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1900年7月后，英美各大报纸相继刊电，称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全部遭到屠杀，并捏造诸多血腥细节。他们还将1857年印度“坎普尔事件”中的血腥情节搬到中国场域，大肆渲染“黄祸论”。事实上，英国驻沪总领事霍必澜将自身的推断当成事实发回国内，使谣言获得英国官方认证的“公信力”。虽然以盛宣怀和伍廷芳为代表的中国官员频频辟谣，呼吁总理衙门与公使馆接触，间接促成公使馆外半个月的“休战”，但欧美世界对谣言深信不疑，呼吁对中国进行报复。尽管北京公使馆最终解围，但谣言已然完成了其在西方世界煽动情绪和开展战争动员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影响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进程。
义和团运动期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柯文（Paul A. Cohen）在《历史三调》中专门列举和研究了这一时期流行于中外的各类谣言及其引发的恐慌。他对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谣言着墨丰富，但特别指出，1900年在外国最为引人注目的“虚假的坏消息”，是7月中旬各大英文报纸宣称，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于7月6—7日遭到屠杀。欧美世界从上到下皆相信这一谎言，并陷入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其实早在1918年前，马士（H. B. Morse）就注意并概述过这一谣言，但并未深究其生成机制及影响。中国学者张礼恒等在研究伍廷芳时，注意到1900年伍廷芳针对这一事件的呼吁。澳大利亚学者甄爱廖和英国学者孔正滔在研究当时英美报刊对义和团运动的报导时，也提及这一谣言。法国学者皮埃尔·辛加拉维鲁（Pierre Singaravelou）认为，这一谣言可能是李鸿章有意散布的。除此之外，中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研究。这一谣言是如何炮制出来并流行于欧美的？既然欧美世界广为相信，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欧美世界对中国的判断和决策？查考当时中外报导之详情，再辅之以中外交涉档案和时人对此事的揭露、反思，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还原这一谣言的生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它对义和团运动历史进程的具体影响。
------------------------------- 一、英文报刊中的“大屠杀”谣言 -------------------------------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驻北京外国公使的安危一直是中外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1900年6月10日下午，京津间的电报通信被切断，通往恰克图的电报线也不通，北京成为电讯孤岛。自此以后，北京与上海的联络，只能由邮差加急送往离北京最近的济南电报站，再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转给上海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复电再循盛宣怀—袁世凯—北京的线路原路返回。北京与济南距离400多公里，快马需要4天，兵部的紧急文书也要2天。也就是说，北京和上海之间的信息传递，一般情况下有4天的时差，最快也有2天的时差。加上电文从上海转往各国亦需时间，使得以上海为通讯中心的中外交涉产生一定滞后。另外，尽管天津到海外的电讯并未断绝，但京津之间横亘着重重军队，战事连绵，天津的外国人无从得知北京公使馆的真实情况。基于东南督抚与列强达成的互保协议，此时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L. Warren）从盛宣怀处得到的北京消息，反倒比北京侧畔的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W. R. Carles）更多。
与通讯断绝伴生的，是纷繁复杂、五花八门的各种谣言。6月中旬，天津的外国人即传言“京内西人亦恐全被杀害”，要求各国速派援兵。清廷给各地疆臣的电文中，亦有“在京使馆势甚危迫”之语。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被杀，消息传出后，中外皆疑其他驻京公使是否也面临相同命运。7月初，张之洞还致电盛宣怀询问：“不知各使尚无恙否？”7月2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6月24日发出的信件抵达英国，内称“各国人士被围困在使馆内。形势险恶，您们速来”。西方世界普遍怀疑，所有在北京的外国人都遭受与克林德相同的命运。7月4日，伦敦《每日快报》刊发电报称，除克林德外，另外两名公使也被杀害。该电文还说：“中国首都还有外国人幸存的最后希望，已经被摧毁了。”7月6日，该报又详细描绘“大屠杀”的细节，末尾称，“我们只希望，在这些凶残的野蛮人最后的冲锋中，使馆里的男人有时间亲手杀死他们的妇女和儿童”。7月7日，该报还刊登端王载漪篡权，逼死光绪，慈禧服毒等内容。同日，伦敦影响力更大的《每日邮报》刊发“大屠杀”电报，称英国公使馆已经被摧毁，所有在京外国人都被杀害，无数外国人和欧洲士兵被处决和施以酷刑。另一篇报导则详述端王和刚毅如何发动政变，逼杀光绪帝，囚禁慈禧的故事。在报导“大屠杀”新闻上，《每日快报》和《每日邮报》已呈竞逐之势。
