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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史] 古人的河洛情结：洛阳的文化向心力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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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河洛情结：洛阳的文化向心力有多强？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倘若以口舌之能驳倒敌国来使，一展雄风，更有机会名留史册。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从洛阳迁都邺城，随后便派李谐出使南梁。梁武帝萧衍命令主客郎范胥负责接待。李、范二人聊着聊着，就开始为各自祖国争起“正统”身份来。

范：你们迁都邺城，那地方能称得上测影之地吗？

李：邺城跟洛阳相差不远，可以统而言之。

范：洛阳既然壮丽，何必迁都呢？

李：王者无外，到哪里都可以啊。

范：当年商朝是内乱危亡之际，才屡次迁都，贵国迁都是为了什么？

李：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俟于隆替。

范：我们大梁的都城金陵，王气兆于先代。从前就有“黄旗紫盖，本出东南”的说法。君临万邦，就该在这种地方才对。

李：就你们这条件还能跟中原比？黄旗紫盖，最后还不是得入洛。

字里行间，范胥始终试图以魏国放弃洛阳一事作为武器，来否认北朝的合法性。所谓“测影”，是古人深信不疑的一种确认盛世的方法。洛阳在当时人的世界观中，是“土中”，即天下中心点。在洛阳立圭表，测出的影子越短，就代表白天越长，等于上天认可了当朝皇帝的治绩。换言之，定都洛阳，才是王朝承接天命的象征。纵然李谐竭力反驳范胥的说辞，号称迁都邺城不会对东魏有什么危害，但当范胥搬出金陵王气之说时，他还是只能以洛阳在东魏疆域内，作为魏国拥有天命、是华夏正统所在的依据。

南梁与东魏文人的这次较量，虽然不乏戏谑挑逗之情，但它误打误撞与现代考古发现契合起来：河洛地区确实孕育了早期的中国认同。

河洛汇流景观，位于河南巩义。

洛河在巩义境内流淌33千米后注入黄河。历史上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号为“天下之中”的文明发祥地

谁与周室比肩

熟悉西汉开国史的朋友，应该都听过汉高祖刘邦起初欲定都洛阳的故事。娄敬一眼看出刘邦的用心，问他是否想要“与周室比隆”？刘邦非常爽快地承认此事。即便之后娄敬以古今形势各异为由，力劝刘邦放弃都洛的想法，汉高祖依旧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在留侯张良的劝诫下，刘邦才终于命“车驾西都关中”。

周成王时，周公营造洛阳东都，固然是千古美谈。但离刘邦更近的，明显是春秋战国定都洛阳的周王室衰微不振，以至诸侯各自为政的历史。刘邦在经历了令“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的楚汉战争后，还对定都洛阳有这么大的执念，细想之下似乎颇有些反常。想对这个问题有合理的解释，就不能以今天的视角去看。事实上，即便到战国末期，周王室仅剩百里之地的时候，河洛一带依旧被看作是天下的中心。

《战国策》中，张仪与司马错在秦惠文王面前争执秦国用兵的方向。司马错认为应该趁着巴国、蜀国相争，一举吞并巴蜀。而张仪却认为这是舍近求远：“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想要高官盛名，就得去朝堂。想赚大钱，就要去市集。现在周王室所在的河洛一带，等于天下的朝堂与集市。大王想称霸天下，放着这里不争，而去跟远方的蛮夷较量，这不是本末倒置？

类似的故事也在《史记·苏秦列传》里有涉及，说苏秦尚未功成名就之时，家人嘲笑他不务正业，都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以经营工商产业致富，才是洛阳一带盛行的风气。武力值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周王室，却是公认的商业之国。

按常理来说，弱小的国家往往处处受欺凌，难以提供安定的营商环境。不过，周室名义上挂着的“天子”头衔，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冯梦龙在小说《东周列国志》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评述：“周室虽衰，号为共主，七国攻战，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在没有确定自己拥有混一列国的实力前，谁也不敢冒着成为众矢之的的风险去对周天子动手动脚。洛阳在这样微妙的平衡中，意外得到长期的和平，从而稳定地保持着张仪口中“天下市朝”的地位。其实，史书中记载的我国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地方也是洛阳。周景王在公元前521年开铸“大钱”，一般认为这就是洛阳一带屡屡发现的平肩弧足空首布。1980年，洛阳市宜阳县柳泉乡花庄村还发现多达1789枚、总重61公斤的空首布（古代钱币的一种，其首中空），堪称同类窖藏之最。周景王力排众议，发行如此多数量的金属货币，足以作为洛阳商业在当时社会水平下，已经发展到领先时代的证明。后世诗词歌赋中，洛阳往往作为繁华富丽的象征出现，可以说正是周朝打下的基础。

