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靠海这一要素，安徽和江苏如同双胞胎一样，被淮河和长江分为淮北、江淮之间、江南三个不同的地理单元。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之前是一个省：在明代是南直隶，清初则称为江南省。

直到康熙年间，清政府出于种种目的，才把江南省一分为二，分立江左、江右两个布政司，成为安徽、江苏两省的源头。有趣的是，分治之后江左布政司（安徽前身）长期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办公，而江右布政司则驻扎苏州。直到乾隆年间，江左布政司迁至安庆，江右布政司移至江宁，江南才正式从历史上消失。

曾经的江南省，不仅包括现在的安徽、江苏两省，还有现属江西的婺源、上海等地。但江南省为什么不按照河流东西走向划分成几个省，这就很有讲究了。

首先，不按山川地域划分省界这一原则，实际上在元朝设立行省时就已经考虑到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行省形成割据势力。这从现在各省的行政分界线中就可以看出一二。

比如，与四川关系密切、风俗接近的汉中被划给了陕西，这就等于拔除了巴蜀的第一道防线。同样，作为东部重镇的徐州，元代属于河南江北行省，现属于江苏。而对于防守徐州十分重要的临沂、台儿庄等地则属于中书省直辖，现在是山东的地盘。还有对于江汉平原十分重要的南阳，被划给河南，从而使南阳盆地的北大门从此洞开。



明朝废除行省，却沿用了这一原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江南省的前身南直隶。众所周知，明初建国的时候定都于南京，称应天府。到了永乐年间，首都迁到北京，但南京依然作为陪都存在，保留了六部等一整套的中央政治体系。所以南京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视。南直隶的设置实际上充分考虑防守南京的需要。

除了南宋这个相对孱弱的政权外，历代只要形成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南京都是南方政权都城的首选。所以南北相争，围绕南京形成了三条极为标准的进军路线。其中对南京构成直接威胁的就是中线与东线。

中线，从中原腹地的河南出发，突破襄樊防线，取江汉平原，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西晋王睿楼船破吴，走的就是这条线。但这条线有几个难以突破的关键节点。一个是安徽曾经的省会安庆，它扼守通往下游的要道，地位十分重要。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国藩的湘军就曾和太平军在安庆周边拉锯长达两年之久。而安庆的失守也意味着天京（南京）的门户洞开。

接下来重要的节点就是采石矶，这也是防守南京的最后一处险要关隘了。当年海陵王南征就是在采石矶惨败，成就了虞允文的千古英名。而朱元璋正是在采石矶渡江成功，打开通向集庆（元代南京的称谓）的大门，最终成就大明二百多年的丰功伟业。

这两处如果守不住，南京就要直接面对南下大军的刀锋了。

与中线的一种选择不同，东线有三条附属支线可供选择。而这三条支线都围绕着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展开的。这个城市就是徐州，河流则是曾经水患不断的淮河。

北方南下的军队突破徐州外围后，拿下徐州就可以按照下面三条路线展开。往西，渡淮河取寿春（今寿县）、合肥，进入巢湖，获得水军训练基地。之后与中路会合，直逼采石。中路取宿县（今宿州）一路南下，直逼南京的的北大门浦口。不过这一路也有一个障碍，那就是滁州，“环滁皆山也”可不是一句虚话。

东路形成的时间较晚，要到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后才最终形成。那就是从徐州沿大运河一路南下，取扬州从下游威胁南京。元末最后的名臣脱脱就曾率百万大军沿这条路线南下镇压起义军，却在张士诚坚守的高邮城下折戟沉沙。元廷丧失了最后一支可以依赖的中央武装，只能在察罕帖木儿等军阀的支持下苟延残喘，直至被驱逐回草原。

清代大运河作为南粮北运的关键所在，倍受重视，苏北一系列城市因此受益匪浅。这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大运河作为交通大动脉的作用，从京师（北京）调集兵马，解决运输难题。还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就是充分利用了这条线路。

不过这三条路都受限于淮河。淮河虽是古代四大名水之一，但支流有限，中下游有大片的平原存在，十分有利于兵力和物资的集结与展开。这与长江南岸被大大小小的支流割裂的地形完全不同，有利于南方政权的防守。所以有一种说法：守江必守淮。

所以当清代拆分江南省的时候，这些因素必须考虑到位。如果沿长江、淮河分割两省的话，对原先防御南京的设置削弱有限。倒不如不考虑风土人情，由南而北分割，把南京的屏障抹除殆尽，只留下便于控制的苏北大运河一线。

这种布置方式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把长江以北到黄淮分水岭广袤的地区人为分割，使其难以形成合力。这里现在看来十分不起眼，但却是古代王朝不稳定因素的核心所在。

尤其是苏北和皖北，气候物产、风土人情都十分接近。早在先秦时期就处在几个诸侯势力的交界处，成为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地方，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故而民风彪悍。尤其是黄河夺淮之后，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化，进一步强化了本就强悍的民风。

从秦统一天下开始，每逢乱世，这里都会成为风暴眼。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隋末杜伏威统领的百万江淮起义军、唐末以几千徐州戍卒为核心最终形成数十万人的庞勋兵变，以及拉开大元覆灭序幕的颍州红巾军起义都是来自于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上民众反抗暴政的战斗性从未削弱，即便是号称多慷慨激昂之士的燕赵大地也自愧不如。毕竟来源于燕赵大地的大规模义军只有新莽时期的铜马军和隋末窦建德义军称得上大规模。

更要命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二成就一统天下的基层政治集团——刘邦的丰沛集团和朱元璋的淮西集团都来自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实现联合，万一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就该统治者头疼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太平天国期间仅长江以北的安徽境内就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以皖北雉河集为中心崛起的捻军，一度成为太平军后清廷最为难缠的对手。如果再有苏北尤其是徐州一带的民众加入，清政府面对的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而不沿着长江淮河划分，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反而因为省内南北差异过于明显，安徽、江苏两省内部难以形成合力。尤其是江苏，直到现在都不太接受南京的指挥，徽京、散装江苏这样的趣称就是最好的写照。

当然这些只是从军事和政治角度上来考量，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考虑。那就是江南省巨大的体量！江南省区域过于广大：“江南，府一十四、州一十七，县九十六，盐运司一”，“东抵海，东南抵大海，南抵浙江界，西南抵江西界，西抵湖广界，西北抵河南界，北抵山东界，东北抵山东界”。

面积广大的同时，耕地数量和田赋规模更是远超全国其他省份。当时的全国耕地为五百四十九万三干五百七十六顷四十亩三分七厘零（很佩服当时的统计人员），江南一省的耕地为九十五万三干四百四十五顷一十三亩五厘四毫零，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强！耕地多，自然赋税的比例也很大！更可怕的是在科场上，来自江南的学子占到一半。明清时期半数以上官员都有过在夫子庙江南贡院苦熬的经历。

这么一块宝地在清初让统治者头疼不已。不管是被明朝残余势力掌控，还是被清廷内部某位实力派人物控制，都足以让最高层寝食难安。清末，当曾国藩的湘军基本控制了安徽、江苏两省（原江南省）最精华的部分，就有湘军将领劝进曾国藩的暗地操作。如果老曾当时没有把持住，历史将会彻底改写。
清朝灭亡后，鉴于历史的惯性和其他因素的考虑，这种分割就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个富甲华夏、人杰地灵的江南省也就永远停留在史册上，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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