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战场的大局中——略谈淮北挺进支队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首先说明一个概念，本文中淮北挺进支队的“淮北”，与全民族抗战时期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淮北”，不是同一个地区。全民族抗战时期淮北根据地的淮北，华中局曾有明确表述。1941年8月23日，华中局致彭雪枫、邓子恢、刘子久并中央电：“划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为淮北苏皖边区。”这就是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淮北”区划。淮北挺进支队名称中的“淮北”，则主要是指抗日战争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七分区（淮北七分区）的区划，也可以说是特指以今泗洪县境为中心的洪泽湖周边地区（包括今泗阳运河以南、宿豫和宿城运河西、盱眙、睢宁和安徽泗县、五河、灵璧等地），下文中的“淮北”，主要是指这个地区。
洪泽湖和以洪泽湖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明确提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并指出：“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1947年初至1948年3月，华中军区淮北挺进支队（亦称淮北支队）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全力支持下，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重建了淮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决策
全民族抗战时期，洪泽湖地区是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核心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这里又是坚持苏中、淮南的重要地带，拱卫山东解放区的前沿，也是华东战场的前沿，严重威胁国民党军交通运输大动脉津浦线的安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苏北、华中我人民解放军主力北撤山东，华东战场向纵深发展时，这里又成为华东战场的后方和延伸，是策应华东战场的重要一翼。
淮北党政军委员会（淮北工委）书记、淮北挺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摄于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底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大军压境，淮北是其首先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于7月18日对淮北地区发起攻势。9月中旬两淮失守，淮北解放区不断沦陷，至11月下旬，七分区党政机关和分区主力撤至运河以东，淮北终为国民党军所完全控制，我党我军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以洪泽湖周边为核心的淮北地区，把这一地区放在华东战场以至全国战局中进行布局。据时为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张震将军回忆，七分区退出淮北、国民党军屯兵宿北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即电示华中，指示张震率部挺进淮北敌后，坚持淮北游击战争，拖住敌人，减少正面战场压力。华中军区首长考虑宿北战役即将开始，第九纵队正处于正面钳制敌人进攻，掩护主力集中，因而未行即时抽调第九纵队挺进淮北。
淮北挺进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汇川
1946年12月中旬，华东战场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取得宿北战役大胜，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导下谋划鲁南战役。就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发起鲁南战役之际，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月5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及谭震林电，指示：“九纵全部应去淮北睢、宿、灵、泗地区恢复工作。”并指出：“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望按此方针部署工作。”
淮北挺进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学武
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1947年1月3日至16日，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委托刘瑞龙主持，召开了淮北工作会议。期间，张震传达了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命令，确定成立淮北党政军委员会（又称淮北工委），组建淮北挺进支队，打过运河去，重建淮北根据地。
淮北党政军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恢复淮北的斗争，由饶子健、赵汇川、王学武、王烽午、张灿明、陈元良、李任之组成，以饶子健为书记。同时，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抽调第七十七、第八十一两个步兵团和骑兵团两个大队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共3300余人，组成淮北挺进支队，由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赵汇川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学武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烽午任政治部副主任。1月18日，淮北挺进支队从宿迁北强渡运河，直插洪泽湖边，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方针，执行重建淮北解放区的艰苦艰巨任务。