7月上旬流传的“大屠杀”谣言，引发各国对中国的警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Salisbury）向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表示，“如各国使馆或他洋人被害，应将政府诸公抵偿”。7月6日，两广总督李鸿章致电袁世凯称，“外间谣传英馆已破，各使亦被杀。果尔，必动天下之兵”。不过总体来说，因《每日快报》当年刚刚创刊，影响力有限，且前述消息从未得到英国官方证实，故7月上旬的谣言并未被英美社会普遍接受。“大屠杀”谣言真正产生世界影响，是在7月16日后。是日，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出一条消息，称7月15日盛宣怀收到14日袁世凯发出的电报，证明“我们最深的恐惧业已成实”：
7月8日从北京出来的信使报告说，义和团和董福祥部队的大炮，将公使馆的围墙炸开了一个口子，随后将围墙夷为平地，接着又进攻使馆。大屠杀接踵而至，无人生还。义和团和清军损失惨重。在义和团攻入使馆大院前，外国军队打光了所有的弹药。驻上海的各国记者迅速将消息传回本国。一夜之间，“大屠杀”的消息传遍整个欧美世界。7月16日，伦敦《每日邮报》刊载该报特约记者于中国时间7月15日20时许从上海发出的紧急独家电报，报文首句信誓旦旦称，“我非常遗憾、完全绝对、充分确认我的声明”，接着称7月6—7日北京公使馆被摧毁，所有英国人和欧洲人都被屠杀了。电文称，盛宣怀于7月13日左右正式向他们宣布袁世凯转发来的北京消息：
7月6日，外国军队从使馆出击，杀死了100多名义和团民，这让董福祥将军的军队非常愤怒，以至于他下令其训练有素的部队开火。……义和团和暴军于7月7日进攻了使馆，但是被击退。随后，他们攻破使馆围墙。……北京的大屠杀已被承认，“所有的外国人都被杀害了”。该文同时指出，袁、盛等人事实上至少在7月9日就已知晓北京公使馆被攻破、公使被屠杀的消息，但是他们故意隐瞒、知情不报，还提议将公使们送往天津，以换取列强同意停止在京津地区的军事行动。电文还详细描述使馆“最后一战”的悲壮情节。《每日快报》也不甘其后，他们描绘的“最后一战”还增加外国人在战死前熗杀妻女以免遭辱，以及义和团肢解尸体的桥段。直至7月20日，有的报纸已经辟谣，该报仍在“大屠杀”的报导上拔足狂奔，并将各种细节推向种族对立的极点：
白人的孩子被叉在矛尖上，当做熗靶。……白人妇女被扣押起来，作为对黄种人军队的特别奖励。……一群嚎叫的义和团暴徒把欧洲妇女拖到街上，她们被剥得精光，然后被砍成碎片，断肢被扔在人群中，在胜利的嚎叫中被抢走。一贯谨慎的《泰晤士报》在“独家爆料”方面稍显落后，但在“确认结果”方面也不遑多让。7月16日《泰晤士报》刊载一则消息，提及7月14日晚赫德的妻弟布里登（A. Bredon）收到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发来的电报，称“上海总领事认为，在北京的外国人命运已确定无疑”。布里登称，上述电报摧毁了他对姐夫赫德、兄长裴式楷（R. E. Bredon）及其妻女命运的最后希望。16日的《纽约时报》也基本全文转载《每日邮报》的电报，并在情节中糅合男人们在死前先杀妻女以免受辱的桥段。
英国政府官员的表态，更使这一谣言获得“官方认证”。7月16日下午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议会副国务卿布罗德里克（John Brodrick）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表示：“关于大屠杀的报导，我们很难说它是假消息。”他称7月15日左右，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英国外交部，“从中国相关人士处获悉，据信在7月8日有人向公使馆开炮，随后发生大屠杀，其目的是造成与外国人之间不可弥补的裂痕。尽管需要对该报告进行官方确认，但总领事担心这是真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也相信，“使馆中人已遭屠杀，拯救使馆的伟大目标似已不可能实现”。外交部常务次官桑德森（Thomas Sanderson）同样认为：
