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南康军（今江西都昌县）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一个名叫程念二的平民被杀身亡，而嫌疑最大的，是他的妻子阿梁和奸夫叶胜。但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杀夫案竟然前后审理九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往返多次。缘何出现这种情况？
案发：阿梁案的初审
阿梁案发生后，很快便被送到南康军司理院审理。由于宋代司法实行鞫谳（jū yàn）分司制度，将司法案件的审理分为推问勘鞫和检法议刑两大程序，地方上常常分别由司理参军和司法参军负责，实际就是审与判分离。审明案情的这一司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又称为“推鞫”“推勘”等。因此，司理参军又称为“鞫司”（也称“推司”“狱司”），司法参军称为“谳司”（或称“法司”）。司理参军的主要职责就是将案情审理清楚，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至于案件该适用哪条法律，判处何种刑罚则是由司法参军考虑。
按照这一制度，南康军司理参军对阿梁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审讯。最终审讯出的基本案情是：丈夫程念二本来身体有病。叶胜在行凶杀害程念二之时，阿梁若无其事地抱着儿子在门外徘徊长达半个时辰之久。等到程念二出声呼救时，阿梁才随声呼喊求救，但为时已晚，此时程念二已经伤重身亡。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审理过程中，阿梁供认其与叶胜通奸，合谋杀死丈夫。
审理程序推进到这里，司理参军的职责可以说已经完成。为了防止推勘过程中的不法和错误而导致冤假错案，宋代在推勘和检法两大程序之间，设置了录问程序，即由与案件审理无关系的官员再次对案情进行审查。录问之制大概起于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七日敕文：
“诸道州府，凡有推鞠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
宋代继承了这一良法，并逐步进行完善。录问之前，负责录问的官员须先审查案状，事无可疑，再提审囚犯，读示罪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不仅如此，州、县二级的录问程序也有所不同：县一级徒罪以上的案件，由县令及其属官聚问，没有疑问方将案件送到州；而州一级从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开始，严禁以该州所属官员录问，必须由邻州选官负责。其目的就在于将审讯阶段发生的错误一一纠正，防止带到下一程序，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然而，在录问阶段，阿梁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喊称自己冤枉。于是，本案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
重审：阿梁的反复称冤
除“鞫谳分司”外，翻异别勘是宋代另一个极富特色的司法制度。宋代州以上的政府，往往设置多个法院。州一级通常是以录事参军为首的州院和以司理参军为首的司理院。当犯人在某个法院（或是州院，或是司理院）受审时遇到障碍，或在录问时喊冤，则必须由另一个法院重新审理。如果再次喊冤，或临刑时称冤及家属声冤的，则必须由上一级的提点刑狱司等监司派官复审。这一过程称为“移推”或“差官别推”。这一程序实际上是司法机关自动复审，体现了传统的慎刑精神，尤其是防止错杀死刑犯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阿梁在录问时翻异，案件自动重审。关于重审的细节，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重审时阿梁并未再次翻异。至此，案件终于完成了审讯的步骤，进入检法议刑程序（也就是量刑）。司法参军根据推鞫程序中审明的案情，检索出可以适用的法条。由于宋代编敕盛行，法律条文繁杂，司法参军的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阿梁案涉及通奸及谋杀亲夫情节。按《宋刑统·贼盗律》规定：
“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
该条法律之下还有一条关于通奸杀人的注：
“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
所以阿梁的刑罚最重判斩刑，最轻也是判处绞刑。其区别在于阿梁是否知情，即阿梁抱着儿子在门口徘徊半个时辰的行为究竟是不知丈夫被杀，还是为叶胜望风，这决定了刑罚的轻重。因此，该案作为疑案被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经过讨论，向南康军行文，判处阿梁斩刑。然而，在案件宣判时，阿梁再次翻异。案件不得不再次重新审理。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阿梁一个弱女子，如何敢于一次次对抗地方乃至中央的判决？
翻异别勘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也是犯人的权利，但为了防止其滥用，对允许翻异的次数进行了限定。《宋刑统》规定：
“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决，不在重推限。”
可见宋初规定翻异次数最多为三次。到了南宋孝宗时规定：