二、解放惨遭蹂躏的淮北人民群众
1946年11月下旬的淮北撤退，不仅丢失了淮北解放区，更是给淮北解放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刘瑞龙曾说：“这样撤退，使淮北400万人民，3万多党员，成千上万未来得及撤退的干部、地方武装、休养人员，从此毫无保障地遭受敌人蹂躏。群众在九年斗争中，已和我党建立了血肉关系，干部、党员、武装也是九年艰苦培养出来的，根据初步统计（九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我们丢在淮北的武装3742人，机熗34挺，短熗201支，干部将近2500人（县级60人，区级347人，乡级2078人)，伤员及分区机关工作人员约500人，总计干部、武装、伤员近7000人，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淮北撤退后，国民党反动派即很快在此建立了县、区、乡级政府和保安队，汉奸、恶霸、地主“还乡团”卷土重来，对我解放区地方干部、基本群众大肆镇压，关押、吊打、熗杀、活埋、奸淫抢掠、反攻倒算，无恶不作。仅泗南一县，被敌吊打、熗杀、活埋者即达1200多人，使淮北解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淮北撤退时，还有部分党政军同志撤退到洪泽湖上，在七分区敌工部长姚克、泗南县委书记洪沛、洪泽县委书记王化东等领导下，成立了洪泽湖临时工委，整编队伍，利用洪泽湖的天然屏障和有利地形，与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土顽、“还乡团”进行艰苦卓绝的坚持斗争，使革命的火种不灭。
1982年，解放战争初期坚持洪泽湖斗争的部分同志在合肥留影。前排左起：郑文舟、左政、洪沛、王化东、戴胜五、朱淑华、羊静、黄传珍、杨献文；后排左起：张垣、徐宝成、周世广、吕德华、刘凯顺、郭体祥、马俊起、王克、欧远方。
全民族抗战时期，洪泽湖西畔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和淮北党政机关所在地，党政军民在反“扫荡”反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淮北失守，父老子弟遭殃，作为第四师部队改编而来、与淮北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淮北挺进支队官兵，决心挺进淮北，挽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路，重建淮北，使淮北重新成为人民群众的淮北。
正如刘瑞龙同志所说，淮北群众正在“盼望我们回去，是亲是眷，非亲非友都热望着我们”，“我们淮北的党有责任营救淮北人民，营救那里的干部党员，不容许汉奸反动分子在那里放肆，压迫老百姓。淮北是我们党九年经营的革命阵地，有着我们的革命事业、革命组织，不能丢掉，我们淮北的党有责任保持这个阵地。”
正是怀着“营救淮北人民，营救那里的干部党员”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淮北挺进支队和淮北工委在饶子健等率领下，于1947年1月18日晚强渡运河，一路横扫敌顽，挺进洪泽湖畔，于24日即到达洪泽湖边，和坚守湖上的洪泽湖临时工委胜利会师，展开攻势，至3月中旬半城战斗胜利，先后收复了洪泽、淮泗、泗南、泗阳、泗宿等县广大地区，重建了12个区67个乡的民主政权，使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重新获得了解放。
4月中旬，华中局指示淮北工委改为淮北地委、淮北军分区（后又改为七地委、七军分区），饶子健任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随后，经过艰苦反复的“拉锯”作战，秋季以后淮北斗争逐渐转入主动，至1948年3月宿东战役胜利，由挺进淮北站稳脚跟到不断发展，收复土地23000平方公里，解放人民群众150余万，先后重建和新建了淮泗、泗阳、泗南、泗宿、盱凤嘉、泗灵睢、泗五灵凤、灵北、宿东9个县级政权，并在邳睢铜和萧铜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在重建淮北解放区的斗争中，淮北党政军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一边战斗，一边组织土地改革。淮泗县重建后很快进行了土改试点，然后迅速展开，在3个月时间内，全县凡是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全部完成。
到1947年9月淮北挺进支队主力出击时，部队在前面打，政权在后面跟着建立，立即进行土改，发动群众惩奸分田。11月23日，淮北地委专门发出《关于土地改革和建党工作的指示》。此后土改全面开始，到次年春胜利结束。在淮北地委领下，先后在淮泗、淮宝、泗阳、泗南、泗宿、五河等六个县的41个区、255个乡、1088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使人民群众成为了土地的主人。
淮北党政军十分重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挺进淮北之初，面对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淮北党政领导号召全体指战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上下齐心渡过难关。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干部都做到：节约每粒粮食、每颗子弹、每一寸布。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在征收公粮时，规定征粮标准一般不超过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并对贫农进行照顾。
由于大力进行土地改革，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广大翻身农民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缴纳公粮，全力支持淮北区的斗争。全区有4000多农民参加充实了主力部队。淮北解放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依靠全体指战员和各级地方组织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困难，在物质上保障了战争，赢得了胜利。
