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度量衡”，就是计量物体长短、容积（大小）、轻重的统称，如果没有统一的度量衡，那么无论日常生活，还是科学研究，都会遇到很多麻烦。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统一了中国的度量衡，这是秦始皇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数千年领先世界的原因之一。
根据史记记载，中国度量衡应始于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因为治水需要相对统一的度量衡，否则完成大规模的测量和施工，于是大禹时代产生了度量衡，改写了此前没有度量衡的历史。
但问题是：中国历史极其悠久，农业起源于1.4万年前，天文学距今已有万年历史，没有一定的度量衡，古人如何生产生活，乃至贸易交流？果然，考古发现更早的证据，至少在距今4800年时中国已有度量衡的认知。
甘肃考古发现更早证据位于甘肃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前—4800年前，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史上极为重要，其中仰韶晚期地层（即距今4800年前）出土了一组极为特别的陶器，主要有泥质槽状条形盘、夹细砂长柄麻花耳铲形抄、泥质单环耳箕形抄、泥质带盖四把深腹罐等。
之所以说其特别，不妨先看看它们装载谷物的测量数据：条形盘的容积约为264.3立方厘米，铲形抄的容积约为2650.7立方厘米，箕形抄的容积约为5288.4立方厘米，四把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1立方厘米。除了箕形抄是铲形抄的两倍之外，其他三件关系大致都是十倍递增。（下图，大地湾遗址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这是该遗址的唯一一件男性头像彩陶瓶）
据此，不难得出三个基本结论：首先，至少4800年前，中国已经使用“十进制”；其次，制造如此精确的容器，必然需要一定几何知识，说明当时中国已经掌握一定几何知识；第三，这组陶器肯定不是简单的容器，如此精度的递增，必然是度量衡中的“量”，而这显然比大禹时代早得多。
除此之外，大地湾遗址的起始时间是6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4800年前，而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非洲智人在6万年前来到中国南方，当时世界处于末次冰期（最盛期发生于约2.1万年前），尤其中国北方的古人类全部被冻死，那么如何解释大地湾遗址？
中国天文考古证据更早与大地湾遗址的这组“质量”陶器相比，中国天文考古上的度量衡证据就更早了。
中国上古的天文测量，有两个重要工具，即规矩与圭表。汉代伏羲女娲像中，伏羲氏手执矩（直角的作图工具），女娲氏手执规（用来画圆的工具，长短两尺相交成直角而成）；圭表是用于“立表测影”的工具，其中“表”是腿骨，也就是股，正午日影通过“竖立的表”会在圭尺上“勾”出的影长，这就是勾股定理中的“勾股”由来。
距今9000余年的贾湖遗址，出土了骨制规矩。距今6500年的西水坡遗址，出土了用于立表测影的“表”，以及青龙白虎星象图等。距今4300年的陶寺遗址，更是出土了一根刻有20个刻度的圭尺，每个刻度对应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到的20个节气，其中第11刻度极为突出，现代实地测量发现是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也是周髀算经中记载的“一尺六寸”地中标准。
古人之所以发展天文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观象授时，需要掌握准确的农时，首先要掌握播种期。因为中国四季分明，播种期很短，一旦错过的话，来年将会饥荒。以立表测影来说，想要知道“春分”是否到来，就要与以往的春分日影长度对比，这里就必须要有相对固定的“度”，否则就没办法判断。
因此，上古立表测影的圭表，长度必然是相对固定的，即很早中国已有“度”。考古证据表明，起初古人是“以身为度”，故而才会出现以“股骨”为“表”，以今天眼光来看，不同的人股骨长度不同，但在当时已经是高精度了，也容易各个部落传播使用。当然，后来尺度越来越精确，陶寺时已用木胎漆绘圭尺。
让人费解的是，中国古代天文有着大量考古证据，但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等，纸面上的天文学很发达，却鲜有什么惊人的天文遗存出土。
由此可见，中国度量衡的起源，要比史记记载的早得多，至少距今4800年前，中国度量衡已经出现了。当然，司马迁只是记载了大禹“左准绳，右规矩”，并不代表司马迁认同度量衡就始于大禹，或许司马迁也不了解度量衡的起源历史。
夏商周时期，文献与考古实物表明当时已有成熟的度量衡，但因为存在残缺，如今还不能完全了解。至秦汉时期，考古发现相关实物，如今基本清楚此时的度量衡，比如张仲景的有些老方子不好使，原因在于度量衡变化，导致后世剂量错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