那些被困在北京的可怜人，如今已完成他们的使命，一想到这就让我难过不已。……窦纳乐可能不得不射杀他的妻子、妻妹及两个孩子，以免遭受折辱。7月17日，《泰晤士报》开始在这场新闻竞赛中“发力”。该报声称，布罗德里克的声明证实“女王陛下政府对在北京的外国人群体的安全不再抱有任何希望”，鉴于此，《泰晤士报》公布遇难者名单，刊载赫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和《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讣告，并附有详细生平介绍。其他报刊如《伦敦新闻画报》等纷纷加入。悼念活动的最高潮，是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筹备于7月23日上午举行的追悼会。英国首相、上下两院议员将全部出席，伦敦市官员和部分“遇难者”家属也受邀出席，仪式隆重，据称将是圣保罗大教堂有史以来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仪式之一。追悼会在即将举办的最后一刻，才被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叫停而无限期推迟。因为此时英国政府获悉，美国政府收到驻华公使康格（E. H. Conger）发出的密码电报，表明“大屠杀”可能只是个谎言。8月14日公使馆解围后，生还者看到自己被“生祭”的过往，心情颇为复杂。
------------------------------- 二、辟谣与暂时“休战” ------------------------------- “大屠杀”谣言引发震荡，影响不断扩大。与造谣者的“文采斐然”和“激情创作”相比，中国人的辟谣之路异常艰难。7月16日《字林西报》刊载“大屠杀”电报后，盛宣怀紧急致信该报辟谣。7月17日《字林西报》发表一则简短消息：
我们获悉，盛宣怀阁下否认收到过我们昨日所述的14日济南发出的电报。中国电报局总办要求我们声明，他和他的任何下属都未曾向我们传达过该电报。《字林西报》的声明颇有不情不愿之感。因为对该报而言，它只能证明盛宣怀从未收到、从未对外发布过所谓“大屠杀”电文，但并不能确认在北京的公使仍然安全。于是该声明既不能扫除欧美世界认为“公使已死”的先入观念，更丝毫不能阻挡“大屠杀”谣言在欧美世界的继续传播和“再创作”。《每日快报》坚持认为，盛宣怀的辟谣完全不可信，理由是如果公使们仍然尚存，他们为何不能直接与本国政府联系？
各国政府压力陡增，他们必须回答公众关于消息是否真实、驻华公使是否健在的质问。这种压力也明显传导给盛宣怀、袁世凯、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员。各国明确告知，如果公使真的被杀，中国将面临强烈报复。7月14日，天津沦陷。清政府希望列强能止步于天津，而西摩尔联军的失败，也使得列强暂时无足够力量进攻北京。攻守之间暂时的平衡，使得“和局”产生一丝希望。东南诸人和中国各驻外使节为了争取和平，积极奔走。各国领事与盛宣怀等联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希望获得公使的消息。公使若存，和谈尚有可能。在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等人联署电报的督促下，总理衙门派人与公使馆接洽。从7月16日开始，对使馆持续半个多月的围攻暂时停止，这种奇怪的“和局”持续了半个月左右。
盛宣怀等一面劝阻清廷保守派对使馆的进攻，一面请中国驻外公使频频辟谣，告知各国公使仍存的消息。7月17日，盛宣怀致电刚毅和赵舒翘称，“闻诸国会议，若公使不致死，尚肯停战”，“若聚而歼之，必到京城报复，尽毁所有。届时国难身死，何堪设想？”他劝刚毅等“暂释使馆之围，勿致其死”，允许各国公使给本国发电。7月18日，驻英公使罗丰禄称，已奉命将“各使十三（指农历六月十三日，即7月9日——引者注）尚好”电文转达英国外交部，但英国政府“未敢深信”。盛宣怀还致电中国驻美、日公使，称各国在华公使尚存，让他们通知所在国外交部。7月22日，刚毅也致电盛宣怀，称“各国公使幸皆无恙”。
7月16日，总理衙门通过教民金四喜，给被围困的公使馆带来一封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 M. Hay）7月11日写给康格的密码电报：“通过送电人传递消息”。该电报是海约翰通过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发给盛宣怀，再转给总理衙门。为了向外界证明公使们生命无虞，总理衙门破例允许康格给美国政府回复密码电报，内称“英公使署被华兵炮弹接连攻打，今欲除此屠杀之害，急须来兵解围”。在盛宣怀和伍廷芳的努力下，电报于7月20日抵达华盛顿。但连同海约翰在内的美国官员都对该封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次日海约翰复电康格：“前电已收，真实性存疑。请告知你姐妹的姓名，并报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随后美国政府接连收到康格于7月21日、8月3日和4日从北京发出的复电，加之使馆派出的信使陆续抵达天津，各国终于开始相信公使尚存。
尽管中国各驻外公使频频辟谣，但各国政府仍半信半疑。伍廷芳等称，“屡遵电旨告外部，各使平安无恙。彼思以无确实证据，益滋疑虑”。即便是康格的电报传回美国，“百分之九十的人和报纸都怀疑它的真实性”，美国人煞费苦心地提出各种理由，认为它是伪造的。7月23日，面对下议院的质询，布罗德里克坦陈，英国政府收到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的照会，大意是截至7月18日，在北京的英国公使仍然安然无恙，美国公使康格给本国政府的电文亦可证明。但布罗德里克强调，除非有窦纳乐或者其他英国官员签字并注明日期的信件，或收到密码电报，否则不能相信中国方面的任何声明。康格的电文传出后，英国和比利时也要求本国公使发电“报平安”。盛宣怀再致电罗丰禄，让他联络庆亲王办理此事。7月30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通过罗丰禄向窦纳乐发电，要求后者报告近况。8月3日，窦纳乐收到索电后复电，简要报告了他们的处境和使馆内英国人的伤亡情况，8月7日交总理衙门发出，8日抵达英国。直至此时，英国本土舆论方相信，诸公使依然健在。“各国收到代表们发来的消息，都舒了一口气”。
