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从长期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也不高。虽然地方债问题很严峻，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也就100%多一点，明显低于美国，大大低于日本。
所以，我们守住底线的能力，还继续存在。
2、为什么我们的股市在过去10年基本徘徊在3000点左右，有上有下，为什么不能一步一个台阶，涨一倍，甚至涨两倍？ 这里面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
3、到现在为止，过去了两个多月，市场在3100点左右的位置稳住了，当然，信心的提振还需要继续努力......总体上，我对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信心。
4、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地方债务过重，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如果地方债务过重，地方又缺乏投资能力，经济怎么能稳得住？所以，关键还是结构问题。
5、现在全社会的共识是，中国融资结构里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间接融资的比重较高......但中国的权益融资占GDP比重基本上是全球最高，应该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融资。
9月2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新势新质新跃迁——2023金牛资管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作出了上述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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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从事国内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李迅雷在业内颇具影响力。2004年被世界金融实验室、《世界经理人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声望的100位证券分析师”（名列第三），同时也是《新财富》首届“杰出研究领袖”。
李迅雷在演讲中表示，短期经济基本企稳，政策留有余地。当前政策工具箱的工具比较充足，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发力，货币政策方面降准和降息的空间依然存在。服务业对于拉动就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政策层面应该要发展服务业。
对于经济数据在向好，政策面也非常好，而市场的表现相对偏弱的现象，李迅雷表示要找出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总体上，他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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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底线的能力继续存在
8月经济数据公布后，至少有一个结论，短期来看，经济基本上企稳了。
在经济企稳的过程当中，消费的贡献明显上升，从政策来讲，还是留有余地的。
今年上半年的刺激力度不是很大，下半年如果想拉一把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积压的能量还能释放出来。出口也是边际改善。
今年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也明显提高，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无论美国、欧盟或日本，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基本在70%以上，中国只有50%多一点，所以提升空间还有。
另一方面，大家都认为5%的目标今年应该能够实现。
因为，如果经济还有下行压力，我们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还是比较充裕的，比如财政可以继续发力，货币政策降准和降息的空间依然存在。
而且，虽然美联储不断加息，但是美国通胀率比较高，我们的通胀率水平接近于0，实际利率水平高于美国，所以我们还有降息的空间。
从长期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水平也不高。 虽然地方债问题很严峻，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目前也就100%多一点，明显低于美国，大大低于日本。
所以，我们守住底线的能力，还继续存在。
经济向好，政策很好，为什么市场偏弱？
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升投资者信心。 到现在为止，过去了两个多月，市场在3100点左右的位置稳住了。当然，信心的提振还需要继续努力。
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客观存在的。
比如，出口的下行，对未来就业会不会有影响？国际环境的不及预期，对未来的贸易往来，中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会不会有来负面影响？ 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
经济数据在向好，政策面也非常好，而市场的表现相对偏弱。我们要把弱的原因找出来，才能够对症下药。
要稳住出口的基本盘 比如我们最担心的出口，必须得找到出口的结构。 我们现在主要的出口贡献还是来自于欧盟、东盟、美国这些主要经济体。
下一阶段，如果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贸易能够保持稳定，出口的基本盘就稳了。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大概是美国的1/8，在对外合作方面，主次轻重上有更重的选择。
另外，我们一直说要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那么民间投资跟什么影响比较大？ 一个和预期相关，还有一个和PPI相关。
在PPI负的情况下，民间投资的增速也是负的，如果下个月PPI转正，对民间投资也能有一个带动作用。
怎么让PPI、CPI起来？ 在过去一年当中，日本股市涨得非常好，日本股市曾经也面临着长期通缩的压力，一旦走出通缩压力，全球大量的资金转到了日本。
