策。
西晋末，北方人民大量南流，东晋建立后，政府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予以安置(见侨州郡县)。他们只在这种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入白籍者不负担国家调役(见黄籍)。侨人有的相对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他们虽在侨县登记户籍，却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侨州和它所属的郡县也不是都在一处，有的相距很远，管理极为不便。侨州、郡、县开始也只是办事机构，并无实土，所以仅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各州侨人既和原来的江南土著百姓杂处，又彼此相互混居，却分属于不同的州、郡、县管理。流民南下之初，多数还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而且流人初到，并无产业，为了安抚他们，凭借他们的武力为北伐资本，也不能不给以优复特权。但北伐多次失败，重返绝望，居处既久，人安其业。侨人中的上层已多占有田园别墅；下层的除了沦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而且许多江南农民也逃亡而变成豪强私附。这些都不利于东晋政府的统治，因此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之后，便要实行土断政策。
土断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以便政府统一对编户齐民的剥削。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又调整其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与此同时，清查隐匿漏户，把逃亡农民和由豪强隐占的私属搜括出来，充作政府的赋役对象，这也是土断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为侧重。
东晋的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其中最著名的哀帝兴宁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诏。故名)和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刘裕(即宋武帝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都以严格执行见称。庚戌土断时，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下狱治罪；义熙土断时，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
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政府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
土断结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从此由北人变成了南人，客观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北方流人不断南下，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串整个东晋、南朝。
[ 此贴被囧Q在2009-12-27 04:32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