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七月，一伙戍守在桂林的想回家的徐州戍卒，在得知戍期增加时，在头领许佶、庞勋的带领下哗变，八百戍卒从驻地桂州（今桂林）擅自北归。这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哗变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新唐书·南蛮传》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此次兵变不仅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导致唐朝最终灭亡，更使各路藩镇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不断坐大，出身平民的军人集团崛起，终结了以血缘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贵族统治，中国社会进入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五代时期。
祸起南诏
桂林兵变的直接导火索在于南诏入寇。然而，南诏与唐廷之间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蜜月期”。
南诏是八世纪崛起于今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隋末唐初，在今天的洱海地区，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分别被六个国王统治，被称为“六诏”，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他们都臣属于唐。其中，蒙舍诏与唐关系最为密切。开元二十六年（638），唐玄宗封蒙舍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在唐廷的支持下，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并定都于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太和村）。
图片南诏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随着六诏中其他国家的消亡，南诏寻求扩张的诉求与唐朝廷希冀继续控制云南地区的意愿发生了冲突，双方渐生嫌隙。先是，天宝初年，剑南道节度使章仇兼琼急于求功，意欲开步头路，加剧了与云南东部乌蛮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位于今曲靖地区的西爨（cuàn）发生严重内乱，皮逻阁趁势扩张，控制了爨区，并扶植乌蛮势力。天宝八载（749），唐军与南诏军在滇东地区对峙，战事一触即发。
图片《爨宝子碑》（《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拓片
同时，唐廷地方官员的不当处置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七载（748），皮逻阁去世，阁罗凤承袭云南王王位。在此之前，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及其继任者鲜于仲通不断打压皮逻阁，双方已经发生矛盾。此后，姚州都督张虔陀企图利用阁罗凤是皮逻阁过继嫡子这一事实，意图在王位继承上以皮逻阁的儿子诚节取代阁罗凤，遭遇失败后借机发动了对南诏的军事征讨。天宝九载（750），阁罗凤携妻子到姚州拜访张虔陀。张虔陀不仅侮辱了阁罗凤的妻子，还勒索钱财，并向朝廷“阴表其罪”，同时集结大军，准备再次征伐南诏。阁罗凤被激怒，起兵反唐，杀死了张虔陀。
天宝十载（751），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通率八万大军征讨南诏，大军抵达曲靖后，“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掳掠”，并陈述利害“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但鲜于仲通却置大局于不顾，“唯言杀戮”，又扣留南诏使臣，遣大将王天云带兵绕道点苍山后，企图夹击以歼灭南诏军主力，迫使阁罗凤投靠对唐朝西南地区虎视眈眈的吐蕃。而此时唐朝府兵制崩坏，西南边陲的唐军战斗力也随之下降，更坚定了南诏投靠吐蕃、反叛唐朝的决心。在吐蕃的支援下，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阁罗凤称臣于吐蕃。天宝十一载（752），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南诏割据云南、对抗唐朝的局面至此形成。唐军战败后，宰相杨国忠耻于云南无功，经过两年多准备，在天宝十三载（754）怂恿玄宗派遣大将李宓率兵20万征讨南诏，结果，大军“弃之死地，只轮无返”，李宓也阵亡。
图片《南诏图传》。来源/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
自此以后，南诏在唐与吐蕃之间叛服不定。穆宗长庆之后，南诏逐渐取代日渐衰落的吐蕃，成为唐朝西南的心腹大患，尤其是自唐懿宗至唐僖宗的近20年间，南诏更是倾尽国力对唐的安南都护府和剑南道进行扩张。唐廷不得不屡次征调军队戍守南疆，此为庞勋之乱的背景。