1986年，饶子健将军（前排左四）和当年淮北挺进支队第七十七团老战友合影。
三、配合华东战场主力作战
1947年6月30日夜，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区。之所以挺进大别山区，是因为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同时，大别山区曾是红四方面军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而在此前1月中旬的淮北挺进支队奉命挺进淮北，笔者认为和挺进大别山有着相似的战略目的和战略优势，都是为了开辟战场，钳制敌人，配合作战，是一次小规模的“挺进大别山”，也可以说是挺进大别山的预演。
对于挺进淮北，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提出：“总的目的是，开展和坚持淮北游击战争，创造和坚持淮北根据地。具体地说，在惩奸、复仇、分田运动中，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胆放手摧毁反动统治，逐步恢复我党在淮北广大农村中的统治地位，加紧我们的工作，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配合正面战场主力，在淮北地区准备反攻，以便收复全部失地。”这就明确指出了，淮北挺进支队有重建淮北，坚守淮北，配合正面战场主力的任务。挺进支队的领导们充分认识到，挺进淮北，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我军出现在淮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能有力地牵制与打击国民党军队，配合全局作战。事实证明，淮北挺进支队在华东战场从前沿转向纵深后，艰苦奋战于国民党后方，在华东战场上坚决贯彻执行了配合全局作战的战略任务。
1947年1月下旬，淮北挺进支队到达洪泽湖畔后，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大批土顽（指国民党的县、区、乡武装和“还乡团”），支队首长决定采取避“广”（即国民党桂系军队，指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打“土”，避强击弱，避实击虚，敌进我进，相机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首先围绕洪泽湖边开展机动作战，恢复了淮泗地区。
3月上旬，抓住战机，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发起半城战斗，攻克半城，并全歼来援之敌，俘中校副团长以下316人。随着战斗的胜利，恢复了泗南、泗阳、泗宿3个县的大片地区，牵制了洪泽湖周边的敌人。华东局发电勉励：“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打开局面、站稳立足点的光荣任务。……对'淮支’同志作战之英勇、行动积极、指挥灵活，甚感欣慰。”
为了消灭淮北挺进支队，从3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军孙良诚部3个团，冯治安部3个团，驻泗县、青阳桂顽第五十八师一个团，联合驻众兴、洋河的第六十旅、第六十一旅各一部，总兵力达10个团以上，加上地方保安团队、“还乡团” 等反动武装，分进合击，对淮北挺进支队实行了长时间、不间断的反复“清剿”“扫荡”，企图寻找挺进支队主力决战。此时，重返淮北斗争进入最尖锐、复杂、困难的时期。
对此，淮北党政军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继续以洪泽湖为依托，稳步前进，由洪泽湖阵地向四周发展；继续坚持避“广”打“土”，避实击虚，敌进我进，在可能情况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一部。按照这一方针，淮北挺进支队围绕洪泽湖，特别是在湖西地区牵着敌人大兜圈子，反复“拉锯”，寻机歼敌。直至7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序幕，挺进支队始终牢牢地钉在淮北解放区，有力地策应配合了华东乃至全国战局。7月下旬开始，淮北挺进支队开始发起反击，先后进行了香城、新行、曹庙和解放管镇、青阳、泗城战斗（即泗东战役）。从9月初到11月下旬，先后攻克管镇、青阳、泗县城等重要据点，解放了泗城以东的大片土地，恢复了一部分区乡政权，使泗南、泗阳、泗宿等县基本上连成了一片。
随着坚持斗争的胜利，形势的好转，1948年3月下旬，华东局、华东军区决定成立淮北军区，淮北挺进支队正式改编为淮北军区独立旅。5月，又以淮北军区为基础成立江淮军区，同时成立中共江淮区委。在江淮军区编成内，江淮区委委员、军区副司令饶子健按党委分工，率领独立旅和第三十四旅，继续战斗在淮北广大解放区。11月上旬淮海战役打响，8日，饶子健奉命率部从宿迁一带火速挺进赵墩，与敌展开激战，为切断黄伯韬兵团西撤徐州，全歼黄伯韬兵团立下了首功。
江苏泗洪金锁镇的少先队员代表正在准备向淮北挺进支队无名烈士墓献花
挺进淮北时，淮北工委书记、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曾郑重表示：“我们一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依靠同志们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来战胜敌人，重建淮北根据地，决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说，挺进淮北的斗争堪比自己亲历的红军长征。
在1947年一年的淮北历程中，挺进支队历经大小战斗236次，伤亡副团级以下指战员1284名，另有357名失去联络。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淮北挺进支队始终艰苦转战于淮北地区，成为华东战场的坚定后翼，为华东战场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虽然淮北挺进支队名称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淮北挺进支队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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