尽管谣言危机暂时得以缓和，但伍廷芳与罗丰禄等驻外公使认为，而今局面，除非派部队将各使馆人员及眷属安全送往天津，或者令各国公使与本国通电，否则毫无凭信。盛宣怀等再次通过刘坤一和张之洞等，督促清廷将各公使送往天津。但是，窦纳乐称，“我们记得康普尔事件，无意离开这里，除非在欧洲各国部队的护送之下”，“任何一支中国卫队护送都是不安全的”。窦纳乐将撤往天津视作危途，并特地以坎普尔事件类比，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 三、坎普尔事件再现？ ------------------------------- 窦纳乐所言的“坎普尔事件”，发生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期间。当时，驻扎在坎普尔的印度士兵响应起义，从6月7日开始围攻、炮轰坎普尔的英军阵地。英军伤亡惨重，终于6月26日与起义军首领纳那·萨希布（Nana Sahib）达成投降协议。纳那允许英国人携带武器通过水路离开坎普尔，并承诺供给船只和粮食。27日上午，英军及其家属前往恒河的色弟觉拉渡口，在上船撤退时遭到印度士兵袭击。英军几乎被尽数杀光，只有4人生还。妇女和儿童则全部被俘并押往纳那控制的比比格尔城（Bibighar）。由于英军在向坎普尔进军过程中的暴虐和屠杀行径激怒了印度人，纳那于7月15日下令，将125名妇孺全部杀害。这两次事件极大刺激了英军，他们发誓要进行血腥报复，并诞生了一句有名的口号：“记住坎普尔！”（Remember Cawnpore!）7月17日英军攻下坎普尔后肆意屠杀，采取“炮决”等非人手段，杀死一切所能抓到的当地义军士兵，甚至在处决时进行宗教侮辱。
早在1900年7月上旬“大屠杀”谣言第一次见报时，英国《巴克斯先驱报》即发表文章《中国的坎普尔》，将北京公使馆围攻战类比为坎普尔事件。7月16日伦敦《每日邮报》《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相继转发“权威认证”过的“大屠杀”电报后，关于坎普尔事件和北京公使馆之战的类比达到高潮。窦纳乐8月的信件发回英国后，再次引发舆论。《圣詹姆斯公报》直接以上述口号为题发表文章。伦敦《新闻晚报》也以“坎普尔再现”（Cawnpore Again）作为窦纳乐信件的标题。霍必澜担忧，“当援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各国公使以及那些仍然活着的欧洲人都将被杀死”，显然更多是他对比比格尔大屠杀的心理投射。
将北京公使馆围攻战与坎普尔事件类比，极大刺激了西方世界的报复之心。《每日快报》称，“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不能再允许外交礼节拖延对中国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进行足够充分的报复”。澳大利亚报纸叫嚣，“中国曾被视为文明国家，但它现在已经放弃了被进一步考虑的所有权利，无论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惩罚都是罪有应得”。深信这一谣言并且亲自上阵鼓动血腥报复的，莫过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在德国不莱梅港向远赴中国作战的德军发表著名的“匈奴演说”：
你们不仅要为公使的死复仇，而且还要为许许多多的德国人和欧洲人报仇。如果你们碰到敌人，就杀了他们，不要宽恕他们，不要留活口。如果有谁落在你们手里，就好好地收拾他们。德国历史学家贝尔恩德·索瑟曼（Bernd Sösemann）认为，威廉二世发表如上言论时，深信在北京的欧洲人已经全部遇害，立誓复仇。瓦德西记载，偶有人质疑“大屠杀”电报，认为北京各使馆人员或有生存的可能，威廉二世即怒形于色，不以为然。德国报纸更是响应威廉二世号召，高喊“杀到北京去！不要宽恕他们！”直至8月14日公使被解救的消息传回德国，威廉二世竟然大为失望，“因彼脑中曾深信北京各国公使以及使馆全体人员早已被杀”。
7月以来在西方世界流传的“大屠杀”谣言，成为西方世界战争动员的绝好武器，也直接改变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进程。在天津之战打响前不久，“有看似可靠的消息称，驻京外国公使全部被杀，讣告传遍全世界”，天津之战于是成了八国联军的所谓“复仇之战”，他们“怀着对中国人强烈的仇恨攻向中国人居住的天津城”。天津沦陷后，八国联军对中国民众展开血腥报复。辛加拉维鲁称，“屠杀数以千计的天津平民还是两个历史事件的回声。一个是想象出来的，即北京外国使馆区的外国人在1900年7月初遭到屠杀”，所以“当联军士兵占领天津时，他们的内心都怀着为据说在北京遭到杀害的同胞复仇的念头”。参与烧杀抢掠暴行的英军军官为自己辩解道：“我不认为在这一次特殊的中国战事中，抢掠是一种罪行。相反地，这是使中国人因虐待我们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受到惩罚的唯一方法。……唯一能使他们在将来回想到这次战争的就是烧、抢天津城。”
