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荆棘、坎坷。
苦难、挣扎、跋涉。
这一连串华夏民族诞生之初的记忆，似乎依旧讲述着那个久远年代的沧桑。西王母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温暖。
沧桑中，华夏民族巍然崛起。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之时，神农势衰，诸侯互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轩辕乃习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是华夏先祖第一次走进中华典籍，这也为李晓伟寻觅华夏祖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史记》中还记载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落之间的多次战争，作家李晓伟认为，华夏民族应是由代表东夷三苗九黎族团的蚩尤部落，代表神农族团的炎帝部落和代表轩辕氏族团的黄帝部落在长期征战和杀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李晓伟在他的著作《与大河同行，与昆仑同在》中，为我们还原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他写道，蚩尤族团最早居住在中原及东部沿海，主要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冶铁技术发达，而炎帝族团则是一个沿着渭水、黄河从西向东迁徙而至中原的西部羌戎族团，因为炎帝族团农业发达，所以被尊为神农氏。炎帝族团在东进的过程中，和蚩尤部落发生了大的征战，这场战争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炎帝族团在战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渭水流域的黄帝族团联手，把蚩尤部落赶出了中原地带。因为炎帝族团和黄帝族团同属羌戎部落，所以两个族团遂以兄弟相称。
后来，炎帝族团和黄帝族团之间发生了战争，黄帝族团取得了胜利，轩辕氏被尊为天子，华夏民族的身影终于从苍茫的大地上伫立了起来。时间大约在五千年前。
根据史书上炎黄文明脱胎于羌戎，并由西而东进的记载，李晓伟推断，炎黄文明的起源地，就是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的河湟谷地和黄河、渭河流域，这一带也正是西王母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域。
西王母和炎黄二帝同出一族
我省学者崔永红等人编撰的《青海通史》开篇写道：“在中国古代的传说资料中，有不少关于羌人的史迹，如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昆仑神话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是母权氏族社会西部羌人先民的生活与斗争，愿望与追求的艺术反映。”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西王母源于羌。
有关羌人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山海经》中。而在汉朝王莽时期，也留下了“羌献其鱼盐之地，仙海，西王母石室”的记载，对西北史研究颇有建树的李文实教授曾指出：“西王母乃氐羌最早的女首领的称号。”这些记载与考证，是对西王母源于羌这一论断最好的说明。
《史记》中记载：“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之兄弟也。”又说：“黄帝姬水成，炎帝姜水成。”据史学家考证，姬水在今天的甘肃夏河流域，姜水在今天的渭河上游支流或是湟水。在古文中，姜通羌。也就是说，黄帝、炎帝和西王母均出自羌戎部落。
李晓伟还说，在《山海经》中还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炎黄二帝曾经历过漫长的征战，有一次黄帝打了败仗，西王母曾派九天玄鸟协助黄帝，有专家考证，九天玄鸟，其实就是西王母的军事首领或是军事顾问，这足以说明西王母在那场推进华夏民族诞生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西王母曾帮助大禹治水
在华夏历史上，大禹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物。查阅相关史籍我们会发现，大禹和羌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史记》中记载，“禹兴于西羌。”《路史·后记》中说大禹是“西夷之人。”《潜夫论·五德志》称大禹为“戎禹”。此外，在《新语》《后汉书》中，都有关于“大禹出西羌”的记载。而《吴越春秋》有关大禹的记载最为详细。这部书明确指出，禹“产于高密，家于羌，地曰石纽。”石纽，就是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地区的石鼓乡，而高密是对密人国的尊称，“密人”为“女人”的谐音，专家怀疑，这就是大禹曾和西王母有过实质性接触的一个证据。
事实上，据史书记载，功勋卓著的大禹曾经真的和西王母国有过密不可分的联系。
荀子认为，大禹治水前曾“学于西母国。”另据《论衡》记载：大禹称帝后，曾“益见西王母”。
我们知道，历史上，大禹治水时曾真的留下过“导流积石”的记录。积石山有两种说法，一在我省黄河源头，一是我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积石峡谷，这两座积石山都是东昆仑山余脉，这里黄河骤然转弯，其峡如削，地势十分险要，其所处地域，亦属于西王母国。
李晓伟猜测，在大禹治水时西王母曾给过他很大的帮助，甚至有可能直接参与过这项伟大的工程。既然西王母有恩于大禹，大禹为帝后，西去“益见西王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实际上，近现代有关专家对我国地质的研究表明，在大禹之前，华夏大地上，还曾发生过三次大的洪水，中国古书中记载的三皇五帝都是在每一次华夏大地遭受洪水后人文复苏时期诞生的救世英雄，他们成为历史横断面上的标志性人物或是族团代表，而距今约四千年前的大禹，只是距现代人最近的一位因治水而成名的英雄。
西王母是华夏之母
学者李晓伟在另一本著作《西王母故地》中提到，近代与现代的一些学者，囿于现代实证考古学的绝对理念，对三皇五帝产生了怀疑，并因此断定他们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可在河湟谷地以及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西王母故国和中原文明之间的渊源，同时也引出了中原文明有可能发源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推断。
1956年，我省长江源头沱沱河沿岸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用于狩猎、击砸和切割的石器，这些石器，说明在远古时代，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
1982年，我省柴达木盆地柴旦湖南岸又发现了大批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发现，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推进到了3万年前。
此后，我省湟水、大通河、黄河三河间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更是不断被发现，青海的远古文明的发展脉络，渐次清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而这样的发现，到了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喇家文化遗址和柳湾彩陶的发现，达到了高潮。
李晓伟留意到，无论是喇家文化遗址还是柳湾遗址，都坐落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这样的台地不仅拥有着可以耕作生息的小环境，而且还具有防范洪水的功能，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远古时期，这样的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联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和近年来专家们对数千年前黄河曾频繁改道的地质发现，李晓伟认为，因为远古时期地质结构不稳定，华夏大地始终处于洪水地震的高发时段。黄河上游及其上游支流地区，很有可能就是地质结构相对稳定，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这也恰好能反映出史前文化遗迹在河湟谷地、在黄河上游地区、在渭河流域、在夏河两岸频繁出现，而在黄河中下游却很少见的原因之一。
还有，华夏民族形成的时期，正是羌人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段。一部分代表父系氏族文明的羌人，渐次从诞生地分离出来，并由西向东寻找新的家园，他们创造的文明也就呈阶次状由西向东传播渐进，并最终发展成为了文明程度更高的中原文明，而留在羌人原有的部族，依旧维持着母系氏族的状态，她们创造的文明形式，逐渐在历史的天空中黯淡。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以时间为依托的漫长过程，在轩辕到大禹千余年间，西王母始终与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留下了诸多记载。有专家因此指出，轩辕乃华夏之父，西王母是华夏之母，看来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