东周平肩空首布。

这是周朝王畿内使用的布币。洛阳作为东周王朝的都城，被张仪誉为天下市朝，也是史书中记载的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地方

那么，在刘邦决心定都长安后，洛阳是否不复周代之盛呢？西汉末年，负责修补《史记》失传篇目的学者褚少孙，记述了一桩汉武帝与宠妃王夫人之间，关于该封儿子刘闳去哪为王的故事：

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阸，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

王夫人本想为儿子求得洛阳为封地，却被汉武帝拒绝了，理由是洛阳为“汉国之大都”，从刘邦开国以来从没有分封给哪位皇子。眼见爱妃脸色不好看，汉武帝只能另外割爱，将靠着海边，一向以号称富甲天下的齐地封给刘闳。

汉代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汉中后期，儒学真正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使得整个东汉王朝，出身经学世家成为官场中春风得意的一大前提。东汉首都洛阳因此具备了学术中心的性质。汉武帝初创太学时，五经博士下的学生名额只有50人。西汉末，王莽掌权，为“学者筑舍万区”，规模已扩百倍。东汉的洛阳太学更是惊人骇目，学生猛增至三万人。千年后，北宋大文豪苏轼还如此写道：“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

全国的精英人才汇聚洛阳，很快就引起连锁效应。众所周知，汉代典籍均为手抄形式，传抄的人一多，难免出现谬误，时间一久，大家手里的“圣人之言”就有了一堆不同的版本。而各类经文的标准版本，皆用漆书写成并藏于洛阳兰台之中。有些投机取巧者，便伺机行贿兰台官吏，“改兰台漆书之经，以合其私文”，将标准版的文句修改成和自己手上版本相同，以此试图在考试中独占鳌头。

汉灵帝时颇有声誉的宦官李巡得知此事，就向皇帝建议，召集大儒，将标准版的五经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口，让作弊的人再也无计可施。汉灵帝接受了这一提议，命学者蔡邕主导此事，耗时八年，在洛阳太学讲堂前立了46块碑刻，这也就是名动四海的《熹平石经》。据《后汉书》所载，熹平石经出炉之后，全国文人士子都前赴后继跑到太学抄录：“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每天都有上千辆的马车停驻在石经周围，把街道塞了个水泄不通。放到今天来看，春运时高速堵车也不过如此。可惜的是，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的同时，将洛阳全城都近乎毁坏。太学随之荒废，熹平石经无人保护，从此风雨飘零。至今，汉魏洛阳城遗址还时不时有石经的残片出土。

熹平石经残石，现藏洛阳博物馆。

熹平石经创制于东汉灵帝时，朝廷将标准版五经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口，供天下士子抄写，开创了我国历代将儒家经典刻为石经的先河

因为董卓的恶行，河洛一带迎来了千年未有的历史至暗时刻。曹植《送应氏》诗写道：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所幸的是，曹魏建立后，再次振兴了洛阳。魏废帝曹芳正始二年（241），魏国还模仿东汉，刊刻《正始石经》。这版石经的特别之处，在于“抄三遍”，每篇文章都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故而它有个更亲民的称呼：《三体石经》。

曾有一位少年，因为《三体石经》而改变了一生。他名叫赵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赵至从小见父母耕作辛苦，发愤要通过读书入仕，恩养双亲。在14岁那年，他来到洛阳太学之中，偶遇了一位正在《三体石经》前摹写古文的文士：“先生，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好吗？”

换做是你，正专心致志练字的时候，一边窜出个在自己身边徘徊许久不肯离去、还开口问你姓名的孩子，也会觉得诧异：“你打听我是为了什么啊？”“没别的原因，看您的风采实属非常之人，所以好奇。”这孩子看人还真准：“我叫嵇康，字叔夜。”

两年后，赵至在邺城又遇到嵇康。这一次，他没有再错过，随嵇康一同前往山阳。“你头小而尖，瞳子黑白分明，有白起将军当年的风范。”嵇康常用此话来勉励赵至：白起名垂千古，你赵至又有何不可呢？

赵至也确实如嵇康所期，长成入仕后在断案上堪称有天纵之才，以“良吏”的身份，被举荐到洛阳。可惜，就在这时，赵至接到母亲早已病故的消息，衣锦还乡、奉养亲人的愿望落空。难以承受打击的赵至吐血而死，年仅37岁。而嵇康，也早在20年前，被司马昭处死。即便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希望朝廷赦免嵇康并命他来太学授课，也没有保下嵇康的命。“《广陵散》从今天起就失传了啊。”这是他最后的话。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斯人已逝，唯留刻石“昭昭千载”。