除却成为列强屠杀的借口外，“大屠杀”谣言还直接影响列强进攻北京的部署。7月14日列强攻陷天津后，他们并没有乘胜继续进攻北京。一方面，清军和义和团在天津保卫战中的积极抵抗，以及西摩尔联军在京津一带的失败，使得列强暂无信心立刻进攻北京。他们强调稳妥为上，呼吁大量对华增兵。另一方面，因为既然有消息说所有在京外国人都被杀，那么就没有解救的迫切感了。美国战争部部长鲁特（Elihu Root）在报告中写道：
（攻克天津后）文明世界的普遍看法是，联军在中国应履行的职责，不是去北京营救仍活着的公使，而是要为他们的被杀复仇，并惩罚凶手。在执行这一任务上，时间和行动速度并不是特别重要。7月28日，信使带着21日贾礼士给窦纳乐的信回到北京使馆，信中希望窦纳乐等继续坚守，并称“许多部队正在途中”。这让使馆守军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发现，从6月20日到7月21日的一个月内，天津方面竟然没有派出像样的部队来解救他们。在列强看来，中国各驻外公使的辟谣，只是防止他们进军北京耍的花招。7月10日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和日本政府尚且认为，进军北京至少需要四五万人。而攻陷天津时，各国在天津的军队总计不过1.2万余人。即便是主张向北京急进的人，也认为这点兵力不敷足用。综合后勤和援军进展，各国军官一致认为，最早也要到9月15日以后方能向北京进发。7月27日，天津美、英、日军将领开会，英军要求立刻进军，而日军和美军主官都反对，理由仍是增援未至。随着康格和窦纳乐电报发出，佐之以信使、间谍送往天津的情报，各国终于相信公使尚存。对列强而言，若再不积极向北京进军，谣言仍随时可能变成现实。鲁特写道：
（康格）电报所反映出的形势显然是要求紧急派出救援部队，而不是完善准备工作；应紧急施压立即向北京发起进攻，而不是像先前建议的等待大军集结完毕。7月30日，美军少将沙飞（Adna R. Chaffee）受命抵达天津统帅美军，督促解救使馆行动。他声称，不出兵击溃京津之间的中国军队，公使是不可能被解救的。8月1日各国军队主官集议，态度已与7月27日时大为不同，“每一个人都急于解救北京使馆之围”，决定8月4日正式出兵。就这样，在各国政府的频频督促下，天津的联军未等到援军全部抵达，即再次向北京进发。随军的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概述“大屠杀”电报后写道：“就在我们步步逼近使馆的时候，我们都绝不敢说那封电报讲得是不正确的。”美军主力第14步兵团团长达格特（A.S.Dagget）写道：“将近两个月来，八百多个外国侨民和三千多个本地教徒一直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厄运。屠杀与苦难的惨痛的消息激励着进军的军队。”中国官员努力进行的辟谣，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义和团运动中北京沦陷的加速器，可能是盛宣怀等没有料到的。
------------------------------- 四、“大屠杀”谣言的生成及反思 ------------------------------- 长期以来，“大屠杀”谣言的始作俑者不得而知。当代学者辛加拉维鲁认为，这一谣言可能是李鸿章有意散布的，理由是李鸿章控制着唯一一条仍在工作的电报线路，其意在于削弱清廷之中支持义和团的政敌。实际上，上海电报局的具体负责人为盛宣怀，而非李鸿章。谣言出现时，李鸿章正准备从广东北上，收拾残局。当时欧美报界也认为，“大屠杀”电报来自“口是心非”的盛宣怀和袁世凯。因为1900年7月以来，霍必澜想获得北京的消息，只能通过盛宣怀控制下的上海电报局。“大屠杀”电报中描述的盛宣怀通知霍必澜的电文，实际上是7月12日、13日袁世凯发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东南诸人的“谏电”和“霰电”：
顷接初十日自京探报：两馆及西什库尚未攻破，现不敢逼近。而洋兵反乘夜出击董营，伤兵百余人云。凯叩。谏。
顷有人十一日自京城来称：匪合攻使馆仍不克，现成骑虎。用大炮攻轰，诸使与宗社同危，万分焦灼。凯叩。霰。电文中的初十日、十一日，系公历7月6日、7日，正是电报所言“大屠杀”的发生时间。文中显示，7月6日使馆卫队组织了一次反击，董福祥部伤亡惨重；次日，清军使用大炮轰击公使馆。电文中也表达了对公使生命安全的强烈担忧。7月15日，盛宣怀将13日获得的“霰电”转致罗丰禄和伍廷芳：“十一京耗，董将架炮，不遵谕旨，使馆、政府均危云。宣。”霍必澜和驻上海的记者也于当日致电回国。
7月6日、7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两封电文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按照窦纳乐后来的报告，7月6日上午清军确实使用克虏伯大炮对公使馆进行猛烈炮击。于是使馆卫队组织反击，一度控制这门大炮。为了夺回大炮，清军发起几次反击，但遭到卫队狙击，“任何企图通过墙上缺口前来取炮的敌人，都被日本人击毙”。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清军最终于夜间夺回该炮。7日上午，董福祥部发起一次猛烈进攻，但被击退。同日，董军还使用重炮、开花炮等对法国使馆进行炮击，其中一枚重炮炮弹落在公使馆的弹药库顶上，不过未引爆弹药库。当日，除了清军重炮的轰鸣外，窦纳乐还发现清军和义和团之间发生冲突，数名义和团民被打死，叫喊声和炮火声响彻外城。