“囚禁未伏则别推，若仍旧翻异，始则提刑司差官，继即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邻路监司差官，谓之五推。”
这时，翻异次数改为五次。但制度与实践常常并不一致。在实际司法审判中，翻异有时多达六七推而不能决。这是阿梁案久拖不决的制度性原因。
此时，时间来到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军的新任知军，他对阿梁案态度坚决，认为应该依照中央的判决，判处阿梁斩刑。于是，他向孝宗皇帝上书，表达了对该案的看法：
“夫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今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挥处斩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奸凶之人不得以迁延幸免，亦以耸动群听，使众著于人伦之义。”
朱熹作为理学家，从三纲五常的角度痛斥阿梁的行为，要求不再重审，并对阿梁处以极刑，以为警示。但即便儒家伦理如此，即便朱熹是南康军最高长官，该案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因此，阿梁便一次又一次地翻异，案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审。直到淳熙八年（1181）朱熹调离南康军时，阿梁案依然处于未审结的状态。
结案：阿梁案背后的宋代司法理念
淳熙十四年（1187），阿梁案的审理已达九年。阿梁本人前后翻异多达十次。案件当事人之一的叶胜也死在狱中。到了第十一次重审时，由江东提刑耿延年主审。由于该案当事人仅剩阿梁一人，其供词无法验证。在十次翻异别勘中，主审官也经历多人，牵连甚广。于是，耿延年将审理的案情上报中央，奏请皇帝裁决。刑部在向宋孝宗提交的报告中言道：
“今若便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十次所勘官吏皆合坐以失入之罪，干连者众。以一人所见而易十次所勘，事亦可疑；若不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又须别差官再勘。叶胜既已瘐死狱中，阿梁得以推托，淹延岁久，追逮及于无辜，委是有伤和气。窃谓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既不死，则所有前后推勘官吏亦难坐以失入之罪。乞自圣裁。”
孝宗皇帝最终下达了一锤定音的判决：
“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
该案是以“罪疑惟轻”的原则，减轻处罚，但在南宋司法实践中，这一刑罚是当时减死一等后普遍采用的处置，也算是情法两平了。刑部报告中所言及的牵涉官员众多，应该也在皇帝的考虑之中，从而达成了这样一个折中的处置方式。
这一长达九年的案件，即使在今天也令人惊讶。而宋代司法官员不厌其烦地重审此案，实际反映了宋代特色的司法制度及其理念。高宗绍兴时，大理寺右司郎中汪应辰奏称：
“国家累圣相授，民之犯于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详于听断之初；罚之施于有罪者，常恐未当于理，故复加察于赦宥之际。是以参酌古义，并建官师，上下相维，内外相制。所以防闲考覈（hé）者，纤悉曲备，无所不至也……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无偏听独任之失，此臣所谓特致详于听断之初也。”
汪应辰的这段话是对宋代司法制度的精辟总结。对于百姓犯罪，朝廷最为担心的就是“常恐不得其情”“未当于理”，即不能审清案情，正确地适用法律。故而在听断之初，就建立一套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司法机构。鞫谳分司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此，通过分司原则，互相纠偏，以达成“无偏听独任之失”，即司法公平。正所谓“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这种分司颇有“分权制衡”的意味。这当然不能与现代“权力分立”的理论同日而语，但它反映了宋人对于司法权运作的独特理解，通过鞫谳分司制度，划分司法权内部界限，互不干涉，使得各司其存，最终正确地适用法律，保障司法的清明。
同时，为了保障司法清明，除鞫谳分司外，翻异别勘也是十分重要的制度。这是阿梁案拖延九年的关键性原因。宋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复杂多样的犯罪行为，死刑案件的大幅增加不仅是对传统“慎刑”观的挑战，更加重了司法官员的负担，极易造成冤假错案。死者不可复生，死刑案件一旦错判，其后果不可挽回。因此，翻异别勘制度最为典型的运用就是在死刑案件中，它一次次给予犯罪者及其家属申诉的权利，并派出不同的官员，移送到不同的机构审理。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防止原审机构和官员徇私枉法外，也是要在一次次翻异中，不断纠正审判的偏差。因此，即使法律规定了翻异的次数，实践中官员们也并未遵守。宋代不惜以浪费司法资源为代价，也要极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人命至重”和“慎刑”的司法观念。
如果将阿梁案放在整个宋代司法制度下考量，我们发现它长达九年的审理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从这一个案件，我们能够看到宋代司法官员在对待涉及死刑案件上的谨慎。更进一步地说，以鞫谳分司和翻异别勘为代表的宋代司法制度，其背后正体现着宋人“尊重生命，重视刑狱”的人文精神和对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