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清政府内部的维新派与守旧派之争已趋于激烈。朝中的守旧势力对维新派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断地在光绪帝面前诋毁维新派，甚至有人提出应立即处决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在此背景下，奕劻和李莲英甚至跪求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频繁前往天津，与荣禄秘密策划，图谋发动政变；更有宫廷内外的流言蜚语，称光绪帝即将被废，新君将被立……在守旧派的重压之下，光绪帝的信念开始动摇。
‍8月15日，康有为向光绪帝呈递了一本书，并恳请皇帝务必细读。光绪帝阅读后深受触动，不仅对康有为的见解表示赞赏，还特意赐予银两千两。这本书给了动摇中的光绪帝以勇气，让他如康有为劝谏的那样“持之以恒”地把维新变法坚决推行下去。光绪帝的决心无疑对守旧派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慑，虽然这并不改变维新变法失败的结局。
康有为进献的到底是什么书，为什么会让光绪帝产生了如此大的勇气？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给光绪帝进呈的书有很多，包括《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孔子改制考》《列国变通兴盛记》等。这些书开阔了光绪帝的见识，也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案例。但在这些书中，没有一部对光绪帝的影响力能跟一本书相比——《波兰分灭记》。用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说法就是：
“当万寿后（光绪阳历生日为8月14日），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赏给编书银两千两。”
这段记载足可见该书对光绪帝的影响之深。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就要从书的内容说起了。

这部康有为费尽心血所著的书共7卷，装订成3册，其纲目为：
卷一、波兰分灭之由第一，波兰旧国第二；卷二、俄女皇卡他利那（注：叶卡捷琳娜）专擅波兰第三，俄使恣捕波兰义士第四，波兰志士谋复国权与俄战第五；卷三、俄人专擅波王废立第六；卷四、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卷五、普奥俄分波兰之原第八，俄、普、奥第一次迫割波兰第九；卷六、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十；卷七、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一。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以淋漓的笔触，详尽叙述了波兰的亡国历程，用沉痛的笔法描绘了波兰屡遭瓜分的悲惨命运。从文学视角来看，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上乘之作。康有为对波兰国难的描述，每一笔都充满了悲愤，每一句都直击人心。书中首先展现了波兰昔日的辉煌：
“波兰国于俄、普之间，蹯于黑海之上，辟疆二十八万里为大，萃民一千五百万为强。地脉环抱，鸿图闳廓。除俄国外，虽欧洲五大国莫之与京。”
康有为的叙述中，波兰曾是仅次于沙俄的强国，其国力甚至超越了英、法、意、奥、普等国。然而，不过几十年的光阴，这个一度强盛的国家便惨遭分割，直至灭亡。波兰的亡国之痛，令人不忍直视。康有为对波兰亡国后人民的境遇描述得尤为凄惨：
“势益残酷，奴其君，虏其臣，虐杀无辜，剥丧羸弱，稍有才智者必虔杀之，稍有名望者必鱼肉之，务使爪牙净尽，股肱四裂，然后抉其腹而并分其脔焉。”

波兰王室的命运同样悲惨：
“波兰王与其母累为俄吏所辱，其后妃皆为俄人掳去，淫辱百至。俄将军纳波王母，失意，迫为妇余隶；波王母不堪苦辱，仰药死。波王俸薄不给，尝迫令至俄都陈于百戏以辱之，既而放归。波王亦忧愤死。”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光绪帝在阅读这些文字时的内心感受，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些生动的叙述无疑深深触动了他。毕竟，没有任何一位君主会对这样的亡国悲剧漠不关心，也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愿意步其后尘。
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中对波兰的灭亡进行了富有个人色彩的叙述，这一点成了书中最具争议的焦点。尽管他在书中力求重现波兰灭亡的完整历程，但他的终极目标是激励光绪帝继续推进戊戌变法。因此，在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阐释上，他不免掺入了个人的主观见解，或者说，他的叙述中包含了较多的个人情感色彩。正因如此，《波兰分灭记》在某些细节上与历史真相存在偏差。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生动地勾勒出一个“波兰”的形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尤其是沙俄的压迫下，波兰国王并非愚昧无知，而是一位渴望变革、力图改革的明智君主。然而，他遭受了来自内部守旧派和外部强权的双重压迫：
“以波兰王之明，决意变法，可谓贤主。而内制于大臣，外胁于强邻，因循不早计；遂至于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受古今寡有之酷毒。”
这段描述的意图是唤起光绪帝的共鸣，因为这正是他当前面临的困境。康有为还特别强调了沙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权力的渴望、专横好战的性格，以及她将波兰国王视为傀儡，肆意凌辱。这无疑是在暗示光绪帝，慈禧太后就是他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然而，这显然跟历史上的波兰不太一样，因为波兰末代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曾有一段个人情感，他们之间相处得还不错（虽然这并不妨碍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想吞并波兰的野心）。
‍尽管波兰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尝试改革，也的确遭到了国内政治势力的阻碍，但波兰灭亡的真正原因要复杂得多。当时欧洲的俄、普、奥三国之间既有矛盾又有联系，而波兰恰好是他们之间的障碍。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波兰一度与普鲁士结盟，甚至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波兰内部的两派贵族分别拉拢了法国和西班牙，以及沙俄和奥地利，将他们卷入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兰末代国王斯坦尼斯瓦夫的登基，但他的上台并未能解决波兰内部日益加剧的分裂问题，最终导致了内忧外患的局面。
在波兰历史上著名的《五三宪法》通过后，波兰迅速陷入了内战危机。在各路“带路党”的引导下，俄、普、奥军队瓜分了波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俄军原本以推翻《五三宪法》为名进入波兰，但进入后却直接占领了波兰，导致波兰贵族大呼上当，末代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被迫侨居圣彼得堡。正如康有为在书中所言，波兰灭亡后：
“波兰君相忍辱频仍之苦，割讲渐次之尽，及将分灭，君主、后妃、亲王、大臣迫劫之惨，若读晋怀、愍，宋徽、钦，石重贵故事，岂徒富贵皆空，其戮辱困苦，求为奴隶不可得也。”