可见6日使馆守军确实进行过一次反击，并且给董军造成很大伤亡；次日，董军也确实发起一次进攻，使用重炮、克虏伯炮对公使馆进行猛烈炮击，但战果并不明显。这两者对应了“大屠杀”电文中的“反击”和“炮轰”桥段。大概是重炮的轰鸣声和响彻全城的厮杀声（实际上是清军和义和团的冲突）让人印象深刻，于是逃出北京的人们向袁世凯讲述了这一故事。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谏电”和“霰电”中并未明确说明公使馆已被攻克、各国公使已全部被杀，遑论“大屠杀”电报中的那些凌辱妇女、肢解尸体的细节。但这一电文经盛宣怀告知霍必澜后，即让霍必澜产生一种推论，随后即将这种推论视为被证实、确定无疑的消息，发给英国外交部，同时也以个人名义告知驻上海的英报记者。于是，就有了7月16日布罗德里克在下议院质询时候的“确认”，有了7月16日震撼西方世界的“大屠杀”电报。伍廷芳的辟谣在英美公众看来，“正如一位英国驻上海的高级官员所证实的那样，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的险恶企图，意在欺骗世界，在盟军中制造不和，阻滞其军事行动”。其中所言的这位高级官员，显然就是霍必澜。在推波助澜方面，驻上海的英国官员中没有再比他更“高级”的了。
尽管能确定霍必澜在“大屠杀”谣言的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究竟是谁杜撰了那些令人发指的细节？真相直至1902年才因一场诽谤诉讼案而渐渐浮出水面。1902年，英国在华法院（H. B. M.’s Supreme Court）在上海开庭审理一桩案件。原告欧希（H. D. O’Shea）为时任《捷报》（The China Gazette）和《捷报周刊》（The China Gazette Weekly）主编，1900年7月时任《每日快报》驻上海记者。被告高文（T. C. Cowen）为《上海泰晤士报》编辑，1900年7月时任《每日快报》兼职记者。高文于1902年1月18日在《上海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上海骗子》，明确指认“大屠杀”电报细节的炮制者：
备受关注的“大屠杀”电报于7月7日左右发表在伦敦的《每日邮报》上，由化名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萨尔特（W. Sutterle）和邓肯（Cheney Duncan）从上海发出。萨尔特和邓肯同受《每日邮报》临时聘用……正是萨尔特和邓肯共同编造了许多关于所谓“大屠杀”的可怕细节，并将这些细节传送到伦敦。《每日邮报》接受这个故事……这就是“大屠杀”电报的来源。
当时，《每日快报》决心要做得和《每日邮报》一样好，甚至更好，于是致电它的上海记者欧希赶快行动。随后欧希在他良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描写“流血和雷霆”。第二天，《每日快报》刊发出来的谎言，比《每日邮报》更大。“大屠杀”电报臭名昭著，任何来华记者或者报人一旦坐实造假罪名，他的新闻事业即可能毁于一旦。高文的揭露一出，立刻给自己引来两场官司，被控“诽谤”。邓肯首先发起诉讼，不过随后可能是底气不足或者“心中有鬼”，怕此事随着公开庭审而越揭越细，便很快撤销诉讼。萨尔特则默不作声，自始至终唾面自干，对报导不置可否。看来高文对他二人的揭露，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不依不饶的是欧希，他将高文诉诸法庭。庭审中，霍必澜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声明他从未在任何场合证实过所谓“大屠杀”的确切消息。至于《泰晤士报》7月16日所载的霍必澜发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文，霍必澜承认内容属实，但是他强调那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我确实在14日之前向外交部表达了恐惧。当时我当然认为公使馆被攻入了。那是我个人的看法。”霍必澜还称，盛宣怀从未向他透露过所谓“大屠杀”的电报，“盛给我的唯一细节，是在一封电报中说，使馆被包围了，董军架起了重炮，使馆的处境很糟糕”。至于《每日快报》中的细节描写，霍必澜辩解道，“我没有向任何人正式声明过，除非我坐在总领事办公室的事实使之成为正式声明。我强调使馆遭到了轰炸的威胁，但没有说轰炸真的发生了”。
经过漫长的庭审和质证，法庭最终认定高文对欧希的诽谤罪成立，但只需支付100元赔偿金，处罚非常轻微。高文的败诉与其说是“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举证责任上的劣势引发的诉讼失败。高文与欧希1900年时同为《每日快报》记者，他爆料的内幕具有极大的真实性。正如庭审中指出的，《每日快报》在上海的通讯员不只欧希一人，被告无法证明《每日快报》中所有的“大屠杀”电报都只出自欧希一人，也无法证明《每日快报》刊发时没有对欧希的电文进行修改。高文也无法调取到欧希发给《每日快报》的全部电文，亦不能证明当日欧希发给《每日快报》的电文就是“大屠杀”谣言的细节描写。但庭审过程明确揭露，《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的记者为了所谓的新闻竞争，不惜扭曲真相，为“大屠杀”谣言杜撰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血腥情节。
