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山河破碎，血雨腥风之下，荣氏企业也遭到致命摧残。当日寇采取怀柔政策，企图强制收买荣氏企业之时，在四面楚歌中独撑危局的荣德生严词以拒，作出了“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业界表率。
老照片：申新三厂全景，摄于1929年
沦陷八年，无锡40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近代工业被摧残殆尽，社会经济倒退一大截。
无锡荣氏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无锡两地，自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山河破碎，血雨腥风之下，荣氏企业也备受摧残。
1937年10月27日，在日寇敌机的轰炸和轻型机熗扫射下，设在上海的规模最大的纱厂申新八厂全部被毁。
被日寇敌机轰炸，损毁严重的荣氏在上海的申新八厂
祸不单行，地处无锡本土的荣氏企业也遭到敌机的狂轰烂炸。同年12月上旬，日军对荣氏在无锡的申新三厂采取了极为残酷的破坏手段。他们用硫磺火药将车间和机器炸毁后，又浇上柴油焚烧。结果申新三厂的栈房、轧厂、布厂、摇纱间悉数被毁，仅精、细纱间及电机间因钢筋水泥建筑残留了下来。
短短几个月内，荣氏企业所拥有的21家面粉、棉纺厂，除了在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及上海租界内的一些工厂幸免于战火之外，其余地处上海华界、无锡和济南的14家工厂悉数被日军损毁。荣氏兄弟为之奋斗半生的事业就此毁于一旦，而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损失更为严重。当荣德生从报上获悉沪锡一带华商纱厂被日寇焚毁的纱锭多达60万枚时，他怒斥侵略者：“如此破坏，哪里还像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
1938年，荣宗敬为免受日本人胁迫避走香港，不久便含恨而逝，唯剩荣德生一人在抗日的烽火中独撑大局。
国难当头，无偿支援匹夫有责
荣德生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刻下达全国抗战总动员令，仍期望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战事，而日军也没有立即摆开大战的架势，局势变得异常错综复杂。
对于战局，当时坊间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日两国必将进行全面交战，另一种则认为至多发生局部战争。荣氏兄弟也对战局持有乐观态度，他们希望卢沟桥的烽烟能够早日熄灭，重振事业，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已经不容再有任何幻想的余地，中国只有奋起反击，与侵略者进行一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英勇抗战，后方人民组织起强大的后援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荣氏兄弟就把济南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的方式充作国军第三集团军军粮。
淞沪之战爆发的第三天，无锡各界就组织起抗敌后援会，发起募捐，支援抗战。荣德生首先带头响应，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面粉5万包和其他许多慰劳品。他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返乡，费用全部由荣氏兄弟负担。
荣氏设在无锡的公益铁工厂原有各种机器100余台，专为申新纱厂制造自动布机和纺织机。抗战爆发后，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
拒日“收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工厂实施野蛮洗劫之后，为挽救日本国内财力的枯竭与资源恐慌，维护侵略战争军需，开始改变其海盗式劫掠方式，实行“以战养战”政策，采取军管理、租赁、合作等方式强行占领中国民族工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荣氏在上海和无锡的企业先后被“军管理”，由日军委托日方企业接管经营，之后日军又声称“发还”华商自己经营。但在其所谓的“发还”过程中，日方却设定了多道门槛刁难华商，以达到逼迫华商与日企“合作”的目的。
荣德生对日方的伎俩却看得十分清楚，他态度明朗，一定要无条件地把属于自己的产业全部收回来。由荣德生负责的申新三厂，也是荣氏所有企业中第一个向日方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发还”的工厂。
在申新三厂“发还”的过程中，日商威胁利诱，屡次对荣德生施加压力，并以邻近的振新纱厂已与日商“合作”为由，胁迫申新三厂也选择“合作经营”，为逼迫荣德生就范，还在申新三厂内任意搬走机器和物料。在日商的软硬兼施之下，荣德生意志坚决：“宁可毁灭搬空，绝不合作。”最终申新三厂得以收回。
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厂、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荣德生严词拒绝：“我是中国人，绝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写下一副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自勉。汪伪外交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讨好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国际饭店设宴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拒绝赴宴，由其子荣尔仁代往明确荣德生初衷，决不出卖工厂和人格。褚民谊见劝说不成，竟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大义凛然：“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氏旗下企业相继申明，各厂均为华商固有实业，岂容日商插手“合作”。抗战期间，荣氏各厂没有一个与日商同流合污的。
1940年，荣德生的次子荣尔仁遭匪徒绑架长达58天之久，1942年他的三子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当时，不少人劝荣德生向伪市政当局或托请权贵从中求情疏通，但他始终不允。
如此种种，呈现的恰是无锡荣氏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民族气节。
大后方迁移，保存民族工商业血脉整整八年抗战中，荣德生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不请客、不访友、不闲游，即使是棉纺、面粉同业公会的会议也从不出席。期间，他开始收购古董字画，此举不仅仅是为了消遣心中苦闷，他曾有言，“经过兵火蹂躏，中国古代文物一定大量散失毁坏，如不及时收集保存，日后恐怕就来不及了。”他曾想待战事平定后，在太湖边建造一个博物馆来保存这些文物。
自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之后，地处中国西部的抗战大后方经济基础弱，从上海、无锡、武汉、青岛等工业中心迁来的工厂设备与人员，成为实业建设的骨干力量。无锡六大民族工商业资本系统中，唯一向大后方迁移的只有荣氏，所迁工厂主要为无锡的申新三厂、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并在后方取得了大发展。荣氏此举，为抗战时期保存中国民族工商业血脉，为战后工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来华调查战时赔偿损失时，荣德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此项赔偿是中国政府出钱，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因为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谋恢复。如果由日本政府来赔偿，不管多少，我们都要，我们要向世界讨个公道，不能凭借强权就可以予取予求。”
同时，荣德生满怀喜悦地投入到了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这便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