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阵杀将自古就是兵家大忌，即便不通兵法的人，稍加思索，也能明白其中的肯綮。大战在即，将士们最需要鼓舞士气，而临阵杀将，则动摇了军心。历史上因此而惨败的，比比皆是。
然而，安史之乱甫一开始，唐玄宗便犯了此忌，杀得还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当时大唐帝国军界的台柱子，号称“帝国双璧”的高仙芝与封常清。
高封两将非常能打，均成名于西域，前后担任安西节度使。二人在西域战绩辉煌，远征大、小勃律、竭师国、石国，可谓横扫西域，罕逢对手。在大唐军界，二人也成为仅次于安禄山与哥舒翰两大巨头的三四号人物。
开始之乱爆发后，面对唐玄宗，封常清将胸脯拍得震天响，说要“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玄宗大喜，对他委以重任。封常清与高仙芝作为第一拨与第二拨反击力量投入了战场。
但是，安禄山造反蓄谋已久，而且十大藩镇他独掌其三，手下军队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其他藩镇。这次起兵，更是遴选了其中十五万精锐，其战斗力相当可怕。
而高封两人带领的队伍却是临时招募的市井之徒，与凶悍的边军相比，这些人简直是螳臂当车，而且封常清六万、高仙芝五万，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及叛军。所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
果不其然，封常清在武牢关与叛军刚一相遇，便一触即溃，但名将就是名将，即便是乌合之众，封常清也组织起五次反击，有效迟滞了叛军的进攻。然而，实力终究相差悬殊，封常清放弃了败走洛阳，与进军到陕郡的高仙芝汇合。
昔日的战友相会，封常清感慨万千，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据之。”(《资治通鉴》)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安禄山兵锋太盛，不可硬拼;其二，陕郡无险可守，应当放弃;其三;潼关无兵，一旦失手长安危险，我们应该防守潼关。对于老搭档、老战友，高仙芝非常信任，而且封常清所说也确实合理，于是二话不说，便率领大军退守潼关。
事实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刚一入关，叛军便尾随而至，看到他们有所准备，才悻悻离去。
同时，封常清一连三道奏表，向玄宗阐述了叛军强大的实力，以及敌我对阵形势，并亲自前往长安面圣。但是，玄宗此时正在气头上：你封常清当时怎么对我说的?丢了东都不说，还怂恿高仙芝撤退!不但奏表一封不看，还命令封常清返回前线，以白衣在军中戴罪立功。
此时，玄宗派去的监军宦官边令诚也起了坏作用，他为了逃避丢失国土的责任，对玄宗进了谗言：大军避敌锋芒，他说是畏战不前;退保潼关是战略撤退，他说是狼狈逃窜;来不及请示，他说是抗旨不尊。更为无耻的是，边令诚多次向高仙芝索贿不成，竟诬陷高仙芝克扣军粮。玄宗盛怒之下，下旨将高仙芝与封常清赐死。
从军事上来说，高封两人的决策是无可挑剔的，潼关对长安来说太重要了，后来玄宗也是这样执行的。那么玄宗为何还要犯兵家大忌，临阵杀将呢?仅凭边令诚的谗言吗?
我认为决不是，应该还有两方面原因：
01首先，战役的结果与玄宗的期望值相差太大。当初，不论是宰相杨国忠，还是大将封常清，都将牛皮吹上了天，这才短短几天，又说贼锋不可挡，你们跟天子闹着玩呢!当初派你们二人去，是与叛军决战的，结果封常清一触即溃，五战五败，高仙芝更可恶，望风而逃，朕的东都洛阳与五百里大好河山就这么没了?
玄宗英明一世，老了却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将气撒在了高封二人身上。
02其次，东都沦陷，五百里国土不战而丢，政治上影响太大。从军事上考量，高封二人这样做无可厚非。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战机稍纵即逝，不急请示就行动也有情可原。然而，玄宗一生虽然经历丰富，但从没上过战场，对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缺乏直观的认识。
他仅看到了东都沦陷，五百里国土不战而丢的事实，这样的结果，将在朝堂之上与万民之间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动摇了举国上下打击安禄山的决心，所以才认为高封二人罪大恶极。
总之，奏表一封不看，对敌情不认真研究，而连杀二位对叛军已经熟悉的名将，是玄宗晚年昏庸的突出表现;是自毁长城的糊涂之举;是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做法。之后，玄宗只能寄希望于已经倒在病榻之上的哥舒翰，造成了更大的失败。
当边令诚得意洋洋的带着敕书来到潼关，宣判了高封二人的死刑后，封常清毫无惧色，甘心受罚，只是将最后一份奏表交给了边令诚，请他转呈陛下。面对克扣军粮的罪名，全军将士为高仙芝大呼冤枉。然而，命数使然，两位将军同日毙命。
高仙芝与封常清两位名将磊落的风骨与高尚的节操可俯仰于天地;他们的作为，无愧于军人的荣誉。