至少在1900年7月下旬，美国公使康格的电报传出后，已有媒体开始意识到“大屠杀”电报所言并未发生。8月14日公使馆被解救后，“大屠杀”谣言彻底破灭，英文报界掀起一场关于新闻伦理的反思。8月18日，《泰晤士报》刊载一则读者来信，认为公众在此事中被极大地误导。《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相继刊文，赋予谣言举世无双的“权威”，使其成为“真理”而传遍世界。他强烈怀疑，《每日邮报》刊登的大量细节描写是报社故意捏造的。次日，《每日邮报》回应，称他们收到电报后反复与上海记者确认过，对方再三保证消息为真且经权威认证，并发来丰富的细节描述，报社才相信并刊发。《泰晤士报》编辑部也为他的同行证明，电文内容皆出自记者之手，《每日邮报》未曾“添油加醋”。又有读者投稿《泰晤士报》，指出报社在对电文尚有疑问的情况下，仍不顾当事人亲友的感受，刊发如此残酷的细节描写，有损新闻界声誉。一位自称资深记者的人致信《泰晤士报》称，英国报界当前有一种病态的狂热，为了迎合公众的口味，随时准备接受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制造噱头，那些不愿意制造谎言和耸人听闻情节的记者和通讯员因此遭到报社冷遇。作者指出，报社编辑必须明确认识到在报纸上发布虚假新闻的危险性，长此以往报纸将永远失去它的公信力。
“大屠杀”电报确实大大降低了英美驻上海记者群体的公信力，他们得到一个侮辱性的称号：“上海骗子”。1901年12月，英国的《圣詹姆斯预算周刊》（St. James’s Budget）讽刺驻沪记者发回的报导完全不可信：上海还有真相吗？《北华捷报》特地刊文为在华记者群体辩护。该文称，苛求在华记者的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准确不是中国人的特点”，所有从中国人那得到消息的人可能都会被误导，由此将在华记者污名化为“骗子”，实在是无知和不公的。
相较而言，中国人自己为此事发出的声音，就更显得难能可贵。1900年8月17日，公使馆被解救的消息传遍西方世界。而亲历谣言事件全过程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面对可能到来的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报复和对中国的瓜分，忧心忡忡。他在美国杂志发表长文，呼吁西方世界公正对待中国人民。伍廷芳回顾了“大屠杀”谣言事件的过程，指出大量的残杀故事是根据完全不足信的材料编造而成，“每个人都认为，公使馆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不了几个星期，准备听到最坏的情况”。而记者发自上海的报导，正好迎合了公众的这种潜意识。尽管来自中国政府和个人的消息都足以证明外国使节在北京是安全的，但是欧美世界对中国人所有的保证都不屑一顾，并将所有中国官员描绘为彻头彻尾的说谎者，整个欧美世界几乎都认为“中国人上上下下都不会说真话”。伍廷芳指出，“报纸上一切于中国不利的无根据的捏造”，无非都是想实现对中国的分割，或者期望得到更多租借地或者商业利益。随着康格电报被证实和公使馆危机解除，伍廷芳指出，那些因听信“大屠杀”谣言而叫嚣报复的人，现在应该勇敢地出来公开道歉，否则“就会让整个中华民族遭受十足的不公正”。
经历这次谣言危机，盛宣怀对于上海西文报纸中出现的诋毁东南互保的谣言，反应强烈而迅速。7月27日，盛宣怀致电上海领事团领衔领事、葡萄牙驻上海领事华尔戴（Joaquin Maria Travassos Valdez），称《字林西报》所载之所谓武昌清军大炮对准汉口租界的报导纯属“播弄是非，可恨之至”，“足以摇惑人心”，要求华尔戴立即传令该报纸更正。盛宣怀也从此次事件中切实感受到西文报纸影响力之大。前苏松太道蔡钧上书刘坤一，呼吁在上海设立西文报馆，与洋人论战，争夺舆论阵地。他认为，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时事日报》等报纸的议论足以补政府之缺，“举国人心，视为趋向”；而庚子事变中“中国竟无西字报章声明此意”，“徒令外人訾我为野蛮而莫知能辩，殊可痛也”。这一提议得到盛宣怀支持，可惜当年未能实现。
------------------------------- 结 语 ------------------------------- “大屠杀”电报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西方世界流传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刻的谣言，它的形成经历三重演进。该谣言早在7月上旬即在部分英文报纸中流传，但并未被广泛接受，这是第一重演进——谣言雏形形成。真正使谣言获得公信力的“点睛之人”，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他依据袁世凯的“谏电”和“霰电”自行推断，认为英国公使馆已被攻破、在京外国人已被屠杀，并将此报告英国外交部。在霍必澜和布罗德里克的“双重认证”下，从7月16日起《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报纸纷纷转载相关消息，谣言就此被当作事实传遍世界，这是谣言的第二重演进——谣言成为“事实”。《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等报纸为了争夺新闻市场，鼓励其记者在细节上进行血腥杜撰，将1857年印度“坎普尔事件”中的情节移花接木到1900年的北京。