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通行的历史叙事，至少在直观印象上，中华文明很难与西方相比，比如以下两点：
春秋战国时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但古希腊属于商品经济，甚至已能进行大规模的跨海国际贸易，航程极其惊人。
如今中国诸多学科中，知识点基本都是以西方人名命名的，偶尔才有一两个以中国人名命名，西方似乎是科技文明的唯一创造者。
正因诸多此类表述，于是出现了“中国对人类贡献几乎为零”、中国一无是处的奇葩认知。但问题是，中国如此庞大的国家，又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传承，焉能一无是处？如果一无是处，为何曾在2000多年内，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实力持续稳居世界第一呢？对于这个悖论，与胡适反目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留下批评当时学术界盲目西化的一席话，至今仍有教育意义，仍值得中国人思考。
钱穆为何会与胡适反目？
傅斯年曾是北大校长，闻名天下的历史学家，但他却说过这么一句话：“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其中，“钱某人”就是国学大师钱穆。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傅斯年是胡适开山大徒弟，而胡适与钱穆恩怨半个世纪。学者李敖曾说：“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问题在于：钱穆曾对胡适非常敬仰，两人一度也是北大同事，那么钱穆为何会与胡适反目？其实，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网上不少文章将两人的恩怨由来，解释为双方交往的误会，但笔者认为钱穆与胡适的反目，更多的是方向之争，双方矛盾迟早会爆发。
胡适是一个很西化的人，是不是主张“全盘西化”学术界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他更偏向于西化。在历史研究中，他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据此他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之说，认为西周历史不可信，夏商都不存在，与西方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
与胡适不同，钱穆没有读过大学，却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与“一代宗师”，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其中，《国史大纲》是在抗战中快要亡国时写的，为了亡国之后复国之用，他认为只要历史文化在，中国就不会灭亡。
因此，胡适与钱穆的历史认知差异很大，发生矛盾是迟早的事情。傅斯年也是一个比较西化的人，比如从不相信中医等，故而与钱穆也很难相容。当然，这里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寻路。
钱穆对西化批评的一席话
民国年间，由于中国太弱，于是很多文人“慕强”，进而崇拜西方历史文化，认为中国“一无是处”，胡适就曾说过中国人在道德、文学、音乐、身体等等“百事不如人”，还有不少文人主张“废除汉字、使用拉丁文字”等。
作为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研究的钱穆，对于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至今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仍有教育意义：
钱穆：“今天中国人的大缺点，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会实相撇过不谈，而专门滥用西洋几个空名词套上，硬拼硬凑，硬要叫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还要自觉地站起来，那么中国才有新希望。”
简而言之，钱穆认为当时很多国人以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文化，如此不仅让自己“一无是处”，而且还让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以文章开头的两个案例来说：
首先，春秋战国时中国真是“自然经济”吗？史书记载管仲、陶朱公、吕不韦等都有过跨国贸易，许倬云考证指出春秋战国中国商品经济发达，“论规模，论总人口，论都市数字，（春秋战国）中国古代的都市发展是罕有比伦的”。如此，焉能将当时中国定义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将莫名其妙的古希腊定义为“商品经济”？
其次，中国古代真没有什么科学贡献吗？以数学为例，古代中国数学非常发达，明朝时已经发展到半步跨入微积分的门内，达到了微积分之前的巅峰。但在西方语境下，中国古代数学一无是处，教科书上基本没有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反过来，如果以中国标准衡量西方呢，那么微积分之前的西方数学基本一无是处。
说到底，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文化，自然觉得中国一无是处，但如果以中国标准，比如用“仁义”去衡量西方，那么西方还有什么？或许只能得出西方至今还处于野蛮时代的结论！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虽然钱穆的这番话已有百年历史，但如今国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却依然习惯以“西方中心主义”去看待中华文明，甚至很多观点都上了教科书，最终不仅贬低了中华文明，还“硬要叫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
其次，以传统眼光来看，元清时期中国未亡，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传承没有断绝，但如果当今“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那么将是“灭史亡国”，这是真正的亡国，到时候或许身体很强壮，但脑袋却会很空虚，就会被人轻松斩下头颅，比如苏联。
第三，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但更不能妄自菲薄。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包容性，正因包容与融合各种文化，中国才能持续2000年位居世界第一。因此，我们需要“择西方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前提是要以中国文化为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