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斯坦尼斯瓦夫并没有遭受残酷迫害，而是依靠他的老情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养老金生活，最终在1798年2月12日安详离世。那些被沙俄招安的波兰贵族，许多人的晋升速度甚至超过了战场上卖命的乌克兰贵族，这还引发了乌克兰贵族与波兰贵族之间的纠纷。由此可见，在这段历史问题上，康有为运用了“春秋笔法”，将北宋靖康之耻、前金覆亡的故事稍作修改后套用在波兰头上，目的是吸引光绪帝的注意，而他也确实达到了目的。
康有为在描述波兰末代国王之外，为了戊戌变法的推进，也添油加醋地编织了一些内容。例如，在讨论变法问题时，他在书中严厉批评了守旧派的顽固不化：
“此际尊卑之分极严，论其官之大小而定其位之高下，无敢越次者。以故各不能抒其议论，游移推诿，常有一事而议数十日不决者。”
康有为还进一步批评波兰亡国前的政局：
“而当时政治，皆贵族之所以自私自利者，与国家无与，与民生无与……当时通才志士，以国家微弱，欲发愤变法图自立。惟大臣皆垂老守旧，不解外事。”
显然，康有为在这里已经不是在暗示，而是直接指责波兰的灭亡是由于守旧派的昏庸无能。他还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波兰大臣不仅不愿意改革，而且不知道如何改革，还担心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些观望的“骑墙派”，都在寻找机会，一听到改革就像遇到了深仇大敌。还有一些无能之辈，担心改革后会失去官位，因此百般阻挠。还有一些狡猾的人，他们表面上支持，实际上却在操纵事端，破坏改革。最终的结果就是：
“波王虽决意变法，其大臣贵族仍深闭固拒，惟知守旧而已。”
虽然这段历史与真实的波兰历史有一定相似之处（因为历史上波兰末代国王斯坦尼斯瓦夫确实因为试图改革，遭到了巴尔联盟和塔戈维查联盟的攻击），但过程却与康有为的描述相去甚远。因为斯坦尼斯瓦夫本人甚至加入了塔戈维查联盟，并与他们一起请求俄军来波兰帮助对抗普鲁士，结果却是沙俄和普鲁士联手瓜分了波兰——这明显跟康有为写的不是一回事儿了。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波兰变法的艰难，还反复强调了沙俄的威胁。在他的叙述中，波兰的灭亡似乎完全是沙俄，尤其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手策划的。在书中，这位女沙皇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开篇，康有为就写道：
“观于波兰之分灭，而知国不可不自立也。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吞并为事，大地所共闻也。”
沙俄的这一现实威胁并非康有为刻意夸大，因为在当时，沙俄确实是清政府最大的敌人之一。对此康有为还做了一番陈述：
“我为辽东之归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然则吾为其为波兰乎？而守旧阻挠变法者，非助俄自分之乎？”
显然康有为是用威胁的口语告诉光绪帝，如果再不变法，那么我大清就要成波兰第二，惨遭沙俄瓜分啦。康有为在揭露沙俄侵略野心时，还特别强调了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认为：
“欲变法自强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圣人不能为，时当变而不变者，过时则追悔无及矣。”
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明白了，康有为在告诫光绪帝，如果想摆脱被瓜分的命运，那么唯一办法就是：变法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了证明变法自强的必要性，康有为特意以沙俄为例。他将沙俄彼得大帝的果断改革与波兰国王的犹豫不决进行了对比：
“观俄彼得之所以强，观波兰之所以亡，其欲变、知变也同，而兴亡迥异，岂有他哉？变法之勇与不勇异耳。”

康有为的本意是鼓励光绪帝鼓起勇气，效仿沙俄的变法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然而，有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是，尽管沙俄的近代强盛与彼得大帝的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但沙俄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也遭遇过多次失败，甚至波兰也曾数次战胜沙俄。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而对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真实的历史与康有为的描述存在显著差异。
《波兰分灭记》作为康有为所著的作品，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康有为违背了史学的严谨性，在书中随意编造，充斥着不实之词。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尽管书中存在不足，它确实为光绪帝实施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勇气。对此，有学者曾作出如下评价：
“该书称波兰因守旧、不变法而导致亡国。然而，波兰之瓜分，并非在于其守旧，而是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之使然。康有为巧妙地改编了波兰历史，将之简约为变法即存、守旧即亡的逻辑，甚至称‘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点出‘制度局’这一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