围绕“大屠杀”谣言进行的各种“再创作”，成功将本是侵略者的西方世界塑造成受害者，若隐若现的“性暴力”和大肆渲染的“黄祸论”更将种族对立推向极致。至此，谣言在流传中完成其第三重演进——成为“复仇”理由。欧美舆论呼吁抛开一切国际法和外交礼节，对中国进行血腥报复。“为公使复仇”成了列强在天津展开烧杀抢掠暴行的借口。谣言本身和围绕谣言的辟谣行动，又直接影响联军进攻北京的军事部署。从这一角度言之，谣言早已超出单纯的新闻范畴，不可逆转地影响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进程。尽管公使馆最终被解救，谣言彻底破灭，但除却英美报刊基于新闻伦理的有限反思外，那些未曾发生的事既没有使联军收敛其在占领区的暴行，也没有阻止列强在辛丑和谈中对中国的讹索。正如伍廷芳所担忧的那样，中国人民遭遇了十足的不公正。谣言也就此被西方世界淡忘，无人对谣言造成的历史恶果负责。
甄爱廖在对比当时《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对义和团运动的报导风格时提出，“尽管《每日邮报》关于公使馆内所有被围困人员死亡的独家报道令人尴尬，但它还是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负责任和准确的报道。特别是插图材料，为英国公众提供了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事实信息，没有受到情绪化或负面形象的影响”。事实上，从《每日邮报》对“大屠杀”电报的血腥演绎来看，其报道既不准确，更不负责。而谣言正是隐藏在英美报刊这种所谓“客观”和“真实”面孔后大行其道。亦可见，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代，西方世界或有意或无意，从未意识到“大屠杀”电报对时局的重要影响和对中国民众造成的重大伤害。
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论断为人熟知，欧洲在“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乃至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英国学者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er）的观点则更为明确，“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想象下的产物，是西方一部分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而不是东方真实的面目，其中充满了一厢情愿的自我臆想的夸张和偏颇，更多的则是对于东方妖魔化的描述”。萨义德同时还强调，东方主义建构了一个西方世界一致享有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它们使西方人得以将东方处理为、甚至视为具有固定特征的现象”。由此可见，“大屠杀”谣言的生产及其流传，从来都不是一个领事或者一两个记者、报社的个别行为，而是西方世界基于偏见的群体性行为。它之所以被普遍相信，根本原因在于迎合了西方对东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文明偏见和恐怖想象，并在“信息库”效应作用下短时间即广布欧美世界。
桑斯坦在研究谣言时提出，“人们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来吸收和消化消息”，即便是努力辟谣也收效甚微。“产生错误观点的过程，会让这个错误观点对更正信息有很强的抵抗力”，甚至“即便是把事实真相呈现在人们面前，他们也很难相信”。“大屠杀”谣言的建构过程和中国官员艰难的辟谣历程深刻体现了上述特点。义和团运动中，西方世界的先入偏见，就是将中国的一切行为冠以“野蛮”的标签：中国人的任何行为皆有可能，中国人的任何解释都不足为信。这种偏见及其导致的英美报刊集体无意识错误，绝不是简单的新闻伦理所能规避的。欧美各国政府即便在知道真相后也不积极辟谣，继续放任谣言流传、发酵，使谣言完成其情绪煽动和战争动员的功能。在谣言流行的当口，天主教教宗亲自为联军祝福：“愿我的祝福伴随着这些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这实际上是十字军时代以来为了文明事业的首次战争。”列强暂时放下种种钩心斗角，一切的行为都冠以“文明”的名义，在这场所谓“文明对抗野蛮”的战争中奋力杀戮。
1905年，蔡钧在上海创办英文报纸《南方报》（South China Daily Journal），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现在意识到，在每一次的国际纷争中，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在他们母国的西人社会都只听到问题的一面之词——他们自己的那一面。中国在舆论面前从来没有辩解过。”向西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成为经历“大屠杀”谣言事件后部分中国人牢记的教训。
作者：张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