如果我们的PPI、CPI都上去了，能不能吸引全球资金进来，能不能让民间资本起来，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服务业对于拉动就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政策层面应该要发展服务业。 因为现在有一个观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要打造制造业，不能让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太快。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美国的服务业占 GDP比重大概是80%，服务业对美国总的就业人口贡献是84%，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2%，对就业的贡献只有48%，如果服务业起来，对就业有很好的拉动作用。
而就业好，消费也好，消费好，CPI就能起来，PPI也能起来，对消化产能、促进民间投资都有一个拉动作用。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过快，就认为我们要发展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大概占全球份额的30%，但人口占全球比重的17.5%，用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制造业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因为全球经济都在走向成熟，所以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种刚性特征。
地方债务过重，关键是还是结构问题
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地方债务过重，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 我认为如果地方债务过重，地方又缺乏投资能力，经济怎么能稳得住？ 所以，关键还是结构问题。
我们提出的目标叫高质量增长，但现在的结构不太合理。
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事权，财权偏弱，财权跟事权并不对称。 如果暂时对称不了，就应该让中央政府多发债，用中央政府的债务来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
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中央政府信用好，融资成本低，这就降低了整个政府部门的债务负担、债务成本。
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头就在于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很小，但我们整个债务水平占比并不高。
所以，在政策层面，一方面要进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结构的优化也非常重要。
股市10年3000点，关键是上市公司质量问题
现在全社会的共识是，中国融资结构里直接融资的比重较低，间接融资的比重较高，所以我们应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但我要提一个疑问，直接融资的比重到底高不高？ 我们将美国、印度、南非、日本、德国这些主要经济体进行了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权益融资，包括IPO加上增发，加配股、可转债，累计起来跟美国差不了多少。
但考虑到我们的 GDP只有美国的2/3，如果把GDP作为分母，中国的权益融资占GDP比重基本上是全球最高。 也就是说，直接融资里的权益部分，融资规模是比较高的。
所以，不一定要继续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需要增加，但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融资。
毕竟有些上市公司融资后就“变脸”了，融资项目没有投到IPO招股说明书里，这就带来了问题。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股市在过去10年基本徘徊在3000点左右，有上有下，为什么不能一步一个台阶，涨一倍，甚至涨两倍？ 这里面的关键是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
上市公司上市时，ROE比较高，但上市后，ROE一步一步下台阶，这不是个别，是平均数。虽然我讲的是平均数，但实际上我更喜欢讲中位数，因为平均数很容易误导。
比如，在座的各位平均收入是多少？再加进来一个马云，平均收入又是多少？这差距会比较大。 但如果用中位数，就算加进了一个马云，对中位数基本没有影响。
我在计算时发现，美国标普500平均市盈率很高，大概30多倍，但它的中位数大概是20倍。
当前A股市值前10%的股票，相当于全市场5000多家上市公司里的500家左右，可以跟标普500相对应，市盈率的中位数超过40倍，而不是说现在沪深3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只有十几倍，但如果算一下中位数，你就会找到市场相对偏弱的原因了。
如果比较ROE，差距会更大。 标普500的ROE中位数是15%，A股市值前10%的ROE中位数只有5%。
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我对资本市场还是充满信心，在经济面临转型大背景下，居民资产配置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低迷是暂时的。
房地产长周期上升的时代基本结束了，而金融资产在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对资管行业来说，春天终将会来临。
政策层面也要分析一下，我们现在要活跃资本市场。
把资本市场细分，会发现港股最不活跃，而最不活跃的市场的估值水平最低。这方面是不是存在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
如果是被严重低估的，是不是需要在政策层面需要再加把力？ 所以，我一直在提，除了政策支持外，还要一些真金白银来推动市场。 当然，制度的优化也需要，比如如何对公司治理再进一步。
我们现在分红比例并不低，A股股息率水平在2022年大概是2.53%。股息率不低说明我们是具备一定的分红能力，这和监管部门这几年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密切相关， 但现在回购的比例比较低。
要让上市公司有动力去回购，需要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机制，比如股权激励、原管理人持股等方面还是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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