逾期反叛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南诏攻陷安南，唐廷命令徐州节度使孟球招募三千士卒支援，其中八百人戍守桂林，约定三年派人接替。到了咸通九年（868），戍卒在桂林已守六年，他们屡次上书要求派人接替以便返回徐州。当时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情严苛急躁，朝廷“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崔彦曾听信亲吏都押牙（都押牙，唐朝节度使衙门所属牙将）尹勘的话，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为由，要求戍卒再守一年。戍卒家人听闻后，飞书桂林告知，引起戍卒愤怒。牙官许估、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九人，杀死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官庞勋为都将，夺取监军院的兵器铠甲，欲结队打回徐州。桂林八百兵变由此爆发。
桂林八百戍卒是此次起兵的基干队伍。他们原是徐州地区的藩镇军队，因“罢节”而逃匿，后被朝廷重新招募。《通鉴》咸通五年五月敕曰：“徐州士风雄劲，甲士精强。”起兵后，庞勋率兵经湖南，沿长江东下，过浙西，入淮南，直趋徐州。咸通九年（868）十月庚午，庞勋所部攻下宿州，并于两日后在汴河沿岸设伏击败了都虞侯元密统领的三千军队，元密所部“元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族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州”（《资治通鉴》），加上之前一路上的招降纳叛，此时的庞勋麾下已有六七千人。
从投降的官军口中，庞勋了解到徐州城中防备松懈，于是萌生了攻占的想法。咸通九年（868）十月乙亥（十五日），庞勋率军北渡濉水、越过山岭向徐州进军。这天傍晚，观察使崔彦曾方才得知元密兵败身死，于是挑选丁壮加强守备城防。两天后，庞勋率兵来到徐州城下攻城，旋即攻克。破城之后，庞勋派人囚禁了崔彦曾，杀死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藩镇官员，又分兵在周边攻城略地，相继占领濠州、滁州、和州等地，还派遣重兵围困泗州。为了壮大力量，庞勋积极吸纳周边投靠的军队和农民。除了在桂林到徐州途中纳入麾下的银刀都、鹏旗都、门熗都、挟马都等藩镇衙兵以及招降的元密所部，他还招徕了徐州城中的原有官兵士卒和周边地区的土豪势力，以及淮北等地因连年水灾生活无着的农民。《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新唐书》“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记载书影。来源/[宋]欧阳修《新唐书》（清乾隆武英殿校刻本）
同时，作为藩镇军人，庞勋一直有节度使情结，利用囚禁的崔彦曾幕僚温庭皓“使为表求节度使”，但遭到温庭皓的拒绝。当时，徐州有一人周重，以才自负。庞勋派他草表，将所部比附为两汉末年兴复汉室的军队，志在匡扶朝廷，同时夸耀自己拥有十万军队，占据徐州、濠州、滁州、和州之地，本有逐鹿中原的意图，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官职，并威胁称若不顺意，即起兵攻向关中。
唐朝在得知庞勋起兵打回徐州后，派遣高品康、道伟带上敕书前往抚慰。咸通九年（868）十一月，道伟抵达徐州，庞勋亲自出郊迎接，“自任山之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展示自身力量，同时再次上表请求节钺“附道伟以闻”。不久，庞勋听说朝廷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但没想到敕使只是来斥责崔彦曾没有及时抚慰以致发生叛乱。庞勋大失所望，囚禁了朝廷敕使。求官失败后，庞勋在咸通十年（869）四月在大彭馆将囚禁的崔彦曾等人杀死。
庞勋上表求官之后，很多人认为他被授予节度使的官职指日可待，为谋求进身之阶，纷纷加入。此时庞勋麾下云集了光州、蔡州、淮南、两浙、兖州、郓州、沂州、密州等地的“群盗”和徐州地区的部分农民。在都梁城全歼戴可师率领前来镇压的三万大军后，庞勋所部声势大振。
曲艺画像中的庞勋形象
唐廷闻讯大为震惊，立马重新部署军队，调集重兵围剿。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为迷惑庞勋，派人游说他，答应为庞勋向朝廷请求节度使的官职。庞勋因贪图官职轻信了令狐绹，下令息兵待命，暂缓进军淮南。这时唐廷任命兖海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替代作战不力的王晏权，魏博节度使也派出薛尤率兵一万三开赴徐州。曹翔所部驻扎藤县、沛县，薛尤所部驻扎丰县、萧县，之前就已赶到战场的康承训率七万唐军驻屯柳子之西，对庞勋领导的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同时，沙陀族朱邪赤心也率领骑兵三千，配合唐军作战。面对来势汹汹的围剿官军，庞勋一面派部下分兵守卫，一面在徐州紧急征兵扩充军队，《资治通鉴》记载：“（咸通四年十月）城中男子悉集毬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但新征募的军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与唐军难以相提并论，往往一触即溃，庞勋所部损失颇多。同年十月，唐军步步紧逼，开始诱降庞勋部下，“约勋降者，当赦之”“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庞勋部下的军心被进一步动摇，郑镒、李衰、朱玖、李全裕等人纷纷投降。
唐末，唐朝军队集合以应对黄巢之乱的场面。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咸通十年（869）七月，唐军相继攻占襄城、招义、钟离、定远、留武、小睢、蕲县、沛县、第城、临涣、丰县、徐城、下邳等地。月底，康承训占领宿州，守将张玄稔、张实、张㐵以数万人与之激战。张实秘派人与庞勋约定攻打宋州、亳州。宋、亳两州是西去长安的必经之地，如果攻下必能迫使唐军回援。然而，此时张玄稔叛降于唐，导致唐军轻取符离，进而围困徐州。
