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至1933年，雷州半岛经历了一场持续18年的匪患浩劫。徐闻县的人口在20世纪20年代从20万锐减至5万，雷州三县及广州湾租界内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40万，房屋被焚毁，农田荒芜，社会秩序彻底崩溃。
这场灾难的根源，并非单纯源于盗匪的凶残，而是近代中国社会多重矛盾交织的产物。军阀混战、殖民统治与横征暴敛三股力量的相互作用，共同将雷州半岛推向了深渊。
军阀混战是匪患滋生的直接推手。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陷入长期动荡，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混战不休。军阀邓本殷占据雷州期间，竟将匪首陈伯烈封为“地方首领”，纵容其以“征税”为名劫掠百姓。
这种“兵匪合流”的模式，模糊了政权与匪帮的界限。当国民革命军南下讨伐邓本殷时，陈伯烈率众逃入山林，溃败的邓军士兵则携带武器加入匪伙，形成“兵变匪、匪变兵”的恶性循环。
1922年至1924年，雷州匪众从四五千人激增至六七千人，正是陈炯明兵变导致粤军剿匪中断的关键时期。军阀们为扩充实力，往往默许匪帮存在以牵制对手；而匪帮则利用军阀矛盾壮大自身。
例如号称“万三三”的徐闻山匪，正是趁着1923年粤桂军阀混战之际，占据山林要道发展成势。这种政治真空中的生存逻辑，使得雷州匪帮始终能在军事打击后死灰复燃。
殖民统治为匪患提供了生存土壤。广州湾租界自1898年被强占后，逐渐演变为土匪的“国际中转站”。法殖民者实行的“以华制华”策略，将土匪工具化以实现经济掠夺。
李福隆股匪的壮大过程极具代表性：1916年他带着千余匪众逃入法租界后，与殖民当局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只劫掠华界、保护洋界，换取熗支弹药供应和销赃场所。法当局甚至将邓本殷、龙济光战败遗留的军火转卖给土匪。这种“养寇自重”的策略背后，是殖民者与买办阶层的利益勾结。
买办商人陈学谈等人从港澳走私军火卖给土匪，再低价收购土匪劫掠的金银、人口转卖海外，形成“军火-劫掠-销赃”的黑色产业链。殖民者更在租界内开设烟馆、赌场、妓院，既腐蚀土匪群体，又通过税收榨取暴利。
据统计，1920年代广州湾的烟赌税占殖民当局收入的70%，而这些罪恶产业的消费主力正是获得赃款的土匪。殖民统治不仅为土匪提供了武器、资金和庇护所，更通过经济掠夺制造出大量破产农民，为匪帮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横征暴敛则是逼迫民众为匪的根本动因。清末民初的雷州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朝廷赋税十年间暴增三四倍，地主将税负转嫁给佃农，官吏豪强还巧立名目征收“船头税”“门牌税”等苛捐。
徐闻县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需缴纳六成以上收成作地租，遇灾荒则被迫借“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这种系统性压榨导致“每至岁末，卖妻鬻子者十户二三”。
法殖民者在广州湾推行的经济殖民更加剧了危机，洋米、洋纱的倾销使雷州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崩溃，仅遂溪县就有七成糖寮倒闭，数万蔗农沦为流民。当正常营生无法维持时，铤而走险便成为生存选择。
晚清广州湾已出现“曲手帮”等小股盗匪，但真正大规模匪帮的形成，恰与1914年雷州大旱后官府强征“抗旱捐”导致民变的时间点重合。李福隆匪帮早期成员多为破产盐工，陈振彪则利用民众对殖民者的仇恨，以“劫洋界济华界”为口号吸纳流民。
这种“官逼民反”的逻辑，使得剿匪行动陷入“越剿越多”的困境——1920年粤军黄强剿匪时，海康县一个月内就出现十余股新匪帮，皆由被剿灭匪帮家属及失地农民组成。
这三重因素构成的死循环，将雷州社会推向全面崩溃。军阀混战破坏治理体系，殖民统治提供犯罪温床，横征暴敛制造社会危机，三者相互催化形成恶性生态。
李福隆匪帮从1916年的千人发展到1918年的千余人，正是趁龙济光与护国军交战、法殖民者加大军火输送、雷州又遭台风灾害之际。而号称“万三三”的徐闻山匪在1923年崛起时，恰逢陈炯明兵变引发粤军分裂、法国扩大对匪军火贸易、以及洋米倾销导致粮价暴涨的多重危机。
直至1933年陈济棠平定匪患，也并非单纯依靠军事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名义统一后列强对华政策调整，法殖民者减少对匪支持；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港澳走私利润下降，买办集团转向合法生意；广东当局推行“二五减租”缓解民困，才最终打破了这个罪恶三角。
雷州匪患的惨痛教训揭示了，当政权合法性丧失、外部势力渗透、民生保障溃败同时发生，社会失序就会以最暴烈的形式爆发。那些啸聚山林的“万三三”匪众，既是施暴者，也是时代悲剧的受害者。他们的故事警示后人，社会治理必须筑牢民生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建立有效秩序，方能避免历史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