再造天理的洛学

倘若将河洛文化的兴盛期，与洛阳这座地区中心城市的兴废史，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大家就会发现，两者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以隋唐来说，南北朝结束之后，长安和洛阳进入两京并立的时代。但唐代本身佛教文化盛行，本土学术衰弱。经唐太宗努力，学员达8000余人的国学，到武则天执政时，已经是“学堂芜秽，略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

洛阳纵然一度升为“神都”，但终唐之世，这里的学术氛围都不能与汉魏时相比。唐玄宗直至唐昭宗的一个半世纪，唐朝皇帝再也没有巡幸洛阳。因此，与党争激烈、多次发生政变的长安不同，洛阳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世俗化和生活化，才是洛阳在中晚唐的主题。远离权力中心的纠纷，又是资源集中的东都，白居易这类退隐官员选择洛阳作为养老之地，可以说是相当明智的选择。

出人意料的是，洛阳下一个辉煌的学术时代，竟然出现在北宋。虽然宋代洛阳仍有“西京”之名，可是听惯了东京开封富贵风流的我们，似乎忽略了洛阳的身影。不过，宋代理学的重要支柱，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再次将洛阳拉到历史的台前。

二程文化园，位于洛阳市伊川县。

北宋大儒程颢和程颐曾迁居洛阳讲学收徒，结交名士。11世纪60年代后，因为反对熙宁变法的文人高官大多聚居洛阳，中国的学术中心便一同移到此。程氏兄弟的“洛学”正是其中的代表，程朱理学由此肇始

所谓二程，指的是北宋大儒程颢和程颐兄弟。其实他们都是在湖北武汉出生的，只是父亲程珦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任国子博士后，将其祖考的坟墓都迁到了洛阳伊川，并安家于洛阳履道坊，故而这对兄弟才成为“新洛阳人”。北宋洛阳的存在感，比不得唐代，但不变的是这里还是离京城较近的大都会。朝廷中的失势者和反对派，往往有机会在洛阳组织势力。

二程兄弟的“洛学”生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熙宁变法，期间也征询过程颢的意见，而程颢“得天理之正”“法先王之治”的主张，并不合神宗的胃口。很快，程颢就因不支持新法而遭贬斥，并最终于熙宁五年（1072），程家父子三人返居洛阳。此时，新法的反对者，如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都来到洛阳隐居。这些政治上短暂失势的大学问家，瞬间在河洛集合成一股庞大的在野力量。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如此形容二程在洛阳时高朋满座的盛况：“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程颢兄弟“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学者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里认为，11世纪的60年代与7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发生分离，前者转移到西京洛阳。不久，神宗的变法遭到挫折，王安石两度罢相，选择前往金陵闲散度日。而张载、邵雍两位大儒也于此时先后去世，他们的门徒许多都选择入洛转投二程门下。政治上的敌人倒台了，亦敌亦友的竞争对手消失了，二程学说进入了发展的小高潮。

不过，这一良好的环境并未维持多久。宋神宗的儿子哲宗与徽宗，都有继承父亲未竟的改革之志，即“绍述”。洛学人士被视为朋党中的一分子，受到打压：“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洛学人士因而有了新的追求，只争取思想权威，主张“道统”，隐然表示不接受政治力量的支配。简单来说，程颐通过重新解读《周易》《春秋》，否认秦之后的经学体系。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将前代的经学家们放在火上烤。洛学的声威之大，可见一斑。

1127年，北宋灭亡。洛学子弟随着朝廷南渡，在中原之外开辟了诸多传道的新场地。为笼络人心，宋高宗起用一批对洛学深有好感的官员。等到宋孝宗即位，洛学终于在朝廷里迎来久违的春天：“乾淳间，程氏学稍振。”此时，中国南北共有六支二程洛学衍生出的学派：道南、湖湘、永嘉、兼山、涪陵、金国郝氏。南宋中后期，二程与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成为朝廷认可的主流话语，并在后世80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超然地位。直到今天，程朱理学提倡的道德观，也依旧对中国的社会拥有无法磨灭的影响。其实，与其说是朱子学主导着中国自宋以来的学问界，不如说是源自河洛的文化，自远古以来，始终发挥着向心力，引导着不同区域的文明，汇聚在中华这一旗帜之下。

转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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