此时庞勋已经带领主力西攻宋、亳二州，城中兵少，人心动摇，崔彦曾旧部路审中趁机偷开城门放唐军进城。徐州被唐军占领。得知大本营徐州被占领，庞勋率兵加紧进攻宋州、亳州。咸通十年（868）九月，占领宋州南城，北城也唾手可得。但由于张玄稔叛变，唐军康承训所部得以抽身追击。为避开康承训率领的唐军主力，庞勋不得不引军东去，但不想先前已投降的李衰拆毁了蕲水上的桥梁，致使庞勋麾下的军队在河边难以渡河，被康承训和沙陀人组成的八万联军追上。此时的庞勋所部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人困马乏，疲惫不堪，面对唐军力战不敌。庞勋等人战死，部下或阵亡或投水而亡。
庞勋北上路线图
庞勋战死后，余部在吴迥率领下仍然坚守濠州，与唐军对峙。最终因城中粮尽，在突围时被唐军尽数剿杀。自此，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由庞勋领导的兵变被唐廷彻底平定。
余波未已
尽管这场由徐州戍卒在桂林发动的、庞勋领导的兵变前后仅持续了一年两个月，且最终被唐朝调集众多藩镇彻底平定，但正如水缸中的水被激起之后产生的余波，兵变的余波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政局走向。对此，历史学者王寿南认为：其一，乱事由地方性扩展到区域性，很容易引发全国乱事；其二，桂林之乱前，兵乱甚多，民乱亦有，但兵乱与民乱合一则不多见，桂林戍卒之乱初起纯属兵乱，及至徐州，民助庞勋攻城，遂形成兵乱与民乱合一，军与民同叛，不仅显示叛乱之力量强大，也象征全国对唐室效忠心理的减弱。
自安史之乱后，唐廷财政仰给东南，但庞勋所率的变兵活动区域主要在两淮地区，严重威胁了江淮漕运。尽管历时不长，但在此期间几乎彻底切断了唐朝经济命脉，给了唐朝以致命打击。
唐末藩镇割据战斗场面。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同时，庞勋之乱也让天下看清了唐对地方掌控力的下降。庞勋乱兵从西南边陲一路打回徐州，在初始时人数较少，却如入无人之境。正是通过庞勋之乱，唐积弊已久的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纪不良、人心思乱被充分暴露出来，表明唐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无能虚弱，成为唐朝社会危机总爆发来临的预示。经过这次骚乱，“倡戈横行……兵连不解， 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 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对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庞勋之乱应为唐朝崩溃的第一幕，而黄巢起义是唐朝崩溃的第二幕。
尽管平定了庞勋之乱，唐廷对位于徐州的武宁镇仍颇感无力应付，不得不对武宁镇军民做出某些让步。平乱后，唐廷颁布了《平徐州推恩制》，宣布赦免徐州军民，并蠲免赋税。（《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
唐朝廷采用怀柔政策安抚武宁镇军民，是希望他们不再滋生事端。在王式斩银刀军后， 朝廷将武宁节度降为徐州团练使，同时肢解其辖区。而庞勋之乱后，朝廷唯恐武宁军民因“为支郡则粮饷不给，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而归怨朝廷再生事端， 遂于平乱次年又颁布《改徐州为感化军敕》，恢复了徐州的节度使、观察使等建置。（《唐大诏令集》卷九九）
希望以怀柔的手段感化徐州地区军民，这是唐廷的美好愿望，某种意义上也确实部分满足了徐州军民的诉求。但对如何安抚庞勋叛卒余党之中心问题则仍无解决之道，这导致唐廷的最初设想化为泡影。平乱后仅半年多，“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谕之”。庞勋余党仍在啸聚山林，抗拒官军，制造祸乱。有些武宁军士也欲效仿“桂林戍卒擅归故事”。《资治通鉴》卷252载：“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未至成都， 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
以上表明，所谓的平乱仅仅是恢复徐州、剿灭庞勋及其部分党羽以及打散乱兵的组织，徐州地区军队的骄悍习气并未消除，反而因唐廷对庞勋余党的姑息而得到助长。徐州之兵更加骄纵。同时，庞勋之乱也让民间纷纷造兵自保，这些散居于兖、青、郓、齐之间的武装，或占据山林，或潜伏村寨，成为之后黄巢起义的骨干力量，最终彻底动摇了大唐的统治。
唐末藩镇割据局面局部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镇压庞勋之乱的过程中，康承训引沙陀骑兵参战。这是快速平定乱兵的重要原因，但庞勋之乱暴露出的唐廷统治虚弱，引起了暗藏野心的朱邪赤心的注意，沙陀人开始有了“轻唐之心，窥中原之志”。王夫之在评论康承训引沙陀镇压庞勋之乱时认为，这不仅开启了唐朝崩溃的总序幕，更是今后中原屡遭外族入侵的开端。
可以说，由八百戍卒在桂林引发的兵变，不仅成为唐末大动乱的前奏，点燃了唐末社会总危机的导火索，更深刻影响了之